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杜家骥

本卷为“清代宗族史”专题，文章分为4个栏目：①清朝宗亲法及其指导思想；②总论清代宗族特点；③清代宗族载体；④清人族谱。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是由众多“家”（家庭、家族）组成，没有家庭家族之人，国家也不存在。国家制度与家族、家族宗法结合，宗族也将宣传并遵守国法及忠君等条文纳入管理族人的宗规族训，便是二者关系的一种体现。第一组文章就是揭示清朝这方面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家族宗法结合的一个缩影。

《国法·家法·教化——以清朝为例》从以下十个方面，对国法中关涉到宗族生活和宗族制度的内容作论述：①职官制度中的宗族法。②法律中的宗亲法。③存留养亲法与存留承祀法。④“救亲情切”免死法与血亲复仇法。⑤宗族的司法参与（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理权）。⑥保护宗族公产，承认宗族对绝嗣族人财产的继承法。⑦实际允许民间设立祠堂祭祖。⑧允许宗族维护社区正常秩序的申请。⑨拟制亲的义父子、继父子以及师徒之间冲突的立法比附于宗亲法。⑩族正制实行与否的反复。而家法对国法的维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制定族规中，融入整齐思想，以修身、齐家作为做人的根基，然后治国、平天下。②孝敬长上的伦理。族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范围广阔，包含伦理、职业、理财、婚姻、交友、处下、娱乐诸方面，尤以孝父母、睦宗族为重要。③对君王无限忠诚的伦理。包括感戴君恩、遵守法令、完纳钱粮。族人做官者应恪尽职守、竭诚办公；不贪赃枉法，保持身家；有担待，为君分忧，而不得诿过于皇上。还有，宗族宣讲皇帝的“圣谕”、《圣谕广训》。国法、家法的结合点与教化作用体现在：①国法、家法的思想原则具有一致性，有宣扬孝道和忠道的共同性。②政府重视并利用宗族在民间教化中的配合作用。宗族制定以忠孝观念为旨归的宗规家训，宣扬忠君之道，宣讲朝廷谕令。③国家需要宗族，民众需要宗族，宗族得以成为社会的合法群体，国家则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④国法、家法也有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方面，如侵夺国家司法权的完整性；宗族之间的械斗，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藐视国法。从总的情形看冲突并不严重，政府进行政策的调整，掌握绝对主动权，使宗族处于被支配、被利用的地位。

《宗法观念与清代职官制度》则专门论述宗法观念与制度对清代官制的影响。文章从任官、科举时的宗亲回避，与服制相关的官员丁忧、起复，封赠（皇帝对官员及其尊属予以荣衔），官员子孙承荫循从宗族的宗法继承原则，以及官员的出继归宗与更名复姓等方面，作具体阐述。进一步认为，清朝在职官制度中实行宗族法是为“移孝作忠”，宗法观念在官制中的贯彻，影响到宗族成员的出仕、任职、离职、封赠荣誉及仕途的多种变化。职官制度中宗法思想的贯彻，归根结底是为君主和朝廷。还有一点需要道及的是，与宗法有关的职官制度中防止弊端的措施也甚多。官制中的宗法原则和移孝作忠的愿望，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不是只靠制度所能解决的。

《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专门从法律方面，论述国家法律之制定与家族宗亲伦理的关系，及由此体现的当时法律的一种特性——同罪异罚。文章指出，一般认为的同罪异罚只在血缘家族范围内实施的理解尚欠充分，虽然主要在血亲方面，但与血缘无关的很多方面都有其贯彻内容。文章将同罪异罚的实施范围归纳为八种：①五服宗亲之内。包括人身伤害、状告、咒骂、害命图赖、亲属相盗、发掘坟冢、人命私和等方面的同罪异罚。②五服姻亲之间。③拟制血亲之间。④准（比附）血亲五服关系之人。⑤主仆之间。⑥夫妻之间。⑦两造关系的平民之间。⑧构成冲突关系的官民之间。以上每种人群之间冲突的刑案，都有同罪异罚的判处，将宗亲关系的法律内容推广到社会等级人群中。同罪异罚刑法制订的根据，一是服制差别；二是同罪异罚合于传统观念的天理人伦，是以孝道为重心的宗族伦理起主导作用；三是法律维护等级名分，是名分伦理所要求的。清末改订刑律的争论，也反映了孝道伦理在刑律中的地位及其深刻影响。

