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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全面关注与史学家的应有作为 |
开宗明义,本文表达的主旨是:历史学的全面关注“人”,以人为历史的主体,是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史学研治的对象从社会上层扩展到社会下层,到女性史与性别史、弱势群体史,研究对象的社会层面可能已无重大的缺憾;研究的内涵从以政治史为重心到对经济史的高度关注,进而开展文化史、社会史的研讨,深入日常生活史领域,尤其是生态环境史和身体史、心态史取得的成就,甚为可喜。历史以人为主体和人权史的研讨尚属初步开展,史学研究者对人的行为的主动性、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有的人(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历史作用,对人对自由、平等和人权追求的历史进程,尚需提高认识,并能够把它更好地引入研究当中,以期提高学术水准,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研治历史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有良知的史学家也难于写作信史,更不必说媚上的史匠了,然而著述信史是史家天职,史家的品质至关重要,绝不能降低对信史的要求。当然了,社会制度允许不允许秉笔直书,是绝对不宜忽视的因素。不过,人们追求完美社会制度,史家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
回顾20世纪以来100多年的史学研究,笔者想既应看到它的成就和问题,更需要探索新颖的、富有成效的研治理念和方法。这里略述20世纪以来历史学在研究范畴、研究深度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意义;如何提高对人为历史主体、对人权的认知并引入史学研究,改进研究法;史学工作者如何适应社会与史学发展的双重需要,独立思考,勇于说真话,写作真实的历史——信史。
20世纪历史学从记叙社会上层的历史,迈向全面关注所有的人的历史,尤其是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在研究范畴拓宽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为整体史的研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呼吁历史书写从帝王史(社会上层史)转变到民众史方面。书写民众史确实成为20世纪史学界努力的方向,当然是为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历史的结合,全面认识人类历史进程。
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范畴的扩展,笔者想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民众运动史。在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被史学家、政治家从阶级斗争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农民战争史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它关涉农民、地主与政权的关系,改朝换代的出现,以及皇权主义对农民的影响。
社会结构史。比起民众运动史,它全面地涉猎社会群体,诸如等级、阶级、阶层、民族、宗教、宗族、家庭、各种社团。它的任务是弄清社会组织的组成方式、社会构成诸因素及其间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演进。社会结构的产生与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分工与职业诸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关联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史学家的社会结构史研究,借鉴社会学家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多重在社会各阶层及相互关系的分析,笔者则主编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
社会生活史与生活方式史。注重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方式,当然也涉及生活中的文化观念。在内容上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节日、娱乐、社交、两性关系、家庭传承、传统时代都市生活、近现代城市生活、人类自身的生产,等等,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风俗史、民族学的一些研讨对象涵盖在内。对如此广泛的生活史内容,史家的论述已经较为深入与具体,断代生活史、婚姻史的研究成果频频出现。近日,学者(如常建华)强调深入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即留意于生活的日常性与重复性,讲生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还要留意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同时不可忽视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制度化因素,科学、艺术、哲学精神生活)的发掘。
社会心态史、表象史、大众文化史。心态史研究个人与群体行为的意识,那种不易把握的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隐藏的潜意识,这种意识反映人的行为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表象史研治历史上人们自己塑造的形象,研究者通过研究人们的举手投足,对气味、声音等的感觉,找出人们的心理活动,作出社会的、文化的说明,是心态史的延伸。大众文化内容多种多样,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民众意识、民间故事,以至区域文化,也即所谓小传统,是相对于大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集体记忆史关注记忆的社会性,区分出三个层次,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传统”记忆,以便发掘民族心灵深处的传统遗产和民族认同。这种心灵史、文化史的研讨,可以深层次了解人们的生活面貌和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所以至此的心理意识。心态史,台湾学者的研究较有成就。大众文化史,大陆学者多所关注。表象史尚处于待开发的领域。
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人之一生,不仅需要衣食住行,更离不开生老病死,因此疾病和医疗乃是人类生活必有内容。不仅如此,疾病和医疗并非是单纯的生理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疾病及人类的应对——医疗和卫生等,无不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关注,不仅是要更为完整全面地了解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而且也是希望借此来呈现不同时空的社会中,疾病和医疗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涵及其历史变迁脉络。与此相关,作为疾病和医疗的承担主体——人类的身体,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如性别、政治、劳工、农民、技术、艺术、医学、科学、宗教、时间等之中,极具社会和文化性。20世纪90年代,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的探究引起史家的兴趣,而后的进展颇为迅速。
生态环境史。古人畏天,实质上是敬畏大自然。人、人类社会要面对如何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出现天神、风神、雷神、水神、山神、河神、海神等自然物的崇拜,产生治河、封山育林、禁网护渔等规约及措施。已有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特定地区的某些物种的消失,认识生态环境的变化,到令人们知道土地制度与环境保护、城市及区域的盛衰与水源、陕西从中国社会中心地区的退出与水土流失、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等的关系。生态环境关系着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亟待大力开展研究的领域。
