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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这是我在2016年6月9日拙作《尝新集·自序》中写的话。“学无止境”，激励我习史治史永不停步。如今承蒙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情，梓刻我的文集，这是在几部专著之外的文章汇编，是我史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结集，但是我仅仅视它为我的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只要身体允许，我将继续从事史学研讨，希望有新成果的产生。这就是我理解的“学无止境”，我的座右铭。
表达我的治学态度，这是本自序的一方面内容，而更多的篇幅将用于说明文集本身，即所收文章的内容和学术价值，文集表达出的我的历史观，史学研究成绩和缺陷，文集的选编原则，对友人的鸣谢。
我于1955年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留校做助教，到今年从事史学研究整整60年，从读本科算起，是习史治史64年。我研讨了哪些历史课题，又是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治史的呢？自我感觉有哪些成绩和遗憾呢？借着出版文集的机会，作了一番思考，不妨陈述如下：
我在多个史学领域进行耕耘，重点在中国社会史学、清史、中国宗族通史和史料学四个方面，我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这些方面。
什么是社会史，它有怎样的内涵与研究法，对史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对此我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历程：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不自觉地从事与社会史有关的课题研讨；80年代前期，探索社会史研究是怎样的学科，写出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研究价值及其资料的论文，自觉地进入它的领域；从80年代后期起，持续进行社会史研讨，进一步探讨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
60年代初，在阶级斗争观念的主导下，研习佃农与地主、族人与族长、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史，即主从关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但并不是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社会结构史来认识的。如我于1962年12月写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清中叶苏南地租形态与商品经济研究》，是从阶级关系史角度观察的，实际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史范畴的内容。1964年4月15日在《天津日报》发表《祠堂——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欺骗农民的工具》，也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为宗族社会属性定性。1963年写出《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那时学术界没有社会史的概念，只有阶级斗争理论，但是我实际做的是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史的研讨。
到了70、80年代之交，国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倡思想解放，我感到机械的、教条式的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史学研究，使得历史成为干瘪的、缺少血肉的躯体，历史学成为推行阶级斗争理论的工具，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研讨的主佃关系、宗族、妇女史，属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与西方史学界流行的年鉴学派倡导“向下看”的研究法相契合，于是我明确认识到要进行社会史研究，于是在1985年面向南开大学全校学生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同时写出文章《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这标志着我自觉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开始。从此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史课题的研治，自知一时写不出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乃围绕其应有内容，于1988年写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1991年）。此书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叙述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衣饰的规制与风尚，以及文化娱乐；我注意到古人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有传承性，也有变异性，变化中有量变和某种程度的质变；我留意于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希望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与同事合作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年），述说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研究状况及社会史资料，先秦至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史研究专著简介和书目，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
