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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冯尔康先生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冯先生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史的论文，同时还就史学观念、历史研究方法发表见解，本卷将上述文章汇为一集。
本卷收入38篇文章，冯先生将其分为“历史学研究综论”“社会史研究及其方法论”“为史学研究新领域鼓与呼”“我的习史治史”及附录五个部分。鉴于其中第二部分是本卷的主体，以我的认识，冯先生这些大作也可以大致分为“何谓社会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及“史观与史法”三大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冯先生的这些文章，将其放在写作与发表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环境中可能是必要的。因此，我在兼顾各部分分类的情况下，尽量按照时间顺序予以介绍，将各篇文章的介绍与相关论述结合，试图呈现出冯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特色。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思想得以解放，解除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禁锢。学术界反思流行了30年的历史研究，不满意公式化、教条化地诠释经典理论，以及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方式，史学革新势在必行，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
1986年初，冯先生在《百科知识》第1期上发表了《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一文，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30多年的史学主要研究经济史和政治史，对社会史几乎没有接触。“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
1986年10月，“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冯先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冯先生提出了社会史的定义：“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看法借鉴了社会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认识。冯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研究对象、意义作了有价值的部分说明，但远未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史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代替社会史研究”，这是从狭义社会史的立场看问题的。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冯先生指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是先有理论，按照观点的要求到实践中调查研究，再归纳到理论，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它要搜集大量资料，加以归纳，得出结论。社会学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它紧紧抓住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寻找它未来的规律。但是要认识现象，不免要了解它的过去，因而有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去完成追述历史的任务。历史学则从历史出发，回到现实，同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正好相反，历史学的社会史即社会历史学。“历史社会学着眼现实问题，考察的是局部历史现象，它只需要解释被研究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而不必统观历史全貌；社会历史学不同，它要把考察的对象放到历史整体中去分析，所以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互相不能取代，要同时并存，并有某些相同的研究对象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冯先生对社会史的认识不断完善。1988年，“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先生向会议提交《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翌年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社会史专号》。冯先生补充了原来的对社会史的认识：“社会史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史的内容”；“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社会史与其它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使它成为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史学分支”。
以上三文反映出冯先生倡导社会史研究初期的看法，属于社会史定义的“专史说”，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立。当时学术界也有其他学者认为社会史属于专史，但论证不大相同。在如何理解社会史的分支属性，以及其与通史的关系、社会史专门化与整体性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分歧，形成了表述各异的历史学分支的社会史。更有学者认为社会史不属于专史，而是通史，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更大。
伴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和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冯先生也在进一步修订、完善自己对社会史的认识。1998年，第七届社会史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办，冯先生发表《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一文，认为探索性与开放性是中外社会史研究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的历史”（整体史）的社会史日益深入人心。为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争论，易于实际操作，他主张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但是目标是面向整体史。该文的后半部分题为《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收入唐力行主编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文的压缩稿题为《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
