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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于1889年4月14日星期四出生于帕尔姆（Palm）帕丁顿车站旁边其叔公的住宅里。婴儿的名字本身便承载着很多东西，纪念着他的著名叔父阿诺德（老）和一生极为成功的祖父约瑟夫。由于他的父亲事业坎坷，孩子肩负的期望与日俱增，因为母亲将越来越高的希冀与憧憬倾注到儿子的身上。只有英雄般的成就才能满足如此高的期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回应方式是从童年起便坚持不懈地培养自己的超群记忆力和卓越的文字技巧。他的课程作业质量远远超越了同龄人的水平，并在日后成长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史学家和政论家。

汤因比家族来自林肯郡。小阿诺德的曾祖父乔治·汤因比（George Toynbee， 1783—1865）是一个富有的农民。乔治的第三个儿子约瑟夫（1815—1866）是一位在伦敦执业、受人欢迎的耳鼻喉科医生。他负责治疗维多利亚女王的耳聋症，并且治疗效果不错，从而在当时的知识精英圈子里赢得了不少人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和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i Mazzini）都在他的朋友与熟人之列。 ^[1] 约瑟夫在医学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出版著作宏富，最后由于在实验中接触过量氯仿而英年早逝。

这场灾难对家族产生了严重影响。毫无疑问，约瑟夫医生在行医时收受史无前例的高额诊费，从而在去世前积累了大量财富，足以维持其守寡妻子所习惯的体面生活。当她于1897年去世时，她的小儿子、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父亲哈利·瓦尔普（Harry Valpy）继承了自己的那一份遗产（遗产在8个子女间分配）。这份遗产可以为他提供每年200—300英镑，恰好相当于他当时薪水的一半。 ^[2] 尽管如此，约瑟夫·汤因比早年的那种挥金如土、勇于冒险的精神从家族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打细算和勉强维持其中产阶级上层地位的艰苦奋斗。 （原书页码：4）

对于约瑟夫的第二个儿子阿诺德（1852—1883）而言，这意味着他想读大学就必须争取获得一份奖学金。但阿诺德（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于1873年被牛津大学录取，并在1877年获得学士学位。作为一名本科生，这位青年给他的同龄人和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在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结束本科学业时，他的导师本杰明·乔伊特先是为他谋得了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次子的专职导师差事，随后在有教职空缺之际让他当上了巴利奥尔学院的正式教师。阿诺德（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883年去世时为止，当时他年仅30岁。

后人在回顾时很难评判阿诺德·汤因比（老）的声名，因为他展示才华的方式是谈话，而非写作；而他的讲话与报告节录、由他的姐妹在其去世后出版的寥寥几封信件读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本杰明·乔伊特在阿诺德（老）去世后写道：“他的一生最引人注目和令人称奇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也就是……他的与众不同。” ^[3] 乔伊特在致阿诺德（老）的姐妹的一封信中声称：“我确信他是我所了解的最优秀人物之一。”

关于他的情况，我们明确知道下面两个事实：首先，阿诺德（老）成为了巴利奥尔学院的一批青年人的精神偶像；他们要求对教会与社会进行变革，从而消除他们自己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他们的身体力行包括在大学假期里住在伦敦的穷人中间，并在一位热情洋溢的英国国教派（Anglican）教士主持下同工人们讨论“自然与上帝的法则”。最后，阿诺德·汤因比（老）同穷人交流的努力促使他的一批崇拜者们在伦敦东郊建造了一座汤因比纪念馆（Toynbee Hall）。这座用旧住宅改造的建筑被用于展示一位牛津大学教师的生平——他倡导将大学教育中至少一部分福利开放给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们。

其次，阿诺德·汤因比（老）试图修正并更新色调阴郁的经济学，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消除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他在一次关于英格兰工业革命的报告中讲道：“道德应与经济学合并成一门实用学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指出后者的法则是荒谬的，还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文明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 我们已无从知晓，倘若阿诺德（老）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将会给经济不平等现象开出何种药方。阿诺德（老）不是社会主义者，或许甚至从未听说过马克思（Marx）；至少他现已出版的残篇（其中并无一部业已定稿的完整著作）几乎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任何线索。但阿诺德（老）的早逝引发了他的家人以及更广范围内受他非正式场合谈话影响的人们对他的狂热崇拜。人们在讨论“社会问题”（the social question）时言必称阿诺德（老）——一战爆发前的数十年间，这种讨论在态度严肃的牛津大学本科生与教师中进行得十分热烈。 （原书页码：5）

阿诺德·汤因比（老）的生涯对他最小的弟弟哈利·瓦尔普·汤因比（1861—1941）产生了深刻影响。家族中的幼子哈利在父亲约瑟夫猝死时年仅5岁。他在完成学业后一度参与过茶叶贸易；但年轻的哈利很快感到办公室的按部就班和他的职员同事们索然乏味。他渴望像哥哥那样进入大学任教；但阿诺德（老）在给他的一封教训口气明显的信中向他保证，大学里的教员跟生意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不要打算放弃你现有的工作，除非你真的找到了一份你能够胜任、对你而言更为适合，并且能够让你谋生的职业……茶叶生意并不是毫无希望的。”

到了阿诺德（老）去世的1883年，哈利确实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他当上了慈善组织协会（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在亨普斯特德市（Hempstead）的支部部长。那是贵族和富裕中产阶级为通过济贫来实现穷人自助而建立的一个私人组织。跟阿诺德·汤因比（老）的愿望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消除下层阶级同自己之间的鸿沟，但却采取了更为立竿见影的现实手段。在1875—1913年间，慈善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是另一位来自巴利奥尔学院的人物——查尔斯·斯图尔特·洛赫（Charles Stuart Loch）。在他的领导下，慈善组织协会成了济贫福利事业中的排头兵。协会经费来自私人捐赠；福利工作也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只有各支部中的骨干职员才能拿到薪水，并且薪酬不高（或不如说是寒酸）。即便哈利于1898年升任两大支部之一的部长，手下管着几个地区支部时，他的工资仍然只有每年400英镑。

