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前期秦唐间的社会结构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式形成，成为社会主要政治制度，同时也不断有所变化。封建地主制取代领主制，成为社会主要经济制度。社会经济断断续续地发展，职业分工趋于增多。这种变化发展，至唐代中后期以后，特别进入宋代有较大的变化，达到了局部质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社会结构的演变，在秦代到唐代期间也有自身的特点，下面就来具体地考察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某种变化。

（一）社会等级结构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政府的法令行施到各个地方，皇帝成了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首次使中国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国家，所以秦始皇的丞相王绾等人称颂它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 的盛事。这一巨大的变革也有人非议，博士淳于越希望恢复分封制，后世的君主，如汉高祖在实行郡县制同时，实行分封制，但是随即发生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初年犯了与汉高祖同样的错误，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八王之乱，以后虽有分封宗室的事情，但与周朝的分封制已大相径庭，不是一回事了。郡县制被历朝统治者奉行不替，日益完善，诚如秦朝泰山刻石所云：“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央集权制及其具体制度的郡县制，是无法革易的。与这种政治制度相联系，秦唐间的等级结构大异于周代。

1.皇帝

皇帝等级的成员很少，包括皇帝、皇太后、后妃、未分府的皇子、未出降的皇女、太妃及其未分府的儿女。太子作为储君，地位远高于宗室贵族，他和他的家属也可以列入皇帝等级。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命中央和地方大员，处分国家大事，乃至某些庶务。向全国人民征收贡赋，拥有巨量的土地，凡耕田以外的山林川泽都是皇家私产，由少府、内庄宅使管理，使皇帝成为最大的地主。他还是军队的统帅。他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由职官制度来保证实现。在中央实行丞相制，具体执行皇帝的政令，丞相对皇帝负责，皇帝凭其意志，对丞相进行任命或罢免。地方上的主官郡守、县令，代表皇帝进行治理，可以随时被调离、撤职，与周代的世袭诸侯完全不能比拟，这是官僚制度。官员具有被雇用性，与分封制下的世袭贵族是领地主人有性质的差别。 官员只能秉命于皇帝，而不能像前代的诸侯能同周天子抗衡。官员不同于诸侯贵族，纯粹是皇权的工具。

周朝分封使宗室成员由王朝的维护力量，成为对抗成分，秦朝不封宗室，汉晋至隋唐虽然分封宗室，出现过叛乱事件，但总的倾向使他们脱离诸侯地位，不理地方政事，执掌朝政的时间也不长，对宗室地位的处理得当，保障皇权的施行。

在地方上拥有社会势力的豪族，影响皇权的贯彻，历朝皇帝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秦、汉、曹魏先后实行的迁豪政策，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扫除了皇帝对地方统治的障碍。礼仪制度和统治思想成功地为大一统皇权服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确立了官方哲学的历史地位，经历汉儒经今古文之争，到唐朝颁定《五经》，制作《五经正义》，儒家地位不可动摇。叔孙通治礼作乐，使刘邦乃“知为皇帝之贵” ，礼乐舆服制度逐步完善，突出皇帝的权威。

从秦汉到隋唐，皇权沿着加强的道路在发展，这就是相权越来越小，皇权相对加大，皇家的内朝官逐渐变为外朝官，取代丞相地位，当秦汉时丞相制，发展到唐代的三省制，有宰相之名的尚书仆射、中书令、门下侍郎，不过是从二品、正三品的官员，其地位如何能同汉初的相国比拟。汉晋六朝时代宗室时或世为政治上的风云人物，隋唐时代他们已经从制度上失去充当这类角色的可能。

中央集权制皇帝第一等级的地位确立之后，向前发展，处于无可动摇的状态。

2.宗室贵族

皇帝五服内的男性亲属是宗室成员，出了五服的，事实上也留在宗族内。《旧唐书》所谓“九庙之子孙，继统为宗，余为族” 。在皇族内，以与当朝皇帝的关系为标准，在五服之内者为尊属、近属，五服之外者为疏属，有时更严格，“帝子及帝亲兄弟之外，皆属远” 。宗室的成员以皇帝的儿子和亲兄弟最尊贵。西汉、北朝、唐朝皇帝常予功臣以皇姓，这些家族也入属籍，成为宗室成员。宗族成员犯罪，严重的削籍、改姓，不再是宗室成员。

宗室被分为王、侯，成为贵族，刘邦为矫正秦朝不封宗室的误失，封皇子、宗亲为诸侯王。诸侯王“跨州兼郡，连城数十” 。在封国，任命属官（丞相除外），统理民事。七国之乱后改革王国官制，加之推恩令实行，“唯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 曹魏鉴于汉初分封之弊，虽封宗室为王，但对他们控制甚严，不起拱卫皇室的作用。西晋又接受曹魏教训分封诸王，实行宗王出镇与朝内辅政的办法，招致八王之乱。六朝鉴于士族势力的强大，为保卫皇室，时或采用晋初政策，但皇家内乱频仍。隋唐封宗室，亲王给予数百户以至几千户的食邑，但基本上是“高爵无土，署官不职” ，“实与匹夫不异” 。汉唐间，宗室有崇高爵位，经济收入丰厚，政治权力经过三阶段的变化，即汉初的势盛，两晋南北朝的仍有秉政权，隋唐的基本上退出政治舞台，是个削弱的过程。但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的宗人，仍有特权，至少没有徭役负担。

秦唐间除南朝个别时期外，各朝皆设立专门管理宗室的衙门——宗正寺，是二、三品级的高级衙门，“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 。即主管宗人的户口登记、血缘关系、袭封、婚姻、教育等事务，修纂玉牒。西晋、北魏在宗正寺以外，设立大宗师、宗师，相当于宗室族长，协助皇帝对宗人进行教化。宗室贵族在改朝换代时被屠戮，平时内部也有互相残杀的现象，武则天当政，对李氏宗室“壮者诛死，幼者皆没为官奴，或匿人间庸保” 。宗室高高在上，多有悲惨之时。

唐高祖李渊诏书说：“宗绪之情，义越常品，宜加惠泽，以明等级。” 受封的宗室，有崇高的地位、优越的经济条件，尽管也不有幸遭遇之日，但总是因皇帝的封赏，成为皇帝之外的最有特权的等级。

3.贵族官僚

秦唐间官制，相当复杂，有爵位（皇子、皇女、皇亲、功臣的封爵），勋（荣誉称号，带有品级性），职事官（负责行政、财务、司法、监察、教育、军事官员），散官（有职称之官，不理实事），品（官员的品级制度），秩（俸禄、食邑）各方面的详细规定，历朝也有不同，但相同的原则是文武分途，不似周代诸侯集文武于一身。除了乱世之外，重视文官，以文官治国。但各朝开国之初，武将立功疆场，助建天下，封以世爵，文官亦多获封。承平之时，汉武帝封宰相公孙弘为列侯，自此几乎成为西汉定制：“宰相毕侯。” 后世地方长吏，亦有赐爵位的。在文武分途前提下，贵族或任文官，文官或兼有世爵，均有特权。且易一身兼二利，是以在等级结构上贵族、官僚处于相同地位，故列为一个等级。

异姓诸侯王，汉初受封，辖治属国军队，但到文帝时已经完全被消灭。东汉到唐，有异姓受封为王、郡王的，他们食户，基本上无领土可治，只拥有高等贵族封爵，与诸侯王迥异。也就是异姓诸侯王从历史上消失，没有与皇帝抗衡的力量。唐代藩镇拥兵割据，但他们没有世袭权，是乘中央无力，擅权自专，不是定制。秦唐间一些臣下受封为公、侯、食户，唯两汉彻侯有封地，稍有治理民事的权力。 两汉常封外戚为恩泽侯，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三年（37）封外戚恩泽侯45人。 但是外戚贵族往往没有好下场，西汉许多外戚犯事，“大者夷族，小者放流” 。皇女封为公主，食汤沐邑。宦官间有封王、公、侯爵的，随人君喜好，并无定制。秦唐间贵族由诸侯王、王子侯、公主、列侯、关内侯、乡侯、亭侯、亲王、郡王、国公、县男等封爵成员构成。

秦唐间实行文官制，文官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事务。如西汉相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御史大夫掌监察，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诸归义蛮夷”，中尉巡卫京师。郡守为一郡之长，县令为一县主官，下属有县丞、县尉，均为“长吏”；再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还有乡亭之官三老、啬夫、游徼、亭长等。 再如唐代实行九品官制，九品各分正、从二品，每正、从又分上、下两阶，这样官员有正从九品36阶的高下区别。此外尚有未入流的吏员，如尚书省有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县有录事、司户、司法、仓督、典狱、问事、白直、市令、博士、助教，皆无品级。

官员严密的品级制，因而可以将他们区别为若干等第。西汉官员印绶质地颜色不同，可分为三等，二千石以上是高级官员，六百石以上是中级官员，六百石以下是低级官员。官僚，系指有职位、品阶的官员，特别是中上级以上官员，汉代秩在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辈，唐代未入流的令史辈，皆为吏员。不在官僚之列，不能进入官僚集团。

秦唐间有爵秩的文武官员，构成为贵族官僚集团的成员。

贵族官僚享受俸禄，两汉食租税，贵族以户计，多者逾万，官僚以石计、钱计，前述汉代二千石官，一年实得粮一千八百石，丞相月俸六万钱，御史大夫四万钱。由于民户和土地的赏赐，使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土地，加上他们多有“地癖” ，兼并田业，成为大地主。像东晋广州刺史刁逵、始兴相刁畅兄弟“以贸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唐朝太尉郭子仪“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计” 。勿需多举事例，由此二人可以想见贵族官僚的富有。

贵族官僚本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家属也跟着享有一些权力，如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前，“流内九品以上官，为不课户” 。在徭役方面，官僚亲属有从应役向免役的发展过程。汉惠帝即位下令，六百石以上官员的父母妻子及同居的兄弟，兄弟的儿子，军赋以外，其他的赋役一概免除。 汉代民人有戍边的徭役，“虽宰相子亦在戍边之列” ，司隶校尉盖宽饶的儿子“常步行自戍北边” ，可见官僚家属有应役的职责。南北朝时期士族官僚没有差役。贵族官僚有任子权，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僚任满三年，即可以子弟一人为郎官， 所以苏武以父任为郎，萧育以父任为太子庶子。贵族官僚子弟有进学读书权，如唐代三品以上官子弟、国公子孙，二品以上官曾孙可入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子孙可入太学。贵族官僚有八议的优待。所有贵族官僚还可以纳赎、降职来减免罪刑。总之，贵族官僚本身免赋役之外，家属也有不完全的免役权，还有任子权、畜奴权、赎罪权，所以是特权等级。

贵族可以世袭，但袭等逐渐降低，有罪除爵，无子亦除爵，所以难于长期延续，这就与分封制下的诸侯有重大的差异，官僚本身官位不很稳定，可以撤职、免职、降职，老病须休致。任子制虽使其子弟可以入仕，使官僚家庭世代为官，形成两汉的“世吏二千石”“四世三公”的世族，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高门，但他们毕竟不是世卿世禄，与周代的各级诸侯、卿、大夫、士不同。

秦唐间官僚与贵族共同执掌政权，是两者混合，而以官僚为主体，即官僚在政权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同先秦贵族掌权相比，这可以说是中国管理制度的第二个时期，而宋至清则纯为官僚理事，为第三个时期。

4.士族

士族是一种宗族群体，但也是一个等级，这里从等级特征对它作出说明。

六国遗留的豪强，到两汉与官僚结合，发展成为世家豪强，所谓“世吏二千石”家族，也可以说是世族。到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使世族进一步与官僚结合，正式成为士族。在两晋南北朝，又从世代为官的家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中产生一批新士族。北魏实行定族姓的政策，巩固了士族的地位。由于寒族势力的上升，并经过隋末民众运动的打击，到隋唐士族势力衰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与唐末农民战争的结果，使士族作为一个等级退出历史舞台。

