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族分权制时期周代社会结构

（一）西周春秋前期社会等级结构

说到西周社会结构，有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脍炙人口的古语，它出自《春秋左传》，不妨把它和另一段相关记载先抄录于后：

鲁桓公二年（前710）晋国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鲁昭公七年（前535）楚国芋尹无宇对楚灵王讲：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两位春秋时代大夫的话，虽没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西周社会等级结构的状态，但可以说作了基本的描述，并表示了对等级结构与分封制、宗法制关系的看法。为我们了解西周社会结构作了提示。

“天子建国”的周天子，处于社会第一等级的地位，他分封诸侯，拥有王畿的土地、人民和武装，是名义上全国土地、臣民的主人，但是他没有直接治理全国人民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他在全国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权。他拥有祭祀王室宗庙的权力，是姬姓大宗主，以宗子的地位巩固他对同姓诸侯的统治权。

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产生了各级贵族。

武王伐纣，大会各个政治集团于孟津，成功了，诸集团表现了强大的力量，所以西周立国，要承认这种现实，又要加以制驭，发展和巩固姬氏中央政权，采取分封制的办法，册封姬姓和异姓诸侯。霍叔、蔡叔、管叔三监和纣子武庚叛乱平定之后，进一步向东方分封同姓和异姓功臣诸侯。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又配合以大小宗法制的原则，或者说宗法精神，使得分封制顺利贯彻。

周朝的分封，在王畿有周、召、荀、郑、虢、毕、芮、散等国，在东方以及其他地方的有周公后人的鲁，唐叔的晋，康叔的卫，召公奭的燕，姜尚的齐，微子启的宋，己姓的莒，任姓的薛，曹姓的邾、小邾等。这些封国，周、召、荀、鲁、晋、卫、燕等，是周王室血缘近亲，是姬氏族成员国，它们的属民，本氏族成员之外，有殷人以及殷商统治下的各地土著居民，如鲁国受封殷民六族，又征服领地周围的商奄之民，晋国受封怀姓九宗，卫国领有殷民七族。诸侯国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异姓功臣的，如齐国；有原来殷朝贵族的，如宋国；还有曾受殷朝控制的其他宗族，如据说为黄帝后裔的己姓的莒国，曹姓的邾国，任姓的薛国，舜之后陈国，禹之后姒姓的杞国。这些诸侯都接受周王封授的爵位。周王室的血亲姬氏诸侯是诸侯的主要成分，据说71个诸侯国，它占据55个。 在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次序排列上，先同姓次异姓，故鲁隐公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姬氏诸侯拱卫王畿，并散布各地，与异姓功臣诸侯共同监视、控制其他异姓诸侯。异姓功臣诸侯，与周王共建周朝，是周王的依靠力量。原殷王子姓宗族诸侯，是周王的笼络对象，以便消弭反对力量，稳定社会秩序。古老的显赫宗族（己姓、姒姓等），世代相传，在殷商受统治，周王对他们加以重用，以扶持老氏族的办法对付子姓，分化瓦解原来殷朝的统治力量。后来周王陆续册封归化的戎狄百蛮诸族的诸侯，如秦、楚诸国。这样分封制下诸侯宗族的构成可列为下述图式：

从这种诸侯氏族结构可知，周王朝用分封诸侯的办法，以姬姓为核心，联合各家族上层，建立全国性的稳定统治，这就是师服说的“天子建国”，芋尹无宇说的“天子经略，诸侯正封”。

诸侯受封，接受周王赐予的土地，据孟子讲“大国地方百里”，“小国地方五十里”， 各诸侯得到的封地多少不一。当然不会像孟子讲的那样整齐的领地数字，同时诸侯到封地后多能逐渐开拓境土，扩大领土范围。诸侯具有统属境内人民和治理政事的权力，即握有绝对的军、政、财权，但他对周天子要纳贡，派军队卫戍王室或随王出征，历尽臣属的义务。诸侯的封国是世袭的。

按照西周的大小宗法制，周天子是大宗，其所封的同姓诸侯，有王的兄弟和族人，它的兄弟是小宗。作为周王室的小宗的诸侯受封，其诸侯地位一般地说传给嫡长子，余子不得继承，需要有代管人，于是封余子为卿、大夫，授给他们土地，称为“采邑”，卿、大夫在经管土地的同时，逐渐具有管理采邑人民的权力，成为采邑的真正主人。卿、大夫爵职只由嫡长子嗣承，又对其余子分授土地，称为食田、禄田，形成士的爵职。

