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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赋役、整顿吏治 |
康熙末年，赋役混乱、吏治不清。以廉洁著称的赵申乔说当时“害民秕政非止一端，而横征私派之弊为祸尤烈”
。更为恶劣的是，赋役征收中官吏的放富差贫，所谓“乡愚多输，而缙绅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强听其自便”
。沉重的正税私派和严重的赋役不均，使得贫穷人民交不起钱粮，有力完成的富人又规避拖欠，于是逋赋问题严重。地方官既要贪污行贿，又畏考成，不得不挪移正项钱粮，弥补亏空，造成国库不充。
“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
清世宗看到康熙末年吏治败坏的严重性，以及它同其他积弊的关系，决心整顿吏治。他知道单纯地禁止官吏贪污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官吏舞弊的某些原因和条件。所以他把整顿吏治，同实行赋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即位之初，就创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推行丁归田粮制度，随之取消绅户、宦户制度，实现了几项重大的赋役制度改革。
首先，谈清世宗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加耗积弊，康熙时就有人提出改革的主张。“供赋民力疲，况复增火耗……善政利迅复，积弊期迅扫。”
康熙末年穷儒沈德潜的诗句，表达了民众清理火耗的愿望。康熙六十一年（1722），陕西巡抚噶什图建议将耗羡除留官吏支用外，多余的归公弥补正赋亏空。康熙说耗羡原来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同意这个建议，就等于国家承认火耗的合法，也即承认加派。他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显然他是沽名钓誉，不去清理这项弊政，把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承人。清世宗洞悉加耗的弊病，看到耗羡归州县私收，“加派横征，侵蚀国帑”的事实，深感对国赋的不利。他还看到，“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所以他们“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是以吏治不清，应当剔除。
雍正元年（1723），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耗羡归公，正合清世宗的心意，遂交给廷臣讨论。朱轼、沈近思等反对。次年六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续请提解火耗，清世宗再发廷臣会议，并指示他们要“平心静气，虚公执正，确议具奏”，不许“怀挟私意，以及任性尚气，淆乱是非”，否则处以罪罚。
七月，清世宗见诸臣议复报告，很不满意，指责他们“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
。那时山西的官员也多怨恨诺岷多事，妨碍他们的生财之道。在这“内外臣工皆有异词”的情况下，清世宗乾坤独断，命令山西推行。当时还有人建议，山西之法应为试行。清世宗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当行即行，何须试验！
表示了推行耗羡归公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清世宗还为提解火耗确定了基本原则：“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即让州县把火耗上交布政司，由省里统一支派。他规定火耗的用途：一是官员的养廉，二是弥补官员的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他又制定耗羡上交和养廉银支放的具体办法，即州县的耗羡银全部解交藩司库房，州县所应得的养廉银不许扣留，等到上交之后，再从藩司领取。这样好像是烦琐，但他认为如此才可免除州县假扣留之名而多征多留的弊窦。
耗羡由官收转为归公一事，使我们看到清世宗具有通权达变的才识，确实是为政务实，比乃父惧加派之名高一筹。
其次，谈清世宗的丁归田粮制度。
丁役不均的问题，康熙朝也有过讨论。有人提出丁银摊入地亩征收的变法主张，以为这样就会使绅民一体当差，避免贫民逃亡，保证丁银收入，也澄清吏治。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贫丁也是民，应该服丁役，否则也是偏枯，还会使游手末作成为化外之民。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把问题拖了下来。
清世宗继位之初，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元年（1723）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以苏积困”，清世宗斥责他“冒昧渎陈”，原因是“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
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亦奏请摊丁入粮，并说：此事“有力之家皆非所乐，或有阻遏其请者，况部中止知成例，必议不准，仰祈皇上乾断，允臣所请”。清世宗不再像对黄炳那样责备他，把他的奏疏交户部讨论，同时指示：“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
看来，他把丁归田粮视作大事，主张慎重处理，以期筹得善策，倒不是反对改革。九月，户部议复，同意照李维钧的建议实行，清世宗还不放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九卿有一些保留意见，清世宗训斥他们没有“据理详议，依违瞻顾，皆由迎合上意起见”
，因而不能帮助皇帝裁决问题，遂令照户部议行。十一月，李维钧大约害怕清世宗还不坚决，又奏称他因此议招致“权势嫌怨”，感到孤立。清世宗知道他是为己而发，告诉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朕之耳目岂易为人荧惑耶！”
清世宗自信是意志坚强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就不再改变主意。这番表白，道出了他对推行丁归田粮制度的坚定不移态度。
丁归田粮的问题，从六月黄炳提出，到十一月清世宗决心实行，为时半年。其间，清世宗的态度从消极转变为积极，并把丁归田粮的办法制定了，也没有虚度。再说雍正元年的讨论，是康熙年间争论的继续，雍正元年能够迅速作出抉择，还是由于清世宗本着为政务实的精神，吸收臣僚的正确意见，作出果断的裁决。所以仍然可以说，丁归田粮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决策人物清世宗起了积极的作用。
复次，谈清世宗革除儒户、宦户。
清代，秀才之家称为儒户，监生之家称为宦户，享受优免差徭的待遇，他们又同地方官吏勾结，包揽钱粮和词讼，欺凌小民，败坏吏治，是产生弊政的一个祸源。
清世宗对于宦户、儒户的为恶看得很清楚，他说不肖生监凭恃一衿，包揽钱粮，“每当地丁漕米征收之时，迟延拖欠，有误国课”。为了消除这一祸害，遂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通令督抚“革除儒户、宦户名目”。若生监不法，“即行重处，毋得姑贷”。
雍正四年（1726）四月，再一次禁止私立儒户、宦户。他在实行赋役改革的同时，取消儒户、宦户，实有助于弊政的剔除和吏治的清理。
世界上的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部分绅衿对削弱他们的特权顽固反抗。雍正二年（1724）五月，河南封邱生员王逊等聚众拦截知县，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随后又举行罢考。清世宗从河南布政使田文镜的报告中获知此事后，指示“将为首者出其不意拿禁省城”，“必将一二渠魁正法示儆，刁风方可少息”。
并派部臣前往审理。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开归道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反称诸生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清世宗就此情形指出：“可谓大笑谈！书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
此案以诛杀王逊而结束。封邱罢考事件的处理，表明清世宗反对沽名钓誉，坚持改革，从而取得某种成效，没有这样坚定的务实态度和严格精神，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清世宗实行赋役制度改革，就中作了吏治这篇大文章，取得了一定效果。一时间官吏营私舞弊有所减少，赋役制度较前合理。这个成就，早在嘉庆初年史家章学诚就指出来了。他说：“康熙末年积弊，非宪皇帝不能扩清至治。”他又针对乾隆末年遗留的社会问题，要求清仁宗“效法皇祖宪皇帝之所为，则累民悉除”
。毕竟清仁宗不是清世宗，前朝积弊没有解决反而越积越多，致使清朝政权日趋衰落。这一对比，更显见清世宗清厘弊政的意义及其个人在政治中的杰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