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原书页码：vii）

1986年，应阿诺德·汤因比唯一尚在世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之请，我承担了创作这部传记的任务。在这部书的酝酿过程中，劳伦斯夫妇及他们的家人一直孜孜不倦地帮助、配合着我的工作。除劳伦斯·汤因比和琼·汤因比（Jean Toynbee）之外，我特别需要感谢的人还有菲利普·汤因比夫人（Mrs. Philip Toynbee）、玛格丽特·汤因比（Margaret Toynbee）、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罗萨琳德·彭尼贝克（Rosalind Pennybacker）、安妮·鲍威尔·沃尔海姆（Anne Powell Wollheim）与亚历山大·穆雷（Alexander Murray）。

书中的判断和看法都是我自己的；我就汤因比生平若干重要方面冒昧进行了一些推测，但那不过是为了让全书情节连贯而大胆提出的假设而已。我已发现，撰写传记需要的想象力跨度远大于我自己之前撰写过的世界史或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其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些事情会被系统地、故意地隐瞒起来，因为它们听起来可耻或令人尴尬。因此，任何人生平的公文式记录都会存在许多空白——那是令读者感到索然无味的空白，只有想象力才能填补它们。尽管汤因比留下了大量信件与文字著述，但这一规律当然也适用于他。

这部传记多少可以算作一部世界史领域的作品；因为汤因比思想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一个我需要特别帮助才能理解的国家是日本。一长串通信者和被咨询者帮助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并协助解决了如何获取东京的日本大学图书馆（Nihon University Library）所藏若干汤因比重要著述文字的实际难题。我需要在此致谢的人有日本大学的佐藤干夫（Mikio Sato）、长沼宗昭（Muneaki Naganuma）和庄司德晴（Tokuharu Shoji），丽泽大学（Reitaku University）的川窪启资（Keisuke Kawakubo），我不清楚来自哪个工作单位的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创价学会（Soka Gakkai）的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和弗雷德·仲林（Fred M. Nakabayashi），日本史学会的西川正雄（Masao Nishikawa），京都产业大学（Kyoto Technical University）的若泉敬（Kei Wakaizumi），美国驻日使馆的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欧根妮·A.诺耶克（Eugene A. Nojek），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入江昭（Akira Iriye）和纳吉塔·哲夫（Tetsuo Najita），以及美国家庭基金会（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的谢克特（R.E. Schecter）。在试图理解塑造汤因比性格的动力时，我对导致20世纪70年代汤因比突然声名鹊起的日本社会背景的描述完全依赖于那些好心人提供的材料。这些热心肠的人和汤因比的家人（读者会以为他们赞同我关于汤因比的私生活所说的一切）都不应为我自己下的结论担负责任。（原书页码：viii）

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承担了我在英格兰期间的花费。我理应为此而表示双倍的谢意——因为一生中两度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资助对于我而言是一项特别荣誉。

我还需要感谢准许自己为撰写本书而利用其资源的各家图书馆。我必须将特别的谢意给予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尤其是在西方手稿部（the Western Manuscripts division）工作的科林·哈里斯（Colin Harris）和其他馆员，因为汤因比的大多数手稿都保存在那里。我这部传记的核心内容来自他们负责保管的材料。我在引用这些馆藏时使用的含糊注释方式来自西方手稿部管理员的建议——他向我解释了为何不适宜引用暂时（并且十分凌乱）存放汤因比手稿的纸盒编号，因为这些文稿会在系统编目时重新装盒编号。我在写作本书时利用其资源的其他图书馆有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Library）、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以及康涅狄格州温斯特德（Winsted， Connecticut）的比尔兹利纪念图书馆（Beardsley Memorial Library）的馆际互借系统。纽约《时代周刊》的档案馆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若干与自己分享各种信息的朋友，其中有克里斯坦·佩珀（Christian Peper）、伊莫根·塞吉尔-库尔波恩（Imogen Seger-Coulborn）、克里斯托弗·科林斯（Christopher Collins）、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简·卡普兰（Jane Caplan）、斯皮罗斯·多克希亚迪斯（Spiros Doxiadis）、大卫·阿斯顿（David Aston）、理查德·克罗格（Richard Clogg）、奥斯曼·奥库亚尔（Osman Okyar）、乔治·库里（George Curry）、安普尔福斯修道院（Ampleforth Abbey）的哥伦巴神父（Father Columba）、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斯维尼神父（Father Sweeney）、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多萝西·哈迈尔顿（Dorothy Hamerton）、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的莫罗（P.-F. Moreau）和拉菲特-拉诺蒂夫人（Mme. Laffite-Larnaudie），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罗宾·德尼斯顿（Robin Denniston）和谢尔顿·迈耶（Sheldon Meyer）。最后，我要特别致谢耶鲁大学的伊丽莎白·迈耶（Elizabeth Meyer），她为我翻译了汤因比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诗篇。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阅读了本书草稿，并要求我解释那些在我们这代人眼中浅显易懂，但对他们那代人而言并非如此的事情。

威廉·H.麦克尼尔
科勒布鲁克，康涅狄格州
198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