《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既述宗族“自治”，也论及与国家的关系。文章首先界定这里的所谓“自治性”，虽是团体管理内部事务，但严重缺乏民主性，国家认可其合法性而严加控制，自治程度很低，与近代的自治观念差距甚大。然而不应忽视其具有的自治成分，清代的宗族正是这种状况。其自治而管理宗族事务主要是：①登记族人户口，以便开展祭祀祖先活动、编修族谱、作为发放救济的依据等。②组织祭祖。③制定族人行为规范的族规、家训，施行家法。④管理宗族义产和发放救济，组织族谱的编修，组织宣讲（主要是皇帝的《圣谕广训》等）。宗族进行的祭祖、修谱、登记人口活动，令族人的宗族意识根深蒂固，大大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政府的多项政策，可视为是对宗族某种自治权的认可，如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国家职官制度中一些内容的实行，如官员丁忧、起复、更名复姓等，命宗族开具甘结、族谱的证明，赋予宗族的证明权。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赋予宗族行施家法处死族人的不完整的司法权。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一度实行的族正制，也是政府给予的某种自理权。政府用宗族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宗族的自治性对其内部、对社会和政府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组“总论清代宗族特点”，既有对清代宗族特点的总体归纳，又有对某些特点及其变化的重点论述。

《清代宗族制的特点》从总体上论述清代宗族的特点是：①宗族民众化，掌握宗族的官僚在层次上比以前明显下移，且与无身份的富人结合在一起。②宗族紧密为政权服务。宋代以后，政府把族权变为协助统治的得力工具，而清代尤甚，宗族祠堂把忠君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宣讲圣谕、乡约、族规，以忠君为重要内容，要求族忠君、遵守皇家法令。清代宗族民众化后，被绅衿、富商地主所掌握，政府可以通过他们控制广大的宗族民众。③清代宗族努力实行“敬宗收族”。尊祖敬宗收族，是宗族制的根本原则，在尊祖的旗帜下，团结全体族人，繁荣宗族。随着民间普遍追祀远祖，清代的敬宗收族也具有了时代的特定内容，继宋、明以后，对发展宗族共有经济颇感兴趣，相当多的宗祠拥有祠田、赡族田，希望以此经济条件达到收族的目的。但效果与理想有一定差距。清代宗族制的实行及其特点，在时间、地域、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世纪的宗族批判论》对清代宗族问题作多方面阐述、归纳总结，并进一步论述其社会、文化意义。文章指出，人们虔诚的祖先崇拜观念，成为宗族团体建设的思想基础，崇拜祖先与象征宗族团体存在的祠堂之建立非常普遍，尤其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祠堂既是宗族祭祀场所，还用作宗族的代称。祠堂的族人会议是宗族生活的普遍现象，赋予族长权威和责任，以其执掌祭祖，平时管理族人，施行教化。宗族具有内部互助性，宗族组织让族人感到有所依靠，有安全感。宗族还有自治性能（详见第一组中《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且参与村落建设。政府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多项政策的实现需要宗族予以协助。宗族之自治、互助的社会作用尤为明显。文章还指出，宗族的社会属性有着多种成分，不能以封建宗法性质来概括，以前的某些做法可重新认识，宗族文化是具有历史、当代双重意义的。

