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以降社会的宗法因素与“变异型宗法社会”性质

下面将依据汉、宋宗族的状况，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讨论本文开始提出来的问题：秦汉以降宗族与宗法关系，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与特质。社会的宗法性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一）具有浓厚“家天下”成分的帝制和世袭的“食封贵族”

《三字经》所说的“夏传子，家天下”，周朝过后，秦汉以降的政治体制使家国分离，所以周代以后说的“家天下”并非是完整意义的宗法社会的概括，这时的皇帝只是政府首脑，而不再兼具天子、宗子的双重身份。那么为何还同“家天下”概念联系呢？

家天下的帝制。皇统神圣合法，皇位在一个家族内传承，两汉属于刘邦家族，中间虽有王莽的新朝取代西汉，然而刘氏的光武帝重新建立东汉，传承刘氏一脉。天水赵氏帝统，中经南渡之变，王朝依然赓续，历时三百余载。皇族高度关注自身的建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宗庙，进行祭祀，象征家族政权的存在，这是典型宗法社会大宗祭祀权的传承；二是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宗人，令皇族凝聚为一体，当皇帝无后继承时，可以在宗室中选择继承人，保持皇家血统。皇家建设缜密，可见宗法保持最完善的是在皇族，皇族成为宗族的典范。

家天下在历朝历代的传承。各个朝代都是家族的政权，两晋的司马氏，北魏的拓跋氏，隋代的杨氏，唐代的李氏，元代的黄金家族，明代的朱氏，清代的爱新觉罗氏，都是一姓一氏，唯改朝换代，异姓代之，而家天下的宗法精神不变。家天下保持于中古、近古各个时代，真是源远流长。

分封制实验不绝。两汉、两晋去上古未远，对分封制怀念不已，试图有所恢复，实践的结果是非惟不理想，而且添乱子，于是不给宗室裂土参政权，可是迟至明代初年，朱元璋复行封藩临民之政，出现“靖难”的惨剧，及至明清之际，南明三藩的出现，似乎显现分封的某种光彩，于是学界再度讨论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可见分封制虽不能实现，但试验、讨论不绝，人们仍对分封制有那么一丝情怀。还有一种现象，并非分封制，然却有某种联系，北魏实行宗主督护制，清朝一度实行族正制，赋予宗族首领一定的治理权，这是国家与宗族的别样结合体，具有分封制的遗意。

经济上对分封制有某种传承。表现在皇家自有财产，秦汉的少府、唐代的内府，宋代有太子务，明朝有皇庄，清代有内务府庄田，表明皇帝有私产并有相应的管理机构。

贵族制的残余存在。拥有土地、人民、政事的诸侯没有了，然而有爵位之尊荣，得俸禄实惠的贵族依然存活在历代社会中，历朝的宗室贵族不必说，有的朝代封赐极少数异姓贵族世袭罔替，与王朝相始终；素王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家族历久相沿，成为唯一的一千多年不衰的贵族；孔裔而外，颜、曾、孟等圣贤后裔能够世袭五经博士。这些可以视作上古贵族制的遗意。

宗法制与生俱来的政治专制性的持续保存。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合一，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专制性。无疑，宗法与专制共生、共存，互为表里，浑然一体。秦汉以降的皇权，在分封支柱丧失的情形下，以中央集权制支撑皇权，同时皇权在与相权、监察权长期斗争中削弱对方，权力达到基层（县，乃至乡），从君统、宗统合一（家国一致），转变为到国家、村落（家族）一致，皇帝（国家）借重于宗族治理地方。君主专制政体需要宗法，宗法本身具有专制性。

看来，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帝政治，皇家成为宗法家族的典型，在赏赐土地或税户予贵族方面具有分封遗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家天下本质的延续。

