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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什么是历史学、它的功能何在、社会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自然要谈的内容也就庞杂、丰富，特别是因为史学同人见解的差异，需要讨论的事情尤其多。不过，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提纲式地表明观点，似乎也不必要作出过多的申述。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100年过去了，笔者亦治史半个世纪，对史学有所感悟，故在这里议论，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它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史知识要不要及如何大众文化化？所述皆系感性的经验之谈，而非理性的真知灼见，说出来聊供同人“喷饭”而已。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形成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存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层、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做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锺书《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象。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艺术。它不能凭借想象，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过程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地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其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
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令人高兴。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业已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苏联和斯大林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并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而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历史。
社会史与整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整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今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要而言之，令史学成为智慧之学。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致用之学是经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产生“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作出努力。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和通俗性，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赌博，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敬香茶”的三变。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起到的作用，而对出家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讨的是自家不去努力做史学知识大众化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虽然也需要澄清他们对历史知识制造的混乱。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真正的学科“危机”。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至少要留意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忽视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了智慧。这也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低一些，这不能不说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宜予纠正。
史学研究内容走近古人社会生活，实现了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和史学功能的转换，端赖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相当充分的条件。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史研究开辟史学新天地，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
笔者对于历史学的理解与一些同行的见解可能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笔者的看法不过是讨论中的一种意见，自知纰漏甚多，有待于提高认识，随时做出修正。笔者的治学态度是虚心钻研，对历史本身要追求真实，争取接近真实；对同道的观点是极其尊重，认真学习，力求多学到一些，多吸收一些。笔者的态度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学术上不同流派、观点的争鸣是学术前进的基本条件，各种观点的相互尊重才能创造学术繁荣，历史学的研究也才会继续向前发展。
（原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