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奖励农业、压抑工商 |
清世宗同其他封建君主一样,有着重农抑末的思想,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他从农业给士农工商提供食粮出发,害怕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会影响农业,所以一再强调重视农本。他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本着为政务实的精神,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企图用农业的发展压抑手工业的发展。
耤田和先农坛,历来设于首都,皇帝亲耕和祀先农,表示对农耕的重视。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令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先农坛,置耤田,让地方官俱行耕耤之礼,“使知稼穑之艰难,悉农民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察地方之肥饶”。他说只要地方官懂得重农课稼,“于亲民务本之道大有裨益” 。他把广设耤田作为政府重视农业的一项措施。他还决定,每年给“勤劳作苦”的老农发顶戴,以鼓励农民生产。江南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 说明这两项措施产生些许影响。
清世宗看到“生齿繁殷”的事实,认为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民食问题,“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遂实行听民垦荒的政策。过往百姓报垦,官吏需索之费,反比买田价高,所以不敢开垦,清世宗明令禁止官员勒索。四川不谙垦种的地方,清世宗令从湖广、江西选择老农,给予衣食,前往教耕。清世宗希望这些办法生效,“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 。
清世宗在畿辅搞水利田,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雍正三年(1725)春,李维钧奏报他在保定挖沟渠,清世宗责怪他孟浪,说“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图审视,斟酌而后可定”,并表示他“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这一年直隶水灾,因命允祥、朱轼勘察水利,他们绘图进呈,清世宗很高兴,称赞他们将“巨川细流,莫不穷源竟委” 。于是设营田水利府,负责官民开垦水利田,招募江浙老农来教垦。
早在康熙年间,八旗生计问题就出现了。清世宗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设法加以解决。雍正二年(1724),命在京南拨官田二百顷,设八旗井田,选择无产业的旗人前往垦种。八旗井田土地少,容纳人数有限。清世宗晚年打算把旗人分拨到黑龙江、宁古塔居住耕种,“俾得自为生养” 。寻因其死而未及举行。
贱民,处于社会最低层。贱民制度,是桎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清世宗实行解除贱民籍的政策,雍正元年(1723)四月放山陕乐户为良,并令查核类似的贱民,“概令改业” 。八月,豁除浙江绍兴堕民。五年(1727),除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七年(1729)允许广东疍民上岸,八年(1730)削江南常熟丐户贱籍。他指责徽州、宁国府大户虐待伴当、世仆,是“相沿恶习” ,他说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摒弃之处,且彼输纳渔课,与齐民一体” ,不可歧视。他的释放贱民,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 。为沉沦数百年的贱民获得新生提供了条件,是解放这一部分生产力的措施。
雍正二年(1724)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开矿,五年(1727)湖南巡抚布兰泰亦以开采为请,清世宗均不允许,他认为采矿一事,“目前不无小利,但聚集多人,一旦矿尽,矿徒没有生路,就会出乱子” 。他把开矿当作小利,不许兴办,他所重视的只是农业之利。
制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是那个时代任何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清世宗企图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只涉及少数地区、少数农民,谈不上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他不是空谈,在可能的条件下一件件地去做,他的尚实精神体现在这些事情中了。他把工商业与农业绝对地对立起来,重农抑末,这就阻碍了商品经济和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