设族长以加强管理，是清代宗族的重要特点之一。《清代宗族族长述论》是这一问题的专论，考察了清代宗族族长的遴选及其条件、实际人选，族长的职责等。文章论述，清人设置族长，其选择以德劭、公正为主，才能为辅，房分、辈分又次之。虽有主次之别，然为有效办事，才能是绝不可少的选择要素。选择族长助手的条件，同样要求德才俱佳，然偏重在才能方面，而财力亦在考虑范围之内。族长通常是以遴选产生，族尊、房长、官员和有功名的族人会起主导作用，但是众多族人的意愿也被容纳进去。族长及管事者是官员、致仕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热衷于家族建设的有钱田主、商人和一般的农民。在有身份者中，高官少，中下级官员和有生监小功名的人多，而不论是什么官。族长中平民与有身份者，应当是平分秋色的。族长的职责是执掌祭祖，宣讲圣谕，以宗法性伦理教导族人，调解族内外纠纷，管理宗族公产，主持编修族谱。宗族要求族人尊敬族长，服从其指导，以便有效处理族务。族长理事准则，是族规、祖训，族规、祖训是宗族的公约。宗族既要维护族长权威，又要对其有所约束。族长处理宗族事务不得任意妄为、不能独断，需要会同房长、家长共治，重要事务、族长不能决断的事务，须“合族公议”。清末，宗族及其族长性能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消失殆尽，唯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宗族活动的主导意识》着重于宗法变化及其在清代的体现特点。文章指出，先秦周代，社会下层的庶士与庶人并不能立庙，只能在寝室祭祀亡父一代。此后至宋代特别是明代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相信“礼以义起”的观念，自行祭祀始祖或始迁祖，祭祀高曾祖祢四代先人。清代“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其主导意识是要通人情，尊重俗礼，尤其是变化了的世情，包括民间的愿望在内，同时又将其变通纳入上古礼法之中，成为新礼法，因而合人情、联涣散，有益于世道人心，从而形成良风美俗。其祠堂祭祖观念与活动，秉承“聚百世于一堂”之“一本观”的宗法观念，起着促进家族凝聚扩大规模的作用，使由上古的贵族宗族走向平民宗族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发展到20世纪，便成为纯粹平民群体了。

《清代宗族文化——从文化角度认识清代宗族》，则专门论述清代的宗族文化。文章指出，清代宗族文化已然不是纯粹的宗法文化、宗法伦理文化，是带有宗法性的文化，或者谓为“变异性宗法文化”。宗族文化有其观念和制度、实物诸种层面，包含政府因宗族文化观念而形成的方针政策，民间宗族的种种活动，它的实体祠堂、祖坟、族产、族学的建立，宗谱的编修，宗规祖训的制订等等，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事物。朝廷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在律例、官制、丧葬礼仪、旌表孝义等制度和政策中予以贯彻，具有强烈的宗族文化内涵。宗族文化观念的倡扬，激活民间宗族建设和活动的开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宗族文化主导下的宗族，成为施行教化与具有“自治性”的群体，宗族与保甲成为国家治理地方的经纬网络。清代的宗族文化又是具有变异性的宗法文化，其专制主义内涵在削弱，拟制亲冲击宗族血缘原则，其宗法性扩散、辐射到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宗法是在削弱中发挥作用。