诸侯是一个大单位，拥有土地、人民和管理的政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诸侯三宝， 而卿、大夫、士虽有土地和人民，但是协助诸侯管理政事。这种逐级分封，就是师服说的“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

从诸侯到卿、大夫、士，是分封制和宗法制下的各级管理者，他们将领地的人民作为自己的附属者、农奴、奴隶，占有他们的劳动果实，是特权贵族。

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有一批行政管理人员，由卿、大夫、士担任，如士可以出任武官，王宫及基层执事官，卿、大夫的邑宰、家臣，卿、大夫在诸侯国任要职，诸侯也有兼为王室官员的。所以在西周诸侯、卿、大夫、士既是封爵贵族，又兼有官僚性质，在卿、大夫、士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可以称为“百官贵族”。

至此可知，在政治经济诸种权力集合体的结构上，诸侯处高位，是一个等级，卿、大夫是又一个等级，士处在特权等级的最低层，也就是说在贵族阶层里有三个集团，或三个等级，即诸侯贵族，卿大夫贵族，士贵族。

以上说的是统治阶层。芋尹无宇讲的皂、舆、隶、僚、仆、台的层层统属，他们究竟是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据清人俞正燮的解释：皂，是无爵位的卫士，但有员额的限制；舆，也是无爵位的卫士，但无定额，不易进入皂的地位；隶，是罪人；僚，是罪人，充当苦役，以此不同于隶；仆，是被杀戮的罪人家属，成为奴隶；台，是罪人被罚为奴隶的，其逃亡后又被抓获的，成为陪台。 这里的皂隶，和后世属于贱民的皂隶在身份上不相同，但却在官，则是共同的。按照俞氏的解释，这六种人里，皂、舆是在武官统领下的卫士，不是直接生产劳动者，无爵位，相当于后世的吏，有自由身份的兵，是一个社会层次。僚是被罚任劳役的罪人，隶既为罪人，说他管着僚，可能是僚的领班，罪人被罚管理或从事劳役，当然是不自由的人，隶、僚与皂、舆显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仆、台同为罪奴，社会身份最低。所谓“马有圉，牛有牧”，圉是男奴隶，牧马、牧牛的也是奴隶，不在十等之列，是比仆、台还要低的奴隶。这样皂舆、隶僚、仆台牧奴分别形成为三个社会集团，三个等第。前者应为平民，后者为奴隶，毫无自由权利的人，而中间的隶僚，是国家的依附民，有罪而服役，是不自由的，役满之后，恢复自由，是介于平民、奴隶之间的人，可视为准贱民。

如此说来，西周社会的十等人，实际可分为诸侯贵族、百官贵族、平民、准贱民、贱民五个等级。芋尹无宇讲的十等人特别是皂、舆以下的情况，可能是就王宫中服务的人员情形说的。

西周社会绝不止上述十种人，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经常看到“国人”“野人”“氓”“庶人”“人鬲”“臣妾”“农夫”“商人”“百工”的记载。他们属于什么身份，与上述诸种人是何关系呢？

“国人”，是贵族家族的小宗成员，就是“士有隶子弟”中的子弟，他们不能再被封为贵族，成为一般的平民，居住于城市与郊区，自食其力，可以被征为武士，大约也就是皂、舆。公元前660年狄人进攻卫国，卫懿公令国人入伍出征，国人因懿公平日好养鹤，不恤民力，拒不应征，结果卫国被打败， 说明国人是自由人，有一定社会力量，关乎国家兴亡。

庶人、野人，居住于乡村，分别隶属周王及诸侯、卿、大夫各级贵族，是农业生产劳动者，大约在春秋时期他们可能得到100亩耕田，50亩休耕地。 他们的地位有两种情况，一是自由人，是贵族的支庶成员，即“士有隶子弟”中的不能继承“士”的地位的子弟，不能当武士和做官，到土地里谋生。《诗经·小雅·大田》所描写的农户大约就是这种人。所谓“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毕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二是与贵族领主没有家族关系的农人，要向贵族领主纳贡，没有迁徙的权利，人身受领主的一定控制。《诗经·豳风·七月》所写的农夫：“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鸣鶪，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十月陨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这种农夫，有自己经济，但向领主缴纳各种农业生产物和狩猎品，还要服劳役，女儿要受领主儿子的蹂躏，更像是农奴。