如果我们概括20世纪史学研究的进程,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是史学研究范畴、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探索新意境。史学研究的对象从社会上层扩展到社会下层,开阔到女性史与性别史、边缘人群与弱势群体,研究对象的社会层面已无大的缺憾;研究的内涵从以政治史为重心到对经济史的高度关注,进而开展对文化史、社会史的研讨,深入日常生活史领域,尤其是生态环境史和身体史、心态史,而心灵史、人权史的讨论则极为欠缺,需要史家提高自身认识,引入研究当中,以期将史学研究引向新的境界,向整体史研究方向发展。
20世纪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一种贡献、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是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确定。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史学研究的当然对象,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事情。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
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叙事的最终目标是人物,也即个人,是无异议的。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将人的生活和一切行为看作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与表现,看成是阶级立场决定的,或者以为是那些制度的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将人的生活和行为视为完全被动性的。人的生活固然受制于客观环境,但却是在那种情况下主动生活的,并非被动性地生活。在此回顾影响史学研究的三种理论,以明了它的前进,以及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生产工具决定论。是一种唯生产力论,否认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历史作用,当然谈不上以人为历史主体了。
经济基础决定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忽视社会运行的惯性力量、习俗的作用,以及人的行为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阶级斗争决定论。是在一个时期内影响最大的不容置疑的理论,以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任何事物、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可是它怎么能是排除其他理论的唯其科学的呢?试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领导人,不仅不是工人出身,而且是清一色的非无产者,而工人是自在的阶级,只有经过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去鼓动革命,才成为自为阶级,才去革命;革命先锋常常是游民,是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具有破坏性,而革命胜利又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于是造出革命发展不平衡论,但是大半个世纪后即行瓦解。历史证明,这个理论只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史学家克服了注定论,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以人为社会的主体,它的内涵,笔者以为是:
其一,人在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主动性。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不是绝对的自由行动,要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要视地理条件、气候、生活资源状况的限制;同时受制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条件,是在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中活动。尽管如此,人的行为是主动做出的,也就是说他有主动性;人的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按照既定程式进行的,而是具有灵活性,是随着社会情形的变化而变动;人的行为还有随意性,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个人的性格、情绪都可能影响他的行为。所以说在社会的与自然的制约下,人类活动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和随意性,是主动生活,创造社会文明,创造历史。
其二,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的社会生活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所有的社会生活内容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上一个子目叙述的史学研究已经涉猎的范畴竟是那样的广阔,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多样性、丰富性的反映,这里不必赘述。但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对人的生命史进行系统的研讨。讲生命,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生命现象,又包含人生事业,以及与它伴随而生的人生礼俗和伦理。生命周期有出生与成长、婚姻与家庭、疾病与医疗、死亡等过程。出生有命名礼,一周岁有抓周礼,而后过生日,成年有冠礼;接着是结婚,有婚礼(六礼),成立家庭,生儿育女,产生新的生命(人类自身再生产),婚姻观念的发展变化,出现同性恋和同性恋家庭;年长要做寿;疾病与求医问药(医疗、巫术);死亡,伴之以葬礼,而后的祭祀;自私是生物本性,是人的本能,为生存和谋求好生活所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思想家的理想;怕死亦是人之本能,不应简单地耻笑,求长生不老,从而求仙,就需要指出其虚妄。人生有事业,生产劳动、政治活动、科学艺术活动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这种生命史的研究,在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医疗史多有涉及,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是史学研究注重人的活动,而不是一味寻找什么人类社会外在的东西,所谓必然性的那种所谓历史规律。
其三,尊重前人及他们的行为。以人为主体,令史学家尊重历史上的人及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选择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认识它们的合理性,说明它们的不合理所在及形成的原因,以利后人前进,而不是责难前人的不文明,苛求前人。须知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说明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文明进化的历史,解释历史现象,找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不能以历史裁判者自居,否则那就是笑话,令自身成为历史小丑。
其四,承认所有人的历史作用。以人为主体,意味着承认所有人的历史作用。传统的英雄史观只承认英雄人物(大人物、社会上层、社会精英)创造历史,否认群氓(小人物、社会下层)的历史作用;针对英雄史观的“人民是历史主人和发展动力”说则排斥英雄人物的作为,黎澍质疑这一学说,认为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加历史的创造,即大人物、小人物共同影响历史的面貌和进程。这应当是人们的共识。历史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抽象规律的产物,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如民族主义的形成,并非民族、语言、领土、风俗等客观条件自然成立的,而是在民族革命、民族战争、民族融合中形成的,是人为形成的。