在效法兄长阿诺德（老）的榜样、毕生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哈利·汤因比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棘手的麻烦。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持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已习以为常的上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且在大多数兄弟姐妹比自己过得更好的情况下，哈利为追求理想而付出的代价日益显得难以承受。他的哥哥、比阿诺德（老）小3岁的佩吉特（Paget）与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佩吉特在阿诺德（老）去世后已成为汤因比家族的非正式掌门人。佩吉特缔结了一门好姻缘，成了一名乡绅，从而得以毕生致力于对但丁（Dante）的学术研究。佩吉特的舒适生活方式和哈利的捉襟见肘构成了强烈反差，威胁着家族的内部团结。佩吉特试图帮助弟弟的优越感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其结果是哈利和佩吉特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两人对对方都颇有微词。

哈利同莎拉·伊迪丝·马歇尔（Sarah Edith Marshall，人们总是称呼她伊迪丝）于1877年7月的完婚无助于他的经济拮据。因为他的岳父、一位伯明翰企业家已失去了自己的工厂和其他一切财产，因为银行家们拒绝提供他完成自己工厂建造火车车厢的金属、木料工序所不可或缺的贷款。 这对新婚夫妇没有另置新家，而是同约瑟夫最小的弟弟、年老且固执的“哈利叔公”（Uncle Harry， 1819—1909）住在一起。那是一位退休船长和卓越的气象学家。丧偶的他整天在伦敦上西邦尔街（Upper Westbourne Terrace）12号的一座简陋但体面的房子里踱步。21个月后，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在这里出生。 （原书页码：6）

近8年后，汤因比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乔斯林（Jocelyn）于1890年来到人间。随后于1897年出生的玛格丽特是该家庭的最后一位成员。阿诺德的两个妹妹都年幼太多，无法成为他的玩伴。他早年的重要人际关系都是同成年人建立的：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他的母亲；和善可亲的保姆与哈利叔公竞争着第二把交椅。他的父亲工作过于辛苦，回家时满身疲惫、心力交瘁，无法同儿子建立轻松温暖的父子关系——无论父亲多么热爱、欣赏自己的儿子并期待他诸事顺意。

伊迪丝·马歇尔·汤因比（1859—1939）是在她儿子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人物，直到后者于1913年结婚后才让出这一位置。她是个有主见的女子，坚定地信奉英国国教、英格兰爱国主义、她本人的责任感和同儿子的母子情分。她在少女时代藐视成规，以至于在那个英格兰的大学拒绝接收女性入学的时代追求高等教育。在剑桥大学，女孩们可以像男学生一样学习大学科目并参加考试，只是不能获得学位而已。于是，伊迪丝·马歇尔便在日后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前身注册，选修了一门现代史课程，并在考试中获得甲等。事实上，只有她和另一名女生在那一年的历史课考试中得到了甲等成绩——即便在那个轻视女性的时代，她们取得的这一成绩也是具有纪念意义和引人瞩目的。她后来曾在学校里教过书，但在婚后放弃了这一事业：当时的传统观念要求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留在家里管理仆人、主持家务。

我们无法从现存史料中得知，被局限在传统强加给她的生活模式中的伊迪丝·马歇尔·汤因比究竟作何感想。我们手头并无证据可以表明，她不是真心认可应当且必须牺牲自己的教师生涯以便承担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新角色的。但她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面对着非同寻常的困难。首先，她并不真正是家里的女主人——那座房子属于哈利叔公，并且他早在伊迪丝和哈利搬进来前已在那里住了许多年。在退休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遵守着一整套规矩；由于早已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在坚持这些原则方面毫不退让。 因此，伊迪丝在家中的权力远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妇们所期待的水平。她那飞扬跋扈的天性必然在这种限制下变得愈发火爆。

此外还有收入问题。她丈夫的薪水让他们连考虑搬出去单独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伊迪丝和她的丈夫从孩提时代起便熟知的真正体面生活如今已遥不可及。但他们也有自尊：即便他们无力追求外表光鲜的生活，但穷人仰人鼻息的耻辱地位也是无法接受的。现实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关起门来，尽可能地减少与他人（如汤因比家族中更富裕的成员）来往。他们很少参与娱乐消遣，通过在日常花销上精打细算来维持符合自己身份的绅士地位、文化与独立性。但他们家里还有佣人——常住家里的一名厨师和一名保姆，以及负责清洁打扫的钟点工。如果连这些开销也要精简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 （原书页码：7）

关于伊迪丝·汤因比婚后头几年遭遇的困境，我们可以从她的儿子所讲述的、关于她如何创作自己署名的唯一一部作品——一部苏格兰儿童史——的内容中略知一二。当小阿诺德快满4岁时，他的父亲认为这个家庭已无力继续雇用负责照料他的保姆了。但保姆已成为家中的重要角色；于是伊迪丝劝说丈夫开恩，因为自己可以利用免于照料孩子省下的时间写一本书，希望用这本书的销售收入来填补保姆工资的支出。这一计划实现了：伊迪丝的书如期完成，并且她从出版商那里拿到的20英镑足以多支付保姆一年工资。于是，母亲校改的清样稿上散发出的独特墨香便留在了汤因比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中。

伊迪丝让儿子充当自己作品章节的试读者，在睡前为他高声朗读其中的每一章。这只是母亲执着地（并且获得了成功）将自己的历史观与世界观灌输给儿子的举动之一。母亲脑海中从剑桥大学课堂上学来的或从他人著作中高声念出来的历史故事成了小阿诺德睡前常规仪式的一部分。小阿诺德对历史的兴趣以及他青年时代想成为史学家的志向直接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 ^[4]

在上学以前，小阿诺德的玩伴注定寥寥无几。他的母亲和哈利叔公都鼓励过早对这个孩子进行文化教育和语言应用训练。例如，哈利叔公会奖赏他几个便士，以便鼓励他背诵《圣经》中的篇章。这一训练的结果是阿诺德·汤因比直到成年后仍能单凭记忆准确引述《旧约》与《新约》中的大段文字。事实上，哈利叔公是个狂热的宗教信徒。作为清教传统的信奉者和代表人物，哈利叔公将天主教视为英国国教制度的永恒威胁，并认为全伦敦只有一名教士关于下层教会的看法合乎他自己的标准。他对天主教和上层教会仪式经常进行的过分谩骂会令阿诺德的父母十分尴尬——因为后者信奉的英国国教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比那位老人接受的清教传统要宽容得多。

