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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代：中华民国代替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三个大事件，可以说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深刻的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社会的变迁，带动思想文化学术的活跃与更新，尤其是在上半叶，哲学家张岱年说：“民国时期是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东方出版社编辑这套丛书，在其“编选说明”中更认为：“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一个世纪行将过去，面对如此丰富的学术遗产，应当有所回顾，有所说明，放肆点说，应当有所总结，对下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或许会有所裨益。基于这种考虑，对南开大学举办的“彭炳进教授学术讲座”1998—1999年度的讲演设计，我们拟订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的主题，邀请崔清田、宁宗一、刘志琴、刘洪涛、冯承柏、方克立、洪国起七位教授（以讲演先后次序列名），分别讲述二十世纪中国逻辑学、文学史、文化史、科技史、美国史学理论、哲学史、拉美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将各该门学科一个世纪的研究状况、特点，以及这门学科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变动的关系，作出精彩的说明。（方克立教授因繁忙的出国学术活动之故，未能讲演。）我作为主题设计人，也在思考这一问题，惟因限于学识和时间，未能做深入的、系统的思索，现写此《杂谈》，也算是一种参与吧。
中国传统的史学，基本上被认为是历史编纂学，主要是采用各种体例汇编历史资料；观念上基本是历史循环论，即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进入二十世纪，史学的面貌大变样，无论是主导思想、编写方法，还是治史目标，均不相同了。这种变异，首先要从梁启超的《新史学》说起。1902年梁氏撰著《新史学》一书，抨击传统史学的弊病，倡导史学革新。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将史学研究与国运联系起来，企盼史学革新，从而有助于国家的富强。数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上海学生出版内部刊物《新史学》，不满于流行于一时的影射史学，希望史学从困境中走出来。到了1990年，以“新史学”为刊名的史学杂志在台北问世，这个刊物“发刊词”表示：“不想取代任何形式的‘旧史学’，而是要以前瞻、开放、尝试态度研究中国历史，要尝试各种方法，拓展各种眼界，以探索历史的真实和意义。”它预言：“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必逐渐超越过去的命题，在更辽阔的天空中邀游。”
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的三个《新史学》，或强调史学革命，走出传统史学，或关注创新超越，扩充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三者又是相通的，都要求史学的创新，它反映在这一个世纪中，人们不断地追求“新史学”。虽然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目标都是更新，都是向前看。
梁启超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年）。他的主要思想是：历史家的任务是再现历史，因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之遗迹”，史家将其“变为活化”；“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史学家要去主观性，作“纯客观的研究”：“为治历史而治历史”；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古今生活息息相关，可作为活动的鉴戒；治史的出发点是对史料“求备求确”，近今史学之进步，在于“史料之整理”；历史是进化的，它不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是在文化方面，“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历史无因果规律可寻，不能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梁氏之史学被人认为是“上世纪欧洲社会科学的余绪”
。应当说他开启近代史学，是新旧史学的承前启后者。与梁氏同时代的曹佐熙于1909年出版他的《史学通论》，将历史及记录它的书籍视为“史”，研究历史的学问为“史学”。虽然没有完全把历史客体与历史研究区分清楚，但多少是以近代观念看待史学；曹氏讲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注到自然科学和西来之学，所以曹氏的史学已有近代气息。
夏曾佑于梁启超《新史学》问世的同年，即1902年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新型史学著述。19、20世纪之际，梁启超史学理论超迈前人和他的同代人，而夏曾佑则是以较完整的历史著作贡献于世人，他们都是承前启后的史学家，是近代史学的开拓者。
1962年哲学史家、佛学史家汤用彤自我批判地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受西洋所谓‘史料学’之影响，另一方面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提倡考据之学，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把‘史料学’就当成史学，认为只须问‘材料’是否可靠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
他所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指胡适、傅斯年，“所谓史料学就是史学”，乃是傅斯年的话。1990年，思想史家杨向奎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人建立了一个学派，一个中国古代史及哲学史的学派，这个学派推翻旧的传统史学观，建立了崭新体系的古史学派，他们大胆地怀疑，小心地假设，而引起一场波澜壮观的古史讨论，虽然在这个学派中，胡、傅、顾的理论也各不相同”
。汤、杨当初是胡、傅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在不同的时代做了相异的回顾与认识。今日来看胡、傅等人的史学，似乎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历史研究要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工具。胡适说“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他引进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即研究学问注意实验方法，把自然科学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地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
傅斯年认为历史研究要“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
。
2.使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这有二重含义，一是将实验主义具体化，就是观念上要是科学的，要像做科学实验那样，应有假设，然后小心地、细致地求其证明；二是重视考据，强调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胡适论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以清儒的音韵、训诂、校勘成就为例，说明他们使用例证法、归纳法。笔者以为胡适是以此课题研究为例，阐述他的考证方法。
