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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郑克晟教授著《明清史探实》感言 |
克晟兄宏著《明清史探实》问世,尔康欣喜异常,为克晟兄贺,也为史学界喜。克晟兄是恩师郑毅生天挺先生哲嗣,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之时,尔康始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对于他的宏著,焉敢置喙。时俗的序跋书评,多系溢美之词,所作评论并不真正到位,至于“瑕不掩瑜”的话,更是欺世之谈。似此应酬文字为克晟兄所厌恶,尔康亦不敢写。这里仅从20世纪史学思潮来观察克晟兄宏著,说一点感想。
20世纪的史学研究,尔康以为出现四大流派及一个尚处于潜流中的派别,这些就是:
世纪初期的承前启后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倡议史学革命,以挽救国运;意图打破传统的帝王家谱的史学,将民众请进史学领域;相信进化史观,研究和汲取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他们的具体史学成果虽然不能说非常丰富,但向中国史坛吹进一股新风,注入了活力。
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实证史学。将美国杜威试验主义和法国实证史学、德国兰克史学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提倡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即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与此相适应,重视考古的科学发掘及其新资料的价值,并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传统,强调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主张认识历史的变化过程,探求历史因果关系;信仰进化论,认为历史是进化的,然而是渐进的;据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一些大学历史学系的讲席,创造了很多研究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史坛的主要流派,到下半叶的前半期,其代表人物虽遭到批判,但其治学方法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以陈寅恪、钱穆为代表的极富民族情感的史学(或勉强名之曰“民族本位论”史学)。他们博采中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笃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盲从外国学术思潮,吸收外来的观念,融会贯通而不露痕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扬弃之际,绝不泼脏水也把孩子扔掉;他们讲究义理,写作上精雕细刻,更多地采取传统史学的“寓论于史”方法;因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尚气节,研究的史学内容与自身的践履是惊人的一致。当然细论起来,陈氏、钱氏的治史方法和观念亦多有不同,这里仅就他们的民族情感而言置于一个学派之内。
由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为代表的阶级论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观念极其明确,且长期坚持。由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为核心,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故可名之曰阶级论史学;形成于三四十年代,50年代以来大发展,成为主导史学,然近十余年受到某种新史学观念的挑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和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着力探究5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土地所有制性质、资本主义萌芽等关涉社会变革的重大问题;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研究,致使历史学在一个时期内只研究农民战争史、工人运动史、党史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四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始注重理解的运用,后来教条化,致使不少论著变成解经的文字,既不宏观,也不微观,套话连篇;重视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同时利用考据的方法;力倡服务于革命政治目标的史学功能;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历史学,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对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
20世纪末出现的可能成为新史学流派的史学研究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厌恶影射史学,谋求走出“史学危机”的处境,一面探讨史学理论问题,一面开展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有的学者说社会史就是以叛逆者的面貌出现的,容或是这样的,但关键是在谋求历史学的新发展。在观念和方法论上,“三论”“新三论”最先被引进史学殿堂,西方的各种史学思想和方法纷至沓来,年鉴派史学、新文化史观、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其大端,就中年鉴派又较为盛行。究其原因,可能是年鉴派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有所合作,它又强调对下层民众的研究,这样,在中国阶级论语境下生活的、不同流派的史家接受起来就比较方便,感情上也易于融洽。在这种对外来文化有点饥不择食之中,自然令人产生某些不快之感,好在殖民主义解体后,现代世界学术思潮中多元文化观念兴起,本土化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探求本国文化的愿望有增无减,在我国学术界、史学界也是如此,“本土化”不时地为史家所道及,愿为此而努力。本土化的提出是针对西方中心论的,不过仍有西方中心的影子。看来,相信多元文化论,致力于寻求本国文化、本国历史的特质是今后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史学流派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诞生。
世纪过后回味史学研究及其流派,似乎有一点启示。尔康想到两点:
史学研究、史学流派都不能割断与古老传统和近代传统的联系,都要从中获得营养。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阶级论史学无不重视历史资料的掌握与运用,无不从古代史学的史料及其研究法的考据学中汲取养料,而且都有“实证”的成分,谁忽视了这一点,鄙弃史料搜集、史料考据和实证,到头来,真正是史坛的过客,没有给后来者留下可供参考的东西。20世纪形成的史学传统,不论是哪一个流派的,也不能弃之如敝屣,哪怕它是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吸收外来文化是势所必然的,尤其是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孤芳自赏已难于立足,问题是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建立在以本国文化为基准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
实证史学留下了较多的史学遗产。以义理见长或以实证见长的史学,均有各自的贡献,史学辅助学科的建树更不必说了,无所优长的史著显然要逊一筹,这大约是史学界的共识吧?比较而言,富有传世价值的、足资后世参考的,还是那些实证史学的著述:它的内容实在,观点正确与否可以讨论,充实的内容则是新研究的基础,怎能忽略它哩?!不论哪个学派,凡是实证性的著作,人们不会忘记它。不讲实证、忽略史实,就失去了历史学的特征,哪里还成其为史学著作!实证的史学,往往是微观的研究,意在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最忌讳的是既不宏观、也不微观的“鸡肋”之作。
上面一番话似乎与克晟兄近著了无关系,就此打住吧,让我们回到克晟兄的著述上。尔康以为,《明清史探实》是实证史学的著作,继承了实证史学的基本传统,又吸收了阶级论史学的辩证分析方法,将它们融会于一炉。如前所述,克晟兄外而出身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这原来是实证史学的大本营呀;内而家学渊源有自,乃祖叔忱公为清朝翰林、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教务提调(教务长),父毅生先生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早期实证史学派的重要成员。这内外的学术环境,给予克晟兄丰富的实证史学的素养,铸造了他的实证史学品格。别的不说,单从毅生师和克晟兄专著的命名来看:毅生师的宏著名曰《清史探微》《探微集》,克晟兄的大作,早先的一部叫作《明代政争史探源》,如今的称为《明清史探实》。读者诸君请留意,一个“探”字,一个“微”字,乃是学术观点、为人品格的表征。“微”者,似乎所研讨的问题是微末小事,不足称道;“探”者,系探讨、探索、探求的意思,所发表的意见是作者的初步看法,仅供学术界讨论,不敢以定论自居也。这“探”字和“微”字,不是给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吗:以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探讨史学问题,实事求是,不误解古人,也不强加己意于今日的学术同行。实证史学一般不乱讲因果关系,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毅生师和克晟兄的著作,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史学的样本。实证史学能够传世,毅生师、克晟兄的宏著为同行必备的参考书,尔康以为,这是没有疑义的吧。
南开大学也是重视实证史学的,尔康受学术氛围和毅生师的影响,一向注重微观研究,对史学理论和当代史学史缺乏素养,今不揣浅陋,讲什么史学流派及其某种得失,可能是些无知妄言,不过意在说明克晟兄的实证史学成就罢了,不知克晟兄是否允许尔康这样说?数十年来,我们师兄弟间进行学术探讨,特别是在共同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之时,利用学术环境,更是交流不辍。今敢请克晟兄不弃,继往开来,有以教我。
克晟兄的阅历既广,而记忆力更是惊人,深为尔康所叹服。每与克晟兄谈讲学林轶事,尔康均从中获得教益,屡次建言于克晟兄,何妨将胸中的学林故实倒出来,写出专著,嘉惠于学术界。兹于此再次进言,克晟兄意下如何?
(2001年6月30日敬书,载郑克晟《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