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年馑时

12点整吃中饭，六七个菜，一个火锅，饭是放了几块红薯的稀饭。

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饭，胃口好，筷子伸得勤，不知不觉就会吃多了。

我笑着说，“现在这样吃饭，就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骂人的话，苕吃哑胀，困猪长肉。现在就有点这样呢。”

大家都笑。

还好，我还比较自我克制，吃饱即放下碗筷，但肯定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得要多一些。

晚饭，还是大锅煮。

我提议等这次做的月半团子吃完了就做菜粑粑吃。大弟说：“好，我也喜欢吃菜粑。”

爸爸说：“要是有胡萝卜就好了，切一点揉在里面会有甜味。”

可惜家里没有胡萝卜。我对我爸说，“您明年自己种点胡萝卜吧。”

只有小弟对此没多大兴趣，他说：“我以前吃菜粑吃伤了，你们现在怎么欠起这个来？”

大弟摇着头说：“我是坚决不吃糍粑的，读初中时候吃糍粑吃伤了。”

我则不喜吃菜粥，尤其是莴苣叶子煮的。但对于粥里的红薯，我一直喜欢。

我讲到已过世的大伯告诉我，他们在饥荒年里曾经吃榨过油的棉籽饼。相较之下，菜粥是美味了。

“那个棉籽饼啊，闻起香，吃起来苦。”爸爸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叹口气，“唉，你们是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时候的苦。当年，你们的爹爹到丹江口水库做工程，一去一两年，屋里你们的婆婆一个人带四个伢，那是真正的苦，菜粥当顿吃。”

“你爹爹一生，就是吃脾气不好的亏。他老人家是能干，做农活、打渔，都很行，但就是脾气不好，他自己吃亏，我们也跟着吃亏。去丹江口的事，你们的大爹就没去，大爹家的日子就好过很多。”

“修丹江口是哪一年啊？”我问我爸。

“好像是1959到1962年。”

想来正是爸爸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叔叔还没有出生，但大叔、两个姑姑都还是孩子，仅靠婆婆一个大人照顾，真的不容易，也就难怪婆婆后来早逝，说是因病，其实也是因贫。

想起大年初一去奶奶和爷爷的坟前奠拜，这次我特别认真地看了奶奶的生卒年，1925年至1976年。爷爷是1928至1995年。奶奶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真的令人叹息。爷爷67岁时去世，那时，大家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所以也没享什么福。这一生，他们是怎么过的，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父母的只言片语，我记忆中的一些零星片断，构成我对他们的模糊的印象，他们的生命故事都简化成了生卒年数字。

如果他们还活着，还不到一百岁呢。我惊觉。可他们已逝去多年，来此凭吊的孙辈们对他们的历史所知甚少，大家只是聚在一起，清理一下坟头，烧香，作揖，放鞭炮，堂弟总是笑嘻嘻地请爷爷奶奶保佑自己新的一年打牌多赢点钱。

爸爸由丹江口工程又说到了汉北河工程，我吃好了，就放下碗，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这是1969年到1974年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一次，我爸爸去参加了。

资料里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工程，那一个一个地名，京山、钟祥、天门、应城、云梦、孝感、汉川，是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流经我家门口的天门河，在天门万家台与汉北河连接。河水向东流入府河，再入汉水，最终汇入长江……

资料上还介绍，有人在河滩上种地。

爸爸说：“那叫赶滩，有的人就靠赶滩发了财。”

我原来以为赶滩是海边渔民的生计，没想到，在汉北河沿岸，人们根据水位的变化，季节性地耕种农作物，也是一种赶滩。人和河水争土地，让所种之物顺应岁时，只有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有收获，这后面肯定是有很多故事的。

“是的，不光是要会种地，你还得有地。你想这河滩上的地，你说是公家的？

平时也没有人来管。但你种得好，目标大了，肯定有人来管。你说是私人的？

肯定也不是，但谁先来开一块种，他就会年年来种。还不是有人来争来抢，打得头破血流。总之，不是谁都可以在那里种地的，要有点手腕，上面有人罩着，下面镇得住别人。”爸爸说，“要有狠气的人才能在那里站住脚。我听说原来镇上采购站的一个人在那里做得很大。”

说到土地，讲到农事，爸爸有些激动，这是一个农人的本能，也是经历了饥馑的人才会有的珍惜与在意。此时在他的脑海里，也许浮现出当年他在汉北河工地上挑土方的情景来，那正是他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妈妈脸上就流露出，你看你爸又喝多了又开始吹牛的表情。

我笑笑，去开了墙上的灯开关，堂屋里顿时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