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至治思想

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清世宗从政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继位之初，为寝宫养心殿西暖阁亲书的对联曰：“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以一人治天下”，是他对自己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个思想的具体内容，我们从清世宗的言论和政治实践中不难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治人，即有治法”

雍正元年（1723），御史汤之旭奏请划一律例条款，颁示天下。清世宗回答说：所奏“未尝不是，但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虽条例划一，弊终难免” 。法令制度和制定、执行法令的人，两者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清世宗把人看成最重要的因素，而法制的作用则取决于从政的人的状况，是次要的。他认为很好的法制也要守法的人来推行，若碰到坏人，反倒被他利用为“贪营巧取” 的工具。他又认为法久弊生，故法不可恃，还要靠人把它改过来，才能免除弊病。至于法不完善并不要紧，只要有好人来执行，自然会“因时制宜”，加以补充调整，使之成为善法，所以他说“有治人，即有治法” 。“有治人，无治法”，自从荀子提出来之后，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清世宗信之弥坚，他的“有治人，即有治法”之说，越发明确地把法治从属于人治，进一步说明人治的重要。

“人治”，作为清世宗的政治思想的内涵，主要是帝王的励精图治。清世宗说他勤于治事，“即动静食息之间”，“未尝不孜孜以勤慎自勉也”。 他以“朝乾夕惕”自诩，不止一次地在朱批谕旨中叙述他“日间刻无宁晷”，半夜还在批阅奏折的勤政情况。 他绝不似乃父乃子四出巡幸，“励精图治，惟日孜孜”地埋头政务。 他的思想和他的践履表明，帝王的励精图治，是他的人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清世宗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 又说：“择相之道，惟在得人。” 很清楚，他把得人、用人视为帝王治理政务的大纲。清世宗强烈主张选用有才干的人，他说官员只具备“清、慎、勤”三项条件，不会治理好国家，必须具有才技、远识和勇于任事的品格才能胜任。 与此相适应，他力主不秩用人，自称“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 。他要求大吏推荐人才，“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府县官亦可被破格保举为封疆大僚” 。看来，在皇帝的指导下，建设好政权班子，是他人治思想的另一项内容。

清世宗有这样的思想是很自然的。本来，君主的权力要多大有多大，法律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完备，或同他的意志相抵触，他会用令、式、格来补充，他的话就是法令，就是施政方针，当然法治从属于人治了，从属于君主之治了。

（二）为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历代统治者常说，施行政治，要宽严结合，要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清世宗批评这种见解是“参杂于宽严之间”的折中说法，他认为宽就是宽，严就是严。他说在处理事情时，“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如果十个人该赏，就都给赏，不能因赏的太多，就少赏几个，同样，十人当罚，就全要处罚，也不要因罚的太多，而少罚几个。 清世宗所说的宽严也是指恩威使用“得当” ，比如对苗民，他说“地方有司实意矜恤，令其知感”是施恩，“营伍严肃，令其知畏”是用威。

宽政、严政怎样选择，清世宗说要“观乎其时，审乎其事” ，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形、具体事物的情况，给予确定。他又说：“察吏贵乎严明不懈，临民须宜宽猛兼施。” 就是说对官吏要严，对百姓既要实行仁政，又要移风易俗。对于他的政治，当时人多所批评，有人说他“刻薄” ，“烦苛琐细” ，“好抄没人之家产” 。他明白地回答说：“朕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他又争辩说，为了整饬官方，该惩罚的官吏就要惩治，这不是苛刻。 大臣之间互相揭发，是“言所当言，亦非刻薄” ，也不是“专引君主于刻薄” 。这些事实说明，清世宗认为严是应该的，他所要实行的就是严猛政治。

（三）为政在于务实，不可虚文邀誉

清世宗在他继位一周年之际，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 要治理国家，是尚虚，还是务实？他的观点非常鲜明，那就是务实，注意吏治、民生。他要求臣下“筹国是，济苍生” 。学校教育要“实行”“文风”两者并重。 所以他的尚实，就是要求君臣共同关心国家大计，去解决民生、吏治的实际问题。“好高人招妒”，那些实心任事的官员，往往遭到诽谤，被攻击为多事喜功。清世宗敏锐地看到这种情况，告诉大吏，属员中振作有为、整理事务的，不要听信谗言限制他们办事，而应该鼓励他们，这样政事才能有成效。 可见，保护、支持官员实心办事，是清世宗务实思想的一项内容。