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我甚为关注社会史理论的探究，写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6年）、《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1989年）、《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1993年）、《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1999年）、《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2001年）、《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2001年）等论文。2004年出版《中国社会史概论》，对社会史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历程与史料三方面作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说明，成为高等学校教材。
我在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同仁一道致力于推动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界的开展，1986年联合《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举办（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开展社会史研究》的主题演讲。此次研讨会被学界视作拉开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序幕，自此之后，社会史研究蓬勃开展，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前几届我都参与筹备，并出席研讨会。
总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提出了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倡议，组织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复兴社会史研究发轫期起到某种推动作用。
我的研究生学习方向是明清史，毕业论文又是清史内容的，对清史的研治，为我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60年来一直在史学领域里摸爬滚打，始终没有离开这一领域。我对清史的探究，涉猎面较为广泛，但在人物传记、史料学之外，没有对清史进行系统的综合研讨，只是在基础性研究中，在某项课题中起到发凡起例的作用，如撰写《清代社会史论纲》（1987年），据以拟出《清人社会生活》一书的纲目，并和常建华教授合作写出（1989年）。专著则有《雍正传》（1985年）、《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2017年）、《清代人物三十题》（2012年），随笔《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合作编著《康熙事典》（2010年）。
中国宗族通史是我着力研讨的领域，从先秦到近现代，乃至海外华人的宗亲会，都有所关注，著有《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8年；日译本2017年）、《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005年）、《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2011年）；主持并纂写《中国宗族社会》（1994年；2009年增订为《中国宗族史》），撰有数十篇论文。在论著中试图理清中国宗族演变史的脉络，提出宗族发展史的三条标准：宗族领导权掌握在何种社会身份集团手中，宗族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员的民众性，宗族生活中宗法原则的变化。据此认为宗族发生五个阶段的演变，即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异化为向俱乐部方向发展的宗亲会。宗族制变化的特点是宗法性逐渐削弱和民众化，政治功能减弱、社会功能增强。秦汉以降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拟制血亲史的提出、近代移民与宗族、现代社会的宗族组织的研究，都具有原创性的价值。
在进行社会结构理论探讨的同时，从事中国社会结构史的研究，邀约同仁撰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年），我写出将近20万字的“绪论”，叙述先秦至近代前期（1912年）的社会结构演变史，就中，探讨了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社会变化的原因。