工商是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群。公元前564年，楚共王答应秦国的请求，将派兵助攻晋国，但是子囊认为晋国稳定不能攻打，他说“其（晋国）卿让于善，大夫不失守，其士兢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稼，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把工商的态度当作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周代手工业者世传其业，如《周礼》所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可能还有家族的特点，如赐给鲁国的殷民六族，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的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绮氏、樊氏、终葵氏，大约分别是制作绳索工、酒器工、陶工、旌旗工、马缨工、锉刀工（或釜工）、篱笆工、锥工。 工有二种，一是独立手工业者，具有平民身份，另一种是“百工”，隶属于王室、公室和各级贵族，受主人控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内乱，单子开始盟百工于平宫，但“百工叛”，单子失败。 贵族要百工支持，与之结盟，可知百工又具有某种平民身份。所以百工的社会地位介于平民、奴隶之间，是半工奴，与农奴地位相当。师服、子囊都把工商两种人联在一起论述，《左传》不乏这方面记载，如“工贾不变” ，“工商未尝不为患” 。这种放在一起看待的方法，表明商和工处于平民地位，弦高救郑的事例很足以说明商人的身份。公元前627年秦将孟明视潜越周王之境，将要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往洛阳做买卖，得知其事，一面派奚施回郑国报信，一面伪装是郑国的使臣，向孟明献牛皮、牛只以劳师，使孟明视以为郑国有了准备，不战而退。郑穆公因弦高保存国家的功劳要给予重赏，弦高不接受，率领属人迁往东方去了。 弦高敢于冒充使臣，而对方确信不疑，郑伯之赏不是因他是奴隶身份而加以解除，他能够自由离开郑国，这一切说明他是平民，即自由民。他是较大的商人，他的身份起码可以反映与他相同的商贾也是平民。

《周礼》云：“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看来基本上商是平民的地位，但比平民中的庶人要低一点。

《师 铭文》：伯龢父任命师 为其家臣，“ 司我西 东 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裁（按即董裁——引者）内外，母敢否善” 。教训仆驭、百工，牧、臣妾，听从师 的指挥，不得违背。师 肯定是自由人，而仆驭、百工、牧、臣妾则是奴隶，也就是赶车的奴仆、工奴、牧奴、婢妾。奴隶有着多途径的来源：把战俘罚为奴隶，如《诗经·小雅·出车》云：“……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狁于夷！” 即以俘获的玁狁之民为奴：将罪人降罚为奴，前述僚、台即是这类人；奴隶还可以买卖。 奴隶数量相当多。公元前482年，越国攻打吴国，吴国王孙弥庸要报家仇，率领“属徒五千”，与越军对垒，先胜而后败。 这里的“徒”有不同的身份，一部分应是依附民，一部分当是奴隶。

上面提到各种身份的人群，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庶人以下群体的身份，限于资料或诸家见解的差异，并没有弄清楚，只是在这里采取一说，以便讨论。前面多次提到自由民，如庶民、农夫、手工业者、商贾，他们被当作平民，是社会的主要成员，可是他们对国家又有一定的依附性，所以在西周春秋的自由民是古代式的自由民，而不是近代概念的有着从业、迁徙、受教育等自由的人。有些人的社会地位，相互比较而言，有差别，又不很大，是基本上的一致，如皂与舆，隶与僚，仆与台，国人与庶民，就是这种关系，它表明等级社会要素的组成情况是复杂的，但若把基本相同的人群归类，就显得简单一些了。总括西周春秋社会等级结构，可分为六个等级十个层次，兹以图的形式表述于下：

（二）简单而贫乏的社会群体

周代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在政权之外，大约就是家庭、家族了。

1.宗族

前面在讲到诸侯宗族构成时，已涉及宗族群体的历史，即宗族成分与政治的关系，说的是诸侯贵族宗族，它在宗族的社会构成中只是一种成分，周王室的姬氏宗族也是一种。周王、诸侯贵族有宗族，其他社会成员有无宗族呢？卿、大夫、士各级贵族，大体上是他的封君的宗支，属于国君宗族，而我们知道大小宗法的原则，使小宗有二重性，即小宗的继承宗位的嫡长子在小宗内成为大宗，其他诸子成为小宗，这种二重性决定小宗也各有其宗族。国人基本上是小宗成员，也有宗族。平民有否宗族，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问题。笔者同意这种认识：平民中有宗族，但不发达，往往依附于贵族宗族。平民宗族的产生，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形是：贵族宗族衰落，一部分成员被杀掉，另一部分成员降为庶人、皂隶，他们仍然保留宗族组织，只是不再是贵族的社会地位，该宗族成为庶人、皂隶宗族。比如说，公元前596年，晋国灭其大夫先縠宗族，其余孽降为皂隶，散处三地，后来竟能与赵荀子作斗争。 可见先氏宗族处在皂隶地位时尚保留着。

