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胤禛的继位 |
胤禛自谓康熙于临终之日,召集允祉、隆科多等人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他所搞的“康熙遗诏”写了同样的内容,他的“继位诏”也说“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胤禛的臣子则说康熙曾宣布过的择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作继承人的话,就是指选定胤禛:“盖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久矣。” 这些都不足为据,关键是康熙是否有遗诏。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汉文“康熙遗诏”,尾署日期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而《清世宗实录》所说宣读遗诏是在“十一月丁酉” ,即十六日,那天宣读的只是满文本。 这个诏书必非康熙生前所写,就连胤禛也未说康熙于十三日写遗诏,或令写遗诏的话。且康熙死于戌刻,汉文遗诏有一千多字,当日晚间也不可能写就。如果说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要传的就是胤禛,然则这个满文诏书藏于何处?内容如何?在未公诸于世之前,亦难令人信服。
从汉文“康熙遗诏”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抹去原来文字;一个错字——“克承大统”之“承”字错为“ ”字。看来此系仓促写就,当是世宗即位初时之作。即位诏是十一月二十日颁布的,笔者所见原件,开头云:“惟我国家,受天绥祜,圣祖神宗,囤祖皇帝统一疆隅,我国圈大行皇帝……”话不太通,故《清世宗实录》改为“惟我国家受天绥祜,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又即位诏原件的“圣祖神宗”,其中“圣祖”并不是专有名词。宣布即位诏的当月二十八日,诸王百官,上大行皇帝谥号、庙号,庙号即拟为“圣祖” ,到雍正元年才正式确定康熙庙号为“圣祖”,所以此诏必写在二十八日以前,实际就是所署时日所作。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仁寿皇太后说:“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雍正元年(1723)胤禛说康熙命他继位是“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起居注册》比《实录》要早,可靠性当大些。这几个资料并无矛盾,倒反映命胤禛继位有一定的真实性。
康熙弥留之际胤禛的活动,也可以说明一定问题。据《清圣祖实录》记叙,十一月初九日康熙命胤禛斋戒,一以代行南郊大祀,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胤禛均遣护卫至畅春园请安。十三日康熙将胤禛召至寝宫,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这一天胤禛三次至康熙前问安。在斋戒期间,他为康熙所召,是非常行动,当有特殊使命。又据萧奭笔述,传说康熙病危之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 。朝鲜人对此事记叙较详细。朝鲜景宗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朝鲜迎接清廷使臣的金演说,清使团翻译人员告诉他:康熙病剧,“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 看来,雍正的亲信以授念珠,宣传其主子继位的合法性。可是雍正自己却从没有说过康熙给念珠的话,如实有此事,他一定会大加张扬。书此以备康熙传位胤禛之一说。
康熙曾见乾隆的生母,称赞她是“有福之人”。乾隆因此说:“仰窥圣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 后人遂有康熙爱乾隆,因而传位雍正的说法。康熙晚年确实宠爱乾隆,进而增强对胤禛的好感,选为嗣君,也并非不可能。
记载都说隆科多是传遗诏的人,他是如实传诏,抑或是矫诏立胤禛,则说法不一。不过有一件事可以注意:雍正五年胤禛给隆科多定罪,有一条是说隆科多曾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 。这是说传遗诏的人身为重臣,会被皇帝所忌而有杀身之祸。这也意味着他是受命辅佐胤禛。
总起来看,胤禛说康熙遗言传位给他,并没有留下令人确信无疑的材料;但是联系康熙生前对他比较信任的情况看,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说不能排除康熙传位给胤禛的说法。
据胤禛讲,康熙于十三日寅刻告知允祉等皇位归属,巳刻胤禛进宫,康熙云其病增,戌刻死,隆科多始向胤禛宣布康熙遗言。疑难者会问,康熙何不面告胤祺?这种情况说怪也不怪,须知康熙多年不准立太子,如果他当面立胤禛为太子,这不符合他的做法。康熙可以要求等他死后再行宣布。
