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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清朝人在内的传统社会的人们基本上没有团体生活，有之则多在宗族之内，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换句话说，清朝人普遍地生活在宗族团体里面，宗族生活伴随他们走过人生。
清朝人的宗族团体的组成，血缘亲情是先决条件，聚族而居是其形成的便利因素，人们虔诚的祖先崇拜观念成为宗族建设团体的思想基础，于是建立崇拜祖先与象征宗族团体存在的祠堂。祠堂几乎遍及各直省的乡村，尤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拥有众多成员。
清代乡村居民普遍聚族而居，城市是“五方杂处”之地，制约了家族的集中居住形式，然而也颇有聚居者，表明这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
同时期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称，“粤民多聚族而居，各建宗祠”
。嘉道间江苏吴江举人张海珊撰文《聚民论》，谓“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
。综合上述各家之说，可知宗族聚居出现在各个直省，以至出现聚居者多达数百家、上万家的状况。
血族亲人生活在一个村落、一条街道，朝夕相处，有着建立宗亲团体的便利条件，若与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相结合，就会建立自己的团体。
祖先崇拜是将祖宗视作英雄、恩人加以礼敬，认为祖先是生命之源，给后人创造生存环境、生产资源、人际关系资源，所以对祖先感恩戴德；人们又笃信神鬼之说，若对祖宗不敬，害怕祖先不再保佑，将有灾祸降临。有这敬、畏两种心理，形成崇拜祖先情结，表现形式是在丧葬和祭祀两个方面。丧葬，是从长远着想妥善安置先人遗体；祭祀，是永远怀念祖先的表达形式。古代社会流传人有“三魂七魄”（或“三魂六魄”）之说，这“魂”（灵魂）导致宗族的祠堂兴建，“魄”（体魄）则引发祖茔的修筑。康熙朝吏部尚书、河南商丘人宋荦在《祖茔祭田碑纪》中写道：“神依于主（木主），体魄藏于墓。”
湖南零陵龙氏《家规》亦云：“祠乃祖宗神灵所依，墓乃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宗不得见，见所依、所藏之处即如见祖宗焉。”
宋氏、龙氏一致认为，祠堂和坟墓具有不同的功能：祠堂供奉的神主为祖灵所依凭，祖墓埋葬的祖宗遗体是体魄依归之所。祠堂、祖坟使得灵魂与体魄各有所依附，祠与墓的建设是子孙对先人孝道的体现。可见在清朝人的观念中，祖坟、祠堂二者并存、并重，缺一不可。重视祖坟，必须讲求坟山的选择，茔地的修建、维护，清明和祖先忌日的祭扫；重视祠祭，就需要祠堂的营建和祠祭。
清朝人建设祖茔的情形这里从略，单讲对祠堂的建造。先看一些个案，人们是怎样竭力经营的。直隶交河李氏原来建有宗祠，乾隆二十六年（1761）被水冲塌，地基亦损坏，嘉庆九年（1804）春，十一世族人名杰将空宅捐为公所，十一世文亮、十二世培元，亦将宅基捐出一弓，作为建造祠堂的基地，但是地亩仍嫌狭窄。于是公议将一条公共巷道拿出一弓，合成建祠地基，动工兴建，另成新祠。
安徽绩溪高氏历时百数十年建成规模恢宏的宗祠：明季建造后室寝堂，康熙年间建成前堂享堂及两庑，与事族人一百七十一人，雍正间扩建中堂五大间，以适应支分派别、人数愈繁的需要。然大门左右之地尚属他姓，及至购置，又因与外族结讼经年，无从营造，等到官司结束，复议接造门楼，于嘉庆间建成。其间，居住在城乡的各支派均参与出力。
陕西郃阳马氏于清代三建宗祠，其中为举族所共有、经始最早的是“家佛堂”，至咸丰间，族人深感庙貌倾颓，基址狭隘，每值春祀秋尝，与祭者不能容纳，决计重修，添建主房三楹，以原来三间主房作献庭，屋宇改观，规模扩大，于十年（1860）告成，这是马氏之祖祠；另有“报本堂”，为新二房一支之宗祠，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衍绪堂”，建于道光三十年，祠堂前后院共一亩一分六厘五毫，祠内后院为读书地。
前引陈宏谋聚族而居之文，他同时指出“族皆有祠”，即聚居的宗族都建有祠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说法，且看记载之多：江西人、雍乾时侍郎李绂谓其家乡“聚族而居，族必有祠”
。光绪二十四年（1898）拔贡刘忠英在《霸州胡氏家祠记》中写道：“余观畿辅世家大族，祠宇相望。”
广东咸丰间《顺德县志》谓该地人“以祠堂为重，大族祠至二三十区”
。编纂《国朝先正事略》的李元度建设家庙时云：“今祠堂遍天下矣！”
聚族而居者往往建有宗祠，聚族而居遍布于各直省，祠堂也是各省皆有，谓为“遍天下”当是事实，并非虚语。
祠堂，由于祭祀对象的不同，区分为总祠（宗祠）、支祠、分祠和专祠（专门供奉、祭祀某个对本宗族有特殊贡献的先人）。祠堂的基本结构为宗祠—支祠—分祠。
前面说到宗族建构享堂、寝堂，是为置放祖宗神主和举行祭典，不言而喻祠堂是祭祀祖先场所，诚如清初大儒、直隶容城人孙奇逢所言：“我等聚族而处，佳辰令节，生忌朔望，得来祠堂瞻礼，是祖父之魂气常在也，儿孙之诚敬常存也。”
可知祠堂是祭祖的神圣之地，这是祠堂的祭祀功能。
祠堂还被用作宗族的代称，就是将祠堂与宗族视作同一事务。宗族始迁祖、老祖宗的祖坟和祠堂的营建是族中公众的事情，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应是家族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共同意愿和努力的产物。那么统一行动之前和建设过程，应有众人口头的或文字的协议，应有倡议者、组织者；再说，祖坟、祠堂不只是兴建，竣工之后的保护、维修，以及举行祭礼，还需要组织者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家族要有管理人员，形成“组织机构”。此外聚居的家族，尤其是成百、成千户的族人村落，公共事务需要相应的社会机构来维系，来协调、处理家族内部房支之间、族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与本地区其他家族的关系，以便族人村落的生产、生活、文娱各方面的有序进行。凡此种种，具有血缘亲情的各个家庭，在祖宗的旗帜下组成宗族团体，既管理本宗族事务，也与本地区的其他宗族协调地方事务，维持生活的正常进行。宗族团体遂应运而生，但是为什么用“祠堂”来表示呢？清朝人并没有“社会团体”的概念，有的则是血缘家族观念，然而家族成员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是由祠堂组织起来的。清初理学家浙江桐乡人张履祥在《家堂》文中说：“今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于建祠堂。”
收族，是将涣散的族人联为一体，成为宗族团体。后人遂将祠堂用作宗族的代称，又由于祠堂实行族长制，人们又有“祠堂族长制”之说。
清代民众选择了宗族组织，参加它的活动，这是事实，后人需要正视这一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