（二）“以孝治天下”与宗族民间化、大众化

皇族的存在，要求有民间的宗族呼应。汉代及历朝历代实行的“以孝治天下”政策，就为民间的宗族建设创造了条件，于是宗族陆续发展，成为民间化、大众化的组织。

汉代施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是因懂得一个大道理：合格的、优秀的官吏，要来自具有良好的门风之家，必定能够做到在家是孝子，在朝是忠臣。东汉时代，因贡举不得其人，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表明其时人们已经深刻领会忠臣与孝子、孝义之家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要求民间出孝子，就需要倡导、灌输孝悌思想，然而光靠宣传不够，应有相应的鼓励政策，奖励孝悌力田，因应而生。政府号召孝悌，反对忤逆不道，给百姓以巨大的诱惑。一个平民百姓，可能因行义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但政治地位并未提高，而政府一旦表扬，不仅经济得到实惠，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西汉陈留蔡氏家族的蔡勋被举为孝廉，到东汉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前有政府的嘉奖，后有乡里的推重。西汉末南阳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县中称美，推为三老” 。他爱护族人和邻里，在家族像国君一样受人礼敬，在国家被授为三老。南豫州董阳三世同居，南朝宋文帝下诏，表扬他家是“笃行董氏之闾”，并“蠲一门租布” 。这是既有荣誉又有免税的双重恩惠。河东县姚栖筠家族，自唐代至宋代二十几世同居共财，唐朝给予的鼓励是将其所居的乡改称“孝悌乡”，社称“节义社”，里称“钦爱里”。 试想，只有官员可以享受免役、免赋的特权，平民若因孝悌力田免役、免赋，与官员是同等的荣誉，这正是民间宗族所追求的，所看重的。是“以孝治天下”方针政策的实行，极大地促进民间宗族建设的热忱，成为民间开展宗族活动的动力。

宗族民间化和大众化。宗族民间化与大众化一事，从祭祖权的下移就可得知。原来祭祖权为大宗所特有，周代的诸侯对周天子都是小宗，没有祭祀始祖的权力，要祭始祖，得在天子祭祀之时，以小宗身份到镐京参与，而在诸侯国内，奉始封君为始祖，成为大宗。这样皇家、贵族成为大宗，拥有祭祖权。皇帝同时规定，按照人们的身份，有不同等级的祭祖权，官员可以依照品级祭祀二、三、四世祖先，平民只祭一世（父亲）。可是自晋代以来法律实行“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又有连坐法，将五世族人置于惩治范围之内。这是法律与礼法的不协调，显然不合理。程颢、程颐家族，其先人的官品，仅能祭祀两代，他们私自祭奠四世祖先，除了理论的凭借，就是法律与祭礼不合，应行改正。这就是程颐说的：“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即祭高祖。”明确主张祭祖世代应与五服制度一致，无论官民皆可祭祀高曾祖祢四代。对此，朱熹大加赞同，认为它符合于祭祀本意。 老百姓可以祭祀四世祖，程朱的这种观点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人们遵照实行。清人张惠言说：“三代而下，宗法不立，宋之大儒忧之，乃始讲论，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义起先祖、初祖之祭。” 儒家、理学家的舆论作用，民间宗族活动的开展，使得政府放宽民间祭祀世代的限制，明代中期已经在事实上允许祭祀四世，到清朝作出明确规定：“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 事实上，明清时代，民间祭祀的先人大大超过四世，宗族还在祭祀始祖、初祖、始迁祖，一祭就是十几代，或者还要多。民间可以祭始祖，这种祭祀权的下移，标志宗族的民间化。

宗族有不同的类型，社会地位各异。本来宗族是皇族、贵族所特有，先秦时代庶民宗族极其罕见，而后经历汉唐间的世族、士族为主体（实即贵族宗族的降格和扩大化 ），寒族势力上升，宋元时期官员宗族发展的同时，平民宗族亦有抬头，明清时期平民宗族与绅衿宗族得到同步发展，而贵族宗族尽管存在着，但被蓬勃发展的绅衿、平民宗族活动所遮蔽，平民宗族从幼弱到壮大，贵族宗族由主体到势力的式微，意味着宗族本身经历着平民化的道路，宗族日益变为平民的群体。当然，宗族从贵族群体向民间群体演变，在清代尚未全部完成，此后仍在持续向平民化方向发展。平民化与大众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祭祀先人的代数多，反映宗族现有的成员众多，动辄是以百计数，以千计数。还有联宗祭祖，联宗修谱，跨省、府、州、县开展活动，宗族群体规模大，力量强，显现出活力。

民间化的宗族，自身有几个特点，也反映中国社会的特别之处：

其一，宗族成为几乎是时间最久的唯一的民间合法群体。秦汉以降的中国，民间的合法群体少而又少，可以说只有三种，即合法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工商行会，出现得晚，基本上是应官的需要，谋划行业发展倒属次要功能；宗族，自上古至晚清，代代相传，政府屡加扶持和依靠，因此，从时代久远，从政府爱惜态度来看，它几乎成为始终不衰的唯一的民间合法群体。古代中国缺乏民间社团，表明君主专制程度很高，而在这种情形下对宗族情有独钟，其原因何在，大可深究。

