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汉、两宋的宗族建设

战国时代破坏了周代的分封制和宗族制，两汉以后宗族重建，维持一段时间，就遭到破坏，然后再度复兴。大体说来，中国宗族经历三次重建，第一次在汉晋，第二次在宋元，第三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次复兴各有重点和特点。第三次宗族变异，未来如何，不在本论题讨论范围，不予关注，汉、宋宗族重建的努力及其间、其后的状况，略述于下。

（一）汉代宗族建设及其主要内容

宗族重建主要是在上层社会进行的，特别表现在皇家的建设方面，同时产生世族，并为士族宗族的出现奠定基础。皇家的宗族（皇族）建设，大端为：

1.设置宗正官，管理宗籍

汉高祖七年（前200），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追尊兄伯武哀侯。 刘邦奖励异姓，给予皇族身份——赐姓。五年（前202），项羽死，封项氏家族的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 赐姓者列入宗室，由宗正掌管其籍属，享受皇家待遇，这是皇家以皇族笼络人。文帝四年（前176）恢复犯罪的宗室成员的属籍。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从前因七国之乱而丧失属籍者复其宗籍。 宣帝系戾太子刘据之孙，流落民间，后来掖庭养视，乃由宗正官为他上属籍， 这是他日后成为皇帝的契机。宣帝地节元年（前69）为有罪丧失宗籍者复籍，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 平帝元始五年（5）在郡国设立宗师，以教育宗室成员，诏书谓：“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朕（太皇太后）以皇帝年幼，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刘仲）、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宗正），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 有宗正官和宗籍，又特置宗师，表明皇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组织起来的群体。

2.设立宗庙及举行祭祀

汉代宗庙制度完善，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其一，宗庙建设。高祖十年（前197）太上皇崩，葬万年，乃特设县，护卫陵寝。 刘邦葬长陵，下葬毕，皇太子、群臣返至太上皇庙，为刘邦上尊号“高皇帝” 。并将刘邦生前与功臣的剖符作誓，丹书铁契，藏之宗庙。 惠帝的安陵，距离长陵十里。 从后来的皇帝继位拜谒高庙来看，刘邦以太上皇庙为宗庙，而后长陵高庙成为汉室宗庙。宗庙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后世刑律“十恶”之二的“谋大逆”即指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景帝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坐侵太宗庙地，由中尉审理，他乃畏罪自杀。

其二，皇帝继位或废黜举行告庙仪式。少帝四年（前184），吕后以少帝“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废弃之。 丞相陈平等迎立文帝，是以尊奉汉家宗庙为名，他说：“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 文帝也以此回应，即位之夜下诏书云：“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 文帝即位第二月，谒高庙。景帝在高庙举行即位仪式。 昭帝即位，即谒高庙。 昭帝始元四年（前83），皇后见高庙。 元凤四年（前77），昭帝加元服，见于高庙。 元帝即位，谒高庙。成帝、哀帝、平帝即位，都拜谒高庙。西汉皇帝或在宗庙即位，或即位即谒高庙，形成传统，也是家法。同时废黜皇帝，也要告庙。皇家的其他重大事情亦举行告庙仪式，如平帝元始元年（1），越棠氏重译献白雉、黑雉，“诏使三公以献宗庙” 。二年（2），平帝改名衍（原名箕子），告祠高庙。

其三，祧制。景帝元年（前156），从丞相申屠嘉等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 贾谊疏言：“《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 这是将刘邦高庙作为太祖庙，文帝顾成庙作为太宗庙，祖、宗之庙，永远祭祀。平帝元始四年（4），“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 。由此可知谥号为高祖、太宗、中宗、高宗的皇帝，成为不祧之主，神位永远放置在宗庙大殿正中享位，不行祧制。

其四，籍田与宗庙祭祀。文帝二年（前178）下诏，“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皇帝亲耕，用籍田的收成祭祀祖宗，表示极度虔诚。

其五，宗庙祭祀是政权存在的标志。吕后所谓少帝不能“奉宗庙，守祭祀”，即不能保持宗庙，维持祭祀，所以宗庙与祭祀联为一体；文帝以降诸帝即位谒高庙，无不表示汉家重视宗庙及其祭祀。其实，能够维持祭祀的宗庙就标志着政权的存在，同时是皇族政权存在的观念体现。文帝遗诏：“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 昭帝始元五年（前82）诏：“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因命举贤良。 宣帝入承大统，自云“以安宗庙” 。本始四年（前70），地震坏祖宗庙，宣帝诏“朕甚惧焉” 。这些皇帝表示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就是为维护宗庙的安全，也就是保障皇家帝系的传承和政权的存在。

