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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清朝政府没有自治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明确宣布给予宗族自治权，不过在政府的多项政策中、在行政的某些实践中，命令宗族参与执行，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下述各项法规及宗族的参与，可视作国家、宗族之间范围内宗族所享有的自治权。
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宗亲法是清朝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要弄清两造的宗亲关系，乃至涉案人员、犯人的父祖与子孙状况，而这类情节，就需要由宗族提供材料，作为佐证。政府法定，允许父祖、宗族将情节严重的不孝子孙扭送官厅，审理判罪，这是宗族的送审权。宗亲法对两造的判刑，要根据他们之间的服制关系来定，子孙、卑幼伤害父祖、尊长，应比平人加重量刑，而尊长伤害卑幼则照常人处断。两造服制关系的明确，需要靠宗族提供证明材料。所有这类案件，族长往往出庭作证，并且携带族谱，验证两造的服制关系。政府法令中有存留养亲、存留承祀条文，即犯有死罪的罪人，若其祖父母、父母年逾七十，或寡母守节超过二十五年，家中别无次丁，可以考虑为其减刑，以便养活老亲，或保持家庭的传承，不致断绝香烟，谁去证明犯人家庭的这种情形，政府认定宗族有此资格。有的案子审定之后，交由宗族去执行，如宗族祭田的轮种或招佃，继承案中的重新确立嗣子，常常交给宗族商定，县官不再过问。
职官制度中一些内容的实行，需要宗族的协助。官员的丁忧、起复、更名复姓、荫袭、封赠，都需要有族人的甘结，或族谱的证明，而对出继、兼祧、出继归宗的官员审核更加严格，愈加需要宗族的证明材料。
比较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立嗣法，原则是先应继，后爱继。立嗣中发生的案件，县官常常推给宗族解决，如若不能平服两造，再由官方审断。族人内部数量不大的财产纠纷，族人被开除出宗引起的案子，有时政府也让宗族内部协调，以减少案件。
赋予宗族行使家法处死族人的不完整的司法权。清朝政府一度规定，宗族因为公愤，将不肖子孙用家法致死，若其人罪应死者，致死他的为首分子按擅杀罪处以杖刑，而不必偿命；其罪不应至死的，擅杀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亦是免其抵偿。这是给予宗族一定的杀人权，客观上强化宗族的自治权。
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寡妇对于故夫的遗产，不能私自处置，倘若变动其所有权——出卖、转让，必须通过家族，得到族人的认可才能实现，如果违反的话，引起官司，官府会站在宗族一方，宣布买卖的无效，本应对肇事人寡妇治罪，惟因其系妇女无知，免予处罚。
保护宗族公产。宗族建立义庄或大量的义田，向政府备案，政府遂在法律上给予保护，如果族人伙同他人盗卖、盗买义田，处以加重的刑罚，或流放，或枷号示众，或交由宗族依族法议责，同时旌表义庄的设立者。正是政府的鲜明支持态度，宗族对义产的经营管理有了法令的保障，促成义产的相对稳定性。
政府一度实行的族正制反映政府与宗族双方密切结合的愿望。族正的产生办法是，宗族荐举合适人员，由政府指定，故而它是政府、宗族协作的产物。族正是职役，与政府最基层的保甲、乡约成员类同。它的职责和权力是：稽查宗族中的不良分子，施以教化，或交祠堂劝诫，情节严重的送官审究；断理族人内部的经济纠纷；调解本族人与外族人的纠纷；向政府报告族人孝悌节义的善行，为之请求旌表，监督宗族公产收入的使用。政府的本意是让族正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协调宗族与政府的关系。可是不良族正凭借官府、宗族双方的力量，恣意妄行，把持一方，有一点世袭土司的味道，为政府所不允许，予以取消。族正制是政府的一种试验，以此调节与宗族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是政府试验的失败。不过它反映了政府与宗族进一步密切结合的意愿。
上述各项内容令人产生两个想法：一是政府主动给予宗族的自治性权利，司法中的送审权、参与权、协助权，宗族对族人的某种处决权，宗族的立嗣权和干预族人财产处理权，官员丁忧、起复、更名复姓中宗族的证明权，族正的某种中介作用，政府的保护宗族公有财产，所有这一切均是政府赋予的、认可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宗族自治性的表态。二是上述事务的参与，是宗族走出内部活动范畴，到外部去，在官民之间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显示其力量和管理能力，应当说这是其自治性的不可忽视的表现。
现在我们要提出问题，在君主专制时代，政府为什么给予宗族民众某种自理权？笔者以为它是基于下述四个方面的考虑：
（1）落实“移孝作忠”的方针、政策所必需。职官制度中官员的丁忧、更名复姓、世职制、封赠制，法律制度中的宗亲法、存留养亲、存留承祀等政策的实现，如若没有宗族的配合是不可能的。
（2）利用乡绅治理民众，以改善政权与民间的隔阂，这是又一种必需。清朝政府深知，对民间的治理，在政权系统之外，需要借助绅衿的力量。绅衿与民众发生直接的关系，族人乐于或因畏惧而听从绅衿的指挥，对他们的服从，尤甚于官府，所谓“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可是绅衿是遵从官府的，效忠皇上的，以此可以利用绅衿为中介，令其教化民众，服从官府，也即所谓“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绅衿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宗族，是宗族的主持人和代表。政府假手于他们，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给予宗族的自理权，换句话说是给绅衿的，是让他们协助政府治理宗族民众。
（3）减少官府一些繁杂事务的麻烦和行政成本，也使得政府利用宗族成为必需。政府系统的基层在州县，县以下有巡检司，职司在军事、治安方面不理民政，州县之下的行政系统是都图、保甲、乡约，协助政府收税和维持治安，可是这些机构的人员均非正式职官，没有俸禄，具有职役性质。因此州县的事务相当庞杂和繁忙，而其主要的职责是保证税收和稳定社会秩序，官员为了集中精力从事要务，于是把民间细小纠纷的解决交给宗族代劳，以减少麻烦和行政压力，以及行政开支。
（4）地方政府借用宗族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前述政府基层在州县，由此可知政府的治民，并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因而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为此觅求补助办法。所以明定都图、保甲、乡约制度，并将它们纳入政府体制，而民间因为血缘关系自发组织的、客观存在的宗族，正可以利用，使其帮助政府，教忠教孝，督促其民众完纳钱粮和遵纪守法，因之给它一些自理权，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行的。
总而言之，政府为其多项政策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宗族予以协助，故而赋予某种自理权利，令其赋有我们所说的宗族“自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