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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族特别制定宗规、族约、家训、家诫，有的在修纂族谱时，制订条例，这些训诫，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对家庭、宗族、亲友、君主的态度，成为全面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是人伦规范，制订者尤其强调它的实践性——希望族人认真实行。而所讲的纲常名教，核心是讲究对长上的孝道，对君主的忠道，集中地体现国法中以孝治天下精神，反映孝道与忠道的内在联系及其一致性。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为什么要有族规、家训，江苏武进城南张氏讲到订立的原因：“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纪纲不立天下不平矣，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
所谓“家训不设家人不齐”，即族人要对宗族取得共识，能够众志成城，依靠家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族人才能接受族长的治理，宗族才能团结，成为牢不可破的群体和望族。张氏是从正面讲道理，而浙江山阴柯桥杨氏则从正反两面来讲同样的道理：“自古教国必先教家，故能不出家而教成于国，诚由平时父诏兄勉，有以启其为善之心，而杜其从恶之念也。盖一家之内，贤愚不齐，若非尊长时切提撕，愚者既茫然而无所适，贤者亦因循怠忽，渐即寝弛。遂至目染耳濡，习与性成，礼义廉耻之心灭，孝友睦姻之俗坏，为人伦患，为世道忧，关系匪轻。此家训之不可不亟讲也。”
山东即墨杨氏认为，对普通人必须加强伦理教育，所以致意于家训的制定，所谓：“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下品之人虽教亦不善。品之最上最下者寡，而中人常多。教则成，不教则败，是故教不可以已也。”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修身、齐家是做人的根基，然后才会治国、平天下。宗族规范做人准则，从家庭、家族做起。所以这种整齐思想的族规的制定是完全必要的。
族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范围广阔，包含伦理、职业、理财、婚姻、交友、处下、娱乐诸方面。
孝父母。康熙时县令、山东即墨杨玠撰拟的《家训》：“孝于亲，忠于君，友于兄弟，义于乡党。立志希圣贤，学文追古昔，此其大者。”将孝亲置放于人伦总纲的首列地位。至于如何孝亲，他的族人云：“人子于父母，所谓昊天罔极，只是随分尽职。士则读书，农则力田，百工则执技业。先得父母心安，再尽孝道。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乃孝子极致。父母之前，不可有愁苦之容、悲叹之声。孝乃庸行，却是一生做不完的事。宁死不伤亲心，所以为恭。今人往往以小事伤其亲心而不恤，岂非名教罪人乎！”又云：“人子孝，当及时。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一念及此，能不儆省乎！”
可见杨氏家族的孝，首先是自身有个正常的职业，能使父母安心；其次是为人做事力求稳妥，因为他关乎父母荣辱，就应做良善的事情，要让父母因子孙的善行得到好名声，即做扬名后世、振兴家声的事情；再次是永远不让父母伤心；最后是尽孝应一辈子坚持，要及时进行，不可等待，孝事既然是庸行，不要考虑任何事情，做子孙都要始终孝顺父祖。江西宜黄谢氏因养育之恩讲孝顺原因：“夫人生于来，三年乳哺，万状劬劳，恩深罔极，塞天横地，为人子者综甘旨奉养，和颜悦色，昏定晨省，犹恐难酬于万一，矧敢忘生我育我之恩于膜外乎。嗣后子侄急宜猛醒。”