我对史料学的研讨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写出两部专著《清史史料学》（1993年；2013年增订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年）之外，倾心于社会史史料、视觉史料研究，以及对具体史料文献的解读。我的史料学文章除了说明史籍的作者、内容和版本，关照作者的著述态度和史观，更在于：（甲）考辨史料的真伪，如作《〈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1988年），指明起居注的真实性高于实录。（乙）说明图籍的收藏和利用情况，向读者提供利用的信息，以利运用，就中特别介绍了档案文书的利用方法。（丙）在史料学局部领域的开拓性：社会史史料的系统说明、视觉史料学刍议、人物传记史料来源的扩充——书信、题铭、像传。
从以上的叙述，读者不难明了我的研治历史，即不忘“求新”的要求，立意开拓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
我有成就感，同时颇有遗憾，深知自己学问上的严重不足，检讨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宏观研究能力的缺乏，主观上努力不够，未能从微观研究升华到宏观研究。
二十几年前，我在《习史治史杂谈》中写道：“我研究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作出判断，不擅长提出带有规律性的重大的问题，多年来感到这个缺陷，但理论思辨能力弱，思维已成定式，很难改变。”（《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我始终没有做到将实证的观点升华到历史哲学境界。我撰文《“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强调历史学的陈述史实的定位，但是陈述史学与义理史学，即与探讨历史哲学两者是何关系，陈述史学如何提高到义理史学境界，我则缺乏思考，将史学研究的任务基本上停留在陈述方面，这是极大的遗憾。
其二，坚持实证史学的不彻底。
早在80年代末，我已有几部书问世。我自认为《雍正传》将是我的代表作，以后难以写出那样扎实的作品了。那是因为《雍正传》和80年代初期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皆系多年资料积累之作、潜心研究之作。90年代以后，多少沾染上时代的浮躁病，虽然仍重视证据的搜集，然而不那么丰富就写文章了。本想利用耗费多年心血搜集的嘉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资料，研讨乾嘉之际民间社会生活状态，并且拟出编写计划，但是在写出几篇文章之后，再没有集中精力去做。
我是在何种观念支配下治史的？又是抱着什么样的治史态度呢？回顾起来，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或者说不宗一家的历史观，没有定格的研究法，强烈的“求真”治史态度，可以概括我的史观和治史态度。
从求学时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任教职的二十多年间，我接受主流思想教育，加之我的老师多是实证史学者，我学的清史，对考据学很容易接受，也成为实证论的追随者。那时阶级斗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支配我的历史观，强调革命，反对改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令我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并不只是阶级斗争史，改良对社会的破坏性远远小于暴力革命。
强调对古代社会使用等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比阶级分析更能解释历史。提出多层级土地所有制观点，肯定自耕农在历史上的地位，它与庶民地主共同构成农民主体，是主要纳税人，因此认为古代社会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统一关系：一是农民（纳税人庶民地主、自耕农）与国家对立统一，二是佃农与地主对立统一。不能简单地说农民与地主矛盾关系，因为农民包含特权地主、庶民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佃农不是农民主体，更不能成为农民的同义语、代名词。
总之，我吸收了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和社会学理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不属一家一说，应该说是驳杂的，当然主导意识是实证史学和历史唯物论的。这表现在：从事历史的微观研治，但不忘宏观的追求，也就是说在研讨具体的历史事象时，会兼顾它在整体史中的位置，即以细小题目的研究，说明大的历史问题。
一个时期，“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流行于史学界，与之并行的是“历史规律”决定论。其实群众动力论、规律论、英雄史观都有片面性，各个阶级、阶层、群体共同创造历史，“合力论”是反映历史真相的理论。相信人创造历史，并非先验的规律制约人的行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因否定英雄史观而被忽视。
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是面向下层社会，阶级论是颂扬劳动人民，我则契合并杂糅了这两个方面。因此，多元化的思想因素，令我的历史研究法不拘一格。
观念来源的多元化，需要不断地吸收新元素。在信息时代，我就思考并写出《信息时代史学研究法浅谈》（2017年）。文章发表后，我仍在思考，2019年4月20日在天津松间书院发表《当代社会史研究与你我》的演讲，提出问题：“智能化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是祸是福与如何避祸就福？”我希望这不是杞人忧天的问题。
我研治历史，最主要的追求有两个：一是前面说过的求新（新的研究方向、新观点、新材料）；另一个是求真，独立思考，追求对历史真相的认知。
