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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与朝廷形成互动关系，朝廷赋予宗族某些自治权利，力图控制宗族，宗族依附朝廷，又有出格行为，两者在统一中有着小摩擦，宗族具有依附性和自立性的多面性。
宗族以孝道为核心，但是众所周知，孝道的最高层级是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怎样才能做到呢？是事君的清、慎、勤，即为忠君而获得功名利禄，所以孝道的终极点是忠君。宗族的忠君在观念和实践方面主要是：
君恩胜过亲恩，应讲求忠君之道。草民与皇帝似乎是没有关系可言的，可是宗族的规训说出关系之所在。洪秀全的先世、广东嘉应州进士洪钟鸣作《原谱祖训续训》，专写“忠君”一条，他说“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
。把忠道、孝道的位置确定为前者重于后者，为人应先忠后孝，所以要做孝子顺孙，更应当先做良民百姓。湖南平江叶氏《家训》教导族人：“君也者，祖宗所赖以存身家，所赖以立子孙，所赖以生长陶成，而绵绵延延维持于勿替者也。”
说明宗族和家庭所以能够生存、延续，就是因为有国君，虽是草泽小民也应当尽忠。这一类的族规祖训，把忠道作为进行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让人感戴君恩，知恩图报。
草民尽忠主要是纳粮，不犯法，读书人不要议论官员和政事。宗族多懂得赋役是国家大典，纳粮是民分，如广东乳源余氏家规的“遵供赋役”条云：“任土作贡，朝廷大典；力役之征，国家常制。”
康熙间，河南道州周氏宗族的诸生拖欠钱粮，知府张大成将该族祖先、宋代大儒周敦颐的濂溪祠堂的神像枷锁三日，警告周氏族人完粮。
侮辱祖先，这种教训对于各个宗族是极为深刻的。宗族在关注完粮之外，教导族人守法。康熙时，南海霍春洲制订家训，讲到“农家三十六善”，第一条就是“畏王法”
。一些宗族为了不犯法，强调要懂得法律，为便于族人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特地将律条录入族谱中。铸私钱、私造官印、酿酒是违法行为，平江叶氏《宗约》警告族人，不可“铸造私钱”；“不可违禁烧熬，消耗谷米”；印信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因而“不可描摹印信，绐骗财物”
。对于读书人，尤其是有了秀才功名的年轻人，宗族更告诫他们不得议论政事和县官。直隶任丘边氏祖训有二禁，一为“不许谈朝廷政事”，二为“禁谈县父母得失”
，免得招祸。
宗族与政府互动，是尊君守法纳税，朝廷则以相关政策、制度允许宗族享有一些自主活动的权利，鼓励民间建设宗族及自我管理，保护宗族公有财产，令其协助官府实现一些制度和维持地方社会秩序。
鼓励民间进行宗族建设，即承认它的合法性。康熙帝“上谕十六条”第二条是“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就此作出解说，“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雍正帝所说的建祠堂、设族学、置义田、修家谱四事，其实这四项实物是宗族的实体，有了它们和祖坟，就标志血缘宗亲组成了宗族团体，不再是生物性的血缘家族，而是社会组织的祠堂。这四项恰是民间宗族所追求和实践的目标，民间宗族与朝廷如此合拍，形成互动关系。一些宗族宣讲和翻印“上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前面说到的华亭张氏义庄，雍正间侍郎张照在建立义庄奏折中声称，早年臣祖张淇，曾以己田一千亩作为义田，赡给族人，然恐义田不能经久保存，庆幸的是如今皇上颁布《圣谕广训》，号召“置义田以赡贫乏”，是以臣祖张淇“此举仰符圣主化民成俗之至意”，因而呈请政府保护宗族义田。
张氏义庄遂在政府立案，受到保护，是臣子与君父密切配合的产物，是典型事例。总之，宗族建立祠堂组织，管理内部事务，是政府政策允许的，是在朝廷号召下产生的合法团体。虽然当时不兴“团体”之名，而有其实。
政府支持宗族对族人的治理。政府让宗族拥有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政府法规，允许父祖、宗族将严重违反伦常成员扭送官厅，这是送审权。宗亲法是清朝法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有两点亟须注意，一是同罪异罚，宗亲间犯罪，为卑幼加刑，给尊长减刑；二是制定这种刑法的观念依据是伦理孝道，是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在判案过程中，要确认两造服制关系，因而需要宗族提供证明材料，族长往往携带族谱出庭作证，以便官方验证两造服制关系。与宗亲法相联系的存留养亲法、存留承祀法，也要宗族提供资料，证明两造家庭成员及年龄状况，以利官府判断是否减刑。一些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或协助官方执行，如立嗣案件，县官常常推给宗族调解。族人内部数量不大的财产纠纷，族人被开除出宗引起的案子，寡妇出卖故夫遗产案，有时政府也让宗族内部协调。政府让宗族参与立嗣案、寡妇财产案，实质是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
