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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什么是历史学、它的功能何在、社会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自然要谈的内容也就庞杂、丰富,特别是因为史学同人见解的差异,需要讨论的事情尤其多。不过,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提纲式地表明观点,似乎也不必要作出过多的申述。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100年过去了,笔者亦治史半个世纪,对史学有所感悟,故在这里议论,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它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史知识要不要及如何大众文化化?所述皆系感性的经验之谈,而非理性的真知灼见,说出来聊供同人“喷饭”而已。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形成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存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层、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做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锺书《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象。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艺术。它不能凭借想象,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过程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地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其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
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令人高兴。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业已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苏联和斯大林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并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而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历史。
社会史与整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整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今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要而言之,令史学成为智慧之学。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致用之学是经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产生“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作出努力。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和通俗性,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赌博,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敬香茶”的三变。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起到的作用,而对出家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讨的是自家不去努力做史学知识大众化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虽然也需要澄清他们对历史知识制造的混乱。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真正的学科“危机”。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至少要留意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忽视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了智慧。这也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低一些,这不能不说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宜予纠正。
史学研究内容走近古人社会生活,实现了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和史学功能的转换,端赖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相当充分的条件。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史研究开辟史学新天地,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
笔者对于历史学的理解与一些同行的见解可能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笔者的看法不过是讨论中的一种意见,自知纰漏甚多,有待于提高认识,随时做出修正。笔者的治学态度是虚心钻研,对历史本身要追求真实,争取接近真实;对同道的观点是极其尊重,认真学习,力求多学到一些,多吸收一些。笔者的态度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学术上不同流派、观点的争鸣是学术前进的基本条件,各种观点的相互尊重才能创造学术繁荣,历史学的研究也才会继续向前发展。
(原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