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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是个人史，与国家、民族、区域、城市等群体的历史一样，写好并不容易。主要困难在于一手史料的收集难度很大。传记作者往往不是传主生平的在场者，而是事后追忆人。追忆的根据无非是个别在场者的回忆、传说以及与传主相关的部分书证、物证和影像资料。由于人们一般不大注意自身史料的收存，因此残留的史料往往指示或暗示的是一些支零破碎的历史片段，把它们拼成大体完整的画面，补上无处不见的空白，只能依靠文学的想象、推理，其可信度便大打折扣。所以本书作者在“致谢”辞中特别交代：“我已发现，撰写传记需要的想象力跨度远大于我自己之前撰写过的世界史或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其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些事情会被系统地、故意地隐瞒起来，因为它们听起来可耻或令人尴尬。因此，任何人生平的公文式记录都会存在许多空白——那是令读者感到索然无味的空白，只有想象力才能填补它们。”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这番表白有一定道理，但不尽合理。传记毕竟是一次性过去的单个人历史的再现，相对于由无数单个人合成的历史创造活动构成的世界历史，时空范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一般篇幅较小的世界通史著作中，往往不会给汤因比留哪怕一句话的位置。换句话说，群体的世界历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历史，远比“人生平的公文式记录”的空白更多，因此具有更大的“诗意”，需要更多的想象力。
传记并非西方史学的主流形式。西方史学自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始，主题便集中于群体的历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叙述主题，如地区史、国别史、断代史、通史、专史等，特别对战争史，倾注了最多的笔墨。这一点与人物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史学有所不同。但中西史学对于传记体例的功能认识却体现出惊人的一致，都强调个人镜鉴的作用。我们知道，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是在对外在对象的比较认识中加以实现的。这种外在的对象可以是群体，如阶级、等级以及党派、性别、种族、民族、职业、社团等社会群体；也可以是单个人，无论伟大的、卑微的、正面的、负面的，总之是具体的人。他们像一面面镜子，投射出一个个鲜活的参照对象。
古希腊最杰出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他的代表作《名人传》中正是这样看待传记的社会价值的：“我开始撰写我的《名人传》是出于他人的缘故。但我发现当我继续这项工作并为此感到快慰时，便也有了我个人的理由，即我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来使用，努力以某种方式来安排我的人生，以便与传记中所描述的各种美德相适应。如果不想让受到谴责的人生始终指导我们，我们大家就会更热切地充当那些优秀人物生平的观众和模仿者。”
这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这本书、吕厚量博士翻译这本书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汤因比是20世纪杰出的思辨历史哲学家，他的思想贡献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因比著作集的序言中予以详细介绍，他的思想的深远影响，至今清晰可见，特别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领域，比如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挑战与应战等常用语及相应的论述。本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说明，这里无须赘述。作为读者，我们更关心汤因比的人生，而这本《阿诺德·汤因比传》相当完整与详细地复原出这位20世纪历史哲学家一生的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杰出人物如何产生的生动样本。
从传记可以看出，汤因比是一位命运甚好的人生赢家。他出生在一个殷实家庭，曾祖父是富裕农民，富裕到什么程度，传记未交待。但其曾祖父肯定属于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父亲。比如，他的儿子即汤因比的祖父约瑟夫是英国出色的知识分子，曾担任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著述丰富，在当时英国高级知识分子圈里颇具人气。汤因比的叔叔受过高等教育并在大学任教，这意味汤因比家族有重视教育的家风。
汤因比的母亲曾经在学校里教过书，本身好学上进，是勤于笔耕的业余作家，尽管没有名气。她常常埋首于校改清样稿，而印刷清样所散发的独特墨香，长久铭刻在汤因比的童年记忆中。更有启蒙意义的是她还让儿子充当自己作品章节的试听者，在小汤因比睡前，经常为他高声朗读她作品的章节或者讲述历史故事。汤因比自陈，他长大成人后对历史的兴趣并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想法，直接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他的案例告诉读者，子女教育，一定要从儿时抓起。
汤因比的一生虽然换了不少工作，但并无多少波澜起伏，更谈不上荡气回肠。他遇到的苦恼和麻烦，并不特别，都是常人的不如意之处。比如他在大学里目睹贵族子弟欺辱非贵族同学；他想做一个书斋里的自由作者，但养家糊口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去大学当他最不情愿当的教书匠；他同上级领导有过龃龉，也有不受重视的失意；还有一文不名、穷途末路的窘迫。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循着好学生的路径，上寄宿小学，上著名公学，再上牛津大学，然后进入社会，求得衣食无忧的工作。其间父母的鞭策始终是他努力学习的外在动力。如读寄宿小学时，他的母亲常写信问他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把自己的挚爱和期待倾注在字里行间：“我翘首以盼你周一寄来的信，好知道你获得了什么奖励。”他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母亲又会及时给他以鼓励，激发他的自信：“你当然会觉得作业很困难，并且在完成其中一些时表现得很糟糕；但你无需为此而灰心丧气。”阅读这样的句子，能感受到汤因比母亲对爱子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汤因比是偏科的学生，理科是弱项，比如至少数学在他看来一直比较难学，几何学的课程还发生过重修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他的语言学课程又成绩优异，甚至出类拔萃。在温彻斯特公学毕业典礼上颁发7个奖项，汤因比竟然拿到4个。校长盛赞他的英国文学与拉丁散文竞赛的成绩，不仅构思精巧、文辞优美，而且有问题意识和思考内涵。这显然与母亲及哈利叔公对他很早就悉心进行语言应用教育有关。例如哈利叔公曾鼓励小汤因比背诵《圣经》，背得好还奖励几便士。我们知道识记能力是智力的基础，汤因比成年后博闻强记，能够大段大段地准确背诵《圣经》，信手引证他人著作的段落，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均成绩优异，和他小时候的这种记忆训练不无关系。
偏科的特点或许是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后，形成围绕观点展开论述而不是特别讲究实证的原因，甚至在史学研究中提倡诗意的想象，对德国大史学家蒙森从事拉丁铭文收集、整理与集成的工作表示遗憾。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位精于考据、字斟句酌的文献学家、史料学家、叙述史家，而是长于分析历史因果关系和归纳共性的历史理论家，一位历史预言家。
概括他的成功，有先天的运气，一直受到良好家教和学校教育；更有后天的努力。他刻苦读书，独立思考，勤于笔耕，高中时便屡屡写出美文，大学本科时更是文思泉涌，具备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抽象能力，立志写一部涵盖古代与现代、东方与欧洲的著作，他当时称之为“历史哲学”。他为此矢志不移，自1927年动笔，1961年点下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个句号，30多年磨一剑。1965年，汤因比因这部巨著当选为权威的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学会的外籍会员。在授职仪式上，学会主席高度肯定他的学术成就：“亲爱的同事，您已将我们这个时代一览无余，并说服我们认可了您对这个世界感到的惊愕。为此，我们一致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队伍。”
是为序。
郭小凌
2019年12月21日于京师园
编者注：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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