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谕”的内容：允禩集团的罪行

“上谕”长达四千余言，宣布允禩及其同伙的罪行，表达雍正帝对他们深恶痛绝、无可包容的感情和态度：声罪致讨，以正国法，并要求所有臣民明白皇帝不得已的苦衷，争取官民的认同。“上谕”的内容，概要说来：

深知阿其那的奸恶。对阿其那的为人，众人不可能尽知，而“朕因三四十年共在一处，知之甚悉”，故而有条件暴露他们。皇帝亲自出马，为国家、臣民计，也必须将他们的罪行宣示无遗。这开篇的话，将发此“上谕”的必要性表白出来。

阿其那的罪恶大于废太子允礽。阿其那等人“扰乱国家，其罪倍甚于二阿哥”。废太子（允礽，即二阿哥）之罪是众人皆知的，是有共识的。阿其那的罪过既然比废太子还加倍的严重，更应该让天下人知晓，以达成共识，共同讨伐之。

阿其那不忠不孝的罪恶莫大于对康熙帝的伤害。阿其那对高年之人的父皇康熙帝，“种种激怒，无所不至，圣躬憔悴成疾”，都是他们造成的。如此乱臣贼子，自然人人得而诛之。为康熙帝，惩治允禩党人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其实这是打着康熙帝的旗帜惩治允禩集团，以此更为有理、有力。

康熙帝已经洞烛阿其那之奸，予以惩罚遏制。“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皇考因阿其那不孝不忠、恶贯满盈，深用震怒，曾谓阿其那为乱臣贼子，乃吴三桂之再世，实梁山泊之逆党，父子之恩绝矣。”还是以康熙帝为旗号，置政敌于无可抵御之境。

阿其那结党图谋大位。“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 等，共为党羽，包藏祸心，将不守本分诡随之人，百计千方引诱交结，又将生事凶恶喇嘛、僧道、医卜、棍徒、优人之属，种种贪利小人，留心收揽，重利贿买，各致死命，以为伊等在各处称扬伊等美名，串通内外奸伪之人，希图大位。有不入其党者，即妄加危言以恐吓之，故不为其所笼络，不为其所欺蒙者盖少。国家被其扰乱，人心受其蛊惑。外则与阿灵阿、鄂伦岱、苏努、七十、黑寿等乱臣结党往来，内则与皇考御前侍卫、拜唐阿、太监等钻营交结，探听一切喜怒信息。若非我皇考圣明如金石，未有不为伊等诡秘之计所动摇者。”这样说明阿其那的各种身份的党人，以私利相勾结，目标则是“希图大位”——从皇储到皇位。这是事情的要害之所在。

阿其那在雍正朝不改谋逆之心，对皇帝不敬。“阿其那仍不改其觊觎悖逆之心，奸伪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意欲败坏之，事事以美誉自居，欲将恶名归之于朕，其悖逆之心无少悔改”，乃至为封王说出“人头不知何日落地”的恶语。这是前朝作恶，今朝不改，实乃恶贯满盈、无可救药之人。

阿其那才具福分平常，哪里能“位登大宝”。阿其那清誉甚高，均系误传，真实情形是“于皇考在日不能承欢奉事，以叨君父之矜怜，不能保其贝勒之爵禄，不犯锁拿之罪；伊之乳公乳母之首领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产不能保。则阿其那之才具福分显然可知！夫阿其那以此才具福分，兼以不孝不忠”，倘至大位，“岂能上安宗庙、社稷，报答祖父之恩，泽被生民之众者”！

允禟、允禵等皆为不知自量的妄人。“塞思黑乃系痴肥臃肿、矫揉妄作、粗率狂谬、下贱无耻之人，皇考从前不比之于人数，弟兄辈亦将伊戏谑轻贱”，而其在阿其那事败后，“挺身觊觎大位”，真是“不量己才，不知羞耻”，“自古以来，亦未有不自度量、靦颜无耻、悖谬可杀如塞思黑者”。允禵“生性糊涂急暴，天地之高厚亦不知为何如之人”，在阿其那、塞思黑唆使下“顿萌大志”，然而“身为大将军，而所行之事，有国法在，有皇考洞鉴在，有公论在，自当勉力粉饰邀誉，亦欲强忍遂以愿望之心，而乃丑行不法，可笑至于如此。似此伎俩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为，岂能为国家万姓造福也”。“允 乃一介下贱，原属无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财，争夺买卖，交结内侍。”阿其那与他们交结笼络，以为党羽，实乃叛逆之行。而这样的人还妄想大宝之位，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若他们得逞，臣民就要遭殃。

蔡怀玺、郭允进等系妄造谣言的奸民。蔡怀玺向允禵院内投书，内云：“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郭允进制作逆书，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因朕庚属午，遂指马造出异言”，又谓“自朕即位以来，遭旱潦饥荒之灾”。“二七”一十四，允禵是皇十四子，其时被软禁在康熙帝景陵，名义上是守父皇之陵思过。“二七”为主，就是拥护允禵登基当皇帝。雍正帝出生在十月，“十月”可能是指雍正帝，而“作乱”则指责他夺取皇位，“八佛”指皇八子允禩，同情他的被整饬。雍正帝对这种妄造言语、摇动人心的乱民、奸民，自应诛戮数人，以示敬戒。

雍正帝自谓不结党、尽孝道、睦昆弟。“朕有能力结党而不为，只因上天照鉴可畏，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负，是以但宁静守分，敬谨孝顺于皇考之前。朕自幼时，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于兄弟中亦并无私嫌，而朕亦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身为之解释调停，以宽解皇考之怒。……朕非邀名，而亦非为伊等，乃实为君父年高，仰体圣躬之故，是以坚持心志而行之耳。”这一番虚虚实实的自我表白，臣下只有静听的份。

雍正帝针对传言讲其勤政而不酗酒。世间传言皇帝日中醉饮，雍正帝因而云自身从不饮酒，此乃小人加朕恶名；饮酒导致废政，皇考是勤政之君，而自身尤甚。

查拿奸恶小人以正视听。对造谣生事之徒，必须严行查拿，正以国法，令民人知晓“天惟一日，国只一君，八旗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

对允禩党人理应正法。“从前诸王大臣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即行正法，断不可留，所奏甚为得理。此辈包藏异心，扰乱国政，乃获罪于宗庙、社稷与我皇考之人，理应正法。”

让京内外军民人等尽知“上谕”精神。“上谕”最后要求聆听宣讲的文武大臣，依据“上谕”定稿本向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宣示，务必让他们知晓，即不为允禩集团所愚，而一心爱戴皇帝。

读者见到上述“上谕”的内容，必定已经有了印象，笔者概括为一句话：对允禩集团进行总清算的带有“定谳”性质的文件。它揭露了允禩及其同伙是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的罪人，不得不予惩治。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这是一篇说理的文字，不是法律上的定谳文书，但在实际上具有定谳性质。惩治允禩及其党人，所根据的就是这些揭露的种种罪行。

从内容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上谕”的性质，那么它的作用呢？在对允禩集团斗争中的尾声公布它，显然是在从整体上说明对允禩集团斗争的合理性，以便臣民从同情允禩集团，转移到支持皇帝清除他们的政策，可知这个“上谕”的作用，是在舆论方面争取臣民之心。 V/Sh6br9aDyv0OPTz7s/uHXojALDMAYx5RNkPc3Oi07Lf/ck9nUVnGJ4eeK49Y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