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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自治性体现在宗族事务内部的管理和参与外部事务两大方面。宗族管理的内部事务主要内容是：
登记族人户口。宗族为明了其成员状况，设立“纪年簿”之类的簿籍，登记所有的族人。组织严密的宗族规定，对于新生儿，出生三天或者满月，必须报告族长，依据宗族的辈分字序（派语、辈字）命名，登录在册，并备香烛告祭宗祠。这样的登记，使得宗族能够将族人编制起来，为内部管理之基础，以便开展活动，如作为祭祀祖先、编修族谱、发放救济的依据。
组织祭祖活动。祭祀是宗族最重要的、最严肃的事情。为了祭祖，有条件的宗族建造祠堂，以置放先人木主，同时制定一整套的祭祀规则，包括木主安放、祭祀仪式、祭器祭品、出席人员、纠察设置、祭后议事、会食馂余、祭祠费用，以及无故缺席或与祭不敬的惩罚。祭祀种类繁多，祠祭之外，是清明的扫墓，以及其他忌日、节日的祭祀。这样繁杂的祭祖，在成百上千人的宗族，若全部祭祀过程中肃穆有序地进行，不出纰漏，诚属不易。这必须是组织力量强，宗族管理人员有权威才能做到。
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行家法。宗族制定族规、家训，作为族人行事的规矩和阐述做人的道理。规范很严密，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职业的选择，四民之外的行当不准介入；婚姻不得失类，良贱不能通婚；纲常伦纪的遵守，违反伦常甚至是处死、告官送审的重事；族人间的纠纷首先由祠堂处理，不许擅自告官；参与宗族活动，如祭祀、宣讲等；信仰、娱乐活动的选择，不得有悖伦理；族人不得做伤天害理及违法的事。对行为失范的族人制定成套的处分办法，有体罚，即打板子、罚跪；有罚款，或交纳银两，或摆酒席赔罪；有精神惩罚，即记过，捆绑在祠堂门前示众；有开除出宗，不许进祠堂上家谱；处死，即执行家法，打死、活埋、沉潭；以宗族的名义将为非作歹的族人送官究治。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族都有权力来管辖，并付诸行动，予以实现。
管理宗族义产和发放救济。多数宗族有少量的祭祀产业——祀田，有的宗族拥有较多的、甚至大量的田产，具有多种用途：祭田的出产用作祭祀；义庄田，赈济贫苦族人；书田，宗族学塾的经费之所恃。宗族公产有特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如义庄设有庄正、庄副，负责收租、保管、出纳。发放粮物，应凭借族人登记簿，依据族人经济状况的调查，确定发给的粮食数量。此外，管理人还要根据年成收入，调整当年发放数目。宗族的公产收入，还有祠堂管理费用一项。维护祠产，不许族人盗卖、佃户侵蚀、豪强侵占。诸如此类，管理祠堂公产是一项复杂、繁难的事情。
组织族谱的编修。清朝人常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谱是宗族活动的记录，是宗族的历史，也是宗族文化的载体，修谱就成为宗族的必有活动项目，一种努力目标，所谓“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一些宗族规定十年一小修，二十年一大修，或三十年一修。修谱会遇到一系列的必须克服的难题：要筹措经费；要有撰写的人才；族人要心齐，乐于出份子钱；外迁族人资料之获取；要不要联宗修谱；凡例如何确定，这不是个人的事，必须议而后定。修谱是宗族的一项大建设，乘这个时机，宗族常常增订族规祖训，收入谱牒。修谱是文化工程，是财力的显示，是人心的体现，是实行自我教育。宗族修谱，最能反映它的凝聚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上面说的是汉人族谱，满人的族谱还另有功能，即满人出仕、承袭的凭证。
组织宣讲及其内容。祠堂以维护纲常伦纪为使命，特别看重对族人的思想教育，“宣讲”就是一种手段和仪式。有的宗族特地设立讲正、讲副，专司宣讲事务。宣讲有定期，频繁的定为初一、十五，一般的是在祭祖之后。宣讲的内容是皇家的《圣谕广训》，每次讲解一条，十六次讲毕。为了达到宣讲的效果，让众人懂得皇帝的教导，有的宗族摘录其中特别结合农村实际的内容，刊刻在族谱上，以便族人阅览遵循，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许多清代修纂的族谱上看到《圣谕广训》的原因。宣讲还有其他的内容，如讲圣贤语录，注重在伦常方面的内容；再或者讲解家训，也是重在做人的教育，即在家做孝子，对皇家做顺民，按期完粮，遵守国法。
宗族对其内部的管理，其实质，可以用顾炎武说的“教化权”和魏源说的“自教养”来概括。宗族进行的祭祖、修谱、登记人口活动，令族人的宗族意识根深蒂固，大大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从而使得宗族有了施行教化权、自教养的牢固的意识前提，令族人可以接受。宗族活动中，挚爱国君为主题的宣讲，崇拜祖宗为内容的祭祀，钳制和处置族人各种行为的族约宗规，都是在进行教化，也无一不是在行使教化权。至于宗族义产的救助，不就是自行养育吗！然而亦是贯彻教化精神，寓奖惩于周济之中，不率教的子弟，不但不能领救济物品，丧葬费用，上义塾领膏火费，还要受到惩戒，所以赡养也是控制族人的一种手段。宗族自教养，就是在其内部行施教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