平民是否有宗族，还可以设想他们有无祭祖活动，这是肯定有的事情。《国语·晋语上》：“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士有豚犬，庶人有鱼炙之荐。” 贵族之祭，是宗族之祭，庶人是否只是一家一户地进行，有无有同一血缘关系的各户共同祭祀呢？这是值得考察的事情，若有，则应当有组织祭祀的规则（或习惯）及管理人，因此也就会有宗族。 朱凤瀚从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第一地点的墓葬形式看宗族，获知它由几个同居共处的核心家族构成一种小型家族，又由几个此种家族构成较大型的伸展家族，只有一个墓群里有兵器，表示葬主是族长，可以做武士，其他人不行，这是一个庶民家族。 根据以上分析和事实，相信平民中会有不发达的宗族制，规模小，组织不严密。综上所述，从政治地位看，周代宗族构成为：王族—贵族宗族—平民宗族，也就是平民以上的人群中有着宗族组织。

宗族构成，大小宗之别以外，在其内部还有宗支的区别，周王封给鲁公的殷民六族，要求他的首领“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 。使我们获知：殷人宗族，下有分族，分族成员拥有奴隶。宗族随着时间的延长，人口的繁衍，族人间的辈分关系渐趋复杂，血缘关系的远近之分更趋明显，利害之争也更多，以及继承制度的作用，势必在宗族下面分成若干分支（分族），分支下面还可以再出现若干支族，使得宗族内部组成也复杂起来。这里附带说一下，从殷民宗族构成可知，奴隶没有自己的宗族，他们归附于主人，是主人宗族的没有成员资格的实际成员，因为他是主人宗族力量的一种潜在成分。

宗族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在于它有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能把同一血缘的各个家庭的成员组织管理起来。周朝王族似乎已有了专门管理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宗正条下应劭注：“周成王之时彤伯入为宗正”，意思是说西周有专管王族事务的宗正官，颜师古不同意，注云：“彤伯为宗伯，不谓之宗正。” 西周不见宗正之官称，实有宗伯，《尚书·周书·周官》记载：“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 宗伯主管祭祀事务，把王族的事情是包括在内的，估计他会有属吏专司王族事务。这大约就是《文献通考》所记叙的“小宗伯”：“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 小宗伯专管周王族内部户口、婚姻、丧葬、祭祀、继承等事务。诸侯国也有专官负责公室事情。楚国设有三闾大夫，职司楚王族昭、屈、景三姓，“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屈原就任过这个职务。

宗族有多种活动，重要的一项是纂辑谱牒，记载宗族历史，登记族人资料，理清族人之间的相互血缘关系，以便祭祀、继承。周朝设有小史之官，职司其事：“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前述屈原为三闾大夫，即以编写族谱为一项任务，证明这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正是由于周人修纂了谱牒，司马迁写《史记》时才得以多方利用它所保存的历史资料。诚如他所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

宗族进行文化教育，国王设王学（辟雍等学），诸侯设黉宫，吸收贵族子弟入学。令学生“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吁” ，即学习武艺和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智能，以便将来进行国事家事的管理。

宗族起着支持政权的作用。从理论上看，关于宗族的宗法制巩固分封制所确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又以宗法伦理制约受封的各级贵族，避免贵族间的矛盾。事实上西周时代，姬姓诸侯维护国王政权，稳定分封而形成的局面。春秋时代，在诸侯纷争中，宗族为本国的生存而尽力，也有一定的效果。如公元前681年齐国灭掉遂国，并在那里设军驻防，12年后（前669）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等四大家族，设谋杀掉齐国戍军以报仇。

2.家庭

西周家庭的结构，不是很清楚，春秋时期大约盛行今人所理解的“联合家庭”制度，即父子兄弟妯娌共同生活在一起。《诗经·魏风·陟岵》咏叙应征服役的农家小儿子回忆临行前父母及兄长分别对他的嘱咐，以及他在外对父母兄长的怀念。 这一家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与父母同住，虽没有涉及他们结婚与否，可以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父母与两对成年子媳构成的家庭。《诗经·唐风·鸨羽》咏一满怀悲怆情绪的应征农夫心声：“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 儿子耕作供养父母，其家庭类型当是今日所说约“直系家庭”。联合家庭结构较为复杂，直系家庭要简单些。但这两类家庭都不能说是很复杂。上述两首诗叙述的是农夫家庭，看来春秋时代劳动者家庭比较简单，可能贵族家庭要复杂得多。