傅斯年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被学者多所指责，然而表明他极端重视考据学。
3.企求认识历史的变化过程，探求历史因果关系。胡适说：“研究历史制度或学说，要明了他发生的原因和后果，从而获知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
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说：“相信文学是一有机体，有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4.以社会进化论认识历史，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渐进的。胡适在谈到文学、戏剧改良时，批评做文学研究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他说“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傅斯年笃信进化论，故云“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
归结胡适、傅斯年的史学，也许可以用实证史学来概括。实证主义是从19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人和社会研究这一更为普遍的倾向中产生出来”，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实证主义已经渗透在历史写作中”。
胡适等人是将杜威实验主义与法国实证史学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包括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等历史学专门史），形成他们的中国的实证史学，其特征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于历史研究，探讨现代历史研究法，相信并运用归纳法，说明历史真相；重史料（包括重视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要将所研究的课题的所有史料都搜集齐备，用史料反映历史；与此相联系，重考据，不仅要搜求材料，同时要考订其真伪；相信历史的渐进性，一定程度地忽视历史大课题的研究，不同意历史规律说，但认为历史是进化的。（笔者关于实证史学的说法，曾同友人刘泽华教授、崔清田教授讨论过，得到他们的首肯，志此以表谢忱。）
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观与历史研究法学派产生于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大陆占居史学的支配地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故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写出《史学要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20年代末郭沫若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史学代表作。与此同时，并延至30年代，学术界展开社会史大论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发表大量的历史论文；范文澜在延安时期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几乎全面涉猎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写作上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至50年代初有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家之说，即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和翦伯赞五人，侯外庐以撰著《中国思想通史》而享有盛名，翦伯赞的论著颇具文采。他们的史学影响了几代人，像笔者同年人以及比笔者年轻一些的史学工作者，在史学训练以及入门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理论上都是师法于他们的，只是8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们的史学特征，可能有下述几方面：
1.对历史本体，认为是活泼的、变动的、整体的。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记录是死的，历史本体是活的，而活的历史是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天天在那里翻新”，因此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整体。
2.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因为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们是可以认识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针对历史学不是科学的观点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抽出其普遍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论法，又安见其不能？”郭沫若同样有针对性地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体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3.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郭沫若指责胡适的整理国故，说“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明白宣称，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师法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做的是恩格斯的续篇。
1924年蔡和森出版《社会进化史》，颇为推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但摩尔根不为人所承认，赖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将他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
。表明他是遵循马恩学说和他们支持的摩尔根学说。郭沫若、蔡和森在20年代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历史研究的指南，在社会史大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多了起来。侯外庐认为那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
范文澜在40年代初撰著《中国通史简编》，“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大陆的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了。
4.历史唯物论的几个原理的运用。范文澜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何运用做了一些归纳：A.中国历史有发展规律，即古代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B.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C.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D.在生产斗争中产生科学发明；E.历史上的爱国主义；F.历史上战争的分类；G.明清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的程度；H.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J.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等等。
