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储位之争的原由与评论

康熙后期，储位之争绵延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康熙之世不得解决。何以这样严重？

康熙立意学习汉族文明，实行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但是清朝的条件具备与否，他并未认真考虑。康熙之立太子，既没有根据清朝的情况，又无有善处太子、诸王的政策。清太祖打天下，死后，战功颇多的八贝勒皇太极自立为帝。清太宗死，皇弟阿济格与皇长子豪格等争立，后来亲贵互相妥协，立了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清世祖死，遗诏第三子玄烨继位。这些事实表明清朝没有嫡长制的观念，一开始也没有立太子的制度。康熙不顾这些历史情况，贸然预立嫡长子为太子，显然容易出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太子从政，植成党羽，又让诸皇子预政，为他们觊觎储位创造机会，于是出现太子与皇帝、太子与诸兄弟之间的双重矛盾，造成废太子的悲剧。

康熙用皇子预政，既有失策的一面，也有适应稳定清朝统治需要的一面。康熙以前不预立太子，使有功德者为君，在传子制中寓有传贤之意。康熙令诸子参加一部分政务，是培养、训练皇子，使其具备从政能力，以便异日的治理，这对清朝统治的稳定是有好处的。例如胤禛上台后，因他有多年的从政经验，了解社会情况，了解吏治，用他的话说是“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一切情伪无不洞瞩”。 这就有利于改革弊端，搞好政治。所以对康熙朝立太子和皇子从政问题，也应辩证地、全面地予以看待。

还应当看到，储位之争，并非某个朝代的特有现象，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封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多数皇子垂涎皇权，追求为太子，做皇帝。所以争夺储位，是难于措处的棘手问题，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康熙朝发生的废立太子问题，是违背康熙本人意志的事，他屡屡想从太子问题中解脱出来，甚至当着众臣的面投地痛哭，但仍愤懑难舒，疾病缠身。为什么？因皇帝的崇高地位，促使诸皇子拼命争夺，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统统不顾了，君臣大义，也统统置诸脑后了。处于这样情况下，任何严刑峻法，也禁遏不得。康熙废太子时所宣布的谋为太子即是国贼的命令，皇子们置若罔闻，谁也没有遵命停止过活动。如果康熙在第二次废允礽后，迅速确立新太子，事情也不见得好，新太子又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康熙立或不立新太子，都不会不发生问题。事实说明，出现诸皇子争位的事情，就不全是皇帝处理不善的缘故了。在这里，不能不看到封建主义的皇帝制度的作用，这个制度是造成争夺储位和皇位的根源，这个制度的独裁性质又使得储位问题难于合理解决。

当然在同样制度下，有的王朝储位问题解决得好一些，有的问题多一些，这就同立储的帝王本身有关系了。因此，我们认为康熙朝太子问题，是在封建主义皇帝制度下，康熙不合满族传统的立嫡方针和没有正确对待太子与诸王的政策所造成的，它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皇帝所立的太子是合法的，是合皇帝之法；谋为储君，甚至自立者，是不合法的，是不合皇帝之法。这是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是封建帝制的是非观念。皇帝所立者不一定好，非皇帝所立者不一定坏，这要看立储时（或自立时）的社会反响和其人在位时的政绩两个方面。一般说来，皇帝所立的太子登基，很少引起政局混乱；自立的，可能引起政局的不稳定。但政局的不稳，是好是坏，要做具体分析，不可全盘否定。皇帝所指定的继承人可能昏庸暴虐，造成政治黑暗，自立者也可能励精图治，政治比较清明，所以重要的是看新的统治者的政治实践。康熙朝储位之争也不能用封建伦理来评论，也就是说不要简单地指责某一个人，或肯定某一个人，要看到这个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和它的性质，据此作出科学的评论。

绵延二十年的康熙朝储位之争，对当时以及雍正年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保卫和夺取储位的斗争，把宗室王公、国戚，八旗与内阁的满汉大臣，一部分中小官僚和士人，以及一些西洋传教士都卷了进来，可见涉及面之广。诸皇子党争斗不休，一些集团相继垮台，造成政治的混乱。它使很有作为的康熙长期纠缠在太子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影响他从事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活动，还使康熙末年弊政丛生。储位之争给它的胜利者清世宗的政治以深刻的影响，他针对诸皇子结党的事实，反对朋党，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僚，引用异途人员。他主张为政务实，反对姑息，痛斥沽名钓誉，厉行革除康熙晚年的弊政，既是显示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为剥夺允禩等所拥有的仁爱之名。清世宗还从储位斗争中吸取教训，即位后就实行秘密立储的制度，如此等等。离开了储位之争，他的前期政治就很难看清了。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GzQui7CkBUWpDxehnufn54JVio70cylWcLSRjKwZ59c4Lk+Wvv/6CE31nQXh1w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