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谕”在惩治阿、塞、年、隆进程表中的位置

作为皇八子的允禩，起初颇得康熙帝的欢心，18岁受封为贝勒，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废太子事件中被朝臣公举为拟议中的皇太子，这是他政治生涯中辉煌的顶点，也是他失意的起点和致命伤。从此被康熙帝视为类似的政敌，予以打击，失去了争夺皇储和皇位的机会及可能，不过他并没有死心，转而与贝子允禟一起支持拥有“大将军王”称号的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

彻底改变允禩命运的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的驾崩和新君雍正帝的继位。以允禩为首，允禵、允禟为骨干的谋求皇储、皇位集团，本来是雍正帝的政敌，他称帝之后，可以对他们立即加罪——惩罚屠戮，然而鉴于不稳定的政局形势，雍正帝采取打拉结合的分化瓦解政策，把允禟发配到青海西大通，将允禵从甘肃前线召回囚禁在遵化康熙帝景陵。出人意料的是大加提拔允禩及其亲信：任命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晋封廉亲王，前后兼管理藩院、工部尚书事；他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他的母舅噶达浑放出辛者库贱籍，封为世袭佐领；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其子勒什亨出任领侍卫内大臣；原来拥戴允禩为皇储的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晋升刑部尚书。处于绝对被动地位的允禩及其集团成员明知皇帝的策略，但无可奈何。如同“上谕”所说，当亲戚为允禩封王而道贺时，允禩却说：“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果然，就在允禩威赫赫爵位高登的时候，雍正帝不时地敲打他，向他发出警告，不让他有痛快的日子，如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指责允禩伪孝矫情。

对允禩集团战略性的变化是在雍正二年（1724）三月之后。此时，年羹尧在青海大捷，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雍正帝政权巩固，自云“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因而减少顾忌，全力向政敌开刀。四月初七日数道允禩之罪：“怀挟大志，至今未已……肆行悖乱，干犯法纪……当于诸大臣共正其罪”，要求诸臣揭发他，不许隐讳。这可以视为正式发动对允禩集团的凌厉进攻。同月，将允禩革爵圈禁；五月，以苏努、勒什亨父子党袒允禟、允禩，革爵发往山西右卫；70名允禩党人革职。七月颁布《御制朋党论》，论述朋党之害，指斥康熙后期以来皇家亲贵与朝臣、宵小结党营私，有悖君臣大义和臣下事君之道，特别指出允禩、允禟、允禵等结为朋党谋取大位。这是从理论上晓示惩治允禩集团的必要，以便对其开展猛烈的进攻。这也是舆论的动员，是令朝臣与允禩集团划清界限，站到皇帝一边，打击允禩等人。接下来不断地谴责他们“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允禩办事皆为邀结人心，把恶名归于皇上；宣布已死的允禩党人揆叙是“不忠不孝柔奸阴险”的罪人。可是后来的讨伐并没有急骤的发展，大抵说来，雍正二三年间，对允禩党人只是责骂，而少处理，同夏天的凶猛攻势颇不协调。这是因为二年（1724）冬季以后开展了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斗争，放缓了对允禩集团进攻的速度。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年羹尧进京，飞扬跋扈的行为激恼了雍正帝，联系年羹尧的“年选”、隆科多的“佟选”嚣张之势，雍正帝决心收回大权，于冬天开始整治“年党”和隆科多，到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羹尧自戕；将隆科多发往阿兰善修城和参与中俄议界，在发配与受审中，隆科多远离政治中心，并于雍正六年（1728）死于北京禁所。排除了年、隆对政治的干扰，雍正帝回过头来，于雍正四年（1726）集中力量惩治允禩党人。当年春天，削除允禩宗籍，圈禁，改名阿其那；五月将允禵召回北京，圈禁在景山寿皇殿；同月，将从西北押往保定的允禟改名塞思黑，并予圈禁；斩议政大臣鄂伦岱、刑部尚书阿尔松阿于贬所奉天；同月初七日至初九日锁拿审问与苏努为儿女亲家的两江总督查弼纳，被审人供出允禩党人结党情形。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雍正帝于十七日（戊申）召见诸王大臣九卿等，宣布允禩及其党人的罪状，并命晓谕军民人等。七月，诛杀拥护允禩的民人郭允进；八月、九月允禟、允禩先后死于禁所。至此允禩党人案基本结束。

从这个进程表不难发现，在一连串的打击允禩集团事件中，“上谕”起着算总账的作用，让王公贵胄、官员、军民人等明了允禩集团的罪行和清除的必要。接下来我们从“上谕”的内容进一步说明它的这种性质。 d5v5Voi/DvOmZvWGv1/MP2kJvVErEAZu5m38IMUZQ3KstbnMKoLrqw1MHVwduX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