3.传子制

高祖六年（前201），尊太公为太上皇，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刘邦言简意赅说明传子制为不可移易的原则。文帝即位第五月，有司请立太子：“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 传子制，维持“家天下”。传子制，然诸子有嫡庶、长幼之别，刘邦以惠帝为嗣，是立嫡长子，而后则章法不显。文帝以景帝最长，立为太子。 昭帝无子，大将军霍光以“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遂以武帝曾孙宣帝嗣昭帝，“奉承祖宗，子万姓” 。成帝亦无出，遂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日后的哀帝），绥和元年（前8）立太子诏：“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望者众。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观于往古近事之戒，祸乱之萌，皆有斯焉。定陶王欣（定陶恭王之子）于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

4.封宗室，拱卫皇室

刘邦鉴于秦朝不封诸侯王之失，在实行郡县制同时，封宗室诸侯王，冀其辅翼皇家政权，然而并不安宁，留下后人改正的空间。高祖六年（前201），刘邦封弟刘交为楚王 。此后封刘濞为吴王，并对他说：“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 后来平定诸吕，刘氏诸侯王立有功勋，事情是吕后死，齐王发兵反诸吕，其弟朱虚侯刘章与太尉周勃等内应，刘章杀吕产，事遂定。 去吕氏，乃因“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琊之强” 。吴楚七国乱后，武帝又采取“众建诸侯”之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权力，但仍维持封爵宗室的制度。如平帝元始五年（5），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5.皇帝谥号称“孝”

惠帝，谥“孝惠帝”，《汉书·惠帝纪》赞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 文帝崩，“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皇家以“孝”为美德，意在给臣民做表率，向民间施行教化，宣传孝道与表彰孝行。

汉代皇族有组织，有标志性的宗庙和祭祀，实行传子制和分封宗室，无疑是一种组织完善、结构严谨的团体。它标志皇族宗族的重建完成。

皇家如此，汉朝政府还鼓励民间宗族的重建，并为它创造政治条件，其措施有：

赐予民间嗣子民爵。文帝因立太子，“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 ，即为民间嗣子赐民爵一级。景帝后元三年（前141）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 。景帝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立太子，民为父后者赐一级。 宣帝立太子，“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 。元帝竟宁元年（前33）皇太子冠，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这种赐爵，是特定给民人嗣子的，鼓励父子相传，家庭绵延，世代不绝。

赐予孝悌者和设置孝悌力田奖励。西汉政府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是在父子分家异财，不相救助的情况下，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让民间家人父子兄弟互相关爱，以利社会稳定。诚如贾谊所说，应行礼义之政，“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 。汉朝的办法是鼓励孝悌，赐帛、民爵，免其徭役，令平民百姓获得特殊的荣誉。《汉书》记载，惠帝四年（前191），“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师古对此注解曰：“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 就是政府让地方官荐举子孙孝敬父祖、弟弟顺从兄长而又致力于农事的民人——孝悌力田者，免除其劳役。少帝（吕后）元年（前187），特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种官爵秩很高，为的是让他“劝历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可见朝廷对举荐孝悌力田是多么地重视。而地方官常常举不出孝悌力田之人，文帝对此甚为不满，十二年（前168）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今万家之县，云无应命，岂实人情？”于是派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每人帛五匹，悌者、力田者二匹。并且按照户口多寡设置三老、孝悌力田名额，长吏届期必须举荐孝悌力田者。这就是师古所说的“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诏：“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缺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昭帝元凤元年（前80），“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悌以教乡里’” 。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传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悌、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宣帝甘露三年（前53）因新蔡有凤凰聚集之瑞，赐其长吏、三老、孝悌力田帛。 初元元年（前48），元帝以即位下诏，赐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前44）星变，赐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成帝建始元年（前32），赐三老、孝悌力田帛。 成帝绥和元年（前8）立太子，赐三老、孝悌力田帛。 哀帝即位，赐三老、孝悌力田帛。 种种事实表明，西汉诸帝几乎都有赐复孝悌力田的举措，可谓不遗余力。宣帝还特别规定，免除有祖父母、父母丧事者的劳役：“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如此则可“导民以孝，则天下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父母丧免役，祖父母丧亦然，其意在扩大家庭成员范围，以利家族发展。