其二，士人、绅衿在宗族与国家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他们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地位。在宋代以降的宗族民间化过程中，士人、绅衿是宗族群体的组织者、领导者，没有他们宗族很难成为宗族；他们具有一定特权的社会身份，可以出入公门，结交官吏，而官吏又要取得绅衿头面人物的支持，于是他们成为国家、宗族间的中介力量。科举制以后的绅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平民能够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事实上士人、绅衿多出自平民，身份改变之后，宗族需要他们，比如申报烈女节妇、孝子顺孙，由他们进行，他们亦需借重宗族力量，能够代表它和乡间民众说话，是与州县官对话的一种资本。士人、绅衿在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有崇高地位，发挥独特作用，是国家法律所赋予，也是宗族支持的。士人、绅衿是古代中国社会支配基层社会的人群，它同宗族的关系，或者说双方之间的关系尤需研治古代史者关注。

其三，宗族实际拥有某种自治权与教化权。宗族作为群体，本身有规范，自律性很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对皇帝忠诚，纳税守法；在内部，教育与控制族人行为，制定有惩治、奖励规则。与自律结合的，是国家孝治天下的方针和法律赋予宗族的若干权利，包括：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职官制度某些内容（如丁忧、起复、更名复姓等）的实现，需要宗族的协助；族人间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赋予宗族实施家法，以至某种处死权；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主要表现在族人立嗣、寡妇财产处理方面），而政府则全力保护宗族的公有财产。总之政府赋予、认可宗族某种执法权和教化权，这是宗族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在古代专制社会实在不寻常，是其他民间群体所不可能拥有的。

（三）宗法精神渗透在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及人的从属关系

首先考察宗法观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习俗。

所谓“宗法思想”，反映宗亲关系的理念，是在祖先崇拜旗帜下讲求族人的团结和互助，是族人间的血缘等级关系和从属性的理论升华，而拟制亲观念是它的派生物，它与社会等级制及观念结合，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思想。

1.一本观与祖先崇拜

“一本”的概念，滥觞于孟子，而作为宗法观念形成于宋元时期。一本，是形象的比喻，谓祖宗如同树的根干，子孙就是枝叶， 子孙之间可能关系已经疏远，出了五服，或更远，但都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即一本所生，因此需要认同宗，才是不忘祖宗——不忘本根。可是离开老祖宗多少辈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对他就难有浓厚的感情，更难于因此对族兄弟产生认同，因之人们又发明“一气”说。人们认为，先人是由形和气组成，人死后，形变了，腐烂了，化作烟灰消失了，但是气始终存在，子孙所一呼一吸的气，就是祖先一呼一吸的气，这是对祖先的传承，既然如此，同根同祖同气的族人，血缘再疏远，也是一脉一气相承，有祖宗的血气，无论服制远近的族人，都应当崇敬祖先，也都应该与一本、一气所出的族人相亲相爱，才符合祖宗的意愿。正是这种理论，令五服以内的族人凝聚不散，更使五服以外的族兄弟们团聚在一起，形成结构复杂、组织庞大的宗族群体。要之，一本观、一气观是宗族形成的基本观念和前提，是尊祖敬宗、扩大宗族、开展祭祖活动的思想基础。

2.血缘伦序观念与孝悌之道、移孝作忠

一本观、一气观产生宗族自然伦序的等级观念。一本观念下，族人间的关系，以离先人远近形成差别，也即辈分关系，它不依年龄来区分，而以是祖宗的第几代子孙来划分，因而出现“摇篮里爷爷，白胡子孙子”的现象，谁辈分高，谁就在宗族中地位高，祭祀祖先，就按辈分区分前后来进行，辈分低就是晚辈，就得尊敬长辈，服从长辈，于是在宗族内部形成血缘等级结构。这种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的实行，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当晋朝政府实行“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之后，依宗族的血缘伦序关系，实行法律上的“同罪异罚”，即同样的罪行，为长辈减刑，为晚辈加刑，就使得血缘等级进一步社会化，与社会的等级结构相一致。一本观产生的尊祖敬宗思想，与政府提倡的孝道、忠君之道合拍。孝道有多层次的理解，最低程度的是在家孝敬父祖，与族人和睦，有无相济；最高境界是立身扬名，在为祖宗、宗族争光的同时，尽忠报国，实现忠孝结合，也达到君主“移孝作忠”的要求，做个忠臣、顺民。

