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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击朋党、变更官制、强化皇权 |
清世宗杀了一些人。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政治斗争现实中，结合他的反对朋党的思想，或许会观察得清楚一些。下面一一叙述他打击朋党的几起政治事件。
关于允禩、允禵事件。清世宗的即位，宣告了他在康熙末年诸皇子储位之争中的胜利，但他同失败者允禩、允禟、允禵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失败者也不甘心臣服于新君。他们也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如蔡怀玺往允禵院内投书，幻想“二七（指允禵）便为主，贵人守宗山”
。“以九王（允禟）之母为太后。”
天津民人郭允进为允禩鸣冤：“八佛（指允禩）被囚，军民怨新主。”
浙江人欧秀臣为之刊刻传单，“布散远近”
。清世宗认为这是他整饬吏治，革除私弊，惹起这些人的怨恨而产生的现象。看来，雍正初年，清世宗与允禩等的矛盾是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夺储位斗争的继续，兼有如何对待雍正政治的问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清世宗的帝位巩固，允禩等对他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然而他们妨碍清世宗君权的最大程度的有效发挥。清世宗说他们朋党不散，不以“事君事兄”之礼对待他。
他绝对不允许允禩等冒犯他为君的尊严，他的政令的施行。他严厉地处置允禩一伙，置允禩、允禟于非命。因此，我们认为清世宗处理允禩朋党，是清洗政敌，以利他政令的推行。至于他对允禩等打击得那么残暴，则由于他原来也是谋夺帝位的一员，他们之间宿怨太深，因个人的仇恨而做了加重的处罚。
关于年羹尧、隆科多案件。清世宗说他所以治罪年羹尧和隆科多，乃因年“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不得已而执法，“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
隆“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
。他的话基本可信。年、隆获咎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揽权、擅作威福，第二是贪赃营私。清世宗曾对年党骨干分子王景灏说：“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
他这样刚强的君主，岂能容忍臣下结党作威福？！所以年、隆的致祸，实在是他们微有瑕疵，为追求强化皇权的君主所不容。
关于陆生楠、谢济世案。雍正四年（1726），李绂、谢济世先后奏参田文镜，清世宗认为他们是科举出身的人，“要结朋党，扰乱是非”
。遂给以惩处，并株连陆生楠。陆后作“通鉴论”，对封建、建储、兵制、无为之治等问题发表意见，讥讽康熙不能教育太子，招致夺嫡之祸，同情允禩等，谴责清世宗滥用君权，主张无为而治。清世宗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并对他的观点逐条辩难。其大要不外是：皇帝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他对臣民的生杀赏罚，“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所以皇权之重，不可非议；圣帝明王“未有不以勤劳为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
因此，皇帝一定要励精图治，亲理庶务，革新政治。清世宗同陆生楠的争论，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见解的交锋。陆生楠对清世宗政治的责难没有多少道理，后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可以对他施行某种惩处，但处以军前正法的极刑，未免太残酷了。而之所以如此，则是他把陆生楠等人的言论当作为允禩朋党辩护，并且本身也同谢、李等构成朋党。其实陆、谢等根本没有结成朋党，这是清世宗由于厌恶科目人好结师生、同年的积习，神经过敏造成的。这件事反映出清世宗好猜疑的性格。
关于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雍正初年的政治斗争，清世宗在组织上胜利了，但社会上流传着对他不利的舆论，特别是一部分汉族士人把这些事情视为君主失德，同潜藏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思想结合，而不满甚至反对雍正政治和清朝统治。曾静就是这种思潮和势力的代表。他认为清世宗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好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故派弟子张熙向陕甘总督、汉人岳钟琪投书，策动他反清。事情发生以后，清世宗说“遇此种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
。他抓住曾静，在思想领域打了一仗。他说曾静之倡乱，是听信了允禩党徒散布的诅咒他的流言，所以他再次宣布允禩等的罪过，逐条辩明他没有过失。他又说曾静之所以倡乱还由于其本来存有华夷之辨的思想，于是大讲中外一家、华夷无别，而君臣之分为人伦之根本。为此他又把已故的宣传华夷之辨的思想家吕留良作为敌人，大张伐挞。他把讲这些道理的上谕和曾静的供词、《归仁录》，汇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诸学宫，使士子“观览知悉”
。
清世宗如此重视这件事，是利用它总结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企图在思想领域里加以巩固，清除社会上不利于他的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曾静投书案具有政治事件的性质，即被清世宗用作政争的工具了。曾静对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分化有所不满，希望对农民的耕地问题有所解决，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和农民的愿望。他是被害者，是雍正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吕留良案纯粹是文字狱，清世宗对案中人的凶暴迫害，表现了君主文化专制的残酷，也反映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压迫。
清世宗打击朋党的同时，对行政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以进一步发挥君主的作用。
清世宗在对西北两路用兵之初，设立军机房，选择最信任的臣子入内办事，每日接见他们，告以重要事务的处理意见，由他们写成谕旨，发给内外臣工，使军机房逐渐取代内阁中央政府的地位，而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这一机构的设立，更加突出了皇帝的行政作用。
清圣祖废立太子以及诸皇子夺嫡的事实，促使清世宗总结清朝立储的经验教训，他深深感到“建储一事，必须详慎”
。他考虑到，立不立储君是宗社大事，不能不予以确立，而明立太子，又可能重演康熙末年的悲剧，于是创建秘密立太子的制度。他以为这样可以免除皇帝与太子、太子与诸王的矛盾，避免发生政变等不利于爱新觉罗氏帝系稳定的事件。
八旗制度中长期相沿的旗主、管主对旗下的治理权，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清世宗着力削弱旗主、管主的权力。雍正元年（1723），谕令下五旗诸王：“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若旗下有罪，亦“必奏闻交部”处理，“如不请旨，断不可也”。
用以限制诸王对下属的审理权。同时规定诸王挑选侍卫、补用王府官职、使用官员兼理家务，必须“列名请旨”
，以之禁止诸王向属员滥派差役。清世宗还在观念形态上降低旗主的地位，以“额真”二字非臣下所可滥用，将“固山额真”改称“固山昂邦”。
这些八旗制度的变更，都是为了加强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减少诸王利用这一制度干扰皇权的可能性。
清世宗打击朋党、变更官制的结果，强化了君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