我们很难了解，这个小男孩究竟从大量背诵的《圣经》文本和叔公的抨击中接受了什么。他肯定没有毫无保留地赞同或顺从叔公的教训——父母的保留意见不允许他这样做。但颇为有趣的是，当阿诺德还在襁褓之中时，哈利·汤因比船长出版了一本题为《人世间最卑劣的事物》（ The Basest Thing in the World ）的宗教小册子，并在书中写道：“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对自我的偶像崇拜。” 45年后，他的侄孙忠实地复述了这一观点：区别仅在于后者讨论的是民族主义，将这种集体的自我崇拜视为人类的核心原罪；而哈利叔公讨论的只是个体的、宗教领域的“自我崇拜”。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哈利叔公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清教徒式的新教信仰渗入了那个小男孩的意识；尽管后者一直注意避免毫无保留地接受叔公的观点，这些思想还是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烙印，并构成了日后所有思想与著作的重要背景和语境。 （原书页码：8）

与此类似的还有同样贯穿汤因比童年最初记忆的、母亲为他讲述的英格兰历史的爱国主义版本。战争与战役在这部历史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但不列颠政体发展史中自由的演进和逐步完善提供了汤因比母亲历史观的统领原则。然而，萦绕在小男孩头脑中的故事主要是军事斗争：如英勇举动、关键战役和运筹帷幄。奇怪的是，根据现存的零散片断来看，海战中的英勇事迹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关注。

阿诺德现存的最早作品（配有大量稚气未脱的插图画作）描述了两支动物大军之间的厮杀。胜利一方的将领普格（Pug， 可能是他的一件儿童玩具）预言道：“你们这一代将会陷入懒散与怯懦之中，并被叫作‘人类’的种族征服……但人类很快也会自相残杀并陷入混乱，随后佩波（Peppo）的子孙们将统治全人类。它将‘占踞’（take possetion， 原文如此）印度与美洲全境，以及我们所居住的、叫作非洲的土地的一部分。他们将居住在一座名叫英格兰的遥远岛屿上，自称为英格兰人。他们最著名的王朝由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女王统治。你们这一代和你们的其他子孙将被佩波杀得一个不剩。”在这个故事结尾处的决战中，“强大的佩波子孙（Peppomights）屠杀了全部普格子孙劳动者（Pugwrights），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其实融合了《圣经》元素和汤因比母亲坚定爱国主义的儿童故事版本。在故事开头处，“普格是一片云，但他试图弄脏太阳”。于是他受到惩罚，变成了一只动物。他在动物形象的伪装下“造了所有树木和可吃的东西”。正如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样，他随后又在动物世界的其他成员面前扮演了法官与先知的双重角色。似乎早在正式入学前，这位日后的历史学家已经有能力建构一部虚构的、富有想象力的世界史了。但这部孩提时代作品的最惊人之处在于其中少年老成的遣词造句与故事本身表达的赤裸裸的血腥色彩之间形成的鲜明反差。

这些感情或许表明，童年时代与众不同的限制与刺激并未阻止幼小的阿诺德享受正常的男孩童年时光。夏日假期（通常在海边度过）是汤因比家庭生活中的固定节目。阿诺德那时可以骑车、游泳或跟父亲玩一种名叫“五”的游戏。但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哈利实在过于忙碌，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儿子。其结果是阿诺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一个人玩耍。他尤其喜欢连续几个小时玩自己的玩具士兵，这一习惯贯穿了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妹妹玛格丽特一直记得，哥哥会在放学回家后急匆匆地从存放玩具的盒子里取出自己的战斗队伍，把他们摆成行进队形，重复自己学前的消遣方式，并在幻想中体验指挥千军万马的乐趣。阿诺德专横地禁止两个妹妹动自己的玩具士兵。但在16岁那一年，阿诺德送给玛格丽特令她垂涎已久的山羊玩偶，它原本是属于阿诺德的威尔士燧发枪手团的。这件礼物是为了安慰她不要因为保姆的被迫离去而过度伤心——父亲出于经济考虑而做了这项决定。玛格丽特将这只山羊放在了自己的诺亚方舟上，并在80多年后仍然牢记着哥哥的慷慨。 （原书页码：9）

阿诺德体格健壮。从很小的年纪起，保姆或母亲几乎每天都会带他去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那座公园离他家很近，提供了让他奔跑嬉戏的开阔空间。但阿诺德一直不擅长做游戏。那并非由于他身体孱弱——他的父母都是运动健将。他的父亲在学校里的体育竞赛中拿过好几个奖杯；而他的母亲一生都是一位令人赞叹的健走者。因此，阿诺德遗传了健康的体魄与身板，能够不知疲倦地跋山涉水，并且是一名优秀的长跑健将。他欠缺的大概是板球等项目的早期训练，因而在入学后跟不上自己的同龄人。由于习惯了在读书方面鹤立鸡群，操场上的低人一头令他感到十分难堪。

他的回应方式是远离喧闹的游戏，最大限度地远离校内体育运动，并对所有这一类活动深恶痛绝。独自一人从事的活动——尤其是他钟爱的文学和史学研究——对他而言更有吸引力了。然而，这一倾向当然会导致离群索居式的孤独：这种状态贯穿了他的学生时代。即便当他在校内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时，他的智力成就已赢得了学校里万众瞩目的突出地位，他仍然在给母亲的信件中写道：“我在这里始终感到孤独；我永远无法融入集体或真正找到自己在学校里的位置。那是我不愿意当宿舍长（Prefect of hall）的原因之一。”

汤因比的母亲对儿子开展启蒙教育，教他识字并鼓励他绘画。两人之间建立起了彼此欣赏的关系——儿子以其早熟的才思敏捷配合着母亲的谆谆教导。对于她而言，儿子的前途无量构成了对丈夫事业前途日益失望的某种补偿。她的失望不仅是经济收入方面——尽管手头拮据和随之而来的、对如何支持儿子教育的担忧构成了哈利困境最为显眼的方面。然而，令他心烦意乱的还不只是缺钱。

