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谕”档案文件的史料价值

前已交代，“上谕”被《清世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和《永宪录》记录；应当记载的雍正朝《起居注》，恰恰缺少雍正四年五月的内容，故而不见于该书；《上谕内阁》是否著录，笔者是于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的，20多年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今日也不能去查对，因而只能把它同《实录》《永宪录》核对，进一步明了其史料意义。

核校档案文件“上谕”与《实录》记录，发现约有30处的差异，其间情形有四种：一系疏通文字而改变，比如上引“以为伊等在各处称扬伊等美名”，连用两个“伊等”，增加人们的阅读难度，故而《实录》将“以为伊等”改为“且”字，于是文字简洁通顺。二是订正事实，如专有名词“西大同”，应为“西大通”。三是改轻对允禩集团成员定性的咒骂语句。雍正帝常常说过头的话，骂人过重，既不符合实际，也有失九五之尊的身份。《实录》为其补苴，不得不改动他的语句乃至语义，诸如前引责骂塞思黑、允 “下贱”的话，他们是皇帝的亲兄弟，如此侮辱他们，置皇帝自身于何地，是以《实录》将这样的话概行删去；又如“上谕”讲到塞思黑“悖谬可杀”，《实录》改作“悖谬干法”，去掉了杀气腾腾的“杀”字；“上谕”谓不杀允禩等人，他们“亦不过数名死人耳”，《实录》改写成“不过稍延其性命耳”。四是《实录》删掉“上谕”中的一些话，如读者在前面引文中见到过的“因朕庚属午，遂指马造出异言”“实梁山泊之逆党”，再如郭允进文书内云“灾病下降，不信此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以及雍正帝说的“如果以惩治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之故，天下军民遂至胥怨，则此辈实国家之贼，更断不可留于人世矣”。这些内容，统统不见于《实录》。可是它们却能反映民间对雍正朝政的怨恶情绪。

“上谕”与《永宪录》对照的结果，表明后书是忠实于“上谕”的意思，丝毫没有走样，只是在文字方面做了某种简省。

如此看来，尽管有《实录》和《永宪录》，但是“上谕”档案原件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它是：关于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的最原始而又最真实的文件，它保存了一些《实录》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雍正朝民间对皇帝和允禩党人的态度，以及这场政治斗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之广度和深度。从文字的删削订正，可以反映雍正帝的个性和弱点，对于研究雍正帝史亦不无价值。就笔者而言，由于阅览了“上谕”档案文书，进一步认识到这份“上谕”的重要性，进而加深了对雍正前期皇室政争内容的理解。

（2005年5月30日于顾真斋，载《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1期） +YxNjS9/SPvoTM7iqXsYvIMfJZetw3zwSTgd2quEB8Ek3D+NhF4Ik0/ceyqqMG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