战国时期，家庭结构向简单化方向发展。张仪讲：“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 兄弟争财，这是分家时的现象，说明兄弟分家，“联合家庭”解体，家庭化小了。李悝在魏国改革，估算民户的收支，计其人口，云“一夫挟五口” 是以五口人为一家。五口之家多系今日所说的“核心家庭”，或者勉强是直系家庭。商鞅变法，强令人民分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看来当时“联合家庭”“直系家庭”还不少，所以才要求父子、兄弟析居。但是这一法令必使不少较大型的家庭变小了。所以战国是中国家庭小型化的时期。

家庭实行父家长制。观《礼记》的“家无二主”，“家无二尊”的记载， 就可知男性家长统帅妻和子女，是一家之中独尊的主宰。夫妻的关系，是妇从属于夫，“三从”的观念已很明确：“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不过周代的妇女在家内具有重要地位，《周易》讲的“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是说女子发挥其正常作用，是治家、兴家的根本。那时儿子把父母都视作“严君” ，不似后世只以父亲为严君，而母亲仅有慈祥一面性质，可知作为人妻人母的妇人地位高于后代。

上层社会流行一夫多妻制，诸侯一娶九媵，即连同夫人的姊妹、侄女也要过来。孟子说的行乞的齐人有一妻一妾， 这个齐人似是“国人”或没落贵族之余孽，无所事事，竟然有妾。妻妾地位悬殊，妻是夫的配偶，与夫敌体，家庭的内主人。妾，对女主人如同臣对君，是夫人的从属。故而丧服，“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 。

妾又分等级，媵的地位比一般妾为高。夫妻离异是常有的事，多半是夫妻中占主动地位的夫休弃妻子，如《诗经·谷风》反映丈夫弃妇再娶，原来的妻子对丈夫的寡情表示不满。

因为生母的地位的不同，儿子在家庭的地位大相径庭。妻出与妾出区分为嫡子、庶子，两者具有尊卑关系。先出世与后出世又有长幼之别，最尊贵的是嫡长子，拥有继承爵位的权利，庶子的地位低，在庶子之中，除分长幼，也要看其生母在妾中的等第以决定他在家中的地位。最能体现家庭人际关系的是父子关系，“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父子关系如同君臣关系，父亲对儿子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是“严君”。男子行了冠礼，才算成人，才能成亲，而冠礼之行，出于父命。 在贵族家庭中，父子是一种等级关系，家庭政治化，等级化，因而父子关系实质上是主从关系，或者说主臣关系。“这是宗法性质的父家长权力的升华。”

周代家庭，有多种功能。贵族家庭的政治功能最突出，各级贵族家庭的稳定与否，关系到天下（周王）、国家（诸侯）统治的安危。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贵族之家通过联姻，巩固与发展势力。如秦、晋世代为婚，所谓“秦、晋，匹也” 。晋公子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以五女妻之，并助其返国得君位，终成霸业，秦宁公，秦穆公分别娶于鲁、晋。学习了关东文明，对秦国改变落后面貌，争霸中原，起了不小作用。

3.民间乡里祭祀组织的萌芽

“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礼记》所讲的社是祭祀土神的地方，天为父，地为母，社事很重要。各种人都有这种祭祀，天子有“王社”，诸侯有“侯社”，自大夫至庶人的“置社”。 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的阳虎与鲁定公及三桓盟于“周社”，和国人盟于“亳社”。 鲁定公与三桓是鲁之公室，属姬氏家族，他们有专门祭土神的周社。国人是平民，就鲁国讲，鲁公被封有殷人六族，带到东方，又征服当地土著，亳社当是殷人后裔和土著居民祭土神的地方，所以阳虎和他们在这里祭神结盟。社还是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组织，每社25户，要进行户口登记，所以在齐国就将这种情形视为“书社”。 战国时代庶人必须参加祭社活动，魏国李悝计算农民之家的收支，在开销方面，有“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 一项，这是说闾里之社从事社祭，一年春秋两次，闾里居民都要参加，所以才是必须的开支。这条材料说明，在民间里社与祭社合一，祭社、里社原来分别为官办，它们合一之后，民众的自愿因素增多，向着民众组织方向发展。周代盛行的祭社、里社都不是民间的自发的组织，参加活动与否，带有强制性，但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社团却是由这里产生。

此外，春秋时代私人办学兴起，战国时更有发展。孔子、墨子、鬼谷子等都有众多弟子。这种私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有的保持较稳定的联系，因而形成学派，初步具有民间团体的性质。

（三）春秋中后期、战国时期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

周代社会结构主要由等级和宗族家庭构成，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使它较为稳定。大小宗法制巩固分封制所确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又以宗法伦理制约受封的各级贵族，尽量避免贵族间的争斗。分封制的实行，给诸侯以“三宝”，天子才能收族，巩固宗主地位，保证大宗法的贯彻。分封制、宗法制互相配合和制约，稳定西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