首先，建立慈善组织协会的前提预设在19世纪90年代已开始成为过眼云烟。低三下四地请求家道殷实的人自愿帮助穷人，向他们提供建议，在审查其道德表现良好后提供一点小恩小惠，并且（就更宽泛的意义而言）试图在城市环境中通过强加一种高贵的义务来缩小贫富差距的事业在哈利眼中多少有点类似他与兄弟佩吉特之间的别扭关系。在英格兰乡村尚能维持的态度与阶级关系在伦敦是无法复制的；但这正是慈善组织协会试图完成的根本目标。

此外，同真正承担协会工作的有闲志愿者相比，哈利发现自己这个领薪水的职员处于一个含混且尴尬的地位。在处理具体技术问题方面，哈利要比其他人高明，因为他更懂得同穷人打交道是为了什么；但他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却低人一等，因为他在现实中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要低下得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哈利所选择的、为穷人服务的方式迫使他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以便恳请他们对自己和慈善活动的扶持对象行善。显然，这并非哈利放弃茶叶生意时希望换来的生活。 （原书页码：10）

最后，从19世纪90年代起，社会主义思想已开始在英国社会中流传开来，并动摇了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活动基础的传统认识。诚然，社会主义者的数量在一战前始终不多，但他们的声音已经响亮到足以挑战慈善组织协会事业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程度。因此，该协会对“社会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已不再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哈利·汤因比所投身的、为社会福利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事业只有在认可慈善组织协会的活动正当有效的前提下才是值得的。随着质疑声与日俱增，哈利的事业失去了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尽管现存证据并未表明实情是否确实如此）。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哈利于1907年从慈善组织协会离职，转而接受了皇家济贫法起草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s）交给他的临时差事——这项任命要求他前往英格兰北部地区进行长期考察。 这一任命结束后，哈利·汤因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在1909年住进了精神病院。尽管直到1941年才与世长辞，哈利再也没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年幼的阿诺德继续着他的正规学业。当母亲认为他已需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辅导时，汤因比的学业被托付给附近一位朋友家里的一名女教师。他在那里同比自己大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待在一起；他们取笑过汤因比，声称决定在长大后雇用汤因比当仆人。一年左右后，阿诺德成为迈达维尔区（Maida Vale）华威学校（Warwick House）的一名日课生。年满10岁时，凭借着一小笔遗产（以及减收学费的待遇），母亲将汤因比送进了肯特郡（Kent）的伍顿法律学校（Wootton Court），在那里可以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5] 在伍顿的学习履历使得汤因比有望进入一所顶级公学读书——那也正是父母对他的期望。但对于哈利·汤因比而言，这些学校的收费太高了。因此，对于他的儿子来说，进入顶尖学校的唯一途径便是争取获得奖学金。阿诺德为迎接这一挑战而全力以赴，忍受着远离家庭的孤寂带来的所有痛苦，严格自律、坚持不懈地完成各项课程作业——希望自己能够争取到一份来自某所英格兰顶级公学的奖学金。

因此，阿诺德离家住校的最初几年在塑造他毕生习惯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并未在所有科目上都出类拔萃。数学在他看来很难；有一次他还必须重修一学期几何学。另一方面，他在语言学习方面轻而易举地一马当先：因为他天生资质过人且经过了母亲和叔公等成年人训练的打磨。 （原书页码：11）

来自家里的信激励着他。在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含泪送别10岁的儿子三周后，伊迪丝·汤因比写信询问道：“你在班级里已经有了考试分数和名次了吗？我估计还没有；但如果已经有了的话，请让我知道你每周的班级排名。”一个月之后的信里写道：“我翘首以盼你周一寄来的信，好知道你获得了什么奖励。” 第一个暑假过后，来自母亲的压力放松了一点点：“那么你已经升到第一名了。好吧，你现在不必担心圣诞乃至仲夏的奖励了。我们不能指望会在两年内再次获奖……静下心来坚持努力，我们将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你很快就会喜欢上足球的。”她还写道：“你当然会觉得作业很困难，并且在完成其中一些时表现得很糟糕；但你无需为此而灰心丧气。”

阿诺德给母亲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发奋读书，在运动场上跌跌撞撞，并因丧失了在家时的亲人关爱而倍感孤独的糟糕感觉。当然，他的母亲骨子里有股斯巴达人的性格，试图让自己的儿子摆脱脆弱。“真遗憾，你总是胡思乱想，认定男孩子们不喜欢你。可如果你开朗友善地面对他们的话，他们是会做你的朋友的。斯蒂文森（R.L. Stevenson）身体病弱，可还是一直努力保持乐观。你我有时忘记人家树立的榜样了，对吧，多愁善感的小姐？”

汤因比在伍顿法律学校整理的一份“自然笔记”（Nature Notebook）中包含着一些花卉、动物和蝴蝶的水彩画，其中一些作品相当栩栩如生。但汤因比在笔记最后一页中画了一只头戴笨蛋高帽、戴着眼镜、拄着拐杖、腋下夹着书本的驴子。从驴子嘴里冒出的台词写道：“我是汤因比和一头蠢驴。” 显然，尽管在教室里春风得意（或许恰恰因为如此），汤因比的学校生活并非一片光明。一只睡鼠的陪伴为他提供了些许慰藉——那是伍顿法律学校的园丁送给他的。他为睡鼠做了一个笼子，并在1901年把这位“多迪”（Dordy）带回了家。从此以后，定期汇报多迪的食欲和表现便成了母亲来信中雷打不动的一部分，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则是她充满爱国情怀的、对南非布尔人（Boers）两面三刀和英国军队迟迟难以获胜的严厉指责。

但父母的真正目标是将儿子送进英格兰的某所著名公学。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高处，让阿诺德在1901年夏天报名参加了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的奖学金申请考试。阿诺德仅因成绩落后一名而未能申请成功。哈利·汤因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失去奖学金资格这件事当然十分令人失望，但你完全有理由得到鼓励……我为你在整场考试中的卓越表现而感到高兴，充满自豪地认为你干得不错。” 第二天，母亲又对他写道：“爸爸和我都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把你送进一所好的公学——哪怕它不在伦敦，不管它是否提供奖学金——让你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不应为考试结果懊恼不已，而是应当振作起来，感到高兴并增添信心。要像歌里唱的那样，‘在主的庇护下休息，耐心等待祂的降临；祂将给予你的心灵想要的一切’。这将是你在今晚读到的话，那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消息。” （原书页码：12）