第三组文章考察清代宗族载体下的总体状态、宗族各种规制及其所反映宗族样貌的各种侧面。

《18、19世纪之际的宗族社会状态——以嘉庆朝刑科题本资料为范围》，以档案材料揭示18、19世纪初期宗族的综合性社会事实，并对宗族之功能、社会性质进行分析。档案材料——刑科题本，在案件发生的背景性记录中，有基层社会生活、生产方面的很多内容，这种记录内容与量刑之轻重也关系不大，相对真实，而且甚为详细，很多内容为一般文献所没有。此文利用刑科题本揭示的宗族情况，有以下方面：①宗族成员间的互助、互救的情形。如为族人作中保，并对所保之事负责；为无子的族人立嗣；资助宗亲，乃至承担债务；收容没有直系亲属的宗亲；救助急难之时的族人；帮助族人做活；族人互相吃请；为没有直系亲属或死者子孙年幼的族人人命案件报案，承担责任；为死难宗亲处理后事，等等。反映出宗亲关系体现在宗人生活的诸多方面。②宗族公产及公益事务、买卖借贷等方面发生的纠纷。③族人之间宗亲情义与通财观念、尊卑长幼的等级观念。比如同族之人认为族人之间应有一本共祖的亲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理当互相关照，财物上有无相通。尊卑长幼名分，使族人认识其在宗族内的地位，依本分行事。④反映政府依照“准五服以制罪”而维护宗族尊长利益、压抑卑幼的实践，以及推行孝道的存留养亲法之判处，依靠宗族族长协助处理、解决案件的具体做法。文章最后论述，宗族给族人以经济生活圈、社交圈，形成宗亲文化氛围，是维系族内家庭完整的生态环境圈。族人在宗族中既受到关照，又受其制约。宗族发挥管理公有经济、协调族众的内外人际关系、奉政府之命协助处理族众纠纷、管理或协调社区公共事务等多种功能。

本组中有5篇文章是考察宗族丧祭尤其是祭祀这一重要内容的。《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揭示，祠堂是宗族组织的机构，族大人众的家族，在祠堂之外还按房分设立支祠。祠堂以管理祭祖为重大事务，宗祠祖坟的祭扫，是族人及其家庭的义务和权利，族规在这方面有系统的条例，如掌握参加祭祀人员的情况，对祭祀对象始祖或始迁祖及其具体人的选择，袝祀者在祠堂中的地位，以有德、功、爵者配享等。族规还反映出，清人宗族祭祀的名目纷繁，日期不一，习惯不同。清明扫墓、冬至祠堂祭祖的两次大祭，各宗族大体相同。还有在元旦、中元日、中秋节、十月初一、各家祖先的忌日等祭祀的。有的家族还有在子孙取得功名、荣耀时回乡祭祖者。祭祖仪式包括祭礼、供品、主祭人，以及分配祭品等内容。有的合族祭祖仪式完成之后还举行族人互拜、会餐，有的举行宗族会议，向族人宣讲宗法。祭祀还反映家族内部的等级。因而祭祀对家族成员生活及社会的影响深广。

《清代宗族祭礼中反映的宗族制特点》，则从祭祀对象、祭礼主持人、祭祖仪式后族人叙礼饮胙礼等祭礼方面，探讨清代宗族祭礼所体现的宗族制特点。文章揭示，始祖、始迁祖是宗族祭祀的首要对象（间有以宗族郡望、显宦为始祖的），从祀者之论“德、爵、功”，是相当多宗族的做法；主祭、陪祭的人选，有宗子或族长主祭、辈分高年龄长者或轮值承办人主祭，及宗子或族长主祭、尊贵者陪祭，以及尊贵者主祭等多种情况，其人选体现尊宗子、尚爵秩、崇年辈的原则。祭仪中的族人叙礼，教族人知礼、习礼，明尊卑长幼之序，饮胙颁胙给予绅衿优待，推崇绅衿，也为光宗耀祖，表现出宗族礼仪改革的功利性。宗族祭祖既是形式，又是对族人教化、团聚族人的手段，以实现尊祖敬宗收族、宗族的发展壮大。文章认为，清代民间宗族祭礼发生重大变异：祭祀始祖、始迁祖，突破朝廷只许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的限制，大大超越五服范畴，形成规模较大、门支众多的宗族；启用官员、功名身份的成员主祭，大有取代宗子之势；实行论德爵功、不计辈世的配享，也与传统宗法原则不合。

《清代宗族与族人丧礼》是关于丧礼的专文。此文阐述，清代宗族继承传统丧礼，并遵循朝廷关于丧礼的规范。许多宗族在族谱上刊载服制图，并对难以理解的内容予以阐释，以便族人对照遵守。宗族协助族人治丧，如料理丧事，以利孝子尽哀；吊孝、送赙金，表达亲情；资助钱物棺木，帮助无力丧家完成葬礼等等。有的宗族还设义冢，为贫穷族人提供葬地。宗族极力反对丧葬用僧道、开宴戏、停丧不葬和火葬等习俗，反对厚葬，教导族人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操办丧礼。但由于传统的厚葬观念和现实中的浮华风俗，收效甚微。