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人长期投入讨论的，故50年代中期有“五朵金花”之说——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就中，郭沫若提出历史“人民本位”说，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家应当歌颂人民，憎恶人民的敌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有没有人民思想。他说他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
。
其时史学研究以人民为本位，讴歌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以农民战争史就成为“五朵金花”之一。在1949—1966年的17年中，出现的文章近3000篇、论著和数据集100余种，内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战争理论的体会，对在农民战争问题上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至于农民战争史本身内容的研究，开始是对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失败原因、历史作用、领袖评价等问题做出叙述，后来讨论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的思想武器、农民政权性质、社会动力等问题。
研究农民战争，同时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认识论，以阶级分析为方法论，来认识历史和它的发展线索。这个主导思想运用到极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高等学校人们议论中的历史只有四门课，即农民战争史、中共党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总名之曰阶级斗争史。
5.服务于革命政治目标的史学功能。如果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讲的史学作用，是指对个人修养的意义，是学习历史，建立“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而到了郭沫若及其以后的史家那里，史学已变成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即革命的工具了。如同刘大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研究者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腔热情和敢于坚持真理。”
郭沫若说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这才进行他的古史研究。历史学要清算过往社会，指明那个社会是什么性质的，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走向。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如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封建社会的断限与特征、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史学，向其他学派挑战，尤其以实证史学为目标。郭沫若的史学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胡适宣战，谓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抗战时期，有人主张“复兴礼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杜国庠撰文《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予以批评，说那是“要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
。侯外庐为《杜国庠文集》作序，盛赞杜氏的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以及将来新时代礼乐的前途之后，批判了国民党反动官方的《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先锋》等刊物的反动说教，指斥这一小撮文化匪徒是封建思想的复古主义，是为蒋介石没落王朝‘制礼作乐’的专制主义”。
用历史批判现实，采取以古喻今的手法，如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批判在继续，即从史学批判“封、资、修”。
6.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解到迷信。崇信阶级斗争理论的史学家，开始对理论抱着学习、理解的态度，并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同时也要审视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用度，即有着审慎态度。如郭沫若在《海涛集·跨着东海》中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后来，他的审慎态度似乎变化了，有点唯经典、唯上是从了。1972年他在《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说他的研究，“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我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关键”。在引了毛主席语录后说：“毛主席早就把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这儿是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途限明白地指示了出来。我们以前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自然科学的方法、西方史学方法不断地被介绍过来，有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三论”，又有“新三论”，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心态史学等方法，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等都被应用到史学研究中。
文化史、社会史应运而生，乃至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老年社会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的出现，新方向有随时产生的可能。
人类社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相应的历史研究也应当是多种观点和多种方法的，因此各种史学研究法的出现应属正常现象。
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坛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同时各种史学研究法被不同程度地采用，可谓多种观念和多种方法纷呈，虽然还很难说形成了什么新流派，但确乎不是一统天下了。