士族内部构成复杂，有地域、民族等区别，故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的不同，根据其政治地位，又区分为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六种，其标准是：三世有三公（一品中）的宗族，为膏粱；三世有尚书令、尚书仆射（从一品中）的宗族，为华腴；三世有尚书、领军将军（二品上）的宗族，为甲姓；三世有九卿、刺史（三品）的宗族，为乙姓；三世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三品下）的宗族，为丙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从四品上）的宗族，为丁姓。这六种宗族中，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为高门士族，丙姓为中级士族，丁姓为低级士族。

士族成员有出仕权。高等士族的标志就是他的起家官，即一出仕就可以任秘书郎、骑都尉等六品官。即使低等士族的释褐官也不低于九品。大士族起家官多是清要官职，荣誉高，升迁快。与政府的荫户制、给客制相适应。士族有荫户权，“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

士族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中央化以前又扎根于地方，他们间互相通婚，所以社会势力颇大，能控制地方政权。士族文化高，控制舆论。士族势力之大，使皇帝对他们颇为顾忌，像寒人要求进入士族，请求与王、谢高门士族通婚，皇帝推脱不管，实是无力干预士族内部事务。寒族受士族的严酷压制，孕育着反抗力。到了南朝，皇帝与寒族结合，起用寒人，削弱士族对官位的垄断。最终是科举制的确立，取代士族垄断官位的九品中正制。

5.弟子员

汉唐间各朝设立学校，学生多有免役权，自成一等人。

汉武帝设立太学于京师，“置弟子员”。东汉发展太学、功臣子孙学、四姓小侯学，桓帝时读书人到洛阳游学的多达三万余人。 西晋泰始年间，太学生达到七千多人。唐朝在中央设六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一度还有崇玄学。历朝在地方上设州郡学。从学生人数上看，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涉及千家万户。

各类学校主要收贵族官僚子弟入学，但也收平民子弟，或者被平民子弟混入。如西汉由太常卿“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就是择取平民子弟为弟子员。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唐代四门学招生一千三百名，其中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书学、算学招生，庶人子弟中“俊士”可以入学。“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

学生可以入仕、做官，这样就改变身份地位，这是他们的后话，可以不考察。问题是他们在学期间，已经逐步取得免除徭役的权力。汉武帝对太学所收的弟子员“复其身” ，免掉他们本身的徭役，以便专心学业。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修学舍，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除更繇”，学习成绩上等的征为郡县吏，次等的举为孝悌力田。 因为入学免役，三国时平民子弟混入太学，乃至高门子弟不愿与他们为伍而不好好学习。 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俊士，“皆免课役” 。甚至有人并未入学，然因读书，也被地方官放免差役，如唐代浚仪人白履忠“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徭役。

在汉魏以来举孝廉秀才，皆要考试，使平民有进身之阶，所谓“举人贡生，或起田亩，不系阀阅” 。两晋六朝士族垄断仕途，但南北朝后期科举制萌芽，孝、秀及明经射策，放宽门第限制，“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 。至隋唐科举制确立，平民得以仕进。从举孝秀到科举制，使得平民可以改变身份，免除徭役。

读书，做弟子员，成为一种身份，即免役的身份，候补官吏的地位。服徭役是平民应尽的义务，甚至于官僚家属都要承担，而学生可免，因此使他们异于常人，成为特别等级。不过由于没有其他特权，故为特权等级的最下层。读书，成为平民上升为特权等级的台阶。

6.平民

这个等级非常复杂，有豪强、酋豪、未入流的胥吏，有低等民爵、勋位的平民；从职业分有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少数民族首领、吏员。因此可以分出几个层次。

（1）佐吏

两汉至南北朝的文献，常有“吏民”一词，往往用于官方公告，民是平民，吏是佐吏，这两种人联称成词，表明他们社会地位相当。前述汉代基层乡里管理人员的斗食、游徼等职，唐代的未入流人员令史、白直。萧梁郡县吏有书童、武吏、迎新、送故等员， 隋代县吏之功曹、士曹、市令等员，皆未入流。吏员人数众多，隋代上州佐吏323人，上郡佐吏146人，上县佐吏99人， 唐代中叶内外职掌35万人，杜佑说这些人是“诸色胥吏” 。这些胥吏是基层行政的管理者，可以非法鱼肉人民，但没有法定的特权，他们的家属要承担徭役。在六朝，他们多出身于“役门”“次门”，本家无法免除差徭，他们在政治上受士族歧视，很难进入清流。故对社会上层不满意，同士族有很严重的矛盾。胥吏本来可以被荐举，可以升官，进入官僚集团，但到唐中叶受到歧视，宪宗元和中下令，曾任州府小吏的人，不能中进士，不能成为清流人员。 佐吏到明朝中叶以后被固定在下吏位置，不能升为官员。地位下降。不过秦唐之间他们处境比后世好，只是逐渐与官僚分流，没有特权，处在平民的上层地位。

（2）民间有爵级的人

秦朝为鼓励军士立功，实行军功爵级的二十等制，西汉继续推行这一制度，东汉把它用为政治点缀品，使它名存实亡。 二十等爵，不仅在军队中施行，也在百姓中贯彻。其第八级公乘以上是官爵，第七级公大夫以下是民爵，不是官员的爵级，有此爵位的平民是一种荣誉，不同于士卒凡人，而且到了第四级不更，就可以免除更徭。北周、隋、唐实行勋官制度，唐朝分上柱国、柱国、武骑尉等为十二等。勋官是酬劳战士的。勋官若要出任文武职官，上柱国可任正六品上阶的官职，柱国任正六品下阶职，以下勋位递降一阶。 在敦煌文书户籍中记录许多人家有勋爵，甚至是柱国、上柱国高爵，但他们田产很少，并无官职，实乃一介平民。但是第八级骑都尉以上的勋官可以荫成丁子，为品子，交税而不应徭役，上柱国、柱国子免课税，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可以充任里正， 多少有一点特权。可以把二十等爵中的民爵拥有者，有低等勋官位而无职事者视为同样的民人，只是多少有点政治身份，是平民的上层。

（3）豪强

秦唐间的豪强成分复杂，有社会势力，拥有众多依附人口，有的进入特权集团，但常与贵族、官僚、政府争利，往往受到政府打击，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秦汉豪强中有先秦没落贵族，失去合法的政治权力，但仍有强大经济力量，在地方上有社会势力，敢于同官方对抗。所谓“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 。被秦朝迁往巴蜀的豪杰、在当地发展经济势力，“以富相尚”，“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其中卓王孙有家童数千，程氏、郑氏八百人，郗从禽“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秦汉之时还有六国遗风，社会上多有游侠，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流，有经济实力，或者并无多少钱财，但能结纳游民甚至官僚，犯法干扰官方秩序，乃至汉武帝非要把资产并不多的郭解像富豪一样迁往茂陵，连卫青替他讲情，也没有用，最后被族诛。 汉以后游侠消失。汉晋南北朝有许多坞壁主、宗主，他们多有宗族、宾客、徒附，像三国的许褚、李典、田畴，是为典型，李典从父李乾“会宾客数千家在乘氏”，李典在曹操官渡之战时，“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为魏将后，“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

豪族的社会势力与贫民及政府双方发生冲突，政府为保障税民与他们争夺人口，经常对他们采取打击的政策，手段之一就是迁豪，如秦始皇的迁十二万豪强于咸阳，西汉徙郡国豪杰及赀百万以上者于茂陵、云阳、杜陵。打击豪强，并不顺利，如东晋余姚豪强虞喜拥有大量依附民，县令山遐依法要办他死罪，但是“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事节，不宜屈辱”，还找了山遐的过失，把他告倒。 这是豪强联合起来与地方官斗争。但总的趋势是豪强的势力在削弱。

豪强中还有一种人，是开化比较晚的边境少数民族首领，将在宗族结构内说明，这里暂不叙说。豪强中还有大地主兼大商人的，虽在重农抑末政策的压抑之下，颇有社会势力。东汉末仲长统讲的“膏田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的大地主商人，势力之大与公侯等，“嘉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不敢进”，“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唐初关中豪商邹凤炽，“邸店田宅，遍满四海”，“常与朝贵游”，并能见到唐高宗。 豪强是平民，没有法定的特权，凭借宗族的力量，经济实力，或战争的混乱局面，谋取社会地位和势力，从而非法拥有地方社会势力，因而与政府矛盾加剧，不时遭到打击，并且随着宗族势力的削弱，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个集团的人数减少，社会势力大大下降，所以隋唐时代的豪强不如秦汉南北朝兴盛，宋以后便不成气候了。

（4）庶民、农民

这里包括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以及具有平民身份的农业雇工。贵族、官僚、豪强都是地主，他们或有特权，或有社会势力，而一般出租土地的地主并无特权，他们与自耕农除经济状况不同外，大体上社会地位相当，故可一并考察。秦唐间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自耕农。随着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破坏，是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其初期，自耕农经济也得以同时发展，汉文帝时晁错讲到民间疾苦时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云云；有百亩的耕地并负担徭役的农家就是自耕农，可见当时这种农民的众多。朱绍侯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一书中写道：“自耕农在秦汉时代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 ，笔者有同样的看法。

北朝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并非政府给农民土地，而是承认自耕农和庶民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去征收租庸调，这时自耕农也占农村居民的大多数。均田令破坏后，唐武宗说“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亡” ，唐懿宗时右拾遗薛调讲“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躲避输纳的逃户不就是自耕农吗！所以秦唐之间，自耕农是庞大的人群，秦汉以后所谓的封建社会，其生产关系主要是地主和佃农构成，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农村居民主要是佃农，其实直到唐代，农村仍以自耕农占居人口的首位。 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是国家编户齐民，对政府有赋役负担，汉代有田税、人口税（算赋、口赋）和徭役（更卒、正卒、徭戍），均田制下则有租（田税）、庸（徭役）、调（户税）。农民向政府交纳土地税、人口税和服徭役是一贯的，不可推卸的负担。人口税和役，是因人而承担，不管占有土地多少，均需承担，不像土地税是财产税，是民人附属于政府的表现，属力役性质， 鲜明显示出政府控制人民的实质。在汉代农民的徭役负担远远高过田赋，一个家庭大约田赋占总支出的3.3%，人口税约占2%，徭役约占29%。租庸调制度下，仍然是力役沉重。

蒙文通把封建时代赋役制度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两汉、东晋到唐分别为前两个阶段，都是力役之征为主， 反映历史实际。力役重，说明农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强，自主能力弱。农民负担重，到不堪忍受时，就要躲避户口登记（脱漏户口），逃亡他乡，甚至自残肢体，以逃避兵役、差役，也有的逃到贵族官僚豪强门下，以求荫庇，所有这些，严重的时候，政府民户甚少，形成为社会问题。唐人杜佑指出，唐代武德建国到天宝末年的138年和平环境中，户数与隋代建立18年（大业二年）时的890万相当，本应当大大多出，而为何不多呢？是“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盛也” 。历朝政府深知户口对它的重要，即国家治理的好坏和兴衰的标志，诚如杜佑所说：“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悖乱不起。” 因此政府采取很多办法控制人口：一是严格进行户口登记，把脱漏户口当作犯罪来加以禁止，并用法律来促其实现。二是清查户口，搜索民户。隋朝进行“大索貌阅”，唐高祖于武德四年（621）下令括天下户口，一个世纪后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宇文融括户，结果，搜出八十余万户，每年多得钱数百万。 括户与逃亡，是农民与政府较量的一种方式，括户不时发生，表明农民逃亡与政府镇压的严重性。三是政府以户口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标准，以督促地方官对农民加强管理，像西汉的黄霸、召信臣都因所治地方户口增殖而升官。对于户口管理不严的官吏则予惩罚。

