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远乐观的人

祖父巨著获得的举世赞誉贯穿着我的童年时代。它出版时我还不满1岁。而他将成为文化名人的事实在1947年已毫无悬念：因为他的头像出现在了美国最畅销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那个时代国际声望的重要标志。

在那幅肖像画上，簇拥着他的脸庞的是一些攀爬峭壁并坠落下来的人物——他们象征着诸文明的兴衰。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成人期间，老师们、小伙伴的家长们或陌生人都会问我：“你是那位伟大的阿诺德·汤因比的亲戚吗？”可在我心目中，那个人只是给他的孙子孙女们讲历史故事的一位好手而已。

对于一个拥有如此宏伟学术抱负、想要认识并理解自文明诞生以来的全部人类生活与经验的人物而言，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未免过于羞涩与沉默了。他的性格酷似《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巫师，是个公众视野里的巨人；但躲藏在其汗牛充栋的著作背后的却是一个害羞、腼腆的人物，并无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大气磅礴。他的崇拜者们的确视之为一位精神导师。日后，批评者们便讽刺他将自己树立为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知和关于人生状态、目的半神秘观念的传播者。事实上，他确曾描述过自己一次顿悟的体验——他突然意识到一切历史都可以按照预测、解释诸帝国兴衰的法则整合起来。

但阿诺德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容易困窘、完全不善讲究排场与社交、不喜奢华的人。在个人生活中和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在本质上是一位乐天派，相信人类的进步，确信人类可以通过认识历史而得到提升、人性可以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对于世界的发展前景，他相信世俗的、人道的、自由的未来终将到来，它将消弭人世间的隔阂与纷争。

作为一名祖父，他的表现一直好过作为3个儿子的父亲。那或许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儿子们尚且年幼的时候有些忽视照顾家庭。他孜孜不倦地忙着撰写《历史研究》——他那位刻薄的妻子称之为他的“胡说八道的书”；并且他本人也自谦地接受了这个称呼，以便摆脱人们认为他试图将全世界纳入其思想模式的做法过于傲慢自大的指责。与此同时，他也为外交部或颇具影响的智库——查塔姆楼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着。他的儿子们很少去看他，而把自己的关怀留给母亲——尽管后者往往并无慈母风范。

但对于姐姐和我（仅有的住在伦敦、且离他较近的两个孙子辈）而言，他是一位靠谱的祖父和讲故事的高手。他会带我们去一些历史遗址——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亨利八世的汉普顿宫，以及各处博物馆与展览馆——用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绘声绘色的故事来对我们进行历史教育。他让过去和历史中的角色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在通过这些故事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困窘，变得神采奕奕、充满激情与智慧。每次应邀前往世界各地做报告并会见重要国际领导人后，他会在回家后讲述旅途中丰富多彩的见闻，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们捧腹大笑。我一想到秘鲁，就情不自禁地忆起他在安第斯山区骑驴时有个人把痰吐在他袜子里的趣事。他有时会陷入神经性抽搐——那是他感觉不适时表达紧张情绪的方式之一。只有5岁、少不更事的我曾坐在双层伦敦巴士里问他为什么抽搐。“因为我像一只大河马呀！”他答道。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他还会这么风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处世风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跟所有家庭中的情况一样，我们私下里都会取笑他的一些怪癖，尤其是他的极度吝啬。他不愿意花任何钱。如果你去他家拜访的话，午餐通常是一片生菜叶和薄薄的一片火腿——运气好的话还会加上一片面包。他从不坐出租车，永远只坐公交车。他一辈子都为金钱问题感到焦虑，尽管他写作与讲座的成功为自己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在花销问题上的谨小慎微来自他早年过的苦日子。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几代祖辈都是教师、作家或官吏，但他们为了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维持体面而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的父亲哈利在一个济贫机构工作，但在阿诺德和两个妹妹还很小的时候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余生；他的妻子伊迪丝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将孩子们拉扯大，寄居在阿诺德的叔公——年老、脾气很差的退休船长——家里。