第二年夏天，阿诺德再次进行了尝试。他这一次成功地战胜了各种困难，在设立了13个奖学金名额的考试中排名第3位。于是，他在1902年秋季成为温彻斯特公学的一员。这里共有70名奖学金获得者，他们享受着公学创建者、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威克汉姆（William of Wykeham）于14世纪80年代提供的捐赠福利。作为一名中世纪教士，出身卑微的威廉主教于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在位期间当上了英格兰大法官。他在捐建温彻斯特公学时希望能够帮助其他人效仿自己。因此，从创建之日起，温彻斯特公学便旨在帮助天赋异禀的学生们完成学业，让他们考上牛津大学——这位善良的主教已在牛津设立新学院（New College）。温彻斯特公学和新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温彻斯特公学的毕业生有很大机会在牛津大学的新学院里占据一席之地。

但阿诺德·汤因比在13岁时进入的温彻斯特公学已不再是一所中世纪学校——它在16世纪与18世纪相继经历过两次重大变革。在16世纪，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取代了中世纪拉丁文，成为公学的主要教育内容。发生于18世纪的变化则是希望把自己儿子送进牛津的富裕家庭开始认识到温彻斯特公学教育体系的优越性。为了满足此类家庭的要求，历任校长越来越多地录取那些虽未能获得奖学金资助，但能够为享受接受优质教育的特权而支付高昂学费的男孩。这种做法在整个19世纪期间变得日益普遍。到了1902年，温彻斯特公学多数在校学生都是未获奖学金资助的“自费生”（commoners）。

另一个重要变化主要发生于19世纪：公学的大部分日常督导工作均由从高年级学生中选出的高级督学（senior prefects）负责。这些男孩们很快制定了一整套令行禁止的规矩，明确规定了学生们在一天里能做和不能做什么。与这些“守则”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术语。新入学者必须适应这套体系：督促他们这样做的一方面是学校的正式规定，另一方面则是督学们对违反守则者的拳打脚踢。

持有奖学金的学生同自费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拿到奖学金的学生们构成了一个知识精英团体；由于学校就是一个进行文化教育的集体场所，他们的地位自然是很高的。但那些家人拿得出学费的学生们构成了另外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是大不列颠出身高贵的富人阶层。这些家庭中走出的孩子注定将凭借其出身（当然也得到了优质教育的支持）而成为英国社会的领导者和大英帝国（它在1902年还控制着全球范围内的很多领土）的统治者。

可见，温彻斯特公学同英格兰其他知名公学[如伊顿公学（Eton）、哈罗公学（Harrow）等均比温彻斯特公学出现得更晚，且在一定程度上以温彻斯特公学为模板]一样，成了天才与显贵的混合体。一方面是能力与雄心，另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上层阶级地位，二者在温彻斯特公学这个特定场所内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公学里的老生们共同拥有一套知识（主要是对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作品的熟谙）和一套集体行为规矩——这套规矩或许在运动场上被灌输得最厉害。温彻斯特公学的校训“规矩塑造了人”（Manners makyth Man）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所有年少时在温彻斯特公学里接受过其纪律约束的人都会形成一种独特气质和谈吐方式——旁人一眼就能认出这种被公认为“上等人”标志的特征，并用恰当的方式对待他们。 （原书页码：13）

没有第二个欧洲国家采用这种模式选拔自己的统治精英；与此类似的样本只有儒学影响下的中国（Confucian China）。阿诺德·汤因比日后在政界及其边缘的生涯体现了这一体系的力量与灵活性；它帮助初出茅庐的汤因比登上了掌握实权的高位，并让刚刚结束正规教育的他获得了在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由于汤因比是“威克汉姆培养的人”（Wykehamist）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一员，他便成了这个遍布英国政府、直达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古老学校关系网的一分子。

但对于在1902年新入学的汤因比而言，温彻斯特公学的管理模式是难以接受的。他必须熟记描述校内不同场所与人物的专门词汇，以及那些关于可以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的规矩。公学里的生活条件如果说不是中世纪水平的话，至少也算不上舒适。早起、即便在寒冷天气里也照常进行的户外冷水浴、与此类似的僵直立正操练（bracing rites）都是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受到严格监督，学生们一直被关在围墙里（并非夸大其词），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

温彻斯特公学为每个新入学的男孩指派一名“干爹”（father），后者负责指导新生学校里的行为习惯与守则。多年以后，汤因比是这样描述他初来乍到时的情况的：“入学两周后，两名宿舍长前来检查新人。如果检查通过的话，新人就要在学校商店里请他的‘干爹’吃饭。如果未能通过的话，那两名宿舍长就会用一根木棒将他的‘干爹’痛打一顿……我当时对此（温彻斯特公学的规矩）深恶痛绝。” 他也不喜欢学校里的伙食和严寒，因为母亲寄来的一封日期不详的信开导他要吃饱饭，以便让自己“更开心一点”。他也很不喜欢同学们很快给自己起的绰号“胖子”（Tubbs）。 在温彻斯特公学学业过半之际，汤因比患上了肺炎——那是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所要面对的风险：这种环境已夺去了他的至少一位同学的生命。当然，阿诺德最终痊愈了——支撑他的力量部分来自一只代替已死睡鼠陪伴自己的猫头鹰宠物。但这只猫头鹰几个月后也死了。

但艰苦的生活也有其补偿。首先，阿诺德身处才华与自己相仿的男孩们中间，并结交了一些终生保持联系的朋友。其中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有两位：日后当上主教的埃迪·摩根（Eddie Morgan）和成为法官的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戴维斯或许是汤因比最好的朋友。当他们后来同住在伦敦时，两人几乎每周都会共进午餐。戴维斯还在1913年（那是汤因比的初婚）和1946年两次担任过汤因比的证婚人。

在温彻斯特公学里，女性因稀少而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阿诺德是在母亲的关爱下长大的，并且他的两个小妹妹也忠实继承了母亲认为他才华横溢的看法，如今女性崇拜者的缺少令汤因比茫然若失。可一旦通过课程作业质量的出类拔萃展示了自己的气质，阿诺德便在玛丽·卡特（Mary Carter）身上找到了不在身边的母亲的替代品（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对汤因比而言却是极其宝贵的）。玛丽·卡特是一位老师的姐妹。她就住在学校附近，有时会在学生们获准离开校园的情况下邀请汤因比和其他男孩跟自己一起喝茶。同老师们一样，她也十分欣赏阿诺德在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时展示出的才华。她在汤因比离校前往牛津就读后给他写过几封热情洋溢的信，署名为“玛丽阿姨”。 （原书页码：14）