受政府人身控制和赋役剥削是两者关系的一个方面，政府为牢固控制农民，还施加一些恩惠，给予一些权利，如赐民爵、赐田、蠲除、赈济、举孝廉，允许农民读书出仕以调节两者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有出仕权和受保护权。在没有科举制之前农家子弟可以读书，充任佐吏，少数人有机会升入官僚集团。科举制实行，农民子弟出仕的机会比以前增多。历朝政府时或实行卖官鬻爵的政策，农民有资格纳资买官，而商人虽有钱也不准许。秦实行纳粟拜爵办法，西汉初资产在十万以上的人有可能做官，汉景帝改为四万以上，而有市籍的商人不行。 张释之、司马相如、黄霸等都是捐资为郎官。当然能捐官的，必是地主富人，一般自耕农无此经济力量。百姓与官僚一样可以纳钱赎罪，汉惠帝规定，民人交纳六万钱买爵，免去死罪。 唐律规定无官职的平民犯有流放以下罪的，可以纳钱赎罪。 政府为保证农民的平民地位，禁止富贵者掠买为奴，北魏和平四年（463）下令，购买饥寒百姓为奴婢的人家，应允许其赎身，否则以略掠人口论罪。 唐律规定略卖平民为奴婢的刑法很严：“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 法律还禁止良贱通婚，不许主人为奴隶娶良家女子为妻，也不许奴婢嫁良人，违法者要治罪，还要判离婚。

总之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是政府编户齐民，主要同政府发生关系，有应纳赋役的义务，也有读书出仕的权利，受国家保护，是社会主要成分，他们受贪官污吏的迫害，受无艺之征的痛苦，也受豪民的欺凌。他们的身份是良民，有法律保障。

（5）秦汉佃农

秦汉时期的佃农是政府编户齐民，是法律上的良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佃农成了地主的依附农，不再是平民。秦唐间的佃农身份是下降状态。同自耕农相仿佛，秦唐间佃农是普遍的、大量的存在，汉人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这种租佃制历代相沿。汉代的佃农在地主地租的剥削之外，还要向政府交纳人口税和服徭役，所以仍是政府的编户齐民，地主对他们的控制力弱。如后来成为“四世三公”家族发迹人的杨震，一边教书，一边“假地种植”，后被辟举，官到太尉。 他当佃客，可是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平民身份。

（6）秦汉耕佣

在农业中的被雇佣者，基本上具有平民身份，为编户齐民，雇主不能奴役其身。陈胜与其共耕的同辈，是农业佣工。他想争取富贵，同伙虽认为那是难于想象的事，但总表明他们是自由人身，有富贵的可能。两汉很多读书人为田主耕田和舂米，取得报酬，如匡衡、儿宽、第五访、梁鸿、公沙穆等人，他们后来出仕，或成为隐逸，对主家来去自由，说明主人不能控制他们。读书人不以佣耕为耻，以之为接济生活熬出头去的手段，表明佣耕不影响他们的平民身份。 魏晋南北朝依附人口大增，耕佣绝少，已构不成为一种社会类别。

（7）商人

商人是四民之一，身份与农民一样是平民，但由于政府实行重本抑末政策，社会地位略低于农民，是平民的下层。历代政府给予商人专门的户籍，秦汉称作“市籍”。商人赢利，比农夫快捷，而多巨富，吸引人从事这一职业。可是古代农业生产量低，商贾多，农民相对减少，粮食生产受到影响，民食就不会充足，必然产生社会问题，这是统治者所惧怕的。政论家贾谊、晁错主张压抑商人的理由也就在这里， 傅玄要求通计天下人数，士农工商四业人口各占一定比例，也是这个道理。 统治者有鉴于此，采取相应的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宣布“上农除末” 的方针，汉文帝、景帝接受贾谊、晁错的建议重农业，亲耕籍田，压抑商贾。

秦唐间抑商的办法很多，一是不许商人从事其他职业，不得占有土地；二是与此相联系，商人不得读书做官吏，汉哀帝的“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 ，隋文帝的“工商不得进仕” ，唐高祖的“工商杂类，不得预与士伍” 等诏令，皆为此类；三是多征商人的人口税，如汉代商人算赋是农民的两倍，和奴婢一样；四是有时当犯人对待，西汉七科谪户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其四； 五是在舆服方面限制商人，不得衣着鲜华、乘坐车马，如汉高祖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 ，晋朝规定贾人头巾要写上姓名，一只脚穿黑色鞋，另一只穿白色鞋， 让人看了像怪物。唐朝坚持汉朝规定，商人不许骑马，商人的老妻才许乘苇 车。 商业活动，商人财力以及社会势力的发展是压抑不住的。总的讲，在法律地位上秦唐间的商人低于农民，低于先秦时代的商人，但是是平民。

（8）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样受重农抑末政策的压制，属市籍，但基本上是平民身份。东汉书生夏馥因遭党锢之祸，隐姓埋名“为冶家佣”，劳苦得改变面貌，亲弟弟来寻访他，要他回去。 这反映手工业雇工是来去自由的人。他的主人显然也是平民。东汉政府会雇手工业者到官工业作坊作工，器具制成后给工钱，但往往不及时发给，拖欠之后还要少给。 唐朝应政府番役的工匠是平民手工业者。他们向政府应役，政府要先征工匠中富户、丁多户，后征弱户、丁少户，应役时，像东汉政府一样要给工钱，若官员在工匠应役之外，强留服役或私自役使，都要受处罚，若工匠番上时不好好作工，也要受罚。由他们的应役，表明他们是平民身份。但政府歧视手工业者的一些作法，与对商人一样，如汉代不许他们做皇家羽林、期门卫士，北魏不许读书出仕，不许他们自立学校，否则全家诛灭，连应聘的老师也要处以死刑。

平民构成复杂，职业多种多样，虽同是平民，但由于职业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社会地位多少有些差别，可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的有民爵的民、勋官下层的民及佐吏、豪强，中层次的农民、秦汉的佃农和耕佣，下层的商人、手工业者。

7.半贱民

社会地位低于平民，比奴隶又略高，内中一部分接近于前者，另一部分接近于后者。他们的来路原因不一，有平民下降的，再下滑就是奴婢了，如“十夫客”，是自卖身，有钱后可以赎身，因此把这种现象视作典身未为不可。有的是贱民被释放，但还没有到良人的地步，停留在半贱民阶段，再前进一步就是平民。这种或上或下的状态，使半贱民成为平民与贱民之间的过渡形态，不过与奴隶身份更接近。他们的主人有的是政府，有的是私人，即使属于私人的，政府承认主人对他们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他们的地位是政府法定的，至少是社会公认的，已成为习惯的事实。他们依附于国家和私家主人，属国家的有其籍属，不得变动，属私人的国家不给立户籍，听其主人管理，实行“客皆注家籍”的办法，即主人把他们当作附庸，进行登记，以便制约。他们依附于主人，听主人役使，为主人从事生产，保卫主家安全，不得离开主家，但主人无权像对待奴隶那样处理他们。他们的职业、劳动也是多样化的，因此身份、名目非常复杂，计有：

（1）魏晋南北朝军户

西汉时代是义务兵制，军士是平民。魏晋南北朝时身份降低，有许多称呼，如士家、军户、兵户、镇户、营户、驺卒等。军户有兵籍，世代为兵，不得改变职业。他们聚居，而户籍不属于州郡，身份低下，只有皇帝特旨或者死后经恩诏才能免除军籍。 宋武帝刘裕原来是军人身份，宋孝武帝考虑及此，于元嘉三十年（453）将刘裕当年的同伙放免为平民——“普赐解户” ，几年后又下令把帮助刘裕登基的“军户免为平民” ，可知军户身份低于平民。“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北齐把流放犯人“投于边裔，以为兵卒” 。可知做兵户是一种惩罚，其身份当然不自由。政府在军户的出仕与着装上作了许多歧视性规定，以示压抑。前述北魏严禁手工业者立学校的诏令，包括军户在内。晋朝不许士兵用珍珠珰珥、犀玳瑁，穿鞋只能是绿、青、白色的，甚至不许戴假髻。 隋唐实行府兵制，唐中叶以后又实行募兵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平民当兵，士兵摆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低身份。由此可见，军士地位有很大变化，先秦时代当武士是下等贵族的事，平民身份的才能充任，两汉及隋唐士兵是平民身份，唯有魏晋南北朝时代最低。

（2）宾客

有不同类型，有宾客、屯田客、佃客、衣食客、十夫客、食干等，受主家役使，《后汉书》记载马援历史，云“宾客多归附者，遂役数百家”，又因“宾客猥多”，“屯田上林苑中”。 河南尹王调、汉阳太守朱敞、南阳太守蒲阴等都是大将军窦宪、窦景兄弟的宾客。 宾客身份复杂，王调等已是高级官僚却为权倾中外的大官僚的宾客，这种宾客只是表示他们与主家有主从关系，并未降低身份，而马援的一部分宾客是屯田客，也即隶属于他家的佃客。王调式的宾客尚依附于主人，其他宾客就是主人的附庸、主家的劳动力，地位低下。三国时代实行给客制度，曹魏给贵族官僚“租牛客户” ，孙吴给偏将军陈武家属“复客二百户” ，这种客户、复客，对政府没有赋役负担，听主人役使。曹魏役重，贫苦农民愿意离开政府，归入势家，所以《晋书》说曹魏实行给租牛客户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西晋实行荫客制，官僚根据品级可以荫一至五十户佃客。 东晋贵族多占有“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 。刘宋会稽人郭原平为葬父，“自卖十夫客，以供众费”，到主家执役，后来攒钱赎身，其子被举为孝廉。 属于宾客类的还有南北朝的食干。

魏晋以来随着士族制的发展，官僚地主将佃农变为附庸。唐代士族制衰落之后，佃农地位稍有回升，但仍受地主一定控制，武将焦令谌竟将上告官府反对他逼租的佃农痛打20大板， 官府并不能治他的罪，可知他对佃农人身有一定支配权，可是佃农因为逼租的事能向官府告状，说明地主控制佃农的权力有限。魏晋南北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宾客、屯田客、十夫客、佃客、衣食客，都是依附农，是半农奴。佃农的身份地位变化较大，随着周代贵族分封制和领主的没落，田主不能控制佃农，秦汉时期佃农中的大部分成为平民，世族、士族制的发展，即佃农对立面的强大和身份地位的提高，迫使佃农降为半农奴。唐代非身份性地主势力随着士族制没落而相对上升，他们的对立面佃农因而社会地位也有所回升，但没有达到平民地位。

（3）杂户

北朝定律“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 ，北周武帝宣布“凡诸杂户，悉放为民” 。但是实际没有做到，隋唐仍有杂户。《唐律疏议》说，“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 ，又说“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各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 。据此可知，杂户是罪犯家属被官府罚为奴役户，受官府驱使，像是官奴，但是计入州县的户籍，可以按均田令的规定受田，到了成丁有役，出了壮丁年龄免役，这种情况就与终身服役的奴隶不同。但是他们在官府服役，又不同于农民的完纳租庸调，所以不是平民。唐律规定，平民若收养异姓男子为儿子，判一年徒刑，若收养杂户男子为子孙则要判一年半徒刑， 收养杂户子比异姓子判刑重，是因为杂户身份低，平民更不应当收养。前引资料中有太常音声人，是唐朝以前罚入太常寺为乐人，承袭下来，不得与平民通婚，户籍归太常寺管理。唐高祖宣布把他们释放为民， 实际上仍在太常寺服务，只是籍属改归州县，称为太常音声人， 比唐朝建国以来罚为乐户的地位为高，同杂户相仿佛。北魏俘虏西凉民人，定名“隶户” ，即隶属于官府的杂户。还有驿户，北齐定律“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一房配驿户” 。

此外，还有医户、卜户、平齐户、僧祇户、平凉户等，地位都低于平民，但又不是奴隶。

半贱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军士、宾客、佃客的高层次，地位离平民近；杂户、太常音声人属低层，离奴隶近。