祖坟，是宗族研究中缺略的内容，北方宗族的祖坟问题尤其被忽略。先生认为，宗族能否形成和活动，其实体除了有祠堂、族产、族谱外，还应有祖坟。因此组有两篇这方面的专文。《清代宗族祖坟述略》考察清代宗族祖坟的基本状况，包括宗族祖坟观念、建设规制、保护措施、墓祭及祖坟功用等。文章认为，宗族祖坟观念，总的来讲是孝道，要实现对祖宗的生养死葬和祭祀，为此而建设祖坟，进行墓祭。用坟墓安置体魄，因而讲究遗体保存和兆域环境，是以有葬地的选择和风水说的流行。在祖茔建设规制上，有墓穴空间布局的昭穆制、房支墓地，竖立碑石牌坊等标志物；为了维护祖坟风水、培植祖坟龙脉，还规范祔葬、余山埋葬办法，另制定特殊身份族人的葬法，禁止族人强葬、乱葬。极少数宗族为维护祖茔和顾恤族人，设置义冢，供贫穷族人下葬。祖坟的维护有诸多做法、措施，如不断为坟墓培土，清除杂草，种植防护林，修葺坟墙，标明界址，扶正碑石等。有条件者还购置墓田，以坟丁保护墓园，少数家族建立寺庙专门看护坟茔。宗族的墓祭，有挂纸钱、上供品、祭奠、宗人饮胙等仪式。祖坟有凝聚宗族群体、为编纂宗族历史提供实物资料的两大功能。《清代北方宗族的祖坟建设与祭祀活动》则专文从祖坟建设、保护、祭祀等方面考察北方宗族的祖坟状况，并认为北方流行扫墓祭祖的清明会，表明其宗族也有活跃性。

以下几篇从另外的不同方面考察宗族情况。清代，具有恤助慈善性质的宗族公产发展，义庄是其中的一种，《论清代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探讨了这方面的情况。文章指出，宋、元两代，义庄偶尔出现。明代，义庄有所发展，数量增多，有的规模还比较大。清代进一步发展，有义庄之设“几遍天下”之说，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建立得更多一些，其中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义庄就有二百数十家，清中叶是其发展时期，非官僚地主建庄增多，义庄与宗祠、义塾融为一体。义庄有管理机构，设专门办事人员，其土地采取租佃形式，收入除交纳国赋以外，用作赈济本族贫穷族人、奖励族人进学及义庄管理。义庄是宗祠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

《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揭示，清代宗族重视教育子弟，其兴学以开办学塾提供族人义务教育，还利用公产助学，资助族人求学、参加科举，奖励优胜者、考入官学者及科举中试者。宗族的奖助也使贫家子弟有可能读书。族学也是宗族的一种实体，宗族办学和奖学，以培养子弟而光大门庭，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其兴学对社会也产生多方面影响。

《清代的家庭结构及其人际关系》揭示，清代家庭的类型较多，有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有两代人夫妇与二、三代子孙之直系亲属组成的直系家庭，有以上两种共组的“联合家庭”，有成员多、辈分多的家族家庭，还有鳏寡孤独畸零户的独身家庭。其中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大多数，其家庭成员不是很多。直系家庭又是小结构家庭的主体，也最重要，核心家庭主要孕育在直系家庭中。联合家庭是大家庭，数量不少，在清代家庭结构中也占重要地位。家庭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以丈夫为主宰，但丈夫对妻子也有义务。父子是“天合”关系，重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父慈子孝，而着眼点是要求儿子尽孝。家庭财产，有父死子继的传统和法律，清代遗产法仍是诸子继承制。清人家庭尤其是人员构成复杂的家庭，还有兄弟、伯叔子侄、祖孙、婆媳、姑嫂、妯娌、叔嫂、姊妹等人际关系。父家长制形成的家庭等级结构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父家长对家庭财产、妻子命运，以及子女教育、职业、婚姻和家庭社交等有主理权，是家庭的主宰，妻子儿女处于被支配地位，以致家庭中产生地位不同的等第：父家长—男性成员—妇女。这种家庭等级制是整个社会等级制的缩影，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组论文是清人族谱的编修及其价值方面的内容。