政府职官制度中一些规则需要宗族协助才能实现。官员的丁忧、起复、更名复姓、荫袭、封赠，都需要有族人的甘结，或族谱的证明，而对出继、兼祧、出继归宗的官员审核更加严格，愈加需要宗族的证明材料。
保护宗族公产。宗族建立义庄，或有大量的义田，主动向政府备案，政府遂在法律上给予保护，如果族人伙同他人盗卖、盗买义田，处以加重的刑罚，或流放，或枷号示众，同时旌表义庄的设立者。宗族的祀田，即使有成员犯了籍没重罪，也不在没收范围，予以保留，这是保护宗族公产另一项内容。
支持宗族对社区事务的管理。政府允许宗族与乡约共同管理社区事务，婺源理坑余氏村落建有申明亭，咸丰元年（1851）呈文徽州知府，请求批文悬挂申明亭，以强化当地社会秩序，获得批准。五十年后，余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合朱氏宗族为地方治安呈文徽州府，报告由候补同知余显谟及其族人中的补用知县、职员、贡生、生员、监生、耆民、乡约等三十二人，和乡约朱彝叙共三十三人具名，代表居住在五个村落、属于六个乡约的三个姓氏成员，反映太平天国兵燹之后，治安混乱，赌博成风，为挽救颓风，“邀集约内，重整旧章”，请求知府“钤印立案”，准予恢复乡约职能，亦得到批准。这一呈文表明，以绅耆为代表的宗族在本姓及他姓村落拥有乡约的管理权，为官府效力。
官民互动的一种政策性试验——实行族正制。在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在宗族制发达而社会治安状况不良地区实行族正制，后虽取消这一政策，然而有的地区时或实行。族正的产生，是宗族推荐人员，由政府确定。族正的职责和权力是：稽查宗族中的不良分子，施以教化，或交祠堂劝诫，情节严重的送官审究；监督宗族公共财产的管理；断理族人内部的经济纷争；调解本族人与外族人的纠纷；向政府报告族人孝悌节义的善行，为之请求旌表。族正介乎宗族、政府两者之间，以联络双方，成为沟通桥梁。族正是平民承担职役，是以乾隆间官修《皇朝文献通考》叙其事于《职役》
中。族正的官民配合产生法，表明族正制是政府、宗族协作的产物，反映政府与宗族双方密切结合的愿望。清朝实行族正制，直接插手宗族内部事务，是宗族制度的一项发明，不过未能坚持实行，成为政府一种实验性的政策。宗族本来是合法的，族长拥有对族人的教化权，政府实行族正制虽是为控制宗族，但无形中加大了对宗族制肯定的程度，使宗族进一步组织化，有益于宗族的凝聚与发展。
综合第四节和本节所叙述的，祠堂负责的族内外各项事务是：①管理宗族公共事务，维修祖坟、祠堂和组织祭祀，经营族产，编纂族谱，在条件具备时创办族学；②采取多种形式对族人进行教化，处理族内人际纠纷和惩治违犯族规者；③从事家族村落的建设和管理；④参与组织社区的信仰、文化娱乐活动，与政府系统的乡约保甲配合，组建社区的治安联防系统；⑤协助官府调处族人立嗣、财产纠纷案件，祠堂有义务提供实现职官制度和法律中所需要的证明材料；⑥祠堂具有官府赋予的送审权，以及实际上的教化权。如此多方面的自我管理，走出内部活动范畴，扩大到社区，得到官府赋予的一些权力，在官民之间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显示宗族力量和祠堂管理能力。归结起来，是宗族祠堂拥有教化权，具有自治团体的某种性能，无疑它是自治团体。
宗族的公共领域参与是官府认可的，允许的，它是按照政府的要求、愿望办事的：它笃信忠孝伦理是朝廷倡导的官方哲学；家法与国法基本上保持一致；在实践上祠堂督导族人移孝作忠，做守法与纳税良民，维护地区安宁，并以自教养，为官府分忧。这三点表明祠堂是依附于政府的群体。
为什么清朝对宗族爱护有加，令其享有教化权、公共领域管理的参与权，原因有三：①落实“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的方针、政策，必须有宗族的配合。②利用宗族治理民众和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弥补政权（基本上）不下县造成的缺位。③减少行政成本。总而言之，政府为其多项政策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宗族予以协助，故而主动及接受宗族请求赋予其某种自理权力，令其赋有“自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