半贱民与私人主家发生直接的关系，双方冲突多，属官方的，与官方矛盾，而半贱民的被私家奴役，为政府所承认，所以与官方也有冲突的一面，而归根结蒂都与官府有矛盾。

8.奴隶

奴隶与贱民一样有官私之分，种类不一，名目繁多，诸如隶臣妾、徒、铁官徒、工户、乐户、官户、奚奴、牧奴、昆仑奴、部曲、奴婢、家童、家人、苍头、庐儿、人奴产子等，官奴隶与前述准贱民不同的地方很多，重要的一条是看他们的户籍由谁管理，归地方州县政府的，多为半贱民，属中央少府、太常寺等衙门的多为贱民。

奴隶来源较多，官奴婢来自战争的俘虏，抢掠的人口，如西魏消灭梁元帝集团，虏其百官士民归关中，没为奴婢的有十余万。 犯罪罚为奴隶，如汉代罪人妻子，私铸钱者及其妻子，坐父兄罪者，皆没为奴婢。私人奴隶来源于赏赐、买卖、赠予。奴隶数量相当大，秦代嫪毐有家童数千人。汉武帝时官奴婢十万余人。 东汉末年政论家徐干说：“富民及工商之家”，“使役奴婢，多者以百数，少者以十数”。 刘宋时官僚谢昆“童仆千人” ，唐初贵族李孝恭一次得赏赐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他光是歌姬舞女就有百余人。

隶臣妾，秦汉时犯罪入官，男为隶臣，女为隶妾，服官役。

铁官徒。汉代官营铜铁业劳动者，其中一部分是奴隶。汉成帝时颍川、山阳铁官徒先后暴动，这是受压迫严重的反映。

工户。隶属于少府管理，多为皇家服务。

官户。隶属司农， 配隶没官者。官户被释放者，可为番户。

乐户。隶属太常寺，也是配隶之人，从事妓乐。 历代政府将重罪犯人斩首，妻子配为乐户。北魏特别规定：强盗杀人的斩，其妻子罚为乐户，不杀人的，赃不满五匹的为首者斩，从者死，妻子亦配乐户。 唐代春宜、教坊就是乐户服役的地方。

奚奴。属少府，听奚官管理，管牧马。

牧奴。牧养牲畜，隋代多在西北边境。

昆仑奴。官私皆有，唐时大食国转卖而来，系东非黑人，南海各地昆仑族人，也可能是矮种黑人，卷发黑身，擅长游水，用作家内服役。

徒附。私家奴隶，盛行于汉代，政论家仲长统说富豪之家“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东汉北海徐房、平原李子云“养徒各千人” 。他们多数是生产劳动者。

部曲。私家奴隶，盛行于东晋南北朝，持续到隋唐。南朝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 。《唐律疏议》对部曲的解释是：“奴婢、部曲，身系主人。”唐律规定：“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 可知部曲和奴婢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是隶属于主人的贱民。

佛图户，寺院奴隶。

家童、家人、苍头、庐儿，皆是私家奴婢，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奴婢的习惯称谓。名称里带“家”字，标明是私人的，而不是政府的。汉朝人把奴隶叫作“苍头”，以与良人区别，而他们只能用青帻，大约是叫苍头的原因；因为他们在家侍候主人，所以又叫作“庐儿” 。

奴隶人身属于主人，主人可以将他们当作财物买卖、赠予、赏赐以及释放。所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 。主人有处罚奴隶的权力。责打呵斥是平常的事情，但主人不能擅自将奴婢处死，否则有罪，汉光武帝于建武十一年（35）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又诏禁止对奴婢酷刑：“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 把奴婢看作是人，所以不得滥施体罚和致死。法律如此，实际上奴婢受主人虐待，乃至被害，做人殉，如1971年在洛阳发掘的东汉墓有殉葬者十人， 这殉葬者当是奴隶婢妾。奴隶有时拥有告主权，但政府又认为这容易引起下叛上，贱干贵，又不许奴婢告主。 部曲、奴婢谋杀主人，并未实现，也处斩刑。 这种加重处断，是因为奴隶为主人所有。奴隶伤害主人以外的平民，处以死刑，刘秀“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就是因此而发。奴隶虽有主但因是贱民，对平民以上的人也都是贱民身份。

奴隶被用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做买卖，当警卫，家内服役及妓艺。南朝士族的田产，“皆信童仆为之” ，即用奴仆农耕。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这么多奴婢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用到农田生产上。西汉张安世“家童七百人，各有技巧，积累纤微，故能殖其货” 。显然他使用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做生意。部曲原来的作用多用在武装上，保卫主人，并发展势力。达官贵人家有乐班，由奴隶充当演员。做买卖和管家的奴隶，有借主人的势力欺压平民善良。佞臣董贤“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 。刁逵“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 。奴隶的豪横，反映主人的势力，而不是他们本身的。

奴隶有家室，有私财，可以赎身。政府对官僚贵族限制占有奴隶数目，平民不许畜奴，虽然实际做不到，但法令如此，政府有时释放奴隶，刘邦、王莽均下过释奴令，而以刘秀释奴令最著名，他三次下诏，允许陇、蜀等地被略为奴婢的人告官，免为庶民。

奴隶是主人财产，压榨役使对象，但主人对他们不能任意凌辱和杀害，有财产，可赎身，所以与奴隶制下的奴隶不同。同时，两汉官私奴婢皆多；南北朝官奴婢减少，私人部曲多，而其身份比奴婢要略高；唐代奴隶数量少。汉唐间奴隶受控制的程度朝着减轻的方向发展。孟昭庚认为到唐代，奴隶“从身份上说，由奴隶过渡到佣仆” 。说法未必准确，但实是令人深思的提法。也许说向佣仆过渡较为合适。

9.秦唐间社会等级结构式

秦唐间社会等级结构，由七个等级构成，即第一等级皇帝，第二等级宗室贵族，第三等级贵族官僚，第四等级弟子员士族，第五等级平民，第六等级准贱民，第七等级贱民，士族分属于不同的特权等级中，等级结构式如图：

（二）等级变化及其原因、影响

秦唐间等级变化不算剧烈，但也有不少的变动，其变异有三种内容：

一是新等级的产生和消失，这就是士族的出现。士族在魏晋南北朝间兴盛了三百多年，隋唐间又延续了二百多年，历六百年，而最终从历史上消失。弟子员由秦唐间政府的教育制度而产生，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定型，唐以后发展为数量较大的社会层次。

二是几种类型的人在等级结构中地位的升降，即政治权力的多寡的变动。皇权通过逐步削弱相权、宗室贵族的特权得到加强；相权的分散，使官僚权力不能集中对抗皇权，完全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宗室贵族、异姓贵族由诸侯王、列侯制度，演变为纯粹的食封贵族，政治上权力减少，与皇权的等级差距加大。商人、手工业者虽然始终处于平民等级地位，但比起先秦时代，他们在平民等级内部下降为该等级的下层。这是因为他们在读书出仕方面、在被强迫迁徙方面、在生活方式衣饰乘舆方面的特殊限制，在赋役上的加重负担，使他们都降到平民中的农民之下。佃农和农业佣工的地位由秦汉的平民，急骤下降到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至唐代地位略有回升，但还没有达到秦汉时期的地位，这是劳动者地位的下降。

三是准贱民、奴隶相对数量有减少的趋向。汉代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情况，到南北朝时代演变为部曲成千上万，唐代虽有郭子仪式的家人三千情况，但是极个别的，总的情况是奴隶在减少，原来属于奴隶地位的一些人，经过释放进入准贱民阶层，或成为平民。

秦唐间等级结构的变化，中心内容是围绕着皇权加强进行的，即特权等级的宗室贵族、异姓贵族、宰执大官僚以出让政治权力，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身上，而皇权以出让部分劳动者的权力，取得贵族、官僚的谅解，即他们在认同皇权加强的同时，发展经济势力，役使各种依附民、奴隶，集官僚地主于一身，甚而唐代官僚多兼营商业，成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大富豪。他们在经济上的追求，从而减少对最高权力的兴趣，助长皇权的加强。皇帝在经济方面的让步，使依附人口大量出现，直接统治的人口减少，对其统治基础不利，势必要凭借高度集中的权力收回部分经济利益，释放奴婢，增加平民农业人口，唐朝政府试图这样做，取得一些成果，不过事情尚在开头，远不理想。

造成秦唐间等级结构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几种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综合性地起作用。这就是：

第一，地主制的发展。从先秦的领主制经济，发展到秦唐间的地主制经济，这中间秦汉南北朝经济受领主制经济影响，有其残余成分的存在，即依附农和贱民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独立佃农经济不发达，平民佃农少，依附性强的佃农多，他们没有户籍，不向政府服徭役而为田主纳租服役，“倍于公赋” ，他们是半农奴身份。唐代中后期以后，地主制发展，租佃关系变化，实物租成分加重，劳役租的内容大量减少，这种变化，严重影响到等级地位的状态。当具有领主制劳役地租成分时，世族、士族制发展，贵族、官僚特权地主势力上升，相应地劳动者身份下降，这就是秦汉时期佃农、农业佣工从平民下沉为半贱民的原因。迨后非身份性地主经济发展，他们由于本身的原因，对劳动者控制能力弱，而减轻对佃农的身份性压抑又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实物租的绝对量。对地主经济上有好处，乐意于放松对佃农的人身控制，故而佃农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向平民方向发展。皇权为使皇族、官僚出让—些政治权力，允许带有一定领主性质的地主经济发展。权力集中之后，又要压抑贵族、官僚，增加自身控制的人口，乐于地主制的发展，以便将佃农逐步恢复为国家编民。

第二，政府基本政策的作用。等级是由法令而最终确定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法令及其变化自然影响到等级结构的状况。秦唐间历朝政府的重本抑末政策，使庶民地主、自耕农稳定在平民的地位上，而使商人，手工业者地位下降。政府定族姓的法令，确认了士族的等级权力，正式承认士族的存在，使它在等级结构上占有一席地位。政府的释奴令，虽然不是解放所有奴隶，消灭这个等级，但总使这一等级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人有可能离开本等级，升到新等级中去，成为平民或半贱民。同样政府的法令，又处罚一些人成为贱民，这就使得贱民等级中有各种人出出进进，处于变化状态。政策的作用，还体现在皇权和职官制度的发展方面。前述等级结构的变化是围绕着皇权加强的道路进行的，就可知皇权发展对等级变化的巨大作用。士族制的兴衰在政治上是取决于皇权和职官制度的变化，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与取消，促成士族制的兴衰，又是它们存亡的标志；科举制的出现，不仅影响于士族、弟子员，随后还会引起官僚等级的某些变化。政府对民众赋役政策的恰当与否，严重影响其与平民、准贱民关系，当轻徭薄赋时，依附民就会走出私门，进入公门，否则就出公门入私门，依附农的等级转换就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

第三，统治者在内部斗争中，以调整等级关系，争取下层等级的支持。不同政治集团的利害冲突，使他们利用调整等级关系为手段，企图增强自己的力量，打击对方，这样就引出等级关系的变化。其内容往往是特权者互相让步，各在一方面取得补偿，或者是利用社会下层的力量打击异己的力量，稳定本集团的统治。王莽代汉，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试图以解放奴隶和依附民，依靠庶民地主和自耕农，拓宽新朝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力量，对付西汉的复辟势力。刘秀的释奴令何以特别针对陇、蜀地区呢？就是为打击这里的隗嚣、公孙述旧势力，以争取在战争中被略卖为奴婢的良人的支持，稳定对陇、蜀的统治。北周武帝在消灭北齐之际宣布“河南诸州之民，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 ，以清除北齐弊政，释放奴婢，稳定在关东的统治。李渊在太原起兵攻下霍邑之后，给参加战斗的部曲及徒隶授官，命令说：“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 这时他不讲等级制度，把贱民授以官职，争取包括低等级的人在内的各层人士参加他的队伍，以便夺取政权。这类政治斗争中的政策，造成人员的社会流动之外，还有等级的变化，如唐代释放前代乐户为太常音声人。