《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一文修正了冯先生对社会史的界定，强调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该文还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统领全部研究内容。定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将社会史置于总体历史范畴之内，进行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包含着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的内容，与整体史所要研究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在一起。“讨论同一事物，可有不同的关注内容、不同的研究角度，用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个内容，就可以抽象为一种研究方法；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变化的，从某种角度审视问题，把它当作方法来用，它就是方法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史也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总而言之，立足于专史，面向整体史，这是我们界定社会史的基本思路。”这个概念并不排斥社会史研究的整体观念，但是把整体史作为广义的社会史理解，提倡作为专史的社会史研究。
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界最先兴起的学术领域，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社会史与文化史具有交叉关系，关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早些时的学者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二者的区别；冯先生发表《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强调了两者的结合，认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可以深化各自领域的研究，促进跨学科研究，推动整体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初兴，学界争论较大，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此，《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讨论，冯先生应邀参加，于是写了《深化与拓宽》一文。冯先生首先谈了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建树，接着指出社会史研究不尽如人意的三个方面，并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最后指出在整体研究上下功夫、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是克服我国社会史研究前进不足的两个途径。
《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一文，为冯先生应邀组织社会史研究笔谈所写。“基本建设”是指基础性的研究建设，包括教材建设、选编社会史论文集、选译国外社会史研究论文集、组织高质量的社会史专题论文集的写作。
此外，冯先生还强调了史料研究与整理，创办、办好社会史研究通讯、学刊，提高研究队伍的素质，研究者与报刊出版部门密切合作。
除了上述冯先生对社会史学科建设的思考外，他特别重视社会结构的研究。《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一文是提交在沈阳举行的第四届社会史年会的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该文首先介绍了社会结构的理论，总结其要点，接着介绍中国结构史研究概况，认为“社会结构理论的探讨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皇权与官僚、绅士集团演变史的分期，社会等级性身份变化和社会进步，历代及近代社会结构类型及阶级、等级与历史演进关系等问题提出看法。成就可观，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冯先生提出社会结构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任务：“社会结构是社会组织的组成方式，是具有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及其群体的联结方式，是各社会组织的有序排列，即按其社会地位由低级向高级序排稳定状态，即社会结构模式，社会的分工、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对社会结构形式、状态、性质、转型以决定性影响。”这一定义是在社会学有关观点基础上的概括。并提出中国社会结构史的内容应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的诸种要素，诸要素的联结方式，社会结构稳定状态下的结构模式，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和变迁，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最后谈了对社会结构主体的等级与阶级关系的看法。
《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专门讨论了阶级与等级的关系问题。强调“用等级分析方法和社会结构理论，深入考察封建时代农民及地主的构成成分，各类地主和自耕农民的社会地位，他们在生产及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平民地主、自耕农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有新的发现：农民、佃农不是同义词，只有佃农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地主的构成及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地主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等级观点与等级分析方法。冯先生的讨论对于有关“定论”有所突破，有助于认识“我国封建时代的史事”。
农民家庭史是传统时代社会史的核心问题。2002年8月10日，冯先生在所作《开展家庭史研究 拓展社会史研究视野——“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介绍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特色：“我们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家庭家族史，这次研讨会以家庭史为主题，就反映了我们的这种研究兴趣；其二是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企冀透过思想文化活动及观念的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深层次的说明；其三是明清以来（含近当代）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史，在这方面我们有多年田野调查的研究基础。……我们对中国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亦有所接触，并有初步的研究成果问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发展为重点研究方向。”强调了家庭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家族史的研究中，政治批判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如何进一步克服政治批判对家族史学术研究的影响，可能仍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历史学的家庭史研究需要全面地弄清人是怎样在家庭中生活的，人从生到死的家庭生活及作用，若仅从家庭形态、结构、功能等方面来了解，显然是不够的。冯先生的看法准确抓住了家庭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出路。冯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古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法浅谈》，则从方法的角度讨论了古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中需要留意的事项，如区分农民家庭类型，需要关注农业佣工与平民地主；谨慎利用古代政论家遗留的农民家庭经济史资料；弄清家与户、家庭与家族的区别及联系；在档案和家谱中挖掘农民家庭经济史资料，不可忽视小说、戏剧中的形象资料；对农民家庭经济进行静态与动态、常态与变态的综合研究；将农民家庭经济放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相关社会制度中进行综合性考察。
