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宗族首领的族长是怎样产生的，有何职能，它的权力有无制约的机制？
族长如何产生？在典型宗族制的周代实行大宗法时相对简单，大宗嫡长子承袭宗子地位。而在清代，大宗法早已废弃，虽然仍有人相信小宗法的二重性，认为小宗中的长房长子应为宗子，实际上这种宗子并不能主持宗族事务，至多只是一种象征，是以此法不能通行，普遍实行的是族长制，如同嘉道间江苏举人张履所说，“今俗专族长”，而宗子制不能实行。
族长既然不能由血缘房分地位来决定，就得有其产生的方法，人选也得具备相应的条件，否则就无法确定。
族长的产生，通常是实行遴选方法。在清朝人撰写的宗族文献里，讲到族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用“遴选”“选举”“举”“择”“推”等词语，从而得知清朝人使用“遴选”的方法产生族长及其助手。甘肃兰州颜氏宗族制订有选择族长的规则——《遴选家长规则四条》，定于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房旧家长以及老成并青衿与懂事之子弟，辰刻齐赴祠堂，公同商议。有合上条（指《遴选家长规则四条》）者举之……若遴选时，不言贤否，而背面讽议者罚；不到者罚。”
族人定期在祠堂集会，参与遴选族长，有资格出席的族人相当广泛，有各房房长、老年人、读书有功名者，以及已经懂事的青壮年，这是一大群人，应能反映众多族人对族长人选的意愿。故乾隆二年（1737年）颜穆如说他“谬为诸父昆弟委以族长，经纪家政，不敢不尽心勉副众望”。同治十三年（1874年），族众以颜勉斋“端严正直，才识练达，公举（为）族长”
。
族长系族众遴选、公举出来的，是委任他为宗族首领，不是血缘地位自然继承的。族长有任期，届时去留由族人决定，直隶东光马氏族规：“凡族长与诸办事者年终即各自请求告退，或去或留，族人自有公议。”
族长不称职，族人可以罢黜他。湖南湘乡匡氏《家规》：“倘户长有私，通族合议重罚；择房长中贤而有德者更立之，房长有私，通族合议，择本房中之才而有能者更立之。”
即经过通族合议，从房长中择立新族长，从族人中择立新房长。安徽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的祀产管理者，“必由公举，不得恋霸”
，是族长助手也是公举，不许谋求久任。看来，从东南的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平原、西北黄土高原的宗族多是采取遴选、公举的方式，产生自家的主事人——族长。遴选，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族长，在公举过程中，无疑族尊、绅衿起主导作用，但是众多族人的意愿也会被容纳进去。
前述兰州颜氏宗族的《敬拟遴选家长规则四条》，规定了出任族长的四项条件：“德才兼优老成练达，若矜才使气者不与焉”；“德长才短厚重自持，若轻浮佻达者不与焉”；“端严正直内外如一，若口是心非者不与焉”；“清廉宽慈小心谨慎，若刻责疏忽者不与焉”。
以德才兼优为上，清廉宽厚亦需具备，即使才有所短，而德高亦可考虑，但傲气、浮躁、刻薄、表里不一者，虽有才亦不能用。零陵龙氏《家规·慎族长》亦从正反两方面讲解族长应具备的条件：“族长之立，必择齿德兼优者以为之，庶足以胜任而无弊。盖优于齿则谙练多端，事无轻举；优于德则端方自处，品自超群，以正己者……尝见世之人不明礼义，妄司族间事务之权，溺于钱财，颠倒乡中是非之准，以一己之爱憎无定，致背公以忘私……凡我族人必慎简正直、明决、老成、可法者，以树族中坊表，或释疑难于庭内，或讲礼于祠堂，俾子孙久仰仪型，则族长之为益，岂有穷哉？”
龙氏要求合格的族长，集中在年龄和品德两方面。年长，经验丰富，处事明达，不致有误。有德，能正己而后能正人，因以礼律己、律人，乃能服人，令贤者振奋，愚者畏惧，宗族振兴；而贪图私利的族长不能用。综观族长的条件，以德劭、年尊、公正、才能为主，房分、辈分次之。虽有主次之别，然为有效办事，才能是绝不可少的选择要素，其实尊崇老年，也是因其阅历（即经验）与能力有同样价值。
宗族设置族长，赋予权威和责任，如浙江绍兴王氏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议定，“家长为一族之长上承继述，下殿贻谋”
。即族长应该带领子弟实现祖宗遗训，教导族人，谋求福祉。为此族人要尊敬族长，听从指令。直隶宁晋张氏要求族人对族长必须事事禀命，勿得率意妄行。凡婚丧等急事不拘朔望，竭诚请教族长，允准方行，不准则罢；如自己所见为是，异日再请教族长。