湖南平江叶氏家训，将孝顺父母区分出三种情况，一是儿子不仅奉养双亲，更能体察父母之情，加以满足，同时本人声名好，不辱父母教诲；二是从事士农本业，生活上能够赡养老亲；三是充当工匠、商贾的人，尚能做到省吃俭用以养活老人。
综合各个宗族的家训，将遵行孝道视为做人的根本，是关于敬天地神明与远离鬼魅的大事，并将孝亲区分为三个层次，即普通的孝子，能够赡养老人，做到衣食无缺；良好的孝子，不仅生活上关照无缺，还要做到父母所未曾想到的、不要求的事情，让他们心情舒畅，大喜过望；大孝子，在孝养之外，为人尽忠于朝廷和对社会有善举，能够扬名显亲于世。
睦宗族。前面说到即墨杨氏将睦族与孝亲同时表达出来，广东嘉应州洪氏家族亦复如此，祖训第一条讲述孝亲与睦族：“一谕族人，子必孝亲，弟必敬兄，幼必顺长，卑必承尊，处宗族以和恭为先，处乡党以忠厚为本，凡我族人，尚其勉诸。”第七条“睦族乡”，复申睦族之道：“宗族于我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无亲疏也。”
绍兴吴氏族训讲到睦族及其原因：“宗族者，吾祖宗一体之分也。于服制固有亲疏，于祖宗实为同气。故睦族之道，贫乏相赒，患难相恤，疾病相扶，事业相劝，过失相戒，财产相让，酒食相与，能如是则宗族之恩谊实笃，而祖宗之灵爽亦安矣。”
江西清江县杨氏讲求“敦族谊”：“水源木本，百世犹亲，虽富贵贫贱不同，而一脉之传堪念，故患难必相扶持，颠危务加怜恤，即有睚眦小嫌，经尊长处断，正宜冰解，若以大凌小，以贵欺贱，以富虐贫，以强暴弱，以众残寡，以卑抗尊，构衅成仇，大伤祖志，此风胡可训哉。”
洪氏、吴氏、杨氏不约而同地运用“一本观”论述族人的共同根源，即一个宗族的人，不论有多少世代，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人，就不应当有亲疏厚薄之分，为此强调族人间的有无相助，宣扬家族共财观念。
感戴君恩。嘉庆元年（1796），嘉应州进士洪钟鸣为家族撰拟家训《读训》，第一条是忠君：“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生当圣明省刑薄敛，敬先尊贤，永享太平，其敢忘诸！”
认为生活在人世，特别是在太平盛世，是因皇帝宵衣旰食的治理所致，应当感谢皇上恩德，尽忠皇上。平江叶氏祖训：“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君也者，祖宗所赖以存身家、所赖以立子孙、所赖以生长陶成而绵绵延延维持于勿替者也。世徒见身在草茅，业安耕凿，若无所谓臣，无可为忠，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必搢笏垂绅也。即此食旧德、服先畴，凡隶版图，悉归统属，皆所谓臣矣。不必鞠躬尽瘁也，但使安家室、训子弟、早完程课、不犯律条，亦可为忠矣。况自先世以来，久享太平之福，使吾侪得有今日，何莫非受用不穷、所当图报者哉！伏读圣谕广训十有六条，纲举目张，言言切至，何一非生民日用之资。今欲一道同风，宜于岁时会合，集族中父老子弟当堂听讲，而又恭录其尤关于宗族最为切近而易行者。每门刊布几条，使之家谕户晓，相与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是亦同文不倍遵道无偏之意也，愿与吾族勉之。”
理喻族人不要以为平民百姓与皇帝没有关系，能够安居乐业就是皇帝赐予的，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江苏武进高氏《家训》亦就平民百姓与皇帝的关系进一步地说：皇帝对天下臣民都有恩，一个小民能种田，有居处，安居乐业，就是因为皇帝“宵旰忧劳，为之兴利备患”，否则怎能享太平之福。