冯先生还探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概括了20世纪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脉络，将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作为近代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开始，认为社会史兴起于1911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的这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是停顿时期，近年来在新的基础上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专著简介和书目》选自冯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介绍了17种专书，其中的评述值得注意，有些反映出冯先生的关注点与见解。如指出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宣传“教忠教孝”是陈旧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妇女生活改善而作；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是一部有价值的汉代社会史专著；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把生产关系演变与家族、婚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分析，有一定深度；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将私家女乐视为娼妓，不适当地扩大了妓的范围；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不仅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的内容详于两汉以前，元明则甚缺略；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指出宋代家族社会特点是宗族制度民众化；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通过人们的法律生活，说明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结构，是一部难得的社会史专著。《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以明清史为主）的研究趋势》一文，发表于台湾中国明史研究会编《明史研究》第5期（2002年），冯先生强调生活史受到重视，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成为趋势；社会史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家族、人口、士人、商人、妇女与性别、民间社会、城市等七方面；标志性成果有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等，举出陈春声、郑振满、夏明方、周天游、罗志田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提出社会史研究趋势，表现为理论与方法的追求，新领域的开拓，学科研究结合的初步开展。《与中国史学共前进——〈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感言》回顾了先生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开创社会史研究新风气的经过及有关往事。
冯先生也很关注台湾地区的社会史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新史学及其成就》一文指出：50至70年代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80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获得长足发展。台湾的新史学研究领域广阔，新方向不断出现，如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宗教史、女性史、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城市史等即是。新史学的研究特点是：多学科地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领域的继续拓展，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细致扎实，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揭示了社会史与历史学的关系，首先谈到史学是陈述之学，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从史学之异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为“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接着论述从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阶级论史学、社会史的史学、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指出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最后谈了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史学新功能得益于社会史研究，论述了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冯先生首次全面谈自己的治学经验与看法，是在《习史治史杂谈》一文中。先生首先针对治史者的知识结构，指出治史须有多学科知识的要求，并谈到自己的实践：立足于断代史，争取搞懂通史；立足于史学，向边缘学科拓展；杂学旁收。接着谈到了占有史料问题：“用资料说话，成了我的座右铭。”为收集史料，冯先生注意丰富自己的史料学知识和扩大史料来源，把搜集史料的范围与研究的长远目标及近期目的结合起来，统一考虑，以期达到多得史料的效果。还论述了不拘定格的研究法与史料运用：“在研究法上，通常使用归纳法，排比史料，进行归纳分析。同时也注意运用其它研究法”，“研究历史要靠资料，如何运用史料是关系成功与否的大事”。最后谈到治史要与时代气息相通，认为“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一起，是提高民族文化、民族素质的一个手段”，“历史知识应当民众化”。年近60岁的冯先生已处于学术成熟期，对治史的看法，实为经验之谈。
《杂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收入冯先生等编辑的《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9年），从冯先生对学术史的把握，可见他的史学趣向。他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从承前启后的梁启超新史学，到实证史学，到阶级论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对立，再到多元文化与多种史学方法的流行，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进入了近代史学、现代史学，本身在进步，而且还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更新。事物变化发展没有止境，史学也应当是富有生命力的。”在比较了各派异同之后，冯先生就史学目的与功能发表见解，认为：“真与用的结合，是强调致用的前提，基础在求真，但是求真不是目的，史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致用。”这是针对影射史学、为史学而史学两种观点而发的见解。