独立思考，是人的本能和谋生之必须本领；独立思考，是做任何学问的不易法则，唯有自身的思考，才可能有所发现，才可能提出新学说、新见解，才可能说实话，写出真实的历史；独立思考，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和学风，不能因求用而曲解历史、片面解释历史；独立思考，不以他人之论为准则，若以他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至多是鹦鹉学舌，弄不好还是“歪嘴和尚念经”，令人齿冷。
我的史学研究态度，追求独立思考治学，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此种境界，不过基本态度是：笃信“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揭示历史真相，温故而知新，知人论世，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为社会服务。有为的史学家需要鼓起勇气，敢于说真话，也才能敢于理直气壮从事史学研究”。（《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
我从中国史学史中发现两种传统：一种是粉饰史学传统，也即哈巴狗史学；另一种是务实史学传统，即争取说实话的史学。史学怎样才能说真话？由社会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两种因素来决定。治史者说真话的客观社会环境，是政治开明、言论自由，是社会民主制度允许个人独立思考和发挥创造性。
写明了我的史观和治史态度、著述的学术价值和缺憾，应当交待文集的选编原则与技术处理事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2018年6月20日，天津人民出版社韩玉霞编审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出版文集的信息，当天日记表示：“收韩玉霞氏文，天津社决定出予文集，得深入思索进入汇编细节，明日复之。”自此时起拟定文集选编原则，分出卷目，汇集文章，与韩女士合作，进行选编工作。
将要出版的是文集，并非全集，这就需要对已有著述作出选择，思考并决定专著的内容是否选入，未发表的手稿是否收入，内容重复的、不同题目的文章选不选以及如何选择，如此等等，遂拟定选编原则：
（1）所选文章，系个人独自撰写者，合作之文一律不取；合作之著作中，个人所写部分，依据选编原则，斟酌收入。
（2）已刊发之文与手稿一并收入。多篇手稿编入文集，皆因有的已成文，有的接近成文，容或有一得之愚，酌量收入。
（3）两篇文章重复部分多者，取其一，或合编成一文。
（4）已成专著，处置原则如下：
完全不抽取，保留专著面貌，如《雍正传》《清史史料学》《雍正继位新探》《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砥节砺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
少量收取，如《尝新集》《中国社会史概论》《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大量收取，如《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清代人物三十题》《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
拆散，基本上将原书各篇章分散到文集各卷，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许多文章写作于多年前，新资料的发现、新观点的产生，势必影响对原先文章的看法，需要进行某种加工；序言，多没有关于内容的题目，不利于读者阅览。诸如此类的情形，确定了如下加工原则：
保持或基本保持文章原貌；
基本观点完全保留，但作适当改动；
文章中空发的议论和说教，删节其文字，或全部删削；
给原文增添资料或评论；
相关论文引用资料多有重复之处，尽量删削；
对一些文章作了少许文字修饰；
概括序言、演讲稿、开幕词、推荐函的内容，拟出标题；
为强调文章的某种内容，更改其标题。
为便于读者阅览中理解文意和评论，需要交待写作时间和披露状况，是以在文末注明文章出处或写作日期；有的文章是演讲稿、开幕词，就需要作出题解。
我将选入的文章，按其内容区分为十类，每类一个专题，而所说的专题，有的是方向性的，有的则是较为具体的乃至较小范围的。十个专题形成十卷，分别是：《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文化史散论》《史料学研究》《清史专题研究》《清代宗族史论》《雍正帝及其时代》《徽学研究》《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师友述怀·序跋札记》。前四卷属于综合类型，第五至第九卷是专题类的，第十卷是杂类。各卷的主要内容是：
（1）《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涉及到历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必要及方法论，关注信息时代的史学研究，关于20世纪史学研讨的回眸，为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欢呼，检讨自身的习史治史经历。要之，我对历史学及其方法论的认识，对20世纪自身经历的史学研究回顾，对新领域开拓的渴望，我的独立思考写真实历史的态度，虽缺乏系统的总结，却有所表达。
（2）《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讨中，我关注两个方向性课题，即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而归结起来则是社会形态史这一个大课题。
探讨周秦至清季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简史，说明中国社会经历封建制、君主专制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演变，社会结构的实质是等级制度及等级意识。
对中国宗族史和谱牒学史的研讨，起始关注的焦点是在宗族政治功能方面，80年代中期起逐渐注意到宗族的社会功能，从正负两方面评论宗族活动的历史影响。由于本文集设有清代及近现代宗族史两个专卷，本卷在综论宗族通史之外，不收清代及近现代宗族史文章。