基于同样的理解，江西清江徐氏《宗训》说：“食毛践土，福享太平，黎民尤当尽乎忠顺。”
完纳钱粮。清江徐氏“谨遵国法”家训云：“田畴赋税，国家岁有常供，务须及早完纳，以报君恩，方见遵王守法之实意。凡我族人，宜凛此为首训。”又说“天下之治，治于王法，人能循理奉法，遵王道路，则可以寡一生之过而优游于化日之中”
。清江聂氏“完国课”的宗训：“维正之供，朝廷之常法，以下贡上，小民之输将。古语云：国课早完鸡犬静，衙门不到梦魂安。我等族内凡有钱漕，各宜及时早完，免致追呼滋扰。愿世世子孙无欠官粮也。”
临淦黄氏订立“早输纳以免差扰”的族规，原因是：“粮为国课所系，微论绅衿士庶皆当早纳，无待追呼，诚能依限输将，俯仰无累，妻孥宴然。倘有违缓，胥役叩门，多方需索无名之费，或反浮于应纳数目，甚至捶楚日加，仍不能为宽贷，与其去钱受刑而完之于后，曷若守法良民而完之于先为愈也。”
江苏武进胡氏家训讲“赋税宜依期完纳，差徭合依理承认”
。归纳家训讲述按期限完纳赋税及其原因，可以看到四个方面：①人人都应纳税，平民、士绅均包括在内；②要按期及时完纳，不可让差役追比，受刑辱祖，而完粮之后，可以安心地过生活，如此才是守法良民；③纳粮当差是天理国法所应当承担的，是感戴天恩的表现；④完粮是守法行为，如此才是顺民、良民。说到底，赋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纳税是尽忠的表现，是对国家的支持，是所有农民应尽的义务。
遵守法令。完粮是守法，遵守法律、政令也是守法的基本内容。许多族谱登载政府的有关法律条文，如《丧服之制》《本宗九族图》《三父八母服制之图》《律例歌》等。这些律文的载入，是让族人懂得法律，遵守法律。此外，许多宗族郑重其事地制定其他守法的家规，尤其关注禁赌与防盗。清江杨氏家规“遵功令”，即是关于禁赌、禁盗的事：“赌博上干法纪，奸邪冒触王章，然由赌入盗往往皆然，须防闲惩创，斯为良善，若因赌丧家，流入匪类，一投宪纲，有玷家声。”
湖南益阳熊氏家规“戒赌博”：“吾见有以赌博开场者，利以诱之，食以啖之，女色以煽炽之，此所谓迷魂阵也。世人误入其途，废时旷业，败家荡产。一经发觉，亏体辱亲，为害不浅。近今更可耻者，男女混入，一场交头蹑足，不独体统无存，而淫盗之门亦自此而开也。愿我子孙永以为戒。”
康雍乾之世，文字狱盛行，宗族修谱，特加留意，以免犯罪，临淦黄氏为此立出专门条规：旧谱有的文字，在当今犯禁，故行删削，所谓“阙旧文以遵功令”：“吾族谱年远，文翰参差，字面不无违碍，已奉各宪明示，不许记载，故今谱以新修序为首，前代旧序行谊一概不镌。”
出仕守则。族规对外出做官的人有特殊的规范，主要是：尽职守，竭诚办公；不贪赃枉法，保持身家；有担待，为君分忧，而不得诿过于皇上。即墨杨氏，在清代修谱，特设“仕宦事君之道”的祖训，举出明代祖先做官之道，尊奉传承。如嘉靖朝“太原公”曰：“居官尽职，只宜图报，不可望报。”万历朝“沛令公”曰：“做官为名宦乡贤，为以清白为第一义。”“云和公”曰：“官府莅事，民呼曰爷。爷者，人呼父之称。要思父之于子，其保护爱惜如何笃挚，我果可以不愧其名耶？日日警省，自不敢不处官事如家事。”所谓只宜图报，是说做官的唯一目的，是报皇上的委任之恩，实心实意替皇上办事，扶绥黎民。所谓清白，就是为官清廉，不做贪赃枉法的事。所谓官被民尊为爷，就要为民作主，爱护百姓。
杨氏基于这种认识，于是规定：①忠君与对君主负责：“事君要存得一点真实忠爱之心。不尔，即声誉赫然，不过功名之士。况名者，鬼神所忌。有名无实，自古及今，鲜有不败者，可畏也。”“事君要有担当。关系大，故以身任之。若左瞻右顾，如何办得天下事。”这儿特别讲“担当”，不要“好名”，意思是上头有不对的地方，自家承担下来，不要让人感到皇上有错，那就罪过了。担当的另一层意思是勇于任事，不可瞻前顾后、畏缩不前。②廉洁奉公，不可贪赃：“贪墨是居官首戒。”显亲扬名是做官的一个目标，但是“贪墨残忍，上挂弹章，下致诅咒，是未能显亲，先辱其亲矣。身没之后，何以见祖父于地下”，而且“身死名污，子孙至为羞称”。③做官应进退有度，不得朋比结党：“大臣事君，第一要远权势，绝夤缘，去朋比。君子难进而易退，禄位之场不可久恋，功名之地不可久居……贪进无厌，即是廉耻道丧，非君子之节。”
