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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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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康熙帝是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帝王，一度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民间自由信教，并给予他们建立教堂的地基，多方任用西士，乃至用作使臣出使法国、俄罗斯和罗马教廷。我想通过了解当时人、后世人对这一历史课题的认识，从而明了养成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意识的必要和重要。
在座的学友是博士生、硕士生，相当于明清时期翰林院的庶吉士，翰林院培养庶吉士，目标是造就精英中的优秀者，研究院应该能培养出思想的独立思考、独立研究者。我曾经撰文《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写的是大学士邱濬、刘健、李东阳和尚书刘大夏，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均有建树，成为历史名人（见《去古人的庭院散步》《古人社会生活琐谈》）。翰林院庶吉士和研究院研究生，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是独立思考者，在学问上是独立研究者，在做人上是正直者。
康熙年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突出的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一个高潮时期，遗憾的是中断了。下面我们主要从文化观念方面了解这种交流的产生与中断。
来华传教士强烈感受中国人的世界中心观念。传教士沙守信1701年（康熙四十年）12月30日讲：“我们还知道中国人以世界上最文明最有礼貌的民族自居。”
1703年2月10日，沙守信又说：“中国人，即便是普通人，也对其他所有民族持有轻蔑之心”，“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如此着迷，以至无法说服自己承认中国以外的任何东西还值得他们注意”。一些士大夫对天主教士说：“尔等宗教未见载于吾国之书，为外夷之教。四夷之事及天下至理，焉有吾国博学鸿儒不知之理。”耶稣会史研究者、美国人魏若望因此说：“每位汉学家都深知中国人这种排外情绪。”
其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基本上不知天外有天，外国有先进文明，因此错误地对待外国文化，以为不值一顾。
“历法之争”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顺治年间颁布的《时宪历》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制订，封面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后来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上疏，以此为奉西洋正朔，意即将中国处于西洋附属国地位；又因历书只制出200年年历，杨光先说这是寓意清朝只有200年寿命，是西洋人诅咒大清朝。他从政治角度抨击《时宪历》，朝廷将汤若望下狱，是为“历案”“历狱”。康熙帝亲政后为“历狱”平反。
西洋历法比中土历法高明，人们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可是又不甘心，不愿承认人家先进之处，遂有“西学中源”说，意思是西洋历法原是从中国学去的，只不过坚持测验，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康熙帝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所说的：“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制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支疏密，非有他术也。”
康熙帝是承认西方文明的，不过仍以中华文明为优胜，倡扬“西学中源”说。大数学家梅文鼎又大肆申述康熙帝之见。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皆主“西学中源”之说，嘉道间阮元等人编撰的《畴人传》，仍主此说，可谓一以贯之。此说的盛行，归根结蒂是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观念在作怪。明明不如人了，还要阿Q式地嘴上占先。
“西学中源”说理所当然地遭到现代人的非议，以至被当作笑料。比如资中筠表示不相信“西学中源”说：“对于所谓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这个我们都是不相信的。”
讥笑之文写得“刻薄”：“……西方还有很多产品是在我们的理论指导下生产出来的，也就是我们出一个产品的概念和理论后由于没看到眼里，感觉产品不值得生产，西方人却偷窃我们的理论和概念把产品生产出来了，比如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概念了，数年前西方人根据这个生产出了电视和手机，根据我们的‘雷公电母’的概念发现了实用的电，发明了发电机，根据我们的以‘太白金星为代表的二十八星宿’生产出了各类人造卫星。”
清代人那样认真的学说，可是观点竟那么荒唐，就是被世界文明中心观念愚弄的。
传教士白晋、傅圣泽等人研究《易经》，形成“索隐学派”，成为耶稣会中一个小团体。“他们宣称已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通过象征式的注释找到了带有基督教传统的痕迹。”
白晋奏称：“臣二人（傅圣泽）日久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土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不合于天教。”他著作的《天学本义》“将一些图片、形象和思维方式进行融合而产生一种跨越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今天被称为‘跨文化’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向欧洲人和中国人指明了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源起”。
反对白晋学说者认为他走得太远了，“如果照白晋的理解，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索隐派的努力得到了康熙帝的支持，他希望获得中国人认识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同为万物之源的共识。他对传教士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
康熙帝就万物之源来讲，认为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儒学讲天，两者是相近的、相通的。白晋既想验证中西文化共源，又在《天学本义·序》中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
以此说明传教士输送西学及传教的合理性。说中国人信仰的天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是同一的，未免牵强附会，是误读中国上古史。
传教士翻译中国儒家典籍四书五经，西洋学者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有意无意间误解中国文化，并非真懂中国。传教士马若瑟译介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即被后人改编的《托孤救孤》《八义图》，表达忠义观念）。英人哈察忒、法人伏尔泰均有《中国孤儿》译本，欧洲人对它的理解与中国人不同，“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想象，重新改写了”，“使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欧洲戏剧”。