古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等级社会，使用等级观点更能够解析历史现象。周代典型分封制破坏以后的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封建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宗法性（具有一些宗法成分）社会。
我写的先秦至明代的论文很少，读书札记则有数十篇，兹选择有关政治经济制度和古人生养死葬习俗的十几篇札记收入本集。
（3）《清代宗族史论》。本卷设有四个栏目：清代宗亲法及其指导思想、总论清代宗族特点、清代宗族载体、清人族谱，论述宗族拥有祠堂、祖坟、义产、族学和族谱，载体完善，实行小宗法，管理人族长多由遴选法产生，所以宗族在宗法性和小团体性之外，更具有互助性、自治性、某种民主性和中介性，适应民众生活需要，对20世纪思想舆论界对宗族的全盘否定论进行反思。宗族修谱，是凝聚族人的手段，在宣扬宗法性教化之外，保存了族人历史。正史极其忽视民众史，而族谱反映民间有史。
（4）《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本卷由三组文章构成：宗族活动及研究，海外华人、宗亲会与宗族文化，家谱研究。我将宗族史的研究延伸到近现代，关注近现代宗族、宗亲会史，以至进行田野调查，获知改革开放初期宗族活动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民众积极参与宗族活动的状况及其原因，认为其活动的正当性不宜贬抑。对民国以来所修家谱的研治，发现谱例改良，反映了宗族活动与修谱突出的文化功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在衰落，以“聚族而居”为前提的宗族将走向何方，需要跟踪研讨。对于当代海外华人传播中华宗族文化，我利用较长时间生活在海外的便利获取资料，倾心关注，撰写出当代海外华人丧葬礼仪对中华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反哺。
（5）《清史专题研究》。清史，是我花精力最多的研究领域，研治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史和宗族史是重点所在。论文有综论清史特点和清史研究法，历史事件与人物，女性史，社会经济史，乾嘉之际民间社会生活史，地方史等方面。我将这些方面的部分文章收进本卷。
（6）《雍正帝及其时代》。我致力于雍正帝及其时代史的研讨，著有《雍正传》《雍正帝》《雍正继位新探》，从不同的侧面、角度论说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我写这些书，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我探讨了雍正继位之谜，雍正帝刚毅、刻薄的性格，他的政治变革，雷厉风行的政治作风、用人观念和措施，学术界雍正史研究状况，而后从事综合研讨形成专著。这些专题论文，经过筛选编入本卷。
（7）《徽学研究》。由于大量徽州契约文书被学术界发现，以及明清时期徽商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乃开展专门研究，由此诞生“徽学”。我的介入点主要在名族（宗族）史和女性史方面，认识到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名族的自我建设及其状态，名族参与社区建设、村落建设及其积极作用，纵观宗族通史，发现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的遗绪。清代徽州女性史的研讨，令我注意到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徽州女史的出色历史见识，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及其作品表达的感情世界。对于徽州契约文书，从史料学角度明了它的史料价值，亦为对“徽学”建设略事投入。
（8）《文化史散论》。文化史研讨的涉猎面较为广泛，但零散而不系统。关注点在三个方面：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批判；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生命观与社会医疗史；另有满族文化特征、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等专题。我写帝王传记，称赞雍正皇帝为杰出君主，但在观念上绝不是鼓吹帝王崇拜，相反，是批判皇帝崇拜心态，以便克服这种传统的不健康的心态。朝鲜李氏王国，是明清两朝的附属国，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本卷有两篇文章，记叙了中华传统文化东传朝鲜的历史。我对古人的文化生活有所措意，兹选择几篇读史札记，述及南朝王谢家族的文学艺术生活、南朝士大夫与歌舞、古代宫廷谏诤戏剧等史事，冠以“古人文学艺术活动”栏目。
（9）《史料学研究》。我著有两部史料学专著，此外写有各种体裁、题材史籍的评论和利用方法的文章，特别是对传记、年谱、日记、书信、文编、方志、碑刻、档案的史料价值的介绍，至于谱牒学更有专论。对一些史籍，我亦致力解读，写出札记。《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建构视觉史料学》涉及史料学建设，所以发出刍议。本卷收入了以上这些文论。
（10）《师友述怀·序跋札记》。有关感念师恩、怀念故友、我与学生的真挚情谊、推介学友专著的序言、评论前辈与同侪著述、自著序跋、读书札记、见闻随笔，多系随笔式的文字，都倾注了我的感情。其中对师恩的感激之情，随着时间推移和年事增长越加弥笃，对故友的怀念更其深切，对学生的友情更加珍惜，对学友的友情念念于怀。我不仅“情”在治史，更以“情”投向师友。本卷收有古代、近代读书笔记，介绍古人婚姻种种情状、古人的家庭生活、古人的服饰好尚与等级制度、清人的治学与晚年生活。本卷的“清史札记”一组文字，本拟收入《清史专题研究》卷，然因该卷篇幅较大，移植于此了。本卷的“文化省思”诸文，涉及旅行、旅游业的三篇，勉强可以说是从世界史看中国历史。
