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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全面关注与史学家的应有作为 |
开宗明义，本文表达的主旨是：历史学的全面关注“人”，以人为历史的主体，是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史学研治的对象从社会上层扩展到社会下层，到女性史与性别史、弱势群体史，研究对象的社会层面可能已无重大的缺憾；研究的内涵从以政治史为重心到对经济史的高度关注，进而开展文化史、社会史的研讨，深入日常生活史领域，尤其是生态环境史和身体史、心态史取得的成就，甚为可喜。历史以人为主体和人权史的研讨尚属初步开展，史学研究者对人的行为的主动性、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有的人（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历史作用，对人对自由、平等和人权追求的历史进程，尚需提高认识，并能够把它更好地引入研究当中，以期提高学术水准，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研治历史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有良知的史学家也难于写作信史，更不必说媚上的史匠了，然而著述信史是史家天职，史家的品质至关重要，绝不能降低对信史的要求。当然了，社会制度允许不允许秉笔直书，是绝对不宜忽视的因素。不过，人们追求完美社会制度，史家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
回顾20世纪以来100多年的史学研究，笔者想既应看到它的成就和问题，更需要探索新颖的、富有成效的研治理念和方法。这里略述20世纪以来历史学在研究范畴、研究深度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意义；如何提高对人为历史主体、对人权的认知并引入史学研究，改进研究法；史学工作者如何适应社会与史学发展的双重需要，独立思考，勇于说真话，写作真实的历史——信史。
20世纪历史学从记叙社会上层的历史，迈向全面关注所有的人的历史，尤其是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在研究范畴拓宽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为整体史的研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呼吁历史书写从帝王史（社会上层史）转变到民众史方面。书写民众史确实成为20世纪史学界努力的方向，当然是为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历史的结合，全面认识人类历史进程。
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范畴的扩展，笔者想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民众运动史。在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被史学家、政治家从阶级斗争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农民战争史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它关涉农民、地主与政权的关系，改朝换代的出现，以及皇权主义对农民的影响。
社会结构史。比起民众运动史，它全面地涉猎社会群体，诸如等级、阶级、阶层、民族、宗教、宗族、家庭、各种社团。它的任务是弄清社会组织的组成方式、社会构成诸因素及其间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演进。社会结构的产生与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分工与职业诸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关联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史学家的社会结构史研究，借鉴社会学家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多重在社会各阶层及相互关系的分析，笔者则主编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
社会生活史与生活方式史。注重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方式，当然也涉及生活中的文化观念。在内容上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节日、娱乐、社交、两性关系、家庭传承、传统时代都市生活、近现代城市生活、人类自身的生产，等等，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风俗史、民族学的一些研讨对象涵盖在内。对如此广泛的生活史内容，史家的论述已经较为深入与具体，断代生活史、婚姻史的研究成果频频出现。近日，学者（如常建华）强调深入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即留意于生活的日常性与重复性，讲生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还要留意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同时不可忽视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制度化因素，科学、艺术、哲学精神生活）的发掘。
社会心态史、表象史、大众文化史。心态史研究个人与群体行为的意识，那种不易把握的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隐藏的潜意识，这种意识反映人的行为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表象史研治历史上人们自己塑造的形象，研究者通过研究人们的举手投足，对气味、声音等的感觉，找出人们的心理活动，作出社会的、文化的说明，是心态史的延伸。大众文化内容多种多样，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民众意识、民间故事，以至区域文化，也即所谓小传统，是相对于大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集体记忆史关注记忆的社会性，区分出三个层次，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传统”记忆，以便发掘民族心灵深处的传统遗产和民族认同。这种心灵史、文化史的研讨，可以深层次了解人们的生活面貌和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所以至此的心理意识。心态史，台湾学者的研究较有成就。大众文化史，大陆学者多所关注。表象史尚处于待开发的领域。
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人之一生，不仅需要衣食住行，更离不开生老病死，因此疾病和医疗乃是人类生活必有内容。不仅如此，疾病和医疗并非是单纯的生理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疾病及人类的应对——医疗和卫生等，无不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关注，不仅是要更为完整全面地了解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而且也是希望借此来呈现不同时空的社会中，疾病和医疗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涵及其历史变迁脉络。与此相关，作为疾病和医疗的承担主体——人类的身体，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如性别、政治、劳工、农民、技术、艺术、医学、科学、宗教、时间等之中，极具社会和文化性。20世纪90年代，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的探究引起史家的兴趣，而后的进展颇为迅速。
生态环境史。古人畏天，实质上是敬畏大自然。人、人类社会要面对如何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出现天神、风神、雷神、水神、山神、河神、海神等自然物的崇拜，产生治河、封山育林、禁网护渔等规约及措施。已有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特定地区的某些物种的消失，认识生态环境的变化，到令人们知道土地制度与环境保护、城市及区域的盛衰与水源、陕西从中国社会中心地区的退出与水土流失、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等的关系。生态环境关系着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亟待大力开展研究的领域。