周代社会结构在协调性之外，是它的内部矛盾性的存在、积累和发展。等级与其政治、经济权力相一致，等级越高，特权越多，而且政治权力带来经济权力，高等级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禁止低等级的混入，等级制支配政治斗争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因此等级间必然产生矛盾斗争。在社会要素间的冲突多种多样，大体上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贵族与贱民、准贱民的矛盾，诸侯与天子的矛盾，家长与家属的矛盾，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按性质归类，可以区分为三种，即（1）政治上的等级矛盾，（2）血缘上的宗族家庭矛盾，（3）性别上的男女矛盾。这些矛盾都具有等级矛盾的性质，因为不同宗族间的政治差别，宗族、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尊卑长幼之别，以及男女尊卑之别，都具有等级性。等级体系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上列三种。不同的等级体系，聚合为一种事物，一个社会结构，使社会元素间的冲突搅和在一起，纠缠不清，矛盾来得更加复杂，而归根结底是贵族内部不同层级之间、贵族与平民、与贱民的等级斗争。

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除不同权力、义务的等级之间的内容外，还包含贵族内部大宗与小宗的斗争，也包括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诸侯与天子的矛盾，等级压迫，高等级的排他性，使低等级反对高等级，其斗争内容是每一个低的等级都有反抗性。具有反抗高它一个等级的愿望，贵族、平民都会反叛而不止是最低等级的造反；下层等级联合反对上层等级；各级贵族等级是当权者，下层等级的反抗，往往指向当政贵族和宗子。总之，等级斗争是以下犯上，上、下是相对而言，可以包括很多等级，如诸侯反天子，卿大夫反诸侯，都是在高等级间进行的，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各有上下关系，诸侯在前一组关系中属“下”，而在后一组关系中则属“上”了。

以上是一般理论的分析，周代的实际情形是，自春秋开始，诸侯、卿大夫崛起，分别向天子、向诸侯权威挑战，诸侯、卿大夫相互间的竞争加剧，并带动下层等级的反抗运动，促使等级、宗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分封制和大小宗法制遭到削弱、破坏。诸侯、卿大夫各有独立的经济，有封地、军队，当这种私有力量发展起来，并为寻求进一步发展，要求冲破层层隶属的等级宗法关系的束缚，破坏分封制和宗法制度。春秋以来周王地位低落，根本无力阻挡这种破坏力量。诸侯对卿大夫也没法维持传统的宗法关系。公元前556年宋公族华臣杀害其兄之子皋比的家臣，宋平公开始认为他不仅破坏宗族秩序，还扰乱宋国政治，要驱逐他，后听人言“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 ，遂不处理华臣。这是无可奈何地掩盖矛盾，听信臣下小宗，破坏国内、族内秩序。随着社会等级的变动，社会流动的增多，血缘关系的重要性相对削弱，人们可以到本宗族之外去谋求利益，出任官职，从而减弱对宗族的依靠性，对维护分封制宗族制度的兴趣就不那么强烈。鲁国季氏之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叔氏之叔孙辄、叔仲志不得意于宗室，依靠季氏家臣阳虎谋图发展，阳虎遂于公元前502年劫持鲁定公发动政变，失败后逃亡齐国，又至晋国，得到赵简子的重用。 诸侯之间的兼并，小宗的出头欲望，才不管分封格局和宗法关系哩！

在春秋中后期，等级秩序出现了无法维护的局面，公元前539年齐国晏婴回答晋国叔向询问齐国的形势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叔向触及晋国形势，深有同情地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又接着解释说：“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 这两位政治家认为，齐、晋两大国都处于末世，原因就是卿大夫夺国君的权，而卿大夫内部又有分化，甚至庶民也敢于叛上，这就是等级秩序破坏的形势。晏婴、叔向对话不久，公元前502年，晋军强迫卫灵公缔结城下之盟，灵公想拒绝，“患诸大夫”不从，得到王孙贾支持，又取得国人工商的同意，卫灵公才敢对晋作战。 诸侯、卿大夫、士，在上者怕在下者不服从自己，特权等级的权威大大削弱了。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以下犯上的形势，诸侯造反、兼并，破坏分封格局，卿大夫夺权，国人暴动，百工抗命，农人不满，这同时是等级结构不稳定的形势，表明它在变化之中。