第四，下层等级或单独或联合造反，迫使统治者实行调整等级关系的政策。我们在先秦等级结构部分曾说明，等级结构是一层压一层，上下等级形成斗争之外，在下的等级往往联合起来反对高等级，隋朝末年的民众运动鲜明地表现这一点，隋炀帝暴政，对贵族猜忌，对平民无休止的徭役，对富豪也是暴敛，由于“课天下富室”马匹，令“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 ，也就是说皇帝与各个等级发生了冲突，同时激化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造成各等级的反抗斗争和民众的联合运动，造反的有贵族大官僚杨玄感、李渊、王世充、宇文化及，旧贵族李密、萧铣，下层官吏翟让、董景珍，非身份性地主徐世，平民王薄、窦建德，贱民陇右牧奴、原州“奴贱”等。官僚、民众暴动中实行联合。岳州校尉董景珍等起兵反隋，以寒贱出身不敢为首领，主动请士族、罗川令萧铣为首脑，建立梁王政权，一时胜兵四十万，势力达到交趾。 民众运动中“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表现了下层等级对官僚、士族高等级的仇恨。唐朝统一之后，采取打击旧士族政策，释放奴婢。其时等级秩序虽然恢复了，但下层造反的影响犹存，所以贞观中存在着“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的现象， 迫使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稳定平民等级。隋末民众运动的结果标志士族走到衰亡的阶段，下层等级有上升的趋势。在此以前，魏末六镇暴动也打击了士族制度和士族力量，使之走向衰落。 而唐末的民众运动则将士族送进坟墓。

秦唐间等级斗争与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少的影响，主要内容为：

秦唐间等级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打击黑暗统治势力，频繁地制造改朝换代，迫使新统治者改革朝政，调节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实行垦荒政策，平均赋役，轻徭薄赋，维护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最终消灭领主制残余，由贵族官僚地主制向庶民地主制发展，向契约租佃制进化，促进社会的进步。

下层等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结合，使经济领域和上层等级协调产生的士族最后消失，使平民以下等级中的某些人员，身份或升或降，但对劳动者讲，显示出上升的趋势。

等级斗争使下层等级的反抗思想不断提升，极度皇权主义观念有所减弱，农民平等平均思想有所发展。陈胜的诈称公子扶苏以起兵反秦，反莽军扶立刘盆子，说明人民背着皇权主义思想的沉重包袱，黄巾运动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汉行已尽，黄天当立” ，已不用好皇帝观念反对当朝天子了，自此之后的民众起义就不再以保卫旧皇室和好皇帝为号召了，反映下层等级对皇权主义迷信程度的有所降低。陈胜起义同时唱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强音，表现出对因等级制度而产生的血统论的某种怀疑，是下层等级成员的社会流动的思想武器。王仙芝的称“天补平均大将军” ，黄巢的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 ，在长安实行“淘物”政策，没收富人财产，散给贫苦人民。“宗室王侯屠之无类矣” ，真是韦庄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这种实践，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众的平均平等意识。

（三）宗族和家庭

秦唐间宗族与先秦不同，一是民间宗族在皇族以外发展了，宗族组织较前普遍，但仍以官僚家族为多，是宗族制度民间化的第一个阶段，而到宋代以后，向平民中发展，比秦唐间又是一番景象。二是君统与宗统分离，君权与族权关系演进到第二个阶段，有许多关系需要协凋解决。三是修谱活动大发展，成为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

1.宗族

秦唐间宗族约有五种类型，为皇族宗族、士族宗族、豪族宗族、寒人宗族、义门宗族，共同构成宗族群体。

（1）皇室宗族，在第一目等级结构中已作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2）士族宗族

除前面交代以外，再作必要的补充。

士族由秦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两汉时耿弇、窦融、马援、鲁恭、邓晨、羊续、贾逵等都是“吏二千石”“世吏二千石”之家。汝南袁氏四世五人三公，弘农杨氏四世太尉，发展为士族，袁、杨二宗成为历经魏晋南北朝而不衰的士族高门。士族宗族的产生，自始就与官宦相联系、相一致。

士族经历长时期，世代不衰的宗族很多，前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以外，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琅玡王氏、陈郡谢氏、陇西李氏是第一流士族宗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渤海高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彭城刘氏、河间邢氏、阳翟褚氏、颍川庾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郡陆氏、汝南周氏、吴兴沈氏、兰陵萧氏、沛国桓氏、泰山羊氏以及鲜卑族的于氏、陆氏、长孙氏、穆氏，并为高门士族。

士族重视文化教育，加强宗族的建设，以维持宗族传统地位。士族本来也是靠文化起家，深知文化传家的重要性。生活在一等望族的琅玡王僧虔说：“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书数百卷耳。” 家族能否长盛不衰，个人能否发达，就在于是否读书掌握文化。士族成为文化的拥有者，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而论，培养出谢灵运、谢道蕴、王羲之、王献之等杰出的诗人、书法家，以及王导、谢安、谢玄等政治家、军事家。

士族与地方行政组织结合。秦唐间宗统、君统分离，但有残余形态，如北魏实行的宗主督护制，使政权与族权结合。这一制度原来在鲜卑人氏族中实行，政府赋予其族长督护身份，于是宗主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闾里长。

士族宗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它与皇帝、皇室贵族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又因压抑平民（寒人）家族成员的出仕权和晋升权，使双方形成尖锐的斗争；与其依附民和贱民发生等级、阶级冲突。

士族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有三大特点：它是凝聚力最强的群体，它的自我建设以及组织性、持久性、群体意识，比其他类型的宗族、其他群体（如宗教、学校）都强；它是社会的核心组织，又具有广泛性；它处于社会等级结构的中坚地位，在社会等级结构、宗族结构中都处于重要地位。

士族宗族衰亡，从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有较长的过程。支持它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是士族利用婚姻维持门面。高门士族互相通婚，又因其尊贵，寒人愿与其联姻以提高社会地位，没落士族就用“卖婚”作为联络新贵的一种手段。要卖婚又要拿架子，往往给新贵碰钉子，到唐文宗时要嫁公主给士族，尚怕人家不乐意，忿恨不平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员而为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一般来说社会势力保持久远，士族凭此而延续数百年。

（3）豪强宗族

豪强宗族在政治上是平民的群体，本身有徭役负担，并无特权，因此不同于特权宗族，但它们有经济力量，战乱时组织武装，也有社会地位和地方势力，其中一些宗族能够上升为士族宗族。台湾学者毛汉光认为汉代士族的产生，有“地方豪族之士族化”的渠道。 前面已谈到世吏二千石转化为士族的事实，平民亦然，这里将有所说明。豪强宗族内部也因社会地位的某些差异，区分出不同类型。

有差役负担的豪强宗族。南朝新野人武念，出身郡将，其家族在户籍上是“三五门” ；南阳人宗越，出身郡吏，其家族原为“次门”，后改为“役门”，又因其立有军功，恢复为“次门” 。役门、次门、三五门都要应差役。宗越、武念的宗族都是豪强大族，但属于有差役负担的，所以他们只能充当佐吏，不像士族释褐就可以出任清要官。

土豪宗族。族大人众，汇聚宗人力量，在地方上欺压小族，劫掠行旅，与地方官府抗衡，但族人不出仕，有一定社会势力而无政治势力。北朝河北郡韩氏、马氏两族，各有二千余家，恃众武断乡曲，后其首领被政府屠杀二十余人，势力消弱。

向士族发展的豪强宗族。在地方上有一定政治势力，宗族中有人出任地方官。北朝上洛郡泉氏先是豪族，“世雄商洛”，北魏起族人世袭本县县令，到北周时期泉企出任州刺史，其子泉元礼又得世袭，且其起家即为奉朝请，本州别驾。 表明这个时候泉氏已进入士族，但在泉企以前，他的宗族仍是土豪宗族，不过在向上发展罢了。

少数民族的土豪宗族。冯翊李润镇羌族钳耳氏宗族，从西晋起，历代充任渠长。雷、党、不蒙诸姓宗族，也都是羌人的强族。 居住朔州附化郡的匈奴人破六韩宗族，世袭酋长，是强宗豪族。 南朝的“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 。

（4）平民小族

北魏时期东莞发生郑、赵二姓宗族复仇事件，颇能反映小族的情况。赵族杀了郑族的人，郑族将凶手拘执，预备到被害人墓前杀仇人雪耻，赵族却将郑族五位老人抓获，以为交换条件，这五位老人的儿子皆为族人敬重，故而郑族同意与赵族和解，交换被掠人口，化解了一起宗族复仇的灾难。 这件纷争说明郑、赵都是没有政治势力的小族，但各自团结族人，成为一个宗族群体，以进行自卫，保护本族利益。由此也可知平民小宗族建立族人组织，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历朝政府所表彰的孝义之门，多属平民小族，比如博陵安平人李几宗族，七世同居共财，家有22房，198人，长幼和睦，每当政府征发差徭，卑幼争着应役，于是乡人赞叹，政府表彰。

以上几种宗族类型，各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皇族、士族宗族是特权宗族，与它们所在等级地位的特权等级是相当的；豪强宗族、平民小族、可以合称为寒族，没有政治特权，是平民宗族，在社会等级结构上属于平民等级。由此可知宗族结构的层次与社会等级的层次是相对应的、一致的，即特权等级，其宗族也为特权宗族，平民宗族其等级也为平民等级，宗族类型的层次差异，同时也是社会的等级差别。宗族的结构与社会等级结构相一致。

（5）义门宗族

所谓义门，是宗人同居共爨，不分家，形成一个宗族，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家庭。族内、族外人际关系良好，受到舆论的好评，有些得到政府的表彰，是宗族、家庭的楷模，也是宗族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义门，大多数属于平民宗族，极少数是特权宗族，大约平民更需要借助于这种形式进行互助，维持生存。

清代史家赵翼根据史书记载对义门作过统计，统计受到朝廷旌表的，《南史》有13家，《北史》12家，《唐书》38家，《五代史》2家，计65家。 事实上义门家族要比赵氏统计的多，南北朝以前汉晋也有同居共财的家族，只是不一定受到政府的表扬。不过总的数量并不多，只是汉唐间偶有发生的现象。

义门最主要的内容是共财产共同生活，并尊重族长的管理。东汉济北人氾毓，先人移徙青州，到氾毓时已长达七世，敦睦九族，“儿无常父（母），衣无常主” ，这是同财共炊的家族，所以衣裳由家庭成员根据需要穿，不是哪一个专有的，小孩由伯叔婶娘共同教养抚育，所以被形容为“无常父”“无常母”。北魏北海王闾宗族“数世同居，有百口”，“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并共财产”。

长期同居共财，不合人之常情，能够聚合在一起，靠的是管理技能和伦理教育，能够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郓州寿张张公艺家族，自北朝同居共食起，至唐初已经历九代，唐高宗亲临张家，询问他们团结无间的原因，张家人写了一百多个“忍”字作了回答，这就是说对族人间的不协调因素互相忍让，做到相安无事。这种百忍的功夫常人难以做到，难怪唐高宗看了也感动得落泪。 政府的表彰也是使义门出现的一种缘由，政府把义门看作是最好的顺民，有利于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大加鼓励，给予免除赋役的优待。南朝酉阳人董阳家族“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政府蠲免该族租布，同时给予“笃行董氏之闾”门榜。 张公艺家族受到北齐、隋朝、唐朝的奖励，唐高宗特赐以缣帛。义门免税得表彰，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而乐于维持同居共食生活。历朝政府乐于提倡，说明它对政府有用，而那些实行者未见得生活有乐趣。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指出，笃于宗族“大抵非行庸德，谨庸言之徒” ，不值得赞颂，很有道理。