举孝廉。这项政策出于董仲舒的建议，始行于汉武帝，此后历久相沿。《汉书·董仲舒传》：“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孝廉，就是善事父母而又廉洁自矢的人。还有在孝廉之外，别举类似孝廉的人。哀帝建平元年（前6），下令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悌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这是让有能力的孝子顺孙出来做官，或供政府咨询。

设博士弟子员、孝经师，兴教化。武帝元朔五年（前124）诏：“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太常其议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 平帝元始三年（3），立学官，“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这是教育方面的建设，但其精神，是培育孝悌人才，并通过这种制度，向民间进行孝道的教化。

皇帝以民为子。文帝时，淳于公之女缇萦求代父受刑，文帝因《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话，以肉刑治民，很是自责——“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因除肉刑。 他是以“为民父母”自命的皇帝。大将军霍光以宣帝嗣昭帝，云其“奉承祖宗，子万姓”。 所谓“子万姓”，就是以民为子，皇帝也就是民之父母了。元帝永光二年（前42）诏，民困吏残，“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遂赐三老、孝悌力田帛。 皇帝将自身与百姓的关系比作父子，如同家人，拉近了距离，既可以改善治理，也使百姓感恩戴德，形成雍穆气象。

法律上的家族互隐与连坐。汉代法律，凡是“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 。高祖九年（前198）诏，敢反叛者，罪三族。 这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父族中包括父母兄弟妻子。连坐法被严格实行。高祖十一年（前196），淮阴侯韩信夷三族， 梁王彭越夷三族。 文帝后元年（前163），“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宣帝开始实行互隐之法，地节四年（前66）诏：“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罪。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以子孙父子中有人犯罪，家族可以隐瞒不治包庇罪。法律的连坐和互隐，是承认家族成员的亲情和共同利益关系，有叛逆罪同遭殃，而一般罪行又可以互相包庇，这样的法律，使得家人、族人进一步产生认同感，凝聚在一起，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形成。

在这些政策鼓励下，使民间得到赐复的实际利益，并懂得孝悌之道，又从法律惩治方面得知家族共同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因而在主观上产生建设宗族的愿望，使得战国以来被破坏的宗族重新建设，特别是在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在豪族、世族之外，又产生士族。

（二）两宋宗族建设及其主要内容

汉、宋宗族不同，汉的皇族制为后世遵循，起奠基作用；汉代实行的以孝治天下政策，也为历代沿用，后世的政府不过是依据实际情况，实行的具体政策有些变化。宋代宗族重建，不再表现在皇家方面，而在于流动性很强的官员，及民间读书人和富人方面，尤其是士人和官员关注家族的建设。

就皇族建设而言，宗正官、宗籍的设置，源于前代，不必赘言，而另有四事可叙：

一是宗庙之制的祧法。两宋的宗庙之制，遵循汉代以来的规制，然因时间长，传承帝王多，因之宗庙祧法成为大问题，关键是不得不祧始祖、远祖，而慎终追远，又应该尊崇始祖，故而朝议屡起，变化迭兴。宋朝传至第五代英宗的治平年间（1064—1067），朝臣对宗庙将僖、顺、翼、宣四祖置于首位不以为然，遂以始祖的僖祖“世数浸远”，议定将他的神主从大殿移至夹室，不久神宗又根据王安石的建议，把僖祖牌位恢复到原先的位置。南宋前期丞相赵汝愚持不同观点，再次将僖祖牌位放置到夹室。吏部尚书郑侨为了将孝宗祔庙，请将宣祖移出。朱熹从尊始祖出发，有异议：“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 宁宗朝议从实际出发，为孝宗祔庙，就把僖、顺、翼、宣四祖从首尊之位挪移出大殿，别建庙室，于是宗庙以太祖位居第一室。

二是对待宗室的政策。经历了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皇家分封诸侯王辅翼的方针行不通，遂行放弃。唐代虽然也封宗室为王公，给以丰厚的经济待遇，然而没有领地，不能管理民事，其实况如同《新唐书》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 ，“实与匹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轾” 。宋朝的对待皇室，是所谓“宋承唐制”。《宋史》卷244《宗室》论曰：“昔周之兴，大封建宗室，及其东迁，晋、郑有同奖之功。然其衰也，干弱而枝强。后世于是矫其失者，而封建不复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制。然名存实亡，无补于事。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廪饩。至于宗女适人，亦有恩数。然国祚既长，世代浸远，恒产丰约，去士庶之家无甚相远者。” 这就是说宗室成员与唐代一样有封爵，有俸禄，也同样不理民事，经济上由于人多代远，其财产的多寡就与士庶之家差不多了。