3.人的从属关系是宗法精神的规定和反映

个人，在宗族属于宗族血缘伦序结构之内，在社会属于社会结构之内。在这两种结构中，处于一个特定的地位，与上上下下发生各种关系。在家庭，从属于父家长，从属于家，不是独立的人；在宗族，从属于族长，从属于宗族，不是独立的人；在社会，为各级长官、皇帝的子民，从属于官府，从属于国家，不是独立的人。个人服从家长，家长服从族长，族长服从官府，官员服从皇帝，形成层层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渊源于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

在宗族内部，族人对宗族、对长辈的从属性有很强的承受力，视为理所当然，血缘伦序就是天理，天理不能违背。再说宗族对族人的生存、生活具有某种保障作用。在缺乏流动性、迁移性的社会，在聚族而居的地区，人们生活在宗族营造的地域空间和人文社会环境之内，生产环境是宗族创造的，人际关系是宗族、家庭赋予的，生活，就离不开宗族，自然产生某种依靠性，从而心甘情愿接受那种人身依附。

4.宗法思想的派生物——拟制亲观念

中国家族，严守血缘的认同法则，不许异姓的掺入，否则是异姓乱宗，使得祖先不得血食，是极大的不孝行为。可是在对非血统人员排斥的同时，又按照宗法观念的模式，接受拟制血缘，即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以拟制亲的身份成为家庭、家族成员，或非正式成员，而具有类似宗亲的关系，前者如义子，进入义父家庭，后者如干儿子、结拜兄弟，并不进入干爹、把兄弟家庭。这类拟制亲关系，上自帝王，下及草民，宗族皆有，形成各种类型：前述汉朝皇帝赐姓，以及自视为百姓的君父，而将百姓视作子民；地方官自视为民之父母，而民则以之为父母官，称之曰“公祖”“大公祖”；学校的师生、行会的师徒、帮会的结拜兄弟、义父子、干亲家、拜把子，莫不是拟制亲的表现。其稍为具体的史实，容后申述。拟制亲的现象，是宗法观念的产物，拟制亲的观念，是意识上的宗亲化，也是宗族泛血缘化。

5.小宗法观念与宗族的壮大

首先了解小宗法的实行。宗法，是立族根本之法，有大小宗法之别，周代实行大宗法，后世，大小宗法问题讨论不绝，人们有尊古的愿望和习惯，理论上总是赞扬大宗法，但是周代宗法制破坏之后，大宗法已然失去通行的可能，于是人们“礼以义起”，从实际出发，实行小宗法。小宗法观念下，各个宗族可以祭祀始祖、始迁祖，正是这种祭祀礼俗，使得宗族日益扩大，容纳更多的宗支，令宗族结构庞杂起来，于是宗族在民间发展壮大，成为基层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团体。不过，皇家仍然遵循大宗法的原则，实行嫡长制的传位制度，虽然远远不能按理想实现；贵族袭爵亦然，官员的任子制，也是先尽嫡子。爵位承袭之外，财产继承方面则是诸子均分制，与大宗法无关了。

其次，观察宗法精神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宗法观念及其派生物拟制亲观念，影响了社会结构中群体关系，这里不再谈那些意识，而是从法律规定方面考察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宗法关系。

君民关系中的宗法成分。皇帝是君父，百姓是子民，宗法关系，子民应该绝对服从君父，纳粮服役守法，不得反抗作乱；君父的“国有大丧，群臣凶服” ，禁止娱乐，民间亦得遵行；天子的圣诞，是国家的三大节日之一；法律中的十恶，第一、二、三恶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第六恶“大不敬”，都是指臣民对君主而言，凡有犯者，必处极刑，并为“常赦所不原”。而皇帝也应当爱民如子，让百姓过太平日子，若有暴政，民不聊生，也要下“罪己诏”，表示忏悔。

工匠、商人、艺人中的师徒关系，根据“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师父相当于五服关系中的大功，弟子相当于卑幼。

传授儒家文化的师生关系，在法律上，师父相当于五服关系中的期亲，学生相当于家族的卑幼。

佛教、道教中的师徒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同于工匠、艺人中的师徒，偶尔等同于儒学师生，师父处于期亲尊长（或大功尊长）的法律地位，徒弟则在卑幼地位。

主仆关系，奴婢被称为“家人”，与主家有着类似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奴婢相当于子孙地位，若谋害家长，判处死刑，或凌迟处死，而家长故杀奴婢，才是一年徒刑。