综上所述,史学研究范畴的不断拓宽与完善,和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对象的定位,就为历史的整体(总体)研究、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可能写出整体史。
一百多年来,史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需要继续提升对人的主体性认识。
“问题意识”好像是时髦词汇,难于理解。笔者想,它是指研究者对学问长存困惑,积极思维,冥思苦索,发现问题并解决之。此种富有质疑精神,始能推进学术研究。
1933年杨树达撰著《汉代婚丧礼俗考》,客序者认为杨树达的研究别开生面,表明他怀有“问题意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强,人云亦云,一窝蜂地进行几乎是同课题的写作,如同向达批评的集中在五个论题方面——“五朵金花”,这不仅是50年代的问题,六七十年代不必说了,80年代以来话题虽然大大增加,仍有不少同一题目的大同小异论文和书籍,而许多历史论题却没有被发现,也就没有人过问,以至外国学者感到遗憾。如美国卫思韩就中国地方史研究状况说:中国学者“对省级规模的研究有较大的兴趣,但现在就我所知,这些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或对省的历史进行综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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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不足还表现在照搬国外研究理论、方法、模式,而未着力进行本土化,未能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即使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术语,因为没有参照中国固有词汇加工出来,而令读者费解。
笔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深自惭愧于不通外文,缺乏世界史知识。钱理群在《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的“自序”中写道:“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笔者佩服他的坦率和认识的深刻。就个人而言,知识的缺陷导致不能进行兼顾古今中外综合的、对比的研讨,从而学术水准提升不上去。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现代信息日益丰富,外语水平提高,比笔者从事研究的条件好得多,非常可喜;然而传统文化知识接受得少,原始史料掌握不多。详细地占有史料,是历史学家应有的素养,是治史的基本要求,否则还能谈得上高深的研讨吗?那才是咄咄怪事哩!真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史学事业不能有这样的循环,否则怎么会有大的进步?!从怪圈中走出来,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才有可能出现。
知识结构不完善同学科分工过细大有关系,文理分家、文史分家,史学内部的断代史、专门史、地方史、国别史之别,从准确、深入认识各自研究客体来讲是很必要的,但也使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完整。精深了,知识面受到限制,从而难于胜任把握事物全貌的要求。即如运用诗词研究历史(所谓“以诗证史”),不懂诗歌的史家就一筹莫展了,只能赞叹前辈大师陈寅恪撰著的《柳如是别传》,自愧勿能。只有完善知识结构,才可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史家对历史,对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应抱持尊重、理解、宽容的态度。笔者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上发表的《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中认为,20世纪是思想上的批判时代,是社会制度的实验时代。回思我们经历过的批判运动,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文艺理论,批判胡适唯心论,“反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拔白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对人肆意侮辱,最为可怕的是令人自我作践,贬抑到一无是处。人们将这种风气带到历史研究中来,除了讴歌革命,此外多是批判,践踏历史。钱穆著《国史大纲》,在20世纪上半叶大声疾呼对历史应有敬意,今人不要拿连自身都做不到的事情去责难先人。确实,史学家对先人应有敬意,他们披荆斩棘,创造社会文明、历史文化和历史传统,开辟生存条件和规范社会生活准则,后人难道不应感恩吗?批判得了吗?!现在人们提倡理解,以至高呼“理解万岁”。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是:“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
是的,是要理解历史。理解,要弄懂先人及其事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那样子的,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生活,是心甘情愿的,还是无奈的,合理性何在,非理性的又是什么,重要的是去说明它,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而不是指责、批判。任何人都不会是完人,任何社会制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赞扬其有益于人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指明其消极成分,不过无须深恶痛绝地大批判。
史学著作写人,任务艰巨,就中写出真实历史更是关键所在,为此史家应信守职业道德和有勇气说真话。由于本文集收有《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一文,兹将本文与其雷同的内容基本删去,仅保留主要观点的文字。
传统上,皇帝不得观看史官写的他本人的起居注,令他可能畏惧失德行为被史书记载而有所检点,可见史官在客观上有政治监督作用。历史上,治人者大约总担心史书对他不良行为的记录,从而图谋影响史官对他言行的记载状况。
忠于职守的良史,为后人传颂,如文天祥诗句所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是史家楷模,形成务实的、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不过它没有成为古代史学主流,而粉饰史学,即歪曲历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
秉笔直书精神消弱之后,良知未泯的史家往往采取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手法,委婉地、也是委屈地表达对当政者的规谏。
是粉饰的史学,还是写实的史学,当代史家在两种史学传统面前,走哪一条路,是由社会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两种因素来决定的。治史者说真话的客观社会环境,是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允许个人独立思考和发挥创造性。可是古代社会完全不是这种样子,君主专制,开明者、能够纳谏者,如唐太宗,还要看史官怎样来描写他,其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的威严,就不允许史官如实著述,这是客观大环境。
史学家黎澍就“史学危机”与学风讲到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间,不要动辄整人。
他还说:“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家实在难为;知难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历史家。”
能不能、敢不敢写真实历史,是史学的要害问题、社会形象问题,也可以说是史学的生命问题。
史学工作者需要鼓起勇气,敢于说真话,写作真实的历史,贡献于社会,以履行自身的职责。
(本文是《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的续篇,是在前文成稿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写出初稿,12月3日修订。本文部分内容用于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