《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的特点及其原因——以清朝人修谱为例》阐述，明清以来，形成宗族谱不断续修的特点，清代最为突出，相当多的宗族数度修谱，甚至三四十年书写一次。修谱及续修，需要宗族克服重重困难，还有两种难题，即资料难于搜集，其编辑方法的得当与完善也极为不易。疑难问题是：如何真实记录宗族历史，书写什么，不写什么，怎样表达？体例方面如族谱在世系表、世系图的内容之外，宗祠、祖坟、族规、艺文等专门内容要不要反映。书例方面，涉及礼法、伦常的如再婚妇女、义子、嗣子如何写，不肖族人要不要记录，是否只书善不书恶，等等。宗族之所以续修族谱，是对孝道的追求，实现修谱，既可体现孝道，又免遭“不孝”舆论的谴责。续谱还是生活中处理宗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是“尊祖敬宗收族”、进行宗族建设的手段，是争当望族的必要条件和一种标志。

《家谱的学术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指出，家谱在古代有实用价值，政府选官、私人择婚以其为资料依据，宗族族长、家长以其做伦理教育的教材。今天，作为古文献的家谱保留着大量资料，有学术研究价值：家谱所记述的家族与姓氏源流、迁徙、世系、人物传记、宗祠、坟茔、祭祀、产业及契据、仕宦文书、宗规家训、宗人诗文等，可供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文学、优生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利用。其对各种专史和历史问题的研究，若作深层理解，可归结为三点：①宗族制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认识它须从宗族家庭着眼，可从家谱研究入手。②为勾画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③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家谱所反映的宗族文化，对今天也有借鉴价值。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从家谱与国史的异同、关联，论述家谱的价值。文章认为，宗族所修家谱，一定意义上说是家族史，可与官府修史制度相比配，但没有政府修史那样的常设机构、人员、经费和修史规范，所以与国家修史制度不能相比。家谱“隐恶扬善”，实践“家丑不可外扬”，而国史则是善恶并陈，这是国史与家谱在记载上的一种差异。从纂修目的、功用上而言，国史从国家的角度总结历史得失，族谱从宗族的角度研讨历史经验，史功治国，谱功齐家，所研制的范畴广狭相差悬殊，方法因而有异。族谱的宗族史与国史的整体史相为表里，有概括和细致之别：前者概约，后者具体。国史是“正史”，主要是政治史，社会上层的历史。族谱虽然也记族人官绅，但总体而言是民众群体，因而族谱是民众史、民间史。族谱拥有国史写作所需要的材料。族谱记叙家族史、反映社会最基本的状况，是具体而微的国史。国史是一个个族史的综合物。

《清人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具体指出，家谱的写作由于受到慕虚荣观念及资料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族源、远年先人世系，某些传记可能有不实的记载，联宗合谱也有这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清人纂修家谱也存在着尚实际的观念和谱法，反对“恶饰”，认为族谱应是全体族人信今传后的真实记录。

《清人谱序阐述的宗族建设理论》，则阐述清人在族谱谱序中论述小宗法与宗族群体组建、合族论与宗族群体扩大、保存宗法遗意等内容，分析这些宗族理论在宗族建设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其谱序反映出清人宗族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小宗法，许多宗族以始迁祖为祖宗而建宗立族。其合族论，强调修谱的合族作用，扩大宗族成员规模，而又重视宗法伦理的纯正性。其尊重小宗法精神，宣扬的是敦宗睦族的孝义之道，有益于国家政教和宗族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