如果我们概括20世纪史学研究的进程，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是史学研究范畴、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探索新意境。史学研究的对象从社会上层扩展到社会下层，开阔到女性史与性别史、边缘人群与弱势群体，研究对象的社会层面已无大的缺憾；研究的内涵从以政治史为重心到对经济史的高度关注，进而开展对文化史、社会史的研讨，深入日常生活史领域，尤其是生态环境史和身体史、心态史，而心灵史、人权史的讨论则极为欠缺，需要史家提高自身认识，引入研究当中，以期将史学研究引向新的境界，向整体史研究方向发展。
20世纪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一种贡献、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是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确定。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史学研究的当然对象，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事情。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
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叙事的最终目标是人物，也即个人，是无异议的。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将人的生活和一切行为看作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与表现，看成是阶级立场决定的，或者以为是那些制度的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将人的生活和行为视为完全被动性的。人的生活固然受制于客观环境，但却是在那种情况下主动生活的，并非被动性地生活。在此回顾影响史学研究的三种理论，以明了它的前进，以及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生产工具决定论。是一种唯生产力论，否认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历史作用，当然谈不上以人为历史主体了。
经济基础决定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忽视社会运行的惯性力量、习俗的作用，以及人的行为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阶级斗争决定论。是在一个时期内影响最大的不容置疑的理论，以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任何事物、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可是它怎么能是排除其他理论的唯其科学的呢？试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领导人，不仅不是工人出身，而且是清一色的非无产者，而工人是自在的阶级，只有经过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去鼓动革命，才成为自为阶级，才去革命；革命先锋常常是游民，是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具有破坏性，而革命胜利又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于是造出革命发展不平衡论，但是大半个世纪后即行瓦解。历史证明，这个理论只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史学家克服了注定论，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以人为社会的主体，它的内涵，笔者以为是：
其一，人在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主动性。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不是绝对的自由行动，要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要视地理条件、气候、生活资源状况的限制；同时受制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条件，是在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中活动。尽管如此，人的行为是主动做出的，也就是说他有主动性；人的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按照既定程式进行的，而是具有灵活性，是随着社会情形的变化而变动；人的行为还有随意性，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个人的性格、情绪都可能影响他的行为。所以说在社会的与自然的制约下，人类活动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和随意性，是主动生活，创造社会文明，创造历史。
其二，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的社会生活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所有的社会生活内容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上一个子目叙述的史学研究已经涉猎的范畴竟是那样的广阔，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多样性、丰富性的反映，这里不必赘述。但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对人的生命史进行系统的研讨。讲生命，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生命现象，又包含人生事业，以及与它伴随而生的人生礼俗和伦理。生命周期有出生与成长、婚姻与家庭、疾病与医疗、死亡等过程。出生有命名礼，一周岁有抓周礼，而后过生日，成年有冠礼；接着是结婚，有婚礼（六礼），成立家庭，生儿育女，产生新的生命（人类自身再生产），婚姻观念的发展变化，出现同性恋和同性恋家庭；年长要做寿；疾病与求医问药（医疗、巫术）；死亡，伴之以葬礼，而后的祭祀；自私是生物本性，是人的本能，为生存和谋求好生活所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思想家的理想；怕死亦是人之本能，不应简单地耻笑，求长生不老，从而求仙，就需要指出其虚妄。人生有事业，生产劳动、政治活动、科学艺术活动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这种生命史的研究，在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医疗史多有涉及，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是史学研究注重人的活动，而不是一味寻找什么人类社会外在的东西，所谓必然性的那种所谓历史规律。
其三，尊重前人及他们的行为。以人为主体，令史学家尊重历史上的人及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选择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认识它们的合理性，说明它们的不合理所在及形成的原因，以利后人前进，而不是责难前人的不文明，苛求前人。须知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说明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文明进化的历史，解释历史现象，找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不能以历史裁判者自居，否则那就是笑话，令自身成为历史小丑。
其四，承认所有人的历史作用。以人为主体，意味着承认所有人的历史作用。传统的英雄史观只承认英雄人物（大人物、社会上层、社会精英）创造历史，否认群氓（小人物、社会下层）的历史作用；针对英雄史观的“人民是历史主人和发展动力”说则排斥英雄人物的作为，黎澍质疑这一学说，认为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加历史的创造，即大人物、小人物共同影响历史的面貌和进程。这应当是人们的共识。历史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抽象规律的产物，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如民族主义的形成，并非民族、语言、领土、风俗等客观条件自然成立的，而是在民族革命、民族战争、民族融合中形成的，是人为形成的。