三是宋太祖血系的孝义与宋太宗血系的不义。太祖对太宗关怀备至，太宗的即位，系千古之谜，存而不论，可是对待太祖生后及家属，非常恶劣，就是《宋史·太宗纪》所说的：“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之不能无议焉。” 《宋史》以不孝责高宗，而称道孝宗。《高宗纪》谓纪主：“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孝宗纪》则云：“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高宗的不孝，然选择孝宗为继嗣，也是为人的一种补救。古代史家称道赵宋家法好，无女主干政，笔者则认为皇家讲究孝义，在给臣民做表率，民间的宗族建设，不能不受影响。

四是驸马升行辈，有悖人伦。宋代制度，凡尚主之人，在家族中提升一个辈分，即与父辈同辈分，而高出于兄弟一个辈分，为的是公主尊贵，不必像民间那样礼敬舅姑。英宗认为它不符合义理，每想到这种事情，“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曲人伦长幼之序也？”因此对神宗说下诏取消它，但是并没有能够实现。

宋代士庶宗族存在的事实，由一件事就表明了，那就是真宗刘皇后认民人龚美为宗人。原来刘皇后幼孤养于外家，后随蜀人龚美到京师，“真宗即位，入为美人。以其无宗族，乃更以美为兄弟” ，让龚美改姓刘，名义上造成刘氏宗族。看来人人得有宗族，否则就是无根底之人，这就是宗族观念。宋代的宗族建设，是向民间化发展，与理学的兴起和倡导大有关系，致使富贵之家与平民之家的宗族得到同步的发展。

（1）理学家全面提倡宗法伦理，力行教化，有力地推动宗族建设

理学家以行惠政致力于宗法伦理的教化。程颢任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 。张戬任职金堂令，“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悌。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李侗，“饮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 。朱熹幼年读《孝经》，“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知漳州，“以习俗未知仪，揭以示知，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 。张栻知严州、袁州、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及卒，江陵、静江民“尤哭之哀”。 朱熹的学生黄干，“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知临川、新淦、汉阳军，“所至重庠序，先教养”，捕蝗虫，行荒政，“民大感悦”。 朱熹对陈淳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陈淳“性孝，母疾亟，号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 。黄灏，知德化，“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馑，行振给有方”。“性行端饬，以孝友称” 。

理学家教学，做地方官，莫不以宣讲伦理道德为己任，实行仁政，在家庭实行孝慈，类推及于族人、乡里，号召家族、邻里互助，希望百姓讲究孝悌忠信，懂得伦纪，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宗族，在这种环境里自然容易生长。

理学家致力民众教化的教材建设。朱熹注释“四书”，在他故世后，“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颁布）学官” 。士人在社会上广具影响力，以宗法伦理训导他们，使他们成为建设宗族的重要力量。

尊老爱幼及于鳏寡孤独，源于家族观念。张载《西铭》：“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由家庭的父慈子孝，到社会的尊老爱幼，顾恤鳏寡孤独及残疾，这是以家庭家族观念为基础，推及社会，特别是善待弱势者。

宣扬宗法人伦观念。王回《告友》：“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妇也，兄之于弟也，过且恶，必乱败其国家，国家败而皆受其难，被其名，而终身不可辞也。故其为上者不敢不诲，为下者不敢不谏。……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体不备，则谓之残疾。而人伦缺焉，何以为世？” 父子兄弟之亲是天性自然形成的，夫妻、君臣之合源于人情、人心，也是不可废的，因此人伦绝对不可以违背。

表彰家族复仇与烈女。唐肃宗时饶州德兴程氏女因父兄被害，隐忍十余年，杀仇人祭祀父兄，及至南宋初，程迥任职于其地，“取春秋复仇之义，颂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鄂州民妇张氏死节，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后因兵火，到高宗绍兴末年，她的墓不为人知，通判鄂州的刘清之与郡守罗愿访求到了，恢复对她的祭祀 。家族复仇盛行于上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较多，中古以降朝廷既不提倡也不严厉处治，只有宗法观念强烈者才对此进行表彰，程迥、刘清之就是这类官员，借此倡导宗法观念。

（2）重宗族之典型，施恩义于宗人

两宋时期，出现不少顾恤同宗的人物，并且突破通常的周济形式，创设义庄，将照顾族人制度化，这里仅述及几个人物，以见一斑。

苏州人参知政事范仲淹生活俭约，所谓“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可是好施予族人，于皇祐二年（1050）在故乡用一千亩田设立义庄，赡养同宗之人，并制定《义庄规矩》，以便长久保存，他的儿子纯仁、纯礼继续经理，补充、完善《义庄规矩》， 使范氏义庄延续八百多年。范氏首创义庄，而又经久不衰，成为宗族赈恤的楷模，为人传诵，故有民谚：“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宗。”