本文集能够并以现在的面貌问世，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和诸多友人：出版社诸位女士、先生的建议梓行和勤奋认真的编辑，友人对选编原则的建议及提供电子文档，真是让我感动不已。
首先感谢的是韩玉霞编审。她曾经为我编辑《中国社会史研究》，她的敬业精神我本来熟稔，这一次就感受得极其深切了。出版我的文集，是她认为值得而主动提出来的。对于出书，我的态度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一般不主动向出版社提出要求，若出版社有意，就认真对待，不轻易放过。这一次就是韩女士先表示了意向，我遂提交史学研究状况及分卷、卷目的设想，韩女士经与社里讨论，决定为我出书。接下来是细致的编辑业务了。她率领编辑室的杨轶先生和李佩俊女士勤勤恳恳地做起来了。在一年多的密切联系中，就她的编辑业务，我有两点突出感受：一个是她的学术水准高，再一个是她的常人难以做到的勤奋。
我提出的分卷及各卷的目录比较粗疏，她和杨、李二位精心补苴。文集十卷，每卷需有书名，对第一卷，我原拟名“历史学社会史学与历史研究法”，经她们提炼为《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各卷设栏目，开始我做的不多，她们就帮我做。《文化史散论》卷收有叙述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明清时期李氏朝鲜的两篇文章，她们拟有“中华文化在海外”栏目，我觉得“在海外”不确切，若说“在朝鲜”，固然符合历史情况，但是现在朝鲜分为两国，李朝的首都又是在汉城（今首尔），我在电话中与韩女士商议，她脱口而出，用“朝鲜半岛”，我赞扬地说“睿智”，就这样确定了。我认为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可是行文中有时又用“变态型”来表述，她建议统一概念，于是采取了“变异型”一说，以利论述的严整性。她的勤奋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原计划文集在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2019年10月15日出版，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又因故要求提前一个月，造成编辑工作更加紧张。制作文集使用的word文档，我提供约有150万字的，另一半150万字是扫描形成的文件，这就大大增加了编审的难度，因为扫描原件有繁体字，有表格，横排、竖排不一，还有满文。韩女士审稿不分工作日、节假日、周末、休假日（2018年12月中旬休年假）都在进行，甚至23时、凌晨4时还在工作，今年3月20日20时后给我语音留言八次，每次一分钟，不断用微信、语音留言商讨疑难文句的处理。
杨轶先生和李佩俊女士都是一样的认真编审，核对引文，发现错误，如我在一篇文章中将成化22年事情误作成化10年，杨先生核对原书给予纠正；我疏忽大意，将“荣禄大夫”的“禄”字，敲成“录”字，由李女士发现而改正。他们也是经常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我商讨文章编审中的疑难问题。对他们的加班加点，我写在这里，绝对不是“鼓励”的意思，我多次提醒韩女士不能如此工作。他们尊重作者的学术观点，在与出版规定的协调中，表现出谦逊态度，与我往复交流后才定稿。
好友常建华教授多方面帮助选编文集，精心搜集文集中文章的word文档，第一次提供41篇，第二次又给4篇，省却我张罗扫描杂事和阅改定稿的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又请他联系研究生帮助核实两篇文章的注释；他对前言、序言的写法及第十卷的题名均提出宝贵的建议。他那样帮我搜集那么多word文档，我感觉他是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情了。如果说建华贤弟做的主要是在提供文档方面，杜家骥贤弟则在帮我如何提高文集质量方面作出思考和建议：文集各卷编排都分出栏目，以利读者阅览；前言的内容宜于详略得宜，不必详细；有的小文章不要选入，免得给人芜杂的感觉；他更是细阅文章，帮我纠谬，是为维护我的学人形象。他们还为10卷文集各写了5篇“解题”，2018年2月1日，建华主动为我的《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一文写了长篇导读，我感到非常贴切，因此请他们二位写文集各卷“解题”。阎爱民、余新忠贤弟和惠清楼女士帮我查找文章发表的书刊，扫描成word文档。有一篇文章需要扫描，我告诉韩女士卞利教授可能有书，结果是卞教授请人从合肥特快专递将书送到出版社，对此韩女士“特别感动”。有一部分手稿，多草书，修改凌乱，誊印社工作人员无法录入电脑，学友陈鑫副教授得知这种情形，主动录入三万多字。他要坐班，本身工作很忙，又有研究课题，他是怎样挤出时间敲成文档的，我难以想象。帮助我的各位友人，你们的爱师之情、友谊之情，叫我如何不感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这次是出版我的著作和我参与编著的第六本书，对三十多年合作者，给我学术研究大力支持，铭感于怀。
文集的出版，得到我所服务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支持，感谢之情油然而生，唯祝愿她保持和发展兴旺状态，教学、科研更上层楼！
最后说明二事：
（1）文集的题名，曾经考虑过《顾真斋文集》。我用“顾真”的笔名，既体现我治史“求真”的态度；又反映我的浓郁乡情——我出生在江苏仪征，这里古名真州，顾真，真州人也。终因在信息时代，为读者查询文集作者方便，还是直接用本名为宜了。
（2）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有遗憾，选编本文集，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那就是各册、各栏目文章的编排不尽合理。如读史札记，依据内容分在几个册里了，有的不尽合理，留下不尽如人意的憾事。
冯尔康
2019年5月24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