（6）宗族规模和族内结构

宗族由皇族、士族、豪族、小族、义门等类型构成，前三种宗族成员众多，大族林立，皇族越衍越繁，支派庞杂，人口众多，士族、豪族中的一些宗族也是这样。《通典》引述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里的话，说明大家族的恢宏：“……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南北朝时河东汾阴薛氏，同姓有三千家。 一个宗族有上万户、几千户的属民，是相当大的群体了。在其内部，又以血缘亲疏关系分出房派。以闻喜裴氏来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该族有无宰执区分为四大支：西眷裴、冼马裴、南来吴裴、中眷裴。 南来吴裴支内部又分裴顗房、裴玑房。 吴郡顾氏分为顾雝、顾悌、顾容三房，此外名画家顾恺之等房分不明， 远不止三大支。宗族房支有聚居地，房分之间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出仕机会大不一样，内部的分化，也产生族内斗争。琅玡王氏中的王导一支仕宦显赫，其侄王羲之一支衰微不振，后一支受到王导支裔的歧视。宗族内部地位的不同，就使旺支成为宗族的代表。因此历史上讲某某宗族的地位，主要是指旺支而言。毛汉光指出：“自北魏中叶以后，时人虽然泛指望郡，实际上所指渐以房支为单位，至唐而更为明显。” 所以研究宗族史，要作房派的深入观察，才能看清宗族的全部历史及其历史地位。要之，宗族对外一致，内部也不乏不协调因素。

2.家庭

秦唐间作为社会最小组织的家庭比先秦时代有很大的发展，它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作用比前代更趋明显，是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它同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互相制约，但它的独立性显然比先秦时代大为发展了。

（1）小家庭结构与大家庭制兼行

战国时代家庭规模向小型、简单方向变化的趋势，在秦汉时代继续进行，整个中古时代也是以小型家庭为主；与它并存的是世家士族官僚的某些大型、复杂家庭，这种家庭的存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秦人父子分门立户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贾谊所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财产分得很彻底，互相不得动用，所以贾谊又说：“（子）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两汉之际樊重家三世同居被人们认为大家庭的楷模，可见大家庭不多，小家庭兴盛。东汉俗谚：“举孝廉父别居” ，作为孝道体现者的孝廉，竟然与父母分家另过，可知当时父子分家是普遍现象，家庭就是以一对夫妇构成的形态为主。南朝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谈到家庭状况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无论是官僚，还是平民家庭，父子兄弟多乐于分开过，其比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就是说那时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是只有一对夫妇的小家庭。周朗同时人、吴郡太守顾觊之，有着“家门雍睦，为州乡所重”的家风，但他有五个儿子，也分了家，各有私产，老三多财又贪婪放债，觊之批评他不听，只好把他骗出家门后焚烧其债券。 隋代许多地方是夫妻结构的小家庭，儿子离开父亲，在益州和陕南，“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江南“父子或异居”，岭南“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 唐玄宗、肃宗分别下过诏书，反对父子析居。由唐朝皇帝反对父子异籍来看，这是严重现象，说明一对夫妇加上其未婚的子女是家庭的主要形态。

不算义门，大家庭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随着世族、士族制的发展，在官僚士族中出现一些构成复杂的家庭，在平民也有这种情况。东汉汝南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妇，同财共食，弟媳要求分家，彼此吵闹，缪肜以自责，使诸弟及弟媳不再要求另过，维持了联合大家庭。 北魏士族裴修抚养两个弟弟成家，二弟早亡，育养侄儿如同亲生的儿子，后来才异居， 在此以前也是联合家庭。

小家庭为主，大家庭为辅，这种状况的形成，社会原因甚多，政治原因很重要。商鞅强迫民人析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大功已下，兼令析户” ，规定兄弟以外的人不能组成家庭，虽比商鞅之法放宽了一些，但总是限制大家庭出现。唐朝政府怕出现老人无人赡养的问题，禁止子孙与父祖异财，但是遏制不住，是因为有其他无法解决的缘由。如自然灾害下大家庭无法维生，只好分家。 又因为大家庭是非多，严重的甚至互相残杀，不如分家夫妻单独生活好。这种分家的动力，多来自妇女，如前述缪肜的弟妹们，再如东汉人李充兄弟共食同居，穷得衣服轮流穿，其妻鼓动他闹分家，说：“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 小家庭人际关系简单，有利发挥家庭成员的生活积极性和责任心，特别是作为弟妇、子妇的女性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小家庭化是必然的社会趋势，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不过进程上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秦汉时期而后就缓慢一些了。

（2）父家长制及父家长权的某种削弱

秦唐时期与先秦一样实行父家长制，父家长是家庭的主宰，但其杀子权、卖子权诸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家庭财产是父家长所掌管，由其支配，如果擅自处理家产，要被判刑。唐朝定律：“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若卑幼伙同他人盗卖家产，要比上述规定加二等治罪。 即使已分家了，尽管财产分得很清楚，但在法律上父祖有权力侵占子孙财产，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反映，秦代父子异财之家，父盗子产不算盗。前述顾觊之焚烧第三子债券，其子无可奈何。妻子儿子对于父家长，也几乎可以视作一种财产，父家长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出卖他们，官方有时也认可。汉初刘邦因社会经济凋弊，“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随后家长卖儿子的信息，传到文帝宫中。 汉光武帝释奴令中“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 ，表明卖妻鬻子现象严重性的同时，反映父家长把妻、子当作财产出卖的权力。

这种权力历久不衰，北魏和平四年（463）诏书允许被卖男女取赎， 就是一种曲折反映。唐初“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唐政府用内库金帛为之赎身，归还父母， 并不治父家长之罪。早在北魏时期规定父家长出卖亲属的治罪法：“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者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 规定如此，很难实行，因为从宗族法考虑，家长有其特权，比如北魏民人费羊皮为葬母而卖女，女儿又被人转卖，结果只治转卖人的罪，而以费羊皮实行孝道免罪。 父家长的卖子，政府的干涉，是君权与亲权的矛盾，而君权又要支持父权。所以禁止卖子很难认真贯彻。但是卖子治罪法的制定，总是对父家长权力的限制。

父家长对子女的体罚权乃至处死权，在秦唐时期也有一些变化。责骂体罚是父家长的传统权力，照旧行施，东汉末崔烈买官司徒，问儿子虎贲中郎将崔钧外界反映如何，儿子照实回说嫌你铜臭味太重，崔烈举杖打他，他逃跑，崔烈乃大骂他不孝。 因作《颜氏家训》而历史留名的颜之推极力主张对子孙的体罚，认为废家法，会像国法不行一样，将助长子孙犯罪，家长不好治理。 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体罚就会成为父家长治家所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秦时父家长有杀子权，赵高、李斯合谋矫诏，用秦始皇名义将扶苏以“为人子不孝”赐死，蒙恬要扶苏问明情况再说，扶苏不同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即自裁。 他的死，既有听君命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接受父亲的指令，所以它表明父亲的杀子权。汉代郭巨欲埋儿以便母亲不分食物予孙，以尽其孝子之心。西晋邓攸为带侄儿逃命，绑子于树，以致死亡， 表明两汉两晋父家长仍有杀子权。但是杀人权，是国家的司法权，若听任民间杀子，是对司法的干扰，所以刘宋政府制定了禁止杀子的法令。 这同禁止卖子一样，是社会进步行为。总之，秦唐间家庭结构简单化的同时，是父家长权的有所削弱， 但是父亲管制儿子的主从关系没有变化。

（3）夫妻关系与嫡庶制度

秦唐间妻从夫，表现在妇主内事，管家务，侍候好公婆和丈夫。北魏崔浩的母亲“修妇功”，“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并口授《食经》。 官僚家庭的妇女随夫上任，并可得到朝廷的封号。在其本人是一种荣誉，因系丈夫官职而封，反映出她是丈夫附庸的性质。夫死寡妇再婚，社会上不受歧视，刘备娶刘瑁寡妻， 晋惠帝羊皇后改嫁刘曜，以为是幸福。 唐高宗策立武氏为后，唐之公主二嫁三嫁为常事，多达27人。后梁宰相敬翔妻刘氏，先嫁尚让，改归时溥，又归朱温，最后为敬翔妻，还能“书币聘使，交结藩镇” 。帝室、大官僚如此，民间更以改嫁为当然。大体其时妇女改嫁不受限制，唯隋文帝规定品官之寡妻、五品官以上之寡妾不得改嫁， 似乎并未认真执行。尽管寡妇可以再嫁，但社会上尊重守节妇女，如羊烈家族，“女不再嫁”，于北魏太和年间建一尼姑寺，凡寡居无子者出家为尼，被人称颂。 西晋、北魏偶出二妻制，开始是司空贾充被允许有二妻，他有特殊原因，是权宜办法。 北魏平原王陆定国也有二妻，盖其妻皆出身士族，无法分出高下。 这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两汉时期休妻现象频繁出现，所以才有文学作品《孔雀东南飞》的产生。弃妻的原因看来很琐屑，像鲍永妻在后母面前骂狗，姜广的妻子因为大风挑水不及时，就遭到遗弃， 这皆是因为实行孝道，弃妇如敝履，致使刘兰芝、焦仲卿陷于离异的悲剧不断出现。不过这个现象也反映当时离异方便，不像后世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诸多限制。

养子制在唐、五代流行开来，是在庶子之外又有了养子，使家庭人际关系增添复杂性。收养义子的大抵有三种人，一是不可能有血嗣的宦官，收养假子，东汉、唐朝是宦官擅权时代，他们更是大养义子。二是少数民族有此习惯，故北魏有养子从坐法制的重订。 三是军人，如唐初张亮有义儿五百人。 唐末五代，帝王和割据一方者收养子成风，如朱温养朱友文、李七，李克用养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源又养李从珂，郭威养柴荣，徐温养李昪等。养子不得别籍异财，附属于养父，增强养父的社会力量，作为发展势力的工具。他们本身被歧视，社会地位低。但在五代，李昪、李嗣源、李从珂分别取得吴、后唐的帝位，杀戮养父的血胤，造成内乱，为养父们所始料不及。养假子容易乱宗，破坏宗法伦理，唐朝有鉴于此，禁止养异姓子，若违犯，要判一年的徒刑。

官僚贵族中多行一夫多妻制，除了北魏末年官僚一度无妾媵，妾婢颇多，所以家内妻妾、嫡庶争斗不断。主要是嫡妻、嫡子欺侮妾及庶子，严重的是嫡子不承认庶子是兄弟，更不许继承遗产。北魏高济死，嫡子高矫不许庶弟高遵以儿子的身份守丧。 编撰《魏书》的魏收有庶弟魏仲同，不让他登在户籍中，即不认可他为家里人。 太常卿邢劭以文名重于当世，庶子大德、大道，竟然不识字，而嫡子大宝有文情，可见歧视庶子之强烈。 庶子无权力，是因为其生母在家中地位低，还因为舅家无身份，对父家不能有帮助，而嫡妻娘家有地位，能兴夫家，故而得到丈夫重视。如三国时世家出身的裴潜“自感所生微贱，无舅氏，又为父所不礼，即折节仕进” 。庶出要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不利的地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嫡庶纠纷特别突出，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上层重视士族联姻，因增强家门地位，只有正妻能有助于此，即妻族对夫族地位重要，故重娶妻之门第，重嫡出，而使妾、庶子处于低下位置。

在传统的看法里中古社会是“妇妒”的时代，像郭槐之妒致使丈夫贾充绝嗣，北魏相州刺史李安世妻崔氏以“妒悍见出” 。隋文帝独孤皇后之妒，致使太子杨勇被废，炀帝得立。唐代杭州刺史房孺复虐待前妻郑氏致死，续娶崔氏，“妒悍甚”，杖杀孺复侍儿二人，朝廷命令他们离异。 因“妇妒”成为家庭问题，刘宋的公主“莫不严妒”，明帝严加干预，以湖熟令袁慆妻妒悍赐死，并令虞通之撰写《妒妇论》叙其死，以警告上层妇女，又让尚婚公主的江斅作让婚表，说出“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 的话，拒绝婚姻，令皇帝的女儿感到下嫁之难。不过看来这种干预没有起多少作用，因为造成“妇妒”的原因是难于克服的。这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妇女受压抑的扭曲反映。丈夫多妻制，引起妻子不满，虐待婢妾，乃至杀人，即使因此被休弃也在所不惜。二是中古妇女地位还不像后世那样低，有悲愤还可以宣泄。