但真正重要的当然还是阿诺德在学校里的地位。由于在参加集体体育项目时不够积极，汤因比在校园生活中喧嚣激烈的那一类活动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温彻斯特（或许比其他公学更为突出），智力上的卓越表现同样能够赢得旁人发自内心的敬意。因此，当阿诺德选择仅仅通过作为学生的优秀表现来赢得同伴的尊敬时，他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

教室里的课程无疑在学校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温彻斯特公学还组织了活跃的课外文化活动。学生们有时利用课余时间自愿同老师建立小组，讨论某些特定话题的形式；学校里也有一些更为正式的俱乐部，如16人俱乐部——其成员效仿牛津的做法，为彼此朗读史学文章。这些读书会的特征与质量显然取决于主持活动的老师们。毫无疑问，在阿诺德于温彻斯特遇到的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奥斯提亚里乌斯”（Ostiarius）——学校里的二号导师（Second Master）蒙塔古·约翰·伦德尔（Montague John Rendall），他来自牧师家庭，是一名古希腊语教师。伦德尔因职务要求担任公学的办公室主任，每天同那70名获得资助，并无社会特权地位的奖学金获得者打交道。

正如汤因比日后评价的那样，伦德尔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和清教徒”，同时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教师。他用幻灯片将希腊的地貌投射到学生们眼前，从而使枯燥无味的古希腊史教科书变得栩栩如生——至少在阿诺德眼中如此：他对历史地貌的高度敏感无疑得到了这些幻灯片和伦德尔关于自己如何在希腊旅行途中拍摄大量照片的讲述的强化或塑造。伦德尔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狂热爱好者，收集了大量艺术作品的幻灯片，每个周末在自己的房间里连续几个小时为孩子们放映这些幻灯片。他对绘画与建筑的热爱极富感染力，培养了阿诺德对视觉艺术的丰富认识，那是书斋里的学习无法给予的。有一次，在伦德尔带领一群孩子出去野餐并参观了一座艺术展览馆后，阿诺德给家人写信说道：“我认为，世上没有几个老师能做到伦德尔先生为我们做的那些事；但我们不会将伦德尔先生当作老师，而是视他为一位朋友。” 相反，音乐似乎从不属于伦德尔先生的教授内容。至少就现存证据而论，他从未表现出对那门艺术的敏感或兴趣。

学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文学和历史。但在温彻斯特公学度过的前几个学年里，阿诺德也需要学习数学乃至化学等其他学科。由于在这些科目上成绩并不突出，汤因比在学校教学规定的修习期满后就不再接触这些学科了。因此，他从未真正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同样，基督教在温彻斯特公学里的影响也出奇的小。在立场温和的安立甘宗（Anglicanism）外衣覆盖下，基督教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漠视，并且这种态度被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保留下来的教学内容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门语言自16世纪起一直是温彻斯特公学文化教育的核心和招牌。辅助性的课程包括一点点现代历史、语言和文学（主要是英格兰的和德国的），这些科目由数学老师们负责讲授（这是十分怪异的事情）。 （原书页码：15）

孩子们不仅需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还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与韵文——这些作品要合乎严格的格律标准，并且只能使用西塞罗或阿提卡那样的典范古代作家们用过的词汇或语法形式。温彻斯特公学甚至藏有罗列“合法”词汇的字典。阿诺德曾用它核对过自己的评奖论文——不然的话，他就可能会因为使用了“白银时代”的拉丁文表达方式或“低劣的”《新约》希腊文而无法获奖！阅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真正值得赞美的只有那些能够准确无误地用古代语言写作的学生——他们遵守着公学从都铎时代（the Tudor age）的人文主义教育改革者（这些改革者取消了中世纪拉丁文的合法地位，转而推崇纯粹的、真正的古典语言）那里沿袭下来的语法规范。像阿诺德这样语言能力超群的男孩确实能够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文学创作水平。汤因比频繁运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进行创作，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毕生坚持的习惯：每当有什么需要着重强调的话要说的时候，他便会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诗句。有资格做出评判的人们一致认为，汤因比对格律的运用几乎无可指摘， 并且他的一些诗作虽然是生造出来的，却蕴含着真正的诗意。

掌握这样的技巧需要多年的锤炼。直到快从温彻斯特公学毕业的时候，阿诺德才能够在校内写作竞赛中夺魁。到了自己在公学读书的倒数第二年（1906年），各种奖项开始被他收入囊中。或许并非出自偶然，他寄回家里的一些相关书信被保留了下来。例如，1906年7月3日，他给父母寄了一张明信片：“我在德文竞赛里获奖了！这跟英语文学的奖项一样出人意料。这还不够妙吗？拉丁诗歌竞赛还没开始。”到了那个月月末：“ 我拿了戈达德奖 ！这还不够妙吗？”他的母亲不禁在儿子寄来信件的页眉上写道：“多棒的孩子！”

他在下一年中的表现还要更为出色，赢得了将在毕业典礼上颁发的7个奖项中的4项。阿诺德获得的奖项有以当时新缔结的英法协约为主题的拉丁散文竞赛，用描写加里波第（Garibaldi）的诗篇参赛的拉丁韵文竞赛，指定翻译一部如今几乎已被遗忘的英语剧本——约翰·霍姆（John Home）《道格拉斯》（ Douglas ）第1幕第1场——的古希腊文韵文竞赛，以及论英语文学中讽刺诗的论文竞赛（题目同样是指定的）。他错失的奖项有英语韵文竞赛、拉丁语演讲和英语演讲。但他的朋友大卫·戴维斯赢得了阿诺德错失的奖项之一。