要务实，必然反对沽名钓誉。清世宗对官场中流行的“名实兼收”状况非常不满，他看到官员讲的“实”是“货财”，是“肥家”，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不是由于实心实政而应得的美名。 他分清“名实兼收”的“名”和“实”，与为政务实以及由此而得名的“名”和“实”，是两种“名实”观，他反对不顾吏治、民生的“名实兼收”，要求官员“言行相符”。 这种名实观，进一步丰富了清世宗为政务实的思想。

（四）臣工唯知尊君，不能结党

清世宗说“朋党最为恶习” ，三番五次地训诫臣下，阐明他的反对朋党的政治观念。

孔子的君子“群而不党”学说，被君主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用之为控制臣工的思想武器，打击臣子结党的棍棒。欧阳修对它作了点修正，认为小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因道同而结党，因此他要求君主“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清世宗说这是欧阳修“掉弄笔舌”“害理伤道”，他认定“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结党哪里是卫道呢！他说欧阳修的观点被小人利用为结党的口实了，必须驳斥，“以正其惑” 。对欧阳修的伐挞，表现了清世宗不允许任何臣子（君子或小人）以任何原因（为国或为私）植党的思想。

清世宗反对朋党思想之产生，是他痛感朋党祸国乱家之害，他说人臣应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若敢于“树朋党，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是罔上行私，”犯了背叛君主的不忠之罪。又说人臣结党，讥讪朝政，扰乱君主之视听，不利于坚持既定的政策。至于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则干预了君主用人去人的权柄。一句话，朋党干扰了朝政，妨碍君权的充分发挥，所以他说“朋党之恶，可胜诛乎！”

清世宗希望臣下成为忠君之纯臣，以便根绝朋党。他在《御制朋党论》中写道：“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 中心的意思是强调臣子要尊守君臣之分、尊卑之分，绝对忠于皇帝，维护君主的最高利益。

综上所述，人治的思想，是清世宗政治思想的核心，反对朋党的理念，反对臣工为政沽名钓誉而不务实的观点，以及对官吏严明不懈的主张，都为实现君主至治所要求。所以清世宗的“以一人治天下”的思想，就是君主至治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要实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建立比较廉洁的政府，建成比较富裕的国家。

如何评价清世宗的政治思想呢？他所笃信的人治观念虽然为历代君主所共有，但在他之前，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已经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黄宗羲猛烈抨击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认为法制对国家的兴衰比人重要，因此要求“治人”服从法制。毫无疑问，黄宗羲的观点比清世宗们先进，清世宗在他之后还强调人治，从思想体系上讲当然是反动的了。但是法治在封建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视执政者状况为转移。清世宗的人治，强调君主励精图治，重视官吏的任用得人，要求官员有才能、勇于任事，为此不论资历，不拘出身，以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权班子，实现清明政治。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清世宗的人治又有着某些合理内容。同时，清世宗并不忽视法治，本文即将讲到的他的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他强调抓官僚队伍罢了。清世宗为政务实与“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思想，重视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比那些沽名钓誉的空头政治家，惟知剥民害民的执政者当然要好。清世宗反对朋党的观点是帝王思想，然而朋党在历史上没起多少好作用，往往同政治黑暗相联系，清世宗为避免政治混乱，反对朋党，无可非议。总之，清世宗的君主至治是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一种观念，原无足道，但是他主张勤政，任人尚才，为政务实，反对朋党，有利于发挥人才的作用，有利于形成比较清明的政治，有利于解决国计民生中的某些问题，则是应当肯定的。用这种思想指导行政，会有积极效果。 4ptH8SA2BIQPm1B+8P8vLFBOel1dKr46U4lBce17n2tgUPnbWcTMtc5Yz8uIA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