（4）诸子继承制的确定与女子继承

家庭财产实行诸子平分制，至迟是在秦汉时期确立。它是典型宗法制、分封制破坏后的产物。先秦宗主继承制，使得诸子不仅在政治地位继承上不平等，在财产继承上也是不平等的，宗子多，余子少。商鞅的析户令可能在法令上明确诸子平均继承父亲财产。汉初陆贾的分家法证明了诸子平分财产制的实行，陆贾把一千金财产平均分给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未给长子多分，他同时留下自用财产，并轮流到诸子家生活，如果死在谁家东西就给谁。 从他的分家法可知：①诸子平均分配家产，②老人自留养老金和丧葬费，③家长在世主持分家。他的方法为后人所接受。西晋石苞分财物给诸子，但唯独不给小儿子石崇，因为认为他有能力，将来能挣钱。 开元名相姚崇学习陆贾、石苞，生前给子侄分配财产，为的是“绝其后争”，各保产业，免致贫寒。 这些分家都由家长主持，也有父祖死后由兄长或其他长辈分派的，如东汉的许武自作主张，给两个弟弟分家。 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 ，这是伯父与侄儿分家，也是实行平分制，因为侄儿代表其一房。在政治权力方面，继承先尽嫡长，与财产的分配不同，庶子继承有障碍，遭到嫡子排斥。出嫁女没有财产继承权，因为她已不是家庭成员。但若无子嗣，则女儿有权继承。南朝谢混遗产有资财巨万，田宅十余处，童仆数百人，无子，有二女，另有过继子谢弘微帮助理家，人们认为“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童仆，应归弘微”，但弘微纤毫不取，于是遗财由谢混两个出嫁女继承。 唐代《丧葬令》规定，无子嗣者死，丧葬之后所剩之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 。就是宗亲也不能超越女儿的继承权。无兄弟的女子有继承权，反映女子社会权利得到一定的认可。

（5）家内矛盾

父家长制必然造成家内种种关系的某种不协调，如父子、夫妻、妻妾、嫡庶，亲子假子、尊卑、长幼等等关系的紧张，《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平时虐待亲人，厚养妓妾：“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无冬被，叔父单布衣”，但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他造反受刑前与家人诀别，其母责备他不念母亲，打他耳光；其妻骂他不顾子孙，连累受刑；其子就地取土块、果皮掷他，不认其为父。 可知亲人都恨他，绝不哀悯他的受诛。这是家庭关系紧张的典型，仇恨的原因多半是对家长统治的不满和兄弟争夺财产。其表现形式不仅是家内的争吵，有的采用告官的方法，企求外部解决，如士族杨椿不答应其六弟杨舒遗孀元氏分居的要求，元氏乃诬告杨椿之子杨昱窝藏叛逆，“谋图不逞”，致使杨昱被捕。 更严重的是互相残杀。汉宣帝时有一年统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梁孝元帝时，一个中书舍人对待家人过于严苛，妻妾买通一个刺客，乘他酒醉时把他杀害。南阳有一家庭，父亲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凶杀多半是对着父家长来的，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

（6）家庭与社会

中古宗族制盛行，宗族的兴旺，常常由族人家庭的发迹而来，如杨震的发家推动了弘农杨氏宗族的发达。但是更重要的是宗族给家庭的影响，是宗族的地位决定家庭的地位，家庭是在宗族地位基础上去奋斗。士族家庭自然先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发达的机会就多一些，所以这时家庭是宗族的附庸，受宗族的保护，受宗族的影响大。

家庭处于不同的等级之中，不同等级的家庭，社会地位不同，赋役、出仕与否，有天壤之别，家庭结构也因社会地位决定其简单与复杂之分（大体如此），而妻妾、嫡庶之争基本上出现在特权等级家庭。家庭在等级结构中的地位，是考察秦唐间家庭历史所应当捕捉的问题。

家庭作为编户齐民的群体，和国家的关系密切。家庭要提高、保持社会地位，靠政府的政策；政府要维持政权，靠家庭的稳定和臣民的支持。汉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议论攻打匈奴，丞相魏相根据前面提到过的家庭残杀222人的事实，认为这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不加解决，不能对外用兵，汉宣帝明白了这个道理，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家庭的和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家庭和宗族一起构成政府的社会基础，家庭承担的赋役完纳的好坏是政府强弱的标志，政府因而对家庭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它的一个内容是采用举孝廉的方针，吸收孝义之人为官吏，增加治理力量，那些在家内族内讲孝道的人，到了政府必然讲求做臣子的原则，忠于皇帝，不作贪墨之事，这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

另一项内容是旌表孝子顺孙，汉代不时宣布给孝悌力田者赐爵，有时一次竟达三级之多。 北周宣帝即位诏有一条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 唐朝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 实行孝道的人家在两汉可以得到荣誉，而晋唐间则可免除徭役。 免役是士族的标志，民人实行孝义就不仅是免役的优待，而且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故而乐于响应政府号召，实践孝义。再一种内容是宣传君臣的父子关系，以宗法思想统治人民。汉章帝诏书讲：“盖人君者，视民如父母，有惨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 自比为民之父母，视百姓为子民，以此要求人民以孝亲的精神来忠于君主，对于臣民来说，行孝尽忠，则是保家保族的最好办法，如李延寿在《北史·孝行序》中所说，“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 。

综上所述，秦唐间家庭的特点，是家庭结构沿着小家庭的道路发展，而在官僚、世族、士族中不乏大家庭；家庭实行父家长制，但家长对子孙的处死权、出卖权有所削弱；诸子平均继承制确立，但对庶子则相当歧视。家庭在社会结构中与宗族、等级制及政权的关系最密切，它的变化受到世族、士族的发展的影响，受政策的制约，它同时也是影响社会风化、政局和社会变化的一种社会群体。

（四）社会组织

秦唐间的社会组织大增，国产的以及外来的宗教相继产生和兴旺，民间慈善性质的社团开始出现，带有政治色彩的官僚朋党屡次产生，人们的社会组织活动比先秦时代丰富。

1.佛教

佛教的传入应不迟于西汉，东汉三国时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南北朝、隋唐时代兴盛，虽然也有“三武”灭佛事件的发生，但却是佛教的黄金时期，信徒众多，狂热异常，宗教生活也丰富多采。

（1）寺院的兴建和信佛的众多

寺院初建于东汉宫中和宗王贵胄之家，汉桓帝宫中立黄老祠、浮屠祠， 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南北朝时寺庙遍及南北各地，北魏一朝所建寺宇三万余座，僧尼超过二百万人。 是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唐朝武则天、代宗、宪宗等倡扬佛教，至武宗会昌灭佛时，摧毁寺院四万四千多座，二十六万五千多僧尼还俗为民，释放寺院奴婢十五万，没收寺庙田地数千万顷。 这些数字不无夸张之嫌，但当时招提之多，僧衲之众则是事实。南北朝隋唐社会各阶层信奉佛教，使之成为具有广泛性的社会组织。

（2）寺院的组织结构

政府设有管理僧寺的职官，南北朝有僧正、道人统、沙门都统、僧统。寺院内部也有一套组织机构。如唐代有三纲制，即寺宇设有上座、寺主、都维那， 其下有维那等职事僧侣，下统僧尼。北魏寺院有奴隶“佛图户”，系犯重罪之民人和官奴组成，供寺庙役使，并“营田输粟”。还有半贱民的僧祇户，向僧曹纳粟。 唐代寺家有奴婢，武宗释放十五万，可见它的众多。寺院由管理僧、僧众、奴婢组成，是一种等级结构，与世俗的等级结构相当。寺主拥有佛图户、僧祇户、奴婢是政府承认的，也给法定的特权。寺院结构的完善，表明这个社会组织的完全成熟。

（3）寺院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结合

僧人的宗教生活多种多样，造像、做佛事是其中重要项目。名闻遐迩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千佛洞壁画都是中古遗物，它们是僧人和信士共同结合的产物，看今存那些造像的信士题名就可以知道了。在僧人的募化下，信士不惜花重金雕造巨型佛像，表达礼佛的心愿，企求菩萨的保佑。造像的同时，许多信士捐献财产，供养僧尼。北齐泗水人隽敬“舍田立寺，员员在善提，醊味养僧” ，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举行法会往往哄动社会，使僧众与善男信女毕集。三国时笮融在徐州建造大庙，宣讲佛法，吸收僧俗听讲。当浴佛节来临，多设酒饭，在几十里内布席，吸引上万名信众的到来。 唐宪宗迎佛骨于大内供养，引起供养风潮；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寺院为礼佛，绘制佛像，需求甚众，于是印刷术首先使用在印制佛像上。唐代出现称作“经变”的说唱艺术，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即是说唱佛家故事，供僧俗欣赏。佛教的群众性活动，使僧尼与信士及广大民众结合起来，成为僧俗的一项生活内容，虽然物质财富耗费很大，但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这些活动也使寺院与社区密切联系起来。

（4）寺院与政权关系密切

佛教传入中国，自始就取得统治者的支持，汉明帝派蔡愔到印度求佛法开了先例，南北朝的君主信仰尤笃，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为最著名，陈武帝设无遮大会，亲自礼拜，并舍身大庄严寺。隋文帝晚年佛、道并崇，开皇二十年（600）下令，“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以律令的形式保护佛教、道教。唐朝帝王在崇道、崇佛中摇摆，然崇佛者颇多，与隋文帝一样保护佛教象征的佛像，法律订立“盗毁天尊、佛像”专条。 寺院僧众不纳赋税，又广有田产，招纳税民，与政府争夺人口和财富，加之意识形态的不同，从而不时引起一些帝王和崇奉儒学的官僚士人的不满，掀起反对的运动，其中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是政界代表，范缜、傅奕、韩愈是学界的代表。佛教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容易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有的沙门首领借以结交皇帝、政要，混迹统治集团，薛怀义可为典型；有的人以加入佛教为名，用它组织反抗队伍，如安定人侯子光（李子扬）建立龙兴政权，反对后赵。 此为见于记载的最早借佛教之名、之力造反的。 还有官僚与教徒结合造反的，如前述范晔、孔熙先谋反，其重要成员有道人法略、尼姑法静。上述诸种情形，可知作为社会组织的佛教，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与政权有协调和矛盾两面性质，有时被人们利用为政治斗争工具。

佛教与道家是冤家对头，即将在下述的道教子目中说明。

2.道教

原始道教产生于东汉三国，而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与佛教之传入、发展有同步进行之处。

（1）道教组织的出现与发展

前述汉桓帝在宫中设黄老祠，他又把襄楷所献的《太平青领书》（《太平经》）留于宫中，该书后来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这是道教发轫期上层统治者所为。同时期民间出现道教原始组织，这就是张道陵（张陵）在蜀地建立的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夫妇传业，其孙张鲁在汉中设立“鬼道”（五斗米教），初入道的信徒为“鬼卒”，道行增长的为“祭酒”，首领为“治头大祭酒”，建立义舍制度，供道徒及过往民众伙食。 巴郡有张修组织的“米道”（五斗米道），有五斗米师、祭酒、祭酒主一套组织。 张鲁、张修在黄巾起义的形势下，发动当地反对汉朝斗争，后被曹操镇压。张陵被后世道家奉为创始人，他的门派后世为道教正宗。与张鲁同时活动的张角组织的太平道，“奉事黄老道” ，是原始道教的另一支派。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大发展，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同时，崇信嵩山道士寇谦之，“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每月设厨会，数千人参加。