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还有谁的公学生涯能比阿诺德的更为辉煌；他的同学们被其表现深深地震撼到了。他可以向父母报告，温彻斯特公学校长[被学生们称为“老伯奇”（the Burge）]声称“这是他在英语文学竞赛中见到过的最出色表现……他在评价我（论讽刺诗的文章）时说，这篇文章从文风到构思都是他就任以来见过的参赛作品中最棒的。请你们不要给其他任何人看这封信，不然别人会以为我傲慢自负”。 之后他又写道：“我赢下了拉丁散文竞赛！老伯奇对我赞誉有加。” 毫无疑问，他的同学们也崇拜阿诺德的文思泉涌；他对温彻斯特公学的负面印象、远离为自己提供精神支持的家庭的漂泊感也随之得到了缓和。他在1906年11月写道：“我想回家，摆脱这一切。”但到了来年7月，亮闪闪的各类奖品在手的阿诺德却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还有4天，你就过来接我了。但我开始为一切行将结束而感到伤感。前往牛津又将是一次新的艰难融入历程；我发现我其实比自以为的更热爱现在这个地方。” （原书页码：16）

长期沉浸于古典语言与文学的学习经历显然塑造了学童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但他并未不加择别地接受灌输给自己的理想与观念。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阿诺德对自己被迫接受的文学品位的狭隘性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仅仅关注西塞罗拉丁文盛行的短暂年代的做法蒙蔽了严肃的罗马史研究。他评论道：“无论如何，戴克里先（Diocletian）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Virgil）更大的。”他接下去批评了教授自己的那些“对自然科学、数学乃至他们本行之外的一切事物抱有荒谬成见”的古典学教师们。

这位历史学家少年时的地理视野也比仅仅关注希腊（实际上只有雅典）和罗马的学校教育开阔得多。他于1903年在肺炎痊愈后休养期间编撰的《画册》（Drawing Book）反映了这一事实。为了呼吸乡间的新鲜空气，阿诺德前往住在伯明翰的姑姑格蕾丝（Grace）家中进行康复。他在那里接受了一次令人兴奋的科学探索洗礼，因为他的姑姑和姑父都是生物化学研究与探索的积极参与者。但对阿诺德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姑父送给他的、用于帮助他在离校期间继续学习的历史地图集。多年以后，汤因比宣称：“我从这一本书中学到了浩如烟海的知识。” 从《画册》的内容来看，汤因比并没有严重夸大其词。

画册里的大部分画作都是士兵——埃及的、亚述的、帕提亚的、波斯的、拜占庭的、中世纪西欧的，甚至还有克伦威尔（Cromwell）麾下的步兵——所有画作都精确呈现了士兵们的着装和武器。这显然是阿诺德玩具士兵游戏的拓展，是为了让自己熟悉玩具商店里不会销售、无法加到自己收藏品中的古代军队服饰。但《画册》中真正富于原创性的部分是里面的地图。有一幅地图预示了他的一部晚年著作的主题：它详细描绘了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划分。另一幅地图展示了19世纪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但大部分地图构成了一整套体系，是为了系统展示罗马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从西方的不列颠延伸到东方的阿姆河（Oxus）与印度河（Indus）流域的整体图景。阿诺德在1903年肺炎恢复期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在这些地图上填充不同时代的政治版图。例如，他描绘了“10世纪的世界”和“12世纪的世界”——其数据大概来自他的这本新历史地图集和各类史学著作。 （原书页码：17）

这项工作的影响是将汤因比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使他意识到近东（the Near East）也有自己的历史；并且近东的历史并非始于亚历山大的征服，而是在此之前已有了千百年的传统。我们有理由猜想，正是这项地图绘制游戏使他超越了当时通行的英格兰教育模式所限定的常规地理范围。通过知晓高加索山区（the Caucasus）的格鲁吉亚（Georgia）统治者，以及熟悉伊尔汗国（Il—Khans）、乌拉尔图（Urartu）、帖木儿（Tamerlane）与迦勒底人（Chaldaeans）等异域名字，这个小男孩在眼界方面轻而易举而又实实在在地超越了身边的所有人——他的母亲、老师们和同学们。这种炫耀是可以信手拈来的。这种训练和汤因比与生俱来的、了解一切陌生名目和偏远地区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促使他坚持自学近东地区的历史与地理，并取得了瞩目成就。

他在温彻斯特公学的后半段学习生涯一共为我们留下了11篇文章，其中包括他的大多数获奖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一篇威尼斯史概略、对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的介绍、马其顿王朝时代的拜占庭历史，以及他的两篇分别探讨讽刺诗及诗歌与演说术的论文。这些文章用英语写成。如果读者知道它们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之手的话，定然会意识到其中每一篇都令人感到惊异。

他的史学文章主要是从六部博学著作中摘抄出来信息的冗长堆砌，并非真正出自原创。即便如此，日后汤因比重要思想中的若干观念依旧清晰可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析马其顿王朝诸帝治下拜占庭帝国的那篇文章宣称：“一度被罗马的天才短暂融合为一的两种文明以某种变异的方式重新分道扬镳，并且变得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水火不容。”可见，在汤因比后期著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那种认为文明具备多元性，并且能够作为可辨识的实体生存下去的观念早在其少年时代的作品中即已形成。对近东历史的探索使得汤因比可以效法希罗多德的榜样，习惯性地设想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但与使用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其他人不同的是，青年汤因比并未先入为主地预设或宣称西方永远是正确的一方，或是文明的真正代表。相反，他哀叹“西方人对那个让自己受惠良多的民族（拜占庭人）的卑劣忘恩负义；后者曾在几个世纪里充当着他们抵御东方步步紧逼的坚固盾牌”。因此，拜占庭是一个同时有别于“东方”与“西方”、特立独行地位于二者之间的文明。这种看法并非汤因比自己的原创。但重要的是，他能够将这些观念从学术著作的术语堆砌中择选出来，使之成为自己思考方式的核心元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坚持从宏观视角思考历史、消除时空距离的做法（当时的专家们通常会拒绝这样做）。汤因比需要借助彼此独立的不同文明的概念来论证这种思考方式的合理性。他稚气未脱的、对母亲和老师偏狭眼界的居高临下的批评态度成了一种习惯——并且我们也必须承认，汤因比的历史观是相当成熟的（即便当时还不是如此，至少已展示出了潜力）。 （原书页码：18）