宣讲“圣谕”、《圣谕广训》。宗族集会，族尊宣讲族规家训，儒家伦理，尤其是康熙皇帝的“圣谕”和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以便族人明白做人的道理，遵照行事。为此，有的宗族在族谱刊刻《圣谕广训》，以便利学习。有的宗族为郑重其事，特设宣讲人员（讲正、讲副），专司其职。在宣讲中，宗族告诫族人不得有不良行为，不得与不良分子交往，遇到不良分子应报告县官。所以宣讲族规及圣谕，是对族人的思想教育，同时是思想控制，而对维护地方治安有利。
历代相承，我国民间普遍有着畏讼心态，
民谚说到家庭残败原因是：“一场人命三把火”，“人命”就是指命案，一打官司，家就败亡了，哪里还敢轻易打官司呢？
宗族禁止族人告状的宗规，在族谱中屡见不鲜，可以说比比皆是。江西徐氏戒词讼：“天下词讼之结，多起于争，一忿未惩，而相与斗狠不已，致鸣于官，纠缠日久，奔走道路，匍匐公庭，辱身荡家，往往致贻后悔。族间稍有不平之事，念属同宗，经报尊长，无不可以劝释，至乡邻外侮，亦须酌量事势，不得任一时之气，致两造之穷。语云：讼则终凶。是诚居家之切诫也。”
告诫族人打官司败家受辱之害，还是听从族尊劝诫为好。清江杨氏讲求“息争讼”：“匍匐公庭，原非美事，倘万难获已，不得不鸣之官，若口角细务，须听人排释，如欲终讼，恐贻凶占，至于好勇斗狠，尤非善类，更宜禁阻。”
益阳熊氏：“讼者，至危之事也。人非有大不得已之事，切莫与人构讼。若以好讼为能，破家所由起也。夫被人之凌辱，不讼止受气于一人，既讼则受辱于人人。仇人之刁唆，光棍之把持，干证之翻覆，讼师之刁难，差人之需索，经承之舞弊，贪官之鱼肉，清官之误断，皆不免焉。与其只受一人之凌辱者，大相悬矣。兼之本业抛荒、精神凋敝、举家惊怖，种种弊端不一，有识者宜慎之。”
宗族在禁讼同时，教导族人和睦处世：“排难解纷，吾人居心之要道。邻里乡党，总宜和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自古井田之法所以有百姓亲睦之风焉。易曰：讼则终凶。愿世世子孙无罹法网也。”
总之，宗族认为族人打官司，不论胜负，都与己无益，也有损于宗族的形象，因而规定一般性纠纷不得告官，而应到祠堂，由族尊召集两造来排解，即“在祖宗神位前论曲折，剖是非”。处理原则是“以尊卑定顺逆，以曲折定是非”
。这就同国家的宗亲法一样，实行“同罪异罚”，维护尊长、压抑卑幼。既然论是非，就不得因人的地位而有袒护——“殷实富豪者为之左袒，贫穷疏阔者为之右袒”
。如若违反宗族的这类规范，就要处以家法，具体规则是：原告，即使有理，也要首先处罚他——惩治不先到祠堂理论、迳直告官的错误。如武进王氏处分这样的族人，在祖宗神位前罚跪，办酒席一桌赔礼；
如果被告藐视祠堂权威，不到祠堂听从调解，祠堂先惩治他抗拒之罪，然后再判定是非；两造都愿意上衙门，则处分双方；倘若卑幼到官府告尊长，处罚更重；判断是非，处以家法，不服制裁，送官究治，情节严重，削除宗籍。不许告官，是细微的民事纠纷，是在国法允许范围内的事情，政府所以允准，也是为减少行政成本。
既然不许告官，宗族必然有其处治族人办法，遂有相应的族规。其惩处的规则，包括肉体的、经济的、精神的、人格的各方面：体罚、打板子、罚跪；罚钱，经济制裁的一种；罚宴席，赔礼道歉，兼其经济与精神两种惩罚；记过，精神惩罚的一种；捆绑示众，人格惩治；开除出宗，不许进祠堂，不许上谱；送官究治；打死、活埋、投江、沉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