胤禛在位时,社会上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 康熙一向怕被害,他在五十六年(1717)讲身后之事时说到《尚书·洪范》所谈的“五福”,其中“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 。他要“考终命”,就不能不有所提防,谋害他谈何容易!至于病人喝参汤,确是那时人们的习惯,但具体到康熙又不一定实用。五十七年(1718)正月,康熙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 。可见用人参汤毒他也难。康熙大概是寿终正寝的。他是久病缠身。自废太子时起就有病,后来越来越重,五十六年病得不能料理太后丧事。在此以前尚能率领皇子射箭练武,这一年只能观射了。 康熙致死之因,据《清圣祖实录》所载,他是初七日得病,初十至十二日稍愈。据《永宪录》记载,初十日有病,系“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两种文献都说明康熙开始是患感冒,病情不重。看来,康熙以久病之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较快死亡。所谓被毒死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与传位胤禛说最对立的是传位允禵说。如能较多地占有一些材料,不难发现这一说法是难于成立的。
胤禛在位时就有人说:“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这是以汉文书写遗诏作为前提的说法。当时书写行文制度,不是“第某子”,而是在某子前一定要有“皇”字,即“皇某子”,不可违错。若把“十”改为“于”,则成为“皇于四子”,就不通了,此不可能者一;又传位给谁,应用“於”字,“於”“于”在清代并不通用,事关国本的遗诏,绝不会在关键处写别字,此不可能者二。还有改“祯”为“禛”的篡位说。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云:十四子“讳胤祯,改讳禵”。张尔田据此认为胤禛窜改康熙遗诏,“改十四为于四,改祯为禛,固自易易” 。允禵在康熙末年的确是叫胤祯。需要说明的是,改祯为禛说是易十为于说的发展,是把窜改遗诏说推进了一步,但是笔者认为它并没有使这一说法得以成立。因为“改十四为于四”既因缺少皇字而不合制度,改“十四子胤祯为于四子胤禛”,依然是无皇字而背离实际。再说,祯、禛尽管字形相近,但把祯改为禛,即使改得巧妙,也不能不露痕迹。如果雍正真是干了这样的事,拿这种诏书也骗不了人。改名说也难让人信服。
还有一种流传于民间的说法,谓康熙病中“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康熙降旨召允禵,应由内阁承办,纂写诏书,由兵部所管之驿站发送。隆科多既非内阁大学士,又非兵部主管,他怎么能一手遮天呢?再说康熙弥留之际即使原想传位给允禵,但允禵远在数千里之外,从下达诏书到他抵京,至少需要二十四天实际行走二十八天。 在诸皇子激烈争位的情况下,这么多天没有皇帝,天下岂不大乱?所以康熙也不会这么办的。
诸如此类,传位给允禵的种种说法,可靠性不大。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允禵、胤禛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如果这样说证据不足,那么也可以说康熙临终所指定的皇储,胤禛比允禵的可能性要大。
如果立胤禛之说没有破绽,哪来的那些异说流传呢?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争储位是激烈的权力之争,有了新君之后,失败者必不甘心,胤禛的政敌势必要在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上大作文章,倒他的台。如宣传胤禛改诏书的人何玉柱,是允禟的心腹太监,传播的地点在八宝家中,而八宝是允 手下人。 可见允禩集团是这些说法的创始人。其所以能在群众中流传,乃是康熙后期立太子问题十分混乱,群众对皇室内部的争斗也有所议论,而不管是谁上台,对于鞭挞他的观点,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同情失败者,也是人之常情。
有人认为雍正初年的阿、塞、年、隆诸案,也是胤禛篡位的产物,也是并没有多少道理的。胤禛继位后打击允禩(阿其那)、允禟(塞思黑)等人,有一种解释,说是他因得位不正、遭到反抗而采取的屠杀政策。其实,就是康熙指定胤禛继位,允禩集团也会不服,也会抗争。他们的活动是康熙年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余波。在阿、塞是不愿退出政治舞台,对新君不服,明枪暗箭,恨不得他垮台;在胤禛是报积怨、泄私恨,非制死对方而后快。
年、隆之死,不是胤禛为了杀人灭口。即使年、隆是胤禛篡权的同谋人,他们有几颗脑袋敢把它宣扬出去?即或他们以此要挟胤禛,胤禛又岂是他们所能左右的?胤禛之除年、隆,实因他们权力较大,为世宗皇帝所不容。他说年羹尧“擅作威福,罔利营私”,其严重程度,连“假饰勉强、伪守臣节”都不要了。 看来年、隆之死,与雍正得位正当与否并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