此外，他的论文《英格兰文学中的讽刺诗》似乎已经相当成熟。他首先回顾了讽刺诗体裁在罗马的起源，随后讨论了17—18世纪期间著名的英格兰讽刺诗人。文章的口吻始终是居高临下的；汤因比逐个讨论了不同时代的诗人，指出他们的讽刺诗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迎合了能对这些批评产生共鸣的读者。这篇论文达到甚至超越了许多硕士论文的水准。读过它的人会明白校长为何会声称那是他读过的最好参赛文章。倘若阿诺德·汤因比没有坚定地从事史学研究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

汤因比在温彻斯特公学的另一组文章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它们需要用一种巧妙的、多少有些矫揉造作的方式讨论指定主题。其中一篇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否在维持其海外殖民帝国的情况下继续保留国内的自由？”这样的文章同20世纪初英国局势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汤因比选择假借奥古斯都时代一位不知名的罗马元老之口来回答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结论是：“一个自由民族是不可能既奴役其他民族，又不丧失其自由的。”这一观点与汤因比的父母引以为豪的大英帝国荣誉并不完全兼容！当然，这一断言不是青年阿诺德的，而是来自一位衰朽不堪的罗马元老。

他的拉丁文获奖论文《英法同盟关系》（Societas inter Britannos Galloque conjuncta）写法更为巧妙，虚构了罗马皇帝玛格努斯·克莱门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Clemens Maximus）逝世前夜遇到的梦境[马克西穆斯于公元383年被不列颠驻军拥立为皇帝，并控制了高卢与意大利。但他随后同东部行省皇帝提奥多西（Theodosius）发生了冲突，于公元388年在阿奎利亚（Aquileia）战败被杀]。在梦中，马克西穆斯困惑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伦敦街头，看到英国人正在欢庆1903年同法国缔结的新和约。他试图理解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使得年轻的汤因比有机会展示自己关于4世纪罗马史和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知识——并且这一切内容都蕴含在驾轻就熟的西塞罗体拉丁文修辞手法的运用之中！显然，在这类作品中，形式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内容则是空洞无物（或几近空洞无物）的。汤因比对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演讲的古希腊文翻译、他关于米诺斯（Minos）王朝与意大利历史的拉丁语韵文（3篇彼此独立且篇幅较长的诗歌）和一篇关于麦西亚（Mercia）基督教化的英文诗篇也同样配得上这样的评价。这些作品或许确实包含着韵律技巧；但正确的长短音搭配和精准的音步划分却比知识或其他任何信息都更为重要。一名老师对汤因比一首诗作的评价说得非常清楚：“内容非常出色和富于创见，不幸的是有些音步搞错了。”他最后只给了83分。

在温彻斯特公学就读期间，宗教问题对汤因比而言并不十分重要。他于在读的最后一年里阅读了希腊文《新约》，并以少年老成的浓厚兴趣与钻研精神一头扎进了对文本问题与《圣经》学术史的研究。 如果这项研究曾对他的宗教信仰有过任何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影响并未在他的信中有所反映。相反，汤因比宣称：“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时期皈依正统的思想与宗教史证实了基督教信仰的颠扑不破。” （原书页码：19-20）

他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确实表达了同父母相左的意见。有模有样的军事训练原本已是温彻斯特公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英国在布尔人战争中陷入困境而狂热支持全民皆兵的汤因比父母要求儿子在学校假期里抽出一两周参加艰苦的正式军训。校内操练无疑已让阿诺德对集体锻炼深恶痛绝。他明确向母亲表示，自己“对这一整套军训程序毫无兴趣……但如果不去会让您和爸爸不悦的话，那么我马上就去军训，不管在那里将会遇到什么”。 没有任何现存材料告诉我们双方拉锯战的结局究竟如何；但阿诺德在1914年还是一个纯粹的军队菜鸟的事实似乎表明，儿子的意志最终占据了上风——他们家里各种意见分歧的结局往往如此。

事实上，于1907年10月步入牛津大学的这个毛头小子是一个习惯了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家里得到了强势但娇宠他的母亲和两个小妹妹的坚决支持；在学校则可以仰仗其艰苦卓绝、沉浸于学业的出色成绩[他在学习方面远远超越了同龄人，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如果不是爱戴的话）]。从他对古希腊文、拉丁文的熟练掌握和头脑里装满的各种广博且深入的历史知识来看，他的智力无疑是早熟的。他的记忆力是现象级的；他的勤奋同样出众。成熟沉稳的汤因比已为开启学者与史学家的光辉生涯做好了准备。他像从前一样承载着殷切的期望——这些期望如今不仅来自他的家人，还来自他的公学老师们，来自记得他的叔父和关注过《泰晤士报》张贴的温彻斯特公学竞赛获奖名单的牛津大学教师们，也来自他的温彻斯特公学同学们。

但与此同时，他在一些方面还十分幼稚。汤因比与同学们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必须出人头地和受到膜拜。如果不能的话，他就会陷入自闭与沉默。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18岁男孩而言，更严峻的挑战在于，除了自己的两个妹妹外，汤因比还没有（或几乎没有）同女孩们打过交道。简言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羞涩笨拙、对自己既充满自信又不够自信的人——这个青年早已发现自己难以实现父母对他的殷切期望，今后还会感到同样难以满足更广泛的群体因他在公学的出色表现而抱有的期待。 （原书页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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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特鲁德·汤因比（Gertrude Toynbee）编：《约瑟夫·汤因比与阿诺德·汤因比的回忆录和书信集》（ Reminiscences and Letters of Joseph and Arnold Toynbee ），（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57、72、80页。

[2] 汤因比：《交游录》（ Acquaintances ，伦敦：1967年），第3页；查尔斯·L.莫瓦特（Charles L. Mowat）：《慈善组织协会，1869—1919年：理想与实践》（ 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1869—1919: Its Ideas and Work ，伦敦，1961年），第105页。

[3]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英国工业革命演讲录：公开讲演、笔记与其他残篇，另附巴利奥尔学院教师本杰明·乔伊特的短篇回忆录》（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opular Addresses， Notes and Other Fragments， together with a short Memoir by Benjamin Jowett， Master of Balliol ，伦敦，1884年），xviii。

[4] 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 Civilization on Trial ，纽约：1948年），第3—4页。

[5] 汤因比：《往事》（ Experiences ，纽约&伦敦，1969年），第4—5页。 cJ1nnGXCgoA0K4qrxvFlEVZNSOoIcfBrPuS2IcLi8aOpfpN9d6QJ/ZElywsJSd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