冯先生比较认同实证史学，这反映在《拜读郑克晟教授著〈明清史探实〉感言》一文中，他指出，20世纪有新史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阶级论史学四大史学流派，世纪末还有尚在潜流中的派别，认为“相信多元文化论，致力于寻求本国文化、本国历史的特质是今后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史学研究、史学流派都不能割断与古老传统和近代传统的联系，都要从中获得营养；实证史学留下较多的史学遗产。实证史学往往是微观研究，小题大做。《从好奇到认知——宫廷史研究浅谈》一文收入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辑，文章涉及宫廷史研究法，强调将档案文书与宫廷实物紧密结合研究宫廷史，体现出实证史学的思路。
冯先生主张史学论著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史学家应写传世之作。这虽然是史学界的共识，但先生的论证方式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自有其特色。《光明日报·史学版》编审肖黎主编《我的历史观》，冯先生应邀谈“史学观”，写了《重要的是时间的检验》一文，认为“历史著作、观念的正确与否，不在一时一地的反响，而要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检验。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赶浪头，追逐时髦的观念，也就是说要讲真话，写真事，著传世之作”。指出历史工作者有着时代的、阶级的、政治的、史料的、知识结构的多方面的局限性，史家如何克服局限性，值得深思，重要的是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探索，落实到研究中。此后，冯先生又应约写了《自我要求写传世之作——史学论著需要时间的检验》一文，收入《南开学人自述》，重申了自己的史学主张。冯先生指出：“历史不能重演，对历史也不可能去做试验，要解释历史，不论具有何种史观，都是要依据史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固然不能谓为定理，然而史料是历史的记录，‘复原’历史，除了作者的史识之外，就得靠史料了。”
传世之作往往是求真的产物，冯先生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说真话。《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一文，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认为史学反映不反映历史真相、讲不讲真话有两种传统：一种是粉饰史学传统，另一种是务实史学传统。粉饰史学传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掩盖帝王过失，抹杀他人建树；二是粉饰虚美；三是颠倒黑白与“曲笔”的并用。务实的史学传统亦有三个方面：其一为部分史官尊重历史，坚持如实写作；二是史学在客观上有监督皇帝的作用，故而皇帝对它有所顾忌；三是有非“正史”史官撰写的比较真实的历史著作，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史家要能如实撰写史书，应有三点担当：第一是尽职尽责，系应为之事；第二为敢于坚持说真话，系难为之事；第三要有才学识兼备的史家素养，是努力可为之事。
《对人的全面关注与史学家的应有作为》是《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的续篇，冯先生在文中肯定：“二十世纪历史学从记叙社会上层的历史，迈向全面关注所有的人的历史，尤其是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在研究范畴拓宽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为整体史的研治奠定坚实的基础。”冯先生认为史学家克服了“注定论”，以人为历史与社会的主体，它的内涵是：人在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主动性，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尊重前人及他们的行为，承认所有的人的历史作用。他谈了适应时代发展与改进史学研究法：增强“问题意识”，进行创造性研究；研究者的古今中外知识结构在逐渐完善之中；史家应抱持尊重历史的态度；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加深体认；并提出史学家需要牢固树立求真的态度与勇气，写作真实的历史，贡献于社会，以履行自身的职责。
史学求真，就是要求史家独立思考。2013年10月12日，冯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班演讲，他以《养成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意识》为题，借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与天主教史有关）中一些误读、误解的事例，说明独立思考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应有态度。冯先生指出：中国人传统的、强烈的世界中心观念，表现在历法之争、西学中源论诸方面；西方传教士索隐派误读中国上古史；东学西渐中，西方人误读中国文化；后世对传教士的颇多误评；学者从迷信外国文献、耶稣会士文书中走出。冯先生鼓励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能力，要敢于质疑史学大家的观点、各种权威的所谓“历史定论”和历史观点；审慎对待强势文化、主流文化、流行文化，时刻追求新观点、新领域、新方向；史学工作者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不易法门——详细占有史料，审视史料的真实性，做到论从史出。2014年11月，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生班演讲时，冯先生以《浅说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准则》为题，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独立思考是人的本能和谋生之必需本领，障碍独立思考的诸种社会因素，独立思考精神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个人对独立思考的体会。
针对所处的时代及面向未来，冯先生也有所回应。《信息时代史学研究法浅谈》强调，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当前可以关注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关注家庭演变史，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现实、未来的关系。
对于新出现的史学尝试，冯先生总是积极响应，予以支持，肯定学术探索精神。如《大力开展海洋史研究，正当其时！》强调，海洋史研究要有“海洋视野”与“整体思维”。《“外向视野”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篇章》是为《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所作的序，该书强调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冯先生从三个方面予以评述：中外、古今、区域内外的比照研讨及综合考察，绝不能将考察对象局限在区域经济方面，局限在区域范围之内；外向视野、思维学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双向索取与综合利用；外向视野获取整体史研讨的效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是为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所作的序言，该书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冯先生鼓励作者开辟学术新领域。冯先生认为该书“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指出该书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在《建立森林史学开创之作——阎崇年著〈森林帝国〉评介》一文中，冯先生认为，森林史学属于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学术建设大业，非常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