义父子关系中的义子，视其与义父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义父是否为其娶妻的情况，决定他们间类五服关系，若恩养时间长，娶妻分产，则与亲子一样，反之则差一等，犯罪就比亲子减一等治罪。

继父子关系，若同居，犯罪按缌麻关系论断，即继父相当于缌麻尊长，继子为卑幼。

职官制度中，官员的的任职受到宗亲法的诸多制约：宗亲回避条例，令父子祖孙不得在中央同一衙门任职，官小者或辈分小者要回避，另派职务；在同一省、或道府，同宗的人都得回避。丁忧守制条例，若父祖亡故，子孙回籍守制，三年服满，才能起复，另授新职，在此期间，失掉升转的机会。侍养条例：亲年七十以上，若家无次丁，官员得回籍养亲。

（四）变异型宗法社会

所谓“变异型宗法社会”，是谓宗族、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变异不再是原先的模式，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进入变异宗法社会的新阶段，或者说是变态型宗法社会。说“变异”，是基于前述秦汉以降宗族活动、宗法观念、宗法社会的事实，概括成为以下三点：

其一，具有浓厚“家天下”成分的帝制。天子由身兼宗子、国家元首二任，变为单纯的国家元首一任，但是皇帝和皇族制度，仍然是宗法专制制度。皇帝又利用拟制亲观念，与臣民形成君父、子民的宗法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天下”的成分仍然浓厚。

其二，实行小宗法制。既使民间宗族壮大，也使得宗法社会多具理想成分而变异。典型的宗法社会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互相维系。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令宗法制下大宗失去控制小宗的经济能力，尽管皇帝在郡县制下保留分封制因素，给宗室成员以爵禄，民间宗族建设义庄养赡族人，但不成气候。再就宗法制本身讲，原来是大小宗法兼行，天子以大宗制驭小宗，而小宗又兼具大小宗的二重性，可是秦汉以降，皇帝因无分封制配合，已无诸侯小宗可以支配、维系，如果说它还实行大宗法，只是在其内部的继承权方面实行嫡长制，保留了大宗法的遗意，况且如同张传玺所说，总出乱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杀戮。民间的宗族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由殷周时代的贵族宗族，历经世族、士族、官僚宗族到绅衿宗族与平民宗族并存的演变，成为民间化、大众化的组织。宗法源于人们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三，宗法专制性、族人依附性的保存与消弱。前述宗法性与专制性与生俱来，宗法的血缘关系，因为社会化，成为族人间的血缘等级关系，使得族人依附于宗族，服从族长，族人间也因辈分产生尊卑关系，它与社会等级制及观念结合，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基础。不过宗族民间化之后，族长与嫡长制脱离关系，通常由有力者出任，其社会身份可以是官绅，也可以是庶民，出任者辈分、年龄、才德、财力均是重要条件，其产生多系少数人决定的，有的则具有民众推选的因素，如由房支代表开会，推举族长。宗子与族长不再是一回事，非宗子的人出任族长，本身就违背了宗法原则，代表推举族长，更是具有某种民主性的表现。至于宗族对族人的约束力，也因族人各自谋生，宗族不能保障其生活，虽然约束性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弱。应当说，宗法专制性和族人依附性是存在的，同时宗法性、依附性也在日益减弱，这是历史趋势。

综合上述社会制度、观念、习俗种种因素，笔者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中国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有保留，有变化，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宗族，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进入变异型宗法社会的新阶段。 从典型宗法制到变异型宗法制，宗法精神仍在，但是大为消弱。笔者在这里尚需说明的是，此种变异仅指对上古典型宗法社会而言，非与其他社会或国家比对。还要说明的是，这里没有涉及生产关系的问题，因此不是全面地论述社会形态。

对于“封建宗法社会”说，因“封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笔者不无疑惑，不愿再事沿用。其他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专业性的、探讨性文论运用“宗法社会”概念，笔者以为系“借用”性质，无可非议，当然，如果关于“宗法社会”问题深入研讨下去，有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当再讨论。

变异型宗法社会是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它重视人们的血缘关系，讲求祖先崇拜 和宗法，这些是上古社会的遗存物，它古老，原始，但因不断变化，反映了宗族的社会适应性与高度的变异能力；宗法与血缘割不断的联系，又令人们重视古老相传的血缘关系，政府讲求仁义道德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2007年7月26日草就，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hqaqg5lhAkuPCcaFnljUP0D5TEbZopU8Gwz7XwrCbKNYpgPErcQ+058Vlvj2ZW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