综上所述，史学研究范畴的不断拓宽与完善，和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对象的定位，就为历史的整体（总体）研究、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可能写出整体史。
一百多年来，史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需要继续提升对人的主体性认识。
“问题意识”好像是时髦词汇，难于理解。笔者想，它是指研究者对学问长存困惑，积极思维，冥思苦索，发现问题并解决之。此种富有质疑精神，始能推进学术研究。
1933年杨树达撰著《汉代婚丧礼俗考》，客序者认为杨树达的研究别开生面，表明他怀有“问题意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强，人云亦云，一窝蜂地进行几乎是同课题的写作，如同向达批评的集中在五个论题方面——“五朵金花”，这不仅是50年代的问题，六七十年代不必说了，80年代以来话题虽然大大增加，仍有不少同一题目的大同小异论文和书籍，而许多历史论题却没有被发现，也就没有人过问，以至外国学者感到遗憾。如美国卫思韩就中国地方史研究状况说：中国学者“对省级规模的研究有较大的兴趣，但现在就我所知，这些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或对省的历史进行综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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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不足还表现在照搬国外研究理论、方法、模式，而未着力进行本土化，未能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即使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术语，因为没有参照中国固有词汇加工出来，而令读者费解。
笔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深自惭愧于不通外文，缺乏世界史知识。钱理群在《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的“自序”中写道：“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笔者佩服他的坦率和认识的深刻。就个人而言，知识的缺陷导致不能进行兼顾古今中外综合的、对比的研讨，从而学术水准提升不上去。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现代信息日益丰富，外语水平提高，比笔者从事研究的条件好得多，非常可喜；然而传统文化知识接受得少，原始史料掌握不多。详细地占有史料，是历史学家应有的素养，是治史的基本要求，否则还能谈得上高深的研讨吗？那才是咄咄怪事哩！真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史学事业不能有这样的循环，否则怎么会有大的进步？！从怪圈中走出来，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才有可能出现。
知识结构不完善同学科分工过细大有关系，文理分家、文史分家，史学内部的断代史、专门史、地方史、国别史之别，从准确、深入认识各自研究客体来讲是很必要的，但也使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完整。精深了，知识面受到限制，从而难于胜任把握事物全貌的要求。即如运用诗词研究历史（所谓“以诗证史”），不懂诗歌的史家就一筹莫展了，只能赞叹前辈大师陈寅恪撰著的《柳如是别传》，自愧勿能。只有完善知识结构，才可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史家对历史，对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应抱持尊重、理解、宽容的态度。笔者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上发表的《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中认为，20世纪是思想上的批判时代，是社会制度的实验时代。回思我们经历过的批判运动，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文艺理论，批判胡适唯心论，“反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拔白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对人肆意侮辱，最为可怕的是令人自我作践，贬抑到一无是处。人们将这种风气带到历史研究中来，除了讴歌革命，此外多是批判，践踏历史。钱穆著《国史大纲》，在20世纪上半叶大声疾呼对历史应有敬意，今人不要拿连自身都做不到的事情去责难先人。确实，史学家对先人应有敬意，他们披荆斩棘，创造社会文明、历史文化和历史传统，开辟生存条件和规范社会生活准则，后人难道不应感恩吗？批判得了吗？！现在人们提倡理解，以至高呼“理解万岁”。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是：“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
是的，是要理解历史。理解，要弄懂先人及其事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那样子的，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生活，是心甘情愿的，还是无奈的，合理性何在，非理性的又是什么，重要的是去说明它，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而不是指责、批判。任何人都不会是完人，任何社会制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赞扬其有益于人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指明其消极成分，不过无须深恶痛绝地大批判。
史学著作写人，任务艰巨，就中写出真实历史更是关键所在，为此史家应信守职业道德和有勇气说真话。由于本文集收有《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一文，兹将本文与其雷同的内容基本删去，仅保留主要观点的文字。
传统上，皇帝不得观看史官写的他本人的起居注，令他可能畏惧失德行为被史书记载而有所检点，可见史官在客观上有政治监督作用。历史上，治人者大约总担心史书对他不良行为的记录，从而图谋影响史官对他言行的记载状况。
忠于职守的良史，为后人传颂，如文天祥诗句所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是史家楷模，形成务实的、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不过它没有成为古代史学主流，而粉饰史学，即歪曲历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
秉笔直书精神消弱之后，良知未泯的史家往往采取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手法，委婉地、也是委屈地表达对当政者的规谏。
是粉饰的史学，还是写实的史学，当代史家在两种史学传统面前，走哪一条路，是由社会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两种因素来决定的。治史者说真话的客观社会环境，是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允许个人独立思考和发挥创造性。可是古代社会完全不是这种样子，君主专制，开明者、能够纳谏者，如唐太宗，还要看史官怎样来描写他，其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的威严，就不允许史官如实著述，这是客观大环境。
史学家黎澍就“史学危机”与学风讲到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间，不要动辄整人。
他还说：“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家实在难为；知难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历史家。”
能不能、敢不敢写真实历史，是史学的要害问题、社会形象问题，也可以说是史学的生命问题。
史学工作者需要鼓起勇气，敢于说真话，写作真实的历史，贡献于社会，以履行自身的职责。
（本文是《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的续篇，是在前文成稿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写出初稿，12月3日修订。本文部分内容用于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