铜梁安居乡周氏尊重族长的规训：“合族之人，当谨遵族长约束，不得以分高凌之，以力众排之，以巧诈乱之。不遵者群起而公讯之，庶体统一严，家法肃而争端泯焉。”
族长所管的合族事务，以执掌祭祖最为重要，而繁杂的在于管理族人，行施教化。具体事项是：祭祀祖先，主持祠祭、墓祭，需要筹措经费，肃穆礼仪，举行族人相见礼和聚餐，若能样样做到、做好，反映宗族的自治力和族长的领导有方，均属不易；训导之务，族长平时以家法伦理教导族人，宣讲圣谕和祖宗人生格言，予人启迪，不生事端；调解族内外纠纷，排解细小争执，对有重大过失的族人，则绑送官府惩治；管理宗族公产，若经营不善，或被人盗蚀，关乎宗族的祭祀、兴建大事，所以是族长的重要职责；主持编修族谱，修谱是繁难的事情，需要一大笔经费，物色编纂人员，搜集资料，动员全体族人参与，族长以此为重任。
宗族既要维护族长权威，又要对其有所约束，族规、祖训是其行为准则，并要与族人合议相配合，始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族规、祖训是宗族的公约，有类于国家的法规制度，包括族长在内得人人遵守。山西离石于氏宗族在康熙间公议以城南祠堂为合族公所，“遇有族中大事商议者，俱群集此祠议行”
。江西浮梁郑氏祖训，族中所有之事，应认真公议，所谓“宗事于众，无小大俱集庙，从长公议”
。安徽绩溪邵氏原有族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议重订祠规”，形成《祠规合议》。其制作办法是“集族众将祠规公同核定，缮列粉牌，悬挂祠内，俾有遵循，用垂久远”，并立合议一样四纸，三门各存一纸，祠堂存一份，永远存照。
这些是将先人行事和共识，作为祖训、族约，与当时人的议事结果，作为“合议”——宗族合约，共同遵守。
族人会议是宗族生活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以“合族公议”“集众合议”“族众公约”“祠规合议”之说屡见于清人文献。宗族会议议论的是宗族重大事务，与族长主持的事务相同，集中在修祠堂、编族谱、营建祖坟、处断纠纷等方面。如江苏常州庄氏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合族公举”，建成始祖祠堂。
直隶丰润董氏宗族的祖坟房屋毁损，树木干枯，乾隆十八年（1753），族人为缅怀先泽，“公议一堂，皆有同心，各出资财共襄厥事（维修）”
。江西义宁陈氏多次修谱，光绪十八年（1892）冬祭之时，“合族父老云集，议将谱牒重修，询谋佥同，于是梓单传布，设局州祠”，至二十一年（1905）告竣。
光宣之际绍兴吴氏坟山争执，房长吴瑞经“邀族开祠公理”，对无礼一方，“经族众理斥，伊等理屈词穷，挽中情愿服礼”。为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情，经派内“公议”，情愿将是山永远禁止，遂订立“公禁坟山议约”
。
族人会议，族长、房长是当然参加者，一些族人亦可出席，与所议事务相关的族人更不可缺少。每房都有发言权，族长不能专断。会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只有族人会议同意，才便于族长推行。族人的与议族政，是实现权利，是为谋求切身利益，族长不得不考虑族人的意愿，否则难以实行。有祖训和族人合议，族长处理宗族事务，既有规可循，又不得任意行事。合不合族约，是族人判断族长行事是否合理、是否公正的标准，可以监督他，当他行为失当的时候，可以要求他改正。所以族人合议和祖训对族长的治理族政起着制约的作用，理论上说令其不能率性而为，不能为非作歹，破坏宗族，戕害族人，因为还有罢黜权力可以剔除他。
族长是族人遴选产生的，意味着宗族可以罢黜他，一些宗族的规训对此有明确的条文。对为人不端、办事严重不公的族长，宗族会施行处罚，以至撤换。前面说过湘乡匡氏的规定，乾隆间直隶交河李氏、东光马氏、丰润毕氏等族规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规则。交河李氏对于不肖族长，“行止有愧，触犯规条，合族齐集公讨其罪，如稍有改悔，聊示薄惩以警其后，不然则削去族长名字，永远不许再立”
。东光马氏祠堂规约：“族长并诸办事者务要秉公，如有不公处，无论尊卑长幼皆得指摘，倘有大不公处，从众另立一人。”
丰润毕氏《家规》“举族长”条，要求宅长、族副、族察在剖断族人纷争中不得徇私偏护，倒置是非，更不得欺软怕硬，“违者众共更置之”
。族长的不肖，主要是犯法，贪占族中公产，处事不公，迫害族人，破坏族规，尤其严重的体罚甚至致死族人。族长，一族之长，不能公平对待族人，是为宗族所不能容忍，乃至采取退黜的强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