明智的诸侯、卿大夫，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实行改变政策。晋文公实行“明贤良”“赏功劳”“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 其后，赵简子为对范氏、中行氏作战，于公元前493年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遂”和“免”的内涵，根据杜预注：“得遂进仕。”就是说，这项政策，允许庶人工商脱离平民地位，可以因功进入官僚贵族特权等级，人臣、隶圉可以因功免除奴隶身份，至少可以升入平民等级。从政策上允许等级成员流动，是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松动。

家臣制度的发展，也为社会下层进入特权等级提供条件。西周就出现了家臣制，诸侯可以任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家臣，主要负责管理家庭事务。春秋以来诸侯卿大夫势力的膨胀，家庭公室事务的繁多，变革职官制度，增加官职和官员名额，需要扩大官员的来源，大量吸收异宗族的有用人才，势在必行，这就给了下层等级的成员以上进的机会。公元前六世纪鲍国被鲁国施孝叔用为家臣，后来又被齐人迎去立为鲍氏宗子。 公元前5世纪，子伯季氏由卫国孔悝家臣，改投于卫庄公。

春秋中后期社会等级发生很大变化，首先表现在周天子降到小诸侯的地位。作为天下盟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在洛邑的王畿已不及西周王畿的一半，军队的编制也不到西周时的一半，与诸侯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已不存在，反而受霸侯的欺凌，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召周襄王于河阳，前606年楚庄王竟向周室问鼎，前580年周王与晋国大夫郤至争田，却要到晋国打官司，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

其次是诸侯的变化，诸侯国相互吞并，像齐、晋、楚各灭二三十个小国，于是诸侯数量大为减少，逐渐剩下几个大国，改变了内部结构。诸侯遇到卿大夫势力的挑战，发生危机，这就是晏婴、叔向所说的齐、晋的末世之兆，最终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事件。以及鲁之三桓（叔孙氏、孟孙氏、季孙氏）秉政的局面。即部分诸侯被其下属消灭。

再次是卿大夫的变异。卿大夫在各国改革及率领地方武装参加兼并战争中发展了政治、军事势力，取诸侯而代之，也有一些在竞争中被消灭或降低到庶民以下地位，表明这个等第在沉浮不定的动荡之中。

士的变化比卿大夫还要剧烈。士处于贵族的最低层，接近于民，变化的可能性因而也大。到春秋中后期，士已经改变以武士为主要职业的状况，向着从事文职官员的方向发展；到战国时期职业更是多途化，有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等等的区别。社会流动面大，有上升，有下降，而上升的作用表现明显，在社会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来等级秩序大夫在士之前，合称为“大夫士”，可是到战国之后，由于士的地位急骤上升，人们对它的认识随之改变，于是出现“士大夫”的说法。士升到大夫的前头了。 在变动中有一部分士下降，也使士成了“民”之一，不过是处于首位罢了。

最后是庶民工商的变化。墨子呼吁重用下层社会成员：“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 即允许社会下层成员浮动，以增加政权活力。庶民工商提高社会地位，出仕是一个途径。如“苦耕稼”的“鄙人”宁越，懂得以学业改变自己地位，苦学成才，被周威公聘为师傅。 显示社会允许平民向上流动。也有在上者自动向庶民靠拢的。范蠡弃官经商，子贡出仕，同时逐利贸易，表明商人地位看涨。同样的道理，传说是鲁昭公后人的公输班（鲁班），可能是没落贵族，而有兴趣于木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手工业者地位的上升。

在贵族分权制时代，大夫士和平民贱民要想改变身份，逃亡不失为一个办法。而这是统治者历来反对的。早在周武王于牧野誓众时，指责纣王不道，就有收留四方逋逃的过失。 公元前562年，晋、鲁、齐等12个诸侯国在郑盟誓，其中有一条是“毋留慝” ，即同盟国不得容纳他国的逃亡人口，这就反映当时逃亡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才引起诸侯的注意，共谋对策。事实上，流亡者必不在少数，《诗经·魏风·硕鼠》描写的农人，嫉恨主人的残暴压榨，动不动表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 说明有很大的离去可能性。逃亡式的流动，就为流动者改变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等级的变动，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别是没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家——社会结构中的第一等级，所以是处在前一种社会结构向后一种社会结构转化的过渡阶段。