前述刘清之，临江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通判鄂州、常州、衡州，作《谕民书》，“首言畏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勤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他不仅教人如此，更是身体力行。从兄刘肃流落新吴，族父刘晔侨寓丹阳、刘艾流寓临川，清之都把他们迎到身边奉养。从祖子刘侨为邵州录事参军，死于战乱，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州太守，遂得将刘侨遗骨送归故乡安葬。族人从远地来访，一定留着久住，不忍使之遽去。他敬重范仲淹设立义庄，为范氏《义庄规矩》作序，劝世人量力仿行。他依据本族家法，参考先儒礼书，制定祭礼，在家族内实行。著作《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祭仪》。 他羡慕范氏设置义庄赡族，却没有财力建设义庄，但尽力之所能，关照族人生老病死，并制定家法，好让族人遵循。

二程的父亲程垧，知磁州、汉川，前后五次得到任子的恩惠，都把机会让给伯叔的子孙。嫁遣族中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禄，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备至。叔伯姐姐嫁人丧夫，迎回家中，教养其子，与子侄一样待遇。那时官小禄薄，克己行义，“人因为难” 。二程的致力于宗法伦理，真是渊源有自。

（3）墓地、籍贯、孝道与宗族

邵雍，先世范阳人，其父徙衡漳、共城，邵雍三十岁，“游河南，葬其亲于伊水上，遂为河南人”。他家初到洛阳，贫乏至极，真是“蓬荜环堵，不芘风雨”，其后“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及至邵雍病笃，司马光等议其后事，他说“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 。以坟茔而定居，邵氏的著籍洛阳，成为家族的根基，后世子孙凝聚的依据。

中古士族之形成，是因累世出高级官员，而做官，离开家乡到异地的城市，这样脱离了原籍，渐渐失去根基，成为它消亡的一种因素。宋代官员有离乡而去的，如三苏；也有不忘本根的，如范仲淹；也有新地落籍不移的，如邵雍。而明清时期官员大多不离其籍，因此笔者有宋代是过渡期的见解。而其中墓地与籍贯有很大关系。定居，才能形成聚族而居的状态，才会凝聚成宋代以降的宗族。

（4）大族与地方官不易协调

周敦颐任南昌令，《宋史》说：“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 富家大姓、黠吏恶少不仅改恶从善，而且思想转变——害怕玷污善政，出现这种状况，表明周敦颐教化之政的大成功。不过从中可见富家大姓常常令地方不安宁，以至与地方官作对。朱熹知长沙，“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 。豪民，往往有大族的背景。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大族成为地方安宁的祸患，表明事态的严重性。但是他在一份奏疏里又反映地方官对大族的虐待：“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赀；至于科富室之钱，拘盐商之舟，视产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 强宗大族与地方官不协调的问题，不仅两宋时代存在，明清依然，政府既要给大族一些权利，又要它不越轨，大族要垄断地方，时或有越轨行为，时或与地方官较劲。双方的纠葛，不易解决，不过大族不法行为不会太严重，宗族活动，总是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内的。

（5）君臣的“宗人关系”

张载《西铭》：“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他把人君看作是宗族的宗子，大臣是宗子的家臣，百姓就是族人，因此国君与百姓是宗子与宗人的关系，是家人关系，天然的联为一体，浑然不可分割。这同汉朝皇帝以民为子的观念，是一脉相承。

宋代民间宗族的建设，除了政府的以孝治天下方针影响之外，理学家的教化和以身作则，起了重大作用，于是在官员、士人乃至平民中出现许多宗族，并产生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特点，就是宗族创设赈恤族人的常设机构——义庄，促使宗族有可能持续发展。关于宋代及其后的宗族制，可参阅常建华近期的论述，他认为宗族盛行于聚族而居的地区，有两种类型，即士大夫组织化的宗族与民间存在的习俗性宗族，而宗族制度的完善实际上是在国家与宗族互动过程中进行的。他特别建议，“从宗族看国家与从国家看宗族都是需要研究的视角，将两者的关系研究清楚有助于认识整体的社会形态” 。 6AAjiOS6OYIU9DfBpmhRv9t8EK8BfUAaejG58TtWKdxEYymb4FAa7xcENvic5N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