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大帝国所曾有和将作的一切陈述”，“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他是从法国本身文化需要来说的：借着宣传儒家思想，批评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思想，“说明开明的君主制是法国最好的政治选择。这是一种文化间的‘借用’和‘移植’”
。张西平因而说“这样的文化‘误读’几乎是文化间不可避免的事情”。
武斌著文《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意义关联域’中，从自己的需要和认知结构出发来‘接受’‘理解’‘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一种‘误读’”。
启蒙思想家的误读，无疑有其客观的历史价值，但从正确理解来要求，误读是不足为训的。西方人介绍后世的中国，国人时或谓某种“说三道四”观点是唱衰中国，表示愤怒；时或对某种“过誉观点”大加赞赏，引以自豪。皆不无误读之嫌。对异域文化的误解，不一定是不能独立思考的问题，但是时刻以独立思考精神要求自身，避免犯误读、误解的误失，是很有必要的。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主流观念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诱惑愚民，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康熙年间福建、江苏巡抚张伯行批驳天主至上说：“未闻天之外别有所谓‘主’者”，而且让天主在天之上，“是悖天而灭伦”。
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福安县地方僻处海隅，近有西洋人潜住该地，藉称主教名色，以外教煽惑人民，不独农工商贾被其诓骗，即举贡衿监亦一时如醉如痴，不辨邪正，误堕术中，甚至妇女皆皈其教，男女混杂，不顾嫌疑，虽致举国若狂，倾囊倒箧，捐盖堂宇。”
不仅攻讦西洋人，连对传教士宽容、发布容教令的康熙帝，在一些士人心中的地位也降低了，因为孔子是碰不得的。
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中，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被认为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侵略先锋，是侵略工具，他们带来的西方科技也不是先进的。学术研究中掺杂了大量的意识形态色彩。
近20年的研究，企图走向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全面评价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他们为“主”的献身精神，第一是为传教，以科学为立足手段；痛苦地接受中国生活方式、礼仪；为取得传教支持，向西方虚报在华传教业绩；传来西方科技，目的是为传教；从事慈善事业，目的也是为传教；客观上让西方了解中国，扩大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信件、著述中有很多错误，被有识之士看破，如耶稣会士张诚说有些传教士的中国记录不可信，1701年10月14日张诚致函巴黎耶稣会郭弼恩神父：“中国传教团的历史，我劝您既不要着急，也不要过于轻信印刷品的叙述，因为这些叙述中有许多错误和谎言。……不少仅仅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并未经过考察。”
一个时期，国人将中国史书视为“断烂朝报”，谬误百出，遂用外国史书验证中国史书之误，颇有成绩，但不免陷入迷信状态。举例看，雍正年间的苏努案件，传教士文书谓为宗教迫害案，我们尊敬的史学大家陈垣信之，实际是康熙朝储位之争延续中的政治斗争案件，苏努家族信仰基督教只是加重刑责的一个因素。外国人因不完全懂得中国各种制度而造成的理解之误甚多，稍加留意，即可得到许多事例。1704年8月20日，传教士杜德美谈康熙帝过问天主教建教堂事，“1699年1月康熙皇帝答应张诚神父在紫禁城内赐给我们那一大块土地建造教堂。皇帝对于重要的项目都要亲自过问的，这次建造教堂也是如此”
。所说的紫禁城，应为皇城。在赣州的殷弘绪1707年7月17日讲述康熙朝第一次废太子事件，谓皇长子允禔是“嫡出”。
康熙帝只有一个嫡出子，即废太子允礽。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在1708年，这里的1707年把事情的发生提前一年了。传教士利国安在1714年说名鹰海东青出产在陕西和蒙古。
海东青出产在黑龙江。等等，不必赘述。
上述事实，反映出中西方人士在认识对方文化、历史、国情上多有隔膜，有误失，有盲点。由于文化背景的迥异，信仰的差异，追求的目标不同，对对方知识的欠缺，产生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错误，使得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从高峰走向低谷。就中，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较为明智，能够适应中国文化开展活动；格莱门十一世不尊重、不懂中国而失败；康熙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心与关注，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罕见的，是中国皇帝中唯一认真学习欧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的，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而历古相传的世界中心观是国人沉重的思想负担，成为全面理解西方文化的障碍，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中西人士对对方的认识往往不准确，有误解，历史上如此，现在仍然，宜于警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客观因素，难于避免。历史启示我们：人类应当克服种族的、民族的文化偏见、文化歧视，以利共同发展。学术研究者需要独立思考，准确地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给人以有益的经验借鉴。
首先，敢于质疑史学大家的观点、各种权威的所谓“历史定论”和历史观点。
其次，审慎对待强势文化、主流文化、流行文化。所谓口述史学的畅销书《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据报道，一年多销售6万9千套，获得2002年优秀畅销书奖。口述内容仅占15%，抄袭唐德刚的文章，引起官司。其实张学良为人何足道哉，他当然对丧失东北负有重大责任，有人为了政治需要伪造历史，将他树为英雄，岂止是史书的耻辱，也是国之耻辱。《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所述内容与大国学不相称。
复次，时刻追求新观点、新领域、新方向。作文章，求新，新史料、新观点，发出前人所未有的见解。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前人所未涉猎的领域，如生态环境史、社会医疗史、心态史，即为近二三十年逐渐兴起的史学新领域（诸位幸运在南开史学生态环境中心学习）。新方向，80年代先后出现的文化史、社会史，突破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史学研究僵化的局面，社会史研究颇有生命力。
再次，史学工作者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不二法门——详细占有史料，审视史料的真实性，做到论从史出。对史料必须鉴别、考证，如刘泽华教授揭示《矛盾论》中的抄袭成分；《文史哲》主编王学典认为“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并没有投稿《文艺报》的事，所谓大人物压制小人物之说无从谈起，是顶级大人物的无根之谈；前述传教士的史实之误，等等。史料批评、史料考证，乃史学研究之根本要求。
（2012年10月7日草，2016年1月20日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