（四）周代社会结构的特点

周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和宗族结构比较复杂，层次也明显，家庭还在发展中，民间组织的“社”只是刚刚萌生，政权之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出现，社会上层的群体活动不发达，社会下层的就更无从谈起。缺乏社会组织，即缺少中介作用的组织来调节社会矛盾。总的看来，社会结构不复杂，比较简单。这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结构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宗统与君统的统一，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基础。其中又以周王朝的姬姓宗族为核心。周王是国家元首，又以宗子是宗族首领，在王畿和姬姓诸侯国范围里，他集君权与族权于一身，他的统治，也使得君统与宗统合二为一，使得宗族统治权几乎与政权重叠。不仅如此，从诸侯到士的各级贵族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国家、采邑的主管者，即具有政治方面的统治权；在宗族范围里，对天子的大宗讲，诸侯是小宗，但诸侯、卿、大夫、士在族内具有二重性，在其统治范围内又是大宗，他们还凭大宗的地位实行世袭传递制，以维持政治和宗族的统治。在异姓诸侯那里，诸侯是大宗，卿大夫是小宗，有二重性。由此可知，在周代，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姬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政治统治与宗族统治汇合在一起。君统与宗统合一，社会等级构结与宗族构结是相对应的，吻合的，即拥有特权的宗族，也是特权等级，与平民等级相对应的是平民宗族。

君统、宗统的合一，是以宗族制为基础的，诸侯来自各个宗族，代表宗族，它才有地位，也才有力量。分封同宗族成员为卿、大夫、士，才使诸侯的统治达到基层。可见宗族是各级领主统治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分封中贯穿宗法的原则，分封而形成的等级制中，也渗透了宗族的精神，从而使宗族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基本元素。在各种势力的宗族中，周天子的姬姓掌握中央政权，占居诸侯的多数，也支配政治权力的划分及再分配，决定等级结构状况，地位最重要，所以西周春秋时期姬姓宗族是社会等级结构的核心力量。春秋中后期和战国时代，诸侯称霸争雄，动摇了姬姓的核心地位。随着典型分封制和大小宗法制的破坏，君统、宗统的统一相应削弱了，并逐渐分离，宗族，特别是姬姓宗族的作用也急骤下降，宗族就失去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还要说明的是，君统与宗统的统一本来就是相对的，就周天子而言，对于同姓诸侯国是实现了君统、宗统的合一，对于异姓诸侯国，姬姓的宗权就不能实现，同样诸侯国也有异姓卿大夫，诸侯在异姓那里就不能实行它的宗法。再则，在基层行政组织中，官员和宗族长的身份也是很难统一的。因此，君统、宗统的统一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它看得绝对化，而且君统不仅是说周天子的政治统治权，还包括诸侯的统治权。不过话说回来，君统、宗统的统一，宗族，特别是姬姓宗族乃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核心。这还是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宗族的政治力量没有那样大过，那样与君权（周天子权力、诸侯权力）搅和在一起。

第三，周王处于第一等级的地位，但王权在权力结构中相对软弱。过往的研究者在论述社会等级时，经常是从贵族叙述起，而不涉及皇帝，把他排除在等级之外，其实这是不恰当的疏忽，因为考察社会结构是要把社会所有的人群都包括在内，皇帝及其家庭自然也不能例外。其实古人倒是注意了的，孟子讲爵禄，就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把天子列为第一等，而没有把他排除在外。黄宗羲接着孟子的话题，进一步地说：“唯独至于天子截然无等级也。……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 天子在等级结构之内，不过以其政治地位，属于第一等级。

周王集君权与族权于一身，似乎权力更集中，然而实际不是这样。因为分封制的贵族分权，即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下，周天子只能直接管理王畿的土地和人民，对诸侯国的统治象征性的意义更大，权力实施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像中央集权制下的元首（皇帝）那样有权威。斯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尚未建立起来，王与诸侯的等级差距小，而诸侯与卿、大夫的等级差距大，诸侯的地位突出。王的地位无法与秦以后皇帝相比，这也算是周代社会结构的一种特点吧。

第四，与封建领主制相结合。分封制是在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出现和存在的，那时农业生产落后，领主所可能榨取的生产物有限，必须对生产劳动进行较强烈的人身控制，才可能实现其剥削；又有大量的原来农村公社的成员存在，他们还保留某些传统的平等权力；社会财富有限，还不可能养活大量的管理人员，也就还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建立对全国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有效统治；周朝的统治者原来是落后民族，偏居西隅，氏族力量相对强大。所以西周初年社会只能流行领主经济，政府只能实行分封制和大小宗制，有一个周天子的共主，而实质是诸侯分权，不过在经济、政治制度中都渗透着宗法的精神，使领主制、分封制、宗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形成西周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闭塞，加之等级制的严格限制，社会群体组织无从产生，社会结构才单调简单。 pzkuOfKidTQoL/V8E54ToInOUGOus5UdqhxuqCDC3wI9J9ZTI+UY5J3Djo0JWd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