一个世纪以来，从承前启后的梁启超新史学，到实证史学，到阶级论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对立，再到多元文化与多种史学方法的流行，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进入了近代史学、现代史学，本身在进步，而且还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更新。事物变化发展没有止境，史学也应当是富有生命力的。
本世纪的史学，不论是哪个流派，有一些相同的表现，或较为接近的观点，当然有基本的差异，这里拟抽出几个问题，看各派的异同。
关于考据。考据学主要是讲详细占有史料，并考订史料的真伪。除了一部分阶级论的史学家大肆批判考据学，大多数史家对考据学怀有感情。人们评论一部史学著作，基本上有两条标准，一是有没有新观点，二是有没有新材料的发现，这第二点就是讲考据。当然，提倡考据，胡适不遗余力，故其自云有“考据癖”，认为发现一个新资料，如同发现一颗行星那样有价值。为了新材料，他们促成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并将最优秀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裴文中等人聘至所内。傅斯年在他设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八个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民物组和敦煌材料研究组。20世纪前期有四大学术发现，即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殷墟甲骨、敦煌经卷、战国秦汉竹简，对此史语所颇致力于其发现和运用。1928年，傅斯年写作史语所第一期报告书，将购置明清档案、殷墟发掘都列入研究所的大计划中。就在这一年，史语所第一次进行殷墟发掘，次年又连续两次发掘，但受到某种地方主义的干扰，傅斯年设法克服。1931年进行第四次发掘。1935年的第11次发掘，据石璋如说“是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法国伯希和说：“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在历次发掘中，傅斯年多次前往现场，帮助解决发掘、运输、保管问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发现后，运途多舛，天津李盛铎收藏一部分，于1928年议论卖给日本满铁公司。傅斯年得知这个信息，急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筹钱购买，终使这部分档案归国家所有。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次年运至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1933年经由胡适、傅斯年等人协调，汉简移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速整理。傅斯年对几大发现中的文物、档案的保护、保存与开发利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些文化宝藏，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相信史料即史学，从史学研究出发，要保存史料，便于考据，对历史做出解释。
阶级论的史家中，有的人在50年代后期发动批判考据学的运动，当然在50年代中期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也以考据学为一个箭靶子，所批判的是考据学为历史而历史，钻进故纸堆里（所谓“象牙之塔”），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为资产阶级服务。但是，阶级论的史家中不乏重视史料者，他们富有考证功力，郭沫若、范文澜堪为楷模。郭沫若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不能论定，常常为材料不足而遗憾，他是相当重视材料的占有和考证的。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中特别讲到文献的处理问题，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到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浑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
他因此而不满足。他对从事资料整理的人大加表彰，如说罗振玉、王国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在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范文澜强调掌握资料，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理论与材料二者兼备：“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数据，没有大量数据，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要把握材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他说在作文章时，“常用数据的文字解释，如未做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功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重视资料和考据的态度。但是他同实证史学论者有所差异，即他同时强调理论，史学、考据有为说明理论之嫌。
本世纪的考据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更是发展。因为，第一，它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利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史料发现，如在考古发掘上；第二，在史料鉴别上使用现代观念，认识比清朝人深刻；第三，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者所具备的综合分析能力，是前人所不能比的，将之用于史料考据上，自然比前人显得高明。“四大”学术发现，给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也是考据学的新纪元。史料学即是历史学的说法，强调了史料的巨大意义，而且实证史学对现代考据学的贡献，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应当说为二十世纪各种历史学流派之首。不过就史料即史学而言，不如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研究历史，要用材料说话，否则便是不着边际的空论”。
社会进化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的几十年，进化论风靡于中国学术界，梁启超信仰，实证史学派相信，前已说到，不必赘叙。阶级论派不相信，但其中有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分析使用了进化论的观点，比如家族消亡论的论点中就有进化论的成分。消亡论谓家族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具有宗法性和农耕性，根据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社会的团体，由最初的血缘群体，发展为地缘团体，而后是业缘组织，所以血缘家族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条件，会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消亡。此说不是从家族本身的历史、状况做出科学的分析，而是从社会进化的概念出发，去认定它的消亡。其实，家族究竟有怎样的历史命运，是要看未来的历史实践才能去认识的，进化论哪能决定它的历史走向？！