伊迪丝是位极其严格的母亲。但她的孩子们无需鞭策就能在学校里大放异彩，无一例外地拿到了奖学金，在顶级学府免费就读。阿诺德的妹妹乔斯林成为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另一个更年长的妹妹成为牛津大学的教师。我的这两位姑姑一直未婚，过着充实忙碌的学术生活，带着她们的7只猫住在牛津的一处令我记忆犹新的房屋里。乔斯林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学猫咕噜声的人；她总让自己的白猫米特拉斯（Mithras）蹲在自己的肩上。阿诺德的名满天下令乔斯林感到沮丧：因为她觉得哥哥的光辉在家族史上有些过于耀眼；作为一位同样杰出的同行，她多少对哥哥的声望有一点点嫉妒。

他们的母亲伊迪丝鞭策着阿诺德在公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时期拿到了一系列奖学金与奖项。成为一名牛津的青年教师后，阿诺德对其他讲师们的奢侈生活与花天酒地感到惊惧。他写信问自己的朋友：“他们有什么必要那样大手大脚呢？”“这一切着实可耻。”他在本质上是一位苦行僧，过了一辈子精打细算的日子。我们经常听到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会在工作室里累死的！”年老的他极其畏惧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贫穷。为了让自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免遭那样的命运，他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将自己在全世界卖出上百万本的著作的可观版税收入替换为终生享受的一笔津贴——尽管后者的数额要相对小一些。

人们常说，先知只在本乡本土才不受尊重。那也确实是我祖父遭遇的命运——他在祖国受到的纪念与崇拜不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东方。他的作品诞生于一个英国史学界已不流行宏大的历史叙事、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碎片进行精细考据的时代。特别是一位青年学者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对《历史研究》进行了尖锐批评；他的来势汹汹为其他评论家和学者奠定了基调。这一批评帮助特雷弗-罗珀在日后当上了牛津大学的皇家史学教授，也让我的祖父从英国大学那里收到的讲座邀请反不及外国大学那样多——特别崇拜汤因比的是那些欣赏他认定西方即将衰落、东方即将崛起的观点的那些国家。

我祖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同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外交息息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让他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同辈人。这部传记认为，他和他的母亲曾设法豁免了他的兵役，这令他悔恨终生。但他在外交部和自己最熟悉的史学领域工作，极其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入侵者对比利时平民施加的暴行——那是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读者在阅读他对每次恐怖迫害进行的极其详尽的叙述时，会感到他作为史学家的严谨精神渗透在每一页文字之中。他摒弃了谣言与无法证实的内容，仅仅保留了确有所本的证据。那并非一部政治宣传品。

一战结束后，汤因比参加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但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那里。他正确地预见到，和约对德国人采取的恶意惩罚性措施将会导致日后的矛盾。他始终是和平、调解与国际合作的坚决拥护者，因而积极投入到了筹建国联的工作中去。不幸的是，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击碎了国联的理想，汤因比对理性与和平的殷切期望再度化为泡影。

他是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手材料报道者，经常为《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二者都是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报刊）撰文。他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代表外交部对后者进行了采访；他数次会晤过凯末尔和许多重要国家领导人。他的头脑是开放的和善于追问的，从不墨守成见。他曾被派去报道在亚美尼亚的暴行（当时世人认为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人一方）；但在独立搜集了证据后，他认为多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与史学家的品质。在担任研究主任的那些年里，他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了关于世界时事政治的年度报告；那项费心费力的工作让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各种国际时事。汤因比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尽管他与此同时也撰写着自己里程碑式的史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再度同外交部建立了联系。他在战后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重建之前宣告失败的国联的工作之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错失了第一次机会后，为了争取另一次建立国际联盟的机会而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那值得我们为此而拼尽全力。”这些努力的成果是联合国的成立。它尽管自身存在着往往令人无法容忍的局限性，却顽强地存续了下来，成为维系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际睦邻友好关系的希望之火。他从未丧失对于各国可以和平共处与合作的信心，尽管他在同一封信中也坦率地写道：“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经验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在每次变局中，他都在寻找着峰回路转的迹象，相信世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避免错误。尽管经历并见证了由愚蠢的外交失误导致的百年劫难，他在智慧与博学之外仍保留着某种自己无限珍视的天真。他怀着希望去面对关于家庭或世界的各种消息，从中寻找保持乐观的理由。作为一位祖父，他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理由的榜样。“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 Nil desperandum ）——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拉丁文。他确实从未绝望，即便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里也是如此。

波莉·汤因比

编者注：本序系波莉·汤因比专为中文版写就。波莉·汤因比，英国作家，《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诺德·J.汤因比的孙女。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