至隋代，道教在五斗米道故地巴蜀盛行，《隋书·地理志》记载：梁州“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 。唐代皇帝自称是老子后裔，笃信道教，高祖、高宗开其端，玄宗尤盛，并设崇玄学以教士，使得唐代成为道教的一个兴盛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代的道教信仰者和支持者，有许多是士族人士。开创南天师道的庐山道士陆修静，出身于吴姓大士族。杜子恭传播五斗米道，为宗室司马元显所崇奉。琅玡王羲之一房“世奉张氏五斗米道” 。清河崔浩支持魏太武帝反佛崇道，与寇谦之关系密切。吴郡士族顾欢著《夷夏论》，倾向于道教。晚年生活在隋唐之际的道士王知远，琅玡士族出身，是茅山道的重要人物。有知识的道家注意天文历法，研究炼丹术和医药学。因此，道教具有中古知识界团体的某种性质。

（2）道教与政府的关系

道教与佛教一样是合法宗教，与统治者关系密切，从北魏太武帝之提倡、隋文帝的保护令即可知。但道教与统治者有较多的不协调的一面，在其初期就有太平道、五斗米道这样席卷全国的武装反抗运动。世奉五斗米道的孙泰、孙恩叔侄见东晋将亡，聚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东晋杀孙泰，而孙恩起兵占据会稽，众至数十万人，最后败亡。 自此之后，道教徒及利用道教作为工具反抗统治者的运动大为减少，也不成气候，不像佛教那样起事不断，这大约同道教的群众性不及佛教广泛有关。

（3）道、佛关系

道佛二教渊源不同，教义不同，且双方都要与统治者关系协调，因此产生矛盾斗争。佛教是外来宗教，道教利用国产的优势，攻击佛教为夷狄邪教，隋代做过道士的傅奕至唐初为太史令，上疏即以此为口实：“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 韩愈说得更厉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谴责佛教的教义不讲忠孝，这是士大夫所不能容忍，在客观上符合道家反佛的愿望。佛教为争生存，逐渐懂得中国化的道理，至迟在唐代时承认忠孝之道，特别是孝道。于是在佛教讲唱文学中产生《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孝子传》等宣扬孝道的文学，也出现了道纵、道丕之类的孝僧，以此取得了士大夫的认可，乐与僧侣交游，以及民众心甘情愿地信佛。佛教哲学比道教哲学系统，经过鸠摩罗什、玄奘等四大译经家的翻译，在华流传，加上它中国化的进展，使它击退了道教的进攻。佛道各自争取统治者的承认及合作，政府往往采取调节双方冲突的政策，同时予以保护。双方有时也妥协，如宋明帝把陆修静召到建康，为他设立崇虚馆，又让他与儒士、释家面谈，并到佛教的华严寺讲学。 他接受了，佛寺也同意了，他的行为才能成为现实。

总起来看，佛、道的斗竞，在隋朝以前旗鼓相当，唐朝斗争尤烈，唐高祖为稳定李家天下，认道家的祖师爷李耳为祖先，故崇道教；唐太宗佛道并重，但在次序上道先于佛；唐高宗崇道；武则天取代李氏王朝，不承认道教，推崇佛教；唐玄宗清除韦氏集团，恢复崇尚道教政策。道和佛的崇抑，与李、武家族政治相一致，被利用作政争的工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道、佛也因而有势力的消长。作为社会组织的佛教、道教的社会功能可以说是两方面的，一是人们通过宗教丰富生活内容，得到信仰的寄托和文化娱乐；二是统治者和从政者藉以进行政治活动，为政治集团利益服务，从而使中古佛、道二教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3.其他宗教

秦唐间民间社会还有土产的和外来的宗教组织，不过其规模、影响都无法与佛、道二教相比，可是也不能忽视。在中古的文献中常见有“妖贼”一词，如《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三月条记载：“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 章河等造反是以宗教形式鼓动起来的，只是没有言明“妖”是哪种宗教或信仰，以至今日我们也不得而知。民间有许多神灵信仰和历史人物的崇拜。《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任济南相时，“禁断淫祠”，乃因当地把西汉清除吕氏集团有功的城阳王刘章当作神，为他建立祠宇多达六百余个。 这类土生宗教，信仰神灵多，演变快，不得详知。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几个外来宗教需要一叙。

火祆教。即祆教，又称拜火教，为波斯人宗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有人信仰，萧梁时安成人刘敬宫“挟祆道，遂聚党攻郡” ，能利用祆教组织民众造反，可见信仰者不在少数。唐代两京及梁州均有祆教神庙。信奉者西域人和中原人皆有。洛阳祆庙由西域商人主持，祈福时杀猪宰羊，鼓笛伴奏，酣歌醉舞，表演魔术，并向观众施钱。 会昌灭佛时也予祆教以沉重打击，但它流传下来，至今为塔吉克族、维吾尔族所崇信，会举行拜火节活动。

景教。基督教一支，元时称也里可温教。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随即在长安建立教堂，收信徒二十一人。 随后向洛阳及各郡发展，建设寺宇，唐肃宗时在灵武等地立寺。教职人员景净于建中二年（781）在长安建立“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景教在中国的历史。唐代其信徒不少，在会昌灭佛时也遭到打击。“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后世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提供宝贵史料，历来为研治宗教史者所留意。

摩尼教。亦是波斯人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回纥人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廷派摩尼教僧睿思等四人到回纥传教，回纥人得到允许在太原、洛阳等地建寺。灭佛的武宗强力打击摩尼教。该教主张二宗三际，即光明与黑暗斗争，使人寄希望于未来，故为贫苦人所崇信，因而在民间流传。五代时陈州毋乙、董乙进行反对后梁的战争，大约就是利用杂糅摩尼教和佛教的教义鼓动起来的。《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记载：“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图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 其宗教活动方式更像摩尼教。它的影响在后世更大。

伊斯兰教。唐时传入中国，其教徒活动在东西二京及沿海城市扬州、泉州、广州，有一些中国信徒。它后来在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得到发展。

唐代实行开放政策，有利于外来宗教的传播，并使它们逐渐被中国人接受，改变了人民生活的一些面貌，丰富了中华文化。

4.民间互助团体

秦唐间民间自办互相团体正式出现，与官办性质的区分趋于明显。

（1）四邻结社

秦汉之间的社，仍如战国时代，里社、祭社合一。后来成为丞相的陈平，初为里社之宰，祭祀后分肉很平均，得到里人的称赞。 这个社以乡里为单位，以祭社神为重要使命。西汉中叶以后，民间自行组织的社出现了，当时叫作“私社”，据记载它是民间在三月、九月举行社的聚会，或者是十家、五家建立一个田社，而不是政府规定的25家为一社的社。因其为民间自发组织，与官府方针不合，汉元帝建昭五年（前34）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 。禁止不可能起多大作用，私社之后仍得到发展，唐朝出现邑会，高宗下诏禁止：“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 事情到皇帝禁止的程度，必定是民间四邻结社在祭社之外又有发展。四邻结社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祭社神，春秋两次集会祭祀。南北朝时社日，社民临时建屋于树下，先用牺牲祭神，然后分享胙肉。 祭祀时往往还有娱乐，奏乐唱歌，如《淮南子》所说：“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 虽然乐器简陋，但人民自得其乐，这是社的一项功能。民众是达观的，在贫苦中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建立组织就是实现这种快乐的手段。

（2）互助借贷社

汉代出现称作“ ”的社团，由里民共同出钱买田，里中父老管理，收入供其作办公用度，其下任之后由新任接管。 这是为应承职役而立的社团，具有互助功能。

（3）悲田养病坊

个人出于行善好义，给贫苦人一些帮助，赈济灾年，疫中施药，丧葬给棺，是社会常见的现象，所以政府有表彰义行的措施，如刘宋山阴人严世期救活里人张迈等人稚子，为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安葬，政府因而表其门“义行严氏之闾”，又免其徭役，蠲税十年。 严世期之类的活动是个人行动，并没有组织，不是经常性的社会慈善事业。然而随着佛教的发展，渐渐产生了慈善团体。

前面讲到北魏有僧祇户，该户每年向僧曹交纳粮谷六十斛，称为僧祇粟，到了荒年，“赈给饥民”，这个民，不限僧尼，包括俗民。 这是政府赈济，因有专项收入，所以多少有一些保障。唐代有悲田养病坊，在两京和一些地方设置，大约是供养贫病僧尼的，武宗灭佛时，僧尼大量减少，就把没收的寺田给两京悲田养病坊各十顷，给诸州的各七顷，收入给老民。 这使出家人的慈善机构向平民的方面转化，到北宋衍化成福田院，成为专门救济老病穷民的组织。从僧祇粟到悲田养病坊，是慈善团体建立过程中的阶段。

5.朋党

官僚制度使人容易结党，人们或以政见，或以地域，或以学派，或以科举，可以结成团体。由于君主专制制度不允许结党，所以只能出现无形的团体。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南衙北司之争、牛李党争，都具有朋党性质。

党锢之祸。东汉出现外戚、宦官轮留专政的局面，皇帝多次利用宦官力量击败外戚干政力量。但是宦官不会理政，造成黑暗统治局面。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和读书人，以特权等级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出身的刑余之人的宦官专擅，很不服气，并为了澄清政治，步调一致地与宦官集团作斗争，有时还和外戚联合。汉桓帝时官僚李膺、陈蕃，读书人范滂等与外戚窦武结合，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社会舆论称他们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赞颂他们为人杰楷模。他们打击宦官势力，宦官张让等反扑，告他们结党诽谤朝廷：“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 朝廷逮捕二百余人，于永康元年（167）放归乡里，禁锢终身，不许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次年灵帝继位，窦武重新启用李膺等人，密谋诛杀宦官，宦官先发制人，杀死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锢、迁徙数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从此东汉政权进一步被宦官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政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李膺、陈蕃等人并没有建立政治团体，但他们政治目标相同，联合行动，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带有政治色彩的群体活动。

南衙北司之争。唐代宦官衙门在朝北，政府衙门在朝南，南衙北司之争是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唐朝中叶起，宦官掌握禁军，参预机密政事，废立杀害皇帝，他们所率领的神策军，多由长安工商富家子弟组成，这些人从而得到做官的机会，破坏了等级制度对他们出仕的限制，与官僚特权集团发生利害冲突。皇帝本来想利用家奴遏制武人和朝臣，但宦竖坐大后，也想清除他们势力，这样官僚与皇帝就有了联合共制宦官的可能。官僚、太监各把自身看成是政治集团，互不相容，所谓“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共弃之” ；宦官“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在争斗中吃亏的是官僚和皇帝，如甘露之变，宰相李训及六七百官吏被宦官杀害。终唐之世，官僚集团没有翻过身来。

牛李党争。学术界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不一，或认为这是士庶之争，旧士族与科举集团之争，也有认为李德裕没有结党的，但牛僧孺结党是史学界共识，这个事实就能说明808年至859年官僚内部的斗争多少具有政治团体斗争的性质。唐代实行科举制后，科举入仕的官僚因出身的关系，相互以利害一致而联结，无形中形成了小团体，非科举出身的人因仕进门路减少，敌视科举官员，也容易结党；旧士族往往看不起科举出仕者，也会对他们发难。科举者与考官构成门生关系，同时中试者成了同年，关系密切，如李德裕所说：“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 牛僧孺与李宗闵“同年登进士第”，又“同年登制科”， 他们结党排斥非科举出身的李德裕，就可以理解了。李德裕不屑于科举，凭恩荫入仕，认为国家应改变政策，轻科举重门第，要求唐武宗“朝廷显官，公卿子弟为之” 。他因牛僧孺、李宗闵是同门生，更厌恶排斥他们。 如此看来，牛李党争，含有科举出身与非科举出身不同官僚集团斗争的性质，也表明这种政争的一个内容是对科举的态度。

以上几种政治斗争，或者说事件，历次双方皆未组成有形政党，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出现政党。但从政者乃至太学生为共同利害，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于是公同结伙，有了统一行动，这就是朋党。这种事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上述几个事件，可以说是显例。 aZUVenBK5mo2kETFc0rIjk92iZfBAtLX6VO+jPCJtb3e/c3V42yZ9pIRTRUA+y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