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辅助学科的发展。传统史学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史、军事史、与赋役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帝王和大臣的传记，基本上可以用政治史来概括。二十世纪的史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扩大。现在的研究范畴，除了传统领域以外，是全面的经济史与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民族史（国内民族关系史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制度史（各种社会内容的典章制度），文化史（一般所说的文化，如哲学和各种学术、文学、艺术、宗教，还有民间意识、信仰、秘密宗教和文化），民俗史（同文化史、社会史有密切联系）。另外还有社会史，它是史学中的新兴领域，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历史内容，主体是社会结构史、关于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史、民众日常生活史，其次是区域社会史、民众运动史、历史上的社会问题。这个史学分支仍在不停地发展，新近出现了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老年社会史，至于妇女史暨两性关系史则发展得相当迅速。科技史、军事史、医学史等专门史，领域之广、范围之大，为上个世纪之前所不可想象。范围广阔的一个特点是民众进入历史殿堂。民众本来是人类社会主体之一，可是传统史学视之为群氓，不足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故将其排斥在历史研究对象之外。二十世纪的史学，自梁启超开始，就表示要改变这一状况，及至社会史的出现，更以研究民众社会生活为重要任务，并在史学研究实践上给予民众史以较多的关注，使得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历史同时得到应有的重视。
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建设，从另外的侧面反映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以今天的史学辅助学科的要求来看，传统史学尚无辅助学科，但有某种辅助学科的萌芽，如宋代以降产生金石学，而这是考古学的前身。二十世纪历史学出现许多辅助学科，如考古学、史料学、印章学、指纹学、钱币学、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有的本身是独立学科，但历史学将之视为辅助学科，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助于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历史问题的说明。
历史认识向深度发展。人们能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进程，自然是个讨论的问题，但向这个方向努力，自然会在认识上取得一些进展，则是无疑的。社会进化史观比历史循环论进步，民众史观的出现比只用英雄史观分析历史现象要全面得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阶级及阶级斗争、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认识论的前进，使得史家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多少理出一些头绪，对历史主导面有所理解，可惜的是人们将它绝对化了，反过来倒限制认识的深化。
史学目的论与功能论。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有人说“为史学而史学”，似乎研究本身就是目的，别无其他意图，因而被某些人视为脱离实际，不讲史学功用。其实这个观点的提出，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要带有社会功能的目标，以免影响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观点的提出与信仰学术自由有关，即主张者认为学术与政治无关，“为史学而史学”就可以避免将政治色彩带到史学研究中来，从而避免因政治观念而导致研究成果的失真，所以这种理念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为了避免政治性，而没有对史学功能做出正面的说明，成为缺憾。影射史学，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不过在“四人帮”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恶劣影响，我们作为过来人是深有体会的。大约也正因此，在80年代又有学者重新提出“为史学而史学”的问题，希望历史学不要再走影射史学的邪路和在二十世纪成为新的注“经”（非儒家经典）学派（“以论代史”），其良苦用心是过来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不满足于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家，总想在史学功能问题上有所探索，提出求真与求用相结合的观点，如历史学家郑天挺讲：“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
希望做历史研究既要符合历史真实，而其课题研究又对现实社会有参考价值，从而使历史研究有其功用。或者提出“致用寓于求真之中”
，即在求得历史真相之中，包含给人们可以借鉴的东西。或者认为史学致用有其限度，不要任意致用，它的“用”有两个层次，一是有意识致用，二是无意识致用，要使“真”与“用”互相促进。
笔者认为“以求真为前提，以求用为归宿”
，这也是讲“真”与“用”的结合，是强调致用的前提、基础在求真，但是求真不是目的，史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致用，是“针对影射史学”“为史学而史学”两种观点而发的。这些求真、致用关系的探讨，都要求真、用结合，这是共识，差异的地方并非有多少矛盾，不过是各讲道理的某个方面，倘能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取得更多的共识，对史学功能的问题会有某种建树。
二十世纪之初，文史不分家，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也多有界限不明的地方，而后来学科分得越来越厉害，许多专门史与历史学分离，归属于其他学科，致使历史学经历了一个被割裂的过程。现在又出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交叉学科，像生态环境史，就是农学、林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海洋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综合研究的产物，这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非一个学科所能单独完成的。这真是天下学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二十世纪历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专门史分离与边缘学科的建立，不是分、合的循环，而是在新基础上的结合，是史学研究的前进。瞻望下个世纪的史学，很可能是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情况有较多的出现，从而使历史学得到一个新的发展。
本论文集的出版，一如前两辑，系彭炳进教授义举；文集书名题字为陈捷先教授墨宝；文集的结集，由常建华教授和我进行。值此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谨向彭炳进教授、陈捷先教授以及为文集赐文的崔清田、宁宗一、刘志琴、刘洪涛、冯承柏、洪国起6位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希望这个文集能对迎接二十一世纪史学的发展有小小的作用。
（1999年9月22日书于顾真斋，系《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代序言，该书于2000年在台北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