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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应汤因比之子劳伦斯之邀写了这部阿诺德·汤因比的传记。他于1986年收到邀请，在1988年完成了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年）是专攻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思想发展史的约翰·T.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之子。约翰·T.麦克尼尔在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娶了来自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的尼塔·哈代（Netta Hardy）。他们的长子威廉出生于温哥华。全家人日后移居多伦多，又在1927年搬到了芝加哥。在接下来的16年里，约翰·T.麦克尼尔一直担任着芝加哥大学的教会史教授。
威廉·麦克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在那段岁月里，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撰写一部关于历史上一切事情的巨著。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考虑的只有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纪与近现代欧洲以及北美的历史——因为那是他学习过的所有东西，事实上也是芝加哥大学所教授过的一切。他带着这份豪情壮志来到康奈尔大学，于1939年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在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1940年），威廉·麦克尼尔碰巧在怀特图书馆（A.D. White Library）里翻阅了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前三卷；这一契机让他从此脱胎换骨。汤因比关于诸文明兴衰的迷人假说在麦克尼尔（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里引发了共鸣。此时，大萧条的阴影尚未彻底消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对于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那都是一段黯淡的岁月。世人怀疑，西方文明——该范畴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还很少受到质疑——或许注定要走向衰落。但除此之外，麦克尼尔还对汤因比作品展示出的渊博学识感到震惊。汤因比不仅多年沉浸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还试图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掌握欧洲以及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乃至地球上能够探测到文明痕迹的每个角落的历史。麦克尼尔几天内便一口气读完了这三卷著作，并且明白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还相差甚远。他计划撰写的书遗漏了人类历史中80%的内容。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刚刚开始博士二年级生活的研究生，自己需要去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而不是局限于从前所接受的教育关注的那一部分知识。从那时起，他自觉地将工作同汤因比的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他真正认识汤因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解后者而打消了自己从前的许多幻想后，情况依旧如此。
麦克尼尔于1941年底应征入伍。他告别了研究生院，在战争岁月里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埃及和希腊等地服过兵役。他最初加入的是炮兵部队。但在偶遇某位当时在国务院身居要职的前康奈尔大学教授后，麦克尼尔被提拔为希腊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助理军官随员。他以该身份前往埃及，于1944年在那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伊丽莎白·达比希尔（Elizabeth Darbishire）。她的父亲罗伯特·达比希尔（Robert Darbishire）碰巧是阿诺德·汤因比的至交。两人一道就读于牛津大学，并在1911—1912年间结伴游历过希腊；他们在往后余生中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战争结束后，麦克尼尔实现了自己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他于1947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教员，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整个教学科研生涯。在汤因比于访问美国期间看望老友罗伯特·达比希尔之际，麦克尼尔通过岳父的关系见到了自己平生最为仰慕的那位历史学家——那同样是在1947年。
汤因比在那些年里主持着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承担的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其声望与影响力正如日中天（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他邀请麦克尼尔加入报告撰写团队，撰述关于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合作的那部分内容。 [1] 为此，麦克尼尔举家迁居伦敦两年（1950—1952年），在汤因比名义上的指导下展开了这项工作。
同汤因比打交道的经历让麦克尼尔大失所望。在那段时间里，汤因比急于尽快完成《历史研究》的最后几卷。麦克尼尔阅读了他的大部分手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却失望地发现汤因比连一条都没有采纳。事实上，他发现已过耳顺之年的汤因比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不再以开放的胸襟持续修正自己的想法——麦克尼尔所崇拜的偶像毕竟只是一个凡人。
麦克尼尔接着撰写自己从本科阶段起一直酝酿着的那部巨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1963）反映了试图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他在书中自觉采用了同汤因比的历史观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彼此影响——汤因比则将兴衰历程中的诸文明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 [2] 他的那些著作从未像汤因比的作品那样一炮走红，但总的来说在学术界的同行那里却较后者更受认可。威廉·麦克尼尔成了美国世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声称世界史是一种在学术上合法的史学研究形式，即便它并不以对原始资料的研读为基础——专题性的史学研究则通常必须那样做。他支持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世界史的内容（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全国标准）。他撰写了两本世界史教材。威廉·麦克尼尔一步步走向自己在美国的事业巅峰，于1985年当上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成功部分来自汤因比所树立的榜样，他本人也对此心知肚明。
威廉·麦克尼尔于1985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收到了劳伦斯·汤因比希望自己撰写这部传记的邀请。当时，麦克尼尔已离开芝加哥城，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家族聚居地）去了。他没法在那个小村子里撰写汤因比的传记，便设法申请到了一笔科研基金，前往英国逗留数月，阅读了汤因比存放在牛津大学的档案，并同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汤因比的熟人进行了交谈。
读者将会看到，本书主要以汤因比卷帙浩繁的通信为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个人生活色彩浓厚的传记。书中对汤因比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进行了大量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以对汤因比家书的推测、研读与解释为基础的。但本书也对汤因比的成就进行了深思熟虑后的评价，并讨论了他在英国与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汤因比在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那里大受欢迎）和日本（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拥有大批追随者）。
在撰写这本书期间，麦克尼尔再度对汤因比感到大失所望。依据汤因比的家书和其他文件，他得出了青年汤因比曾在一战期间故意逃避兵役并在此后掩饰这一事实的结论。麦克尼尔经常提及，自己在撰写本书中解释汤因比行为的那些章节时有多么痛苦。在麦克尼尔看来，如此对待那个引导自己成为世界史学者、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打开大门的人物实在太不应该。但他认为自己必须将这些内容付诸笔端，因为他确信它们是真实的。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对于另一位更加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的看法。麦克尼尔和汤因比看待他们的主题——世界史——的方式大相径庭。但由于在1940年阅读汤因比著作带给麦克尼尔的醍醐灌顶式影响，他们毕竟共享着同一个研究主题。在许多年里，两人都是英语世界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史学者。今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
约翰·R.麦克尼尔
编者注：本序系约翰·R.麦克尼尔专为中文版写就。约翰·R.麦克尼尔，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麦克尼尔之子。标题为编者所加。
[1] 《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与矛盾（1941—1946年）》（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46 ，1953）。
[2] 典型例子如《瘟疫与人》（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竞逐豪强》（ The Pursuit of Power，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