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的徽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徽州女性、徽商以及徽州文献方面,也涉及徽州棚民与天主教传教问题,宽泛地说属于徽州社会与文化的范围。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关注徽州问题,1978年发表了有关皖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过收入本卷有关徽州宗族与女性的主题论文,则是写于2014年过了80岁以后,可谓老当益壮,学术生命常青!
本卷收入19篇论文,先生将其分为三组,以下做一简介。
以往中国谱牒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古时期盛行的名族志,宋以后名族志衰落,明代是名族志出现最后的朝代,而且集中在徽州,即《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然而学术界虽然从谱牒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过这两部书,遗憾的是对于书中记载的“名族”缺乏深入研究。冯先生的这组论文,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一文提出,明清徽州的“名族”所指何意?与其类似的中古“士族”二者有何异同?该文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正如题目。具体来说,作者为明清时期徽州名族这样定义:“历世久远的血缘群体,在贤明仕宦绅衿主导下从事文化建设,形成宗法性仁让敦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成为民间楷模,并以此不同于一般的宗族。”中古士族则有五项特征:一为高级官宦世代相承的血缘群体,二是门第婚姻成为士族维持高贵地位的辅助手段,三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并有着优异的文化学术成就,四是为人仰慕的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五是士族为特权等级、高尚宗族。比较名族与士族的同与异:均是世系绵延的血缘群体;世代高官与官宦衿士代不乏人;婚姻重门阀与良贱不婚;编纂族谱一在出仕与联姻,一在凝聚宗族;重视文化教育,主导思想有所不同;内部组织结构相同;居地与郡望。
总结性的看法是:名族与士族在构成宗族重要成分方面基本相同;名族与士族在与皇权关系中地位相差较大,在出仕上,士族出任高官,长期掌握朝政,名族官宦无常,绝不能操纵政权;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及名族在中国宗族通史中的位置:具有某种贵族性的士族是构成政权的主要成分;名族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地区望族是政权基层秩序的保障力量,获得朝廷允许的某种乡里“自治权”和族内管理权;士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历史影响巨大,中国家庭、家族极其关注文化教育,形成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一文,旨在说明明清徽州名族长期存在的原因以及特色,讨论的问题有:致力于培养仕宦科举人才并由其营造俗美声誉,名族在社区建设中提升自身品质,名族成员的文化贡献、明清之际思想活跃与树立家族名声,徽商睦族惠乡光大宗族及徽州,严禁良贱通婚维持名族荣誉,名族在解决族内外纠纷中延续。最后特别强调两点:名族代替政府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建立地方稳定的社会秩序,关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理解。
《明清徽州名族的内部建设与生存状态》一文,从六个方面论述明清徽州名族的自我建设:村落选址、建设、聚族而居与人丁兴旺,祠堂设立、管理与祠祭,祖墓建设与隆重墓祭,名族世代延续的记录——族谱,名族成员编辑家族及地方文献以强化名族意识,兴办族学;概述徽州名族生存状态是:名族从事内部建设形成族内风俗修美的生活环境,各个名族目标一致地共同营造社区和合的环境,名族共建府县社会治安环境。
《明清徽州名族对社区的建设及其积极作用》一文,探讨名族对社区的种种建设及其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说明社区建设对社会、对名族自身的意义。作者强调:有“社”之村落、地区,是真正的“社”区。名族的社区建设体现在以下各方面:宗族设立社“会”管理社务,社区崇祀诸种神灵,举办盛大社祭,开展有益生产的公益建设,举办多种内容的救助活动,建设佛道寺观,疏解纠纷,稳定社区。名族从事社区建设的原因与意义,主要是:名族本身需要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建设社区是作为民间楷模的名族应有的内涵和必备条件;名族从事族内和社区建设,是代替政府从事公益事业,并以此获得某种自治权。
《宗族与村落建设述略——以明清徽州为例》一文,也探讨宗族的社区建设。冯先生自谓该文“一则说明村落建设的种种内容,二则交待宗族与村落建设的内在联系以及同地方政府的关系”。文中从村庄选址、整体规划、居民住宅、公共建筑(分为生产建设类、信仰类、教育类、生活类四大类),论述了宗族村落建设及其内涵;接着论述村落建设的组织者,包括:从宗族请求政府对社区“立法”看其主导作用,宗族规约对村落生产、商业建设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宗族负责筹划、安排村落群体文化娱乐生活,藉此说明了宗族对民间生产及生活秩序建立的作用。最后总结说:宗族是族人村落及其社区各种公共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宗族起着某种中介的作用。
《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一文,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鉴于该书杂糅了徽州江氏、郑氏、合肥郑氏或者还有合肥褚氏的世系;其宗谱所载萧江先世世系明晰,然而错误百端,遂将萧江氏作为古人乱认祖先的典型宗族看待。于是决疑辩难,对该谱深入考证,证明其记载族源不明,伪造始祖辉煌历史;易姓始祖事迹于史无据,显系作伪;江与郑合谱,令人不明原委。考证过程引人入胜,令人信服!不仅如此,还分析了古人乱认祖先的通病及其社会原因,指出作谱乱认祖先,有多种办法。联宗合谱是常见的形式,买谱、卖谱,是冒认祖先的另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是自我作伪,即自认是某人子孙,写在谱上。撰写谱牒乱认祖先的原因是:为着出仕和晋升,为了通婚的需要,受传统门第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对祖先的无知。
谱牒的史料价值何在,先生对谱牒的体例、书例及其全部内容分析后指出:“最大缺陷是乱认祖先和伪造先人的显赫业绩,亦即族源不确实,先世世系混乱,传记与事实不合。”尽管如此,萧江宗谱的世系表保存了江氏及郑氏宗族史的资料。“说明一部乱认祖先、讹误甚多的谱书,也有它的史料价值,可供学术研究采用。”
《当代的州郡谱》是为黄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徽州大姓》所作的序,认为该书是一部徽州宗族史和姓氏学的专著,写出徽州居民的迁徙、宗族与村落、仕宦、经商、文化教育各种活动以及知名人物。同时提出,此书也有三点可以讨论之处:一是得姓渊源和远古、中古世系排列,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须知有许多宗族是弄不清楚的,排出来的世系也未必准确;另一个是写作范围问题,与徽州只是同姓氏的明清以来的大名人,写进书中,就令人产生“借才”的置疑;有一些篇在写到某人时,名下加“公”字,大约是表示尊敬;有的在讲到某人的世代时,云“某世祖”“某世孙”,如果是本家族的人写文给本家看,自然不妨称“公”,称“某祖”,可是给包括外姓的广大读者阅览,则不宜这样写了。
这一组论文5篇,取材于傅瑛主编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一书,主要论述了徽州贤媛的生存状况以及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有关明清时期徽州女性的史学叙述,大多是将其作为封建宗法的牺牲品看待,特别是关注节妇烈女,事实上徽州女性多有识字才女,对其研究也较为薄弱。冯先生对于清代徽州女性的探讨,揭示出她们生活较为独立的另一面。
冯先生也使用“贤媛”一词探讨徽州女性。所谓徽州贤媛,是指父家和夫家任何一方是徽州籍的女子。徽州贤媛中许多人并不生活在徽州,而是侨居在江浙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贤媛”往往是才女,《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一文,讨论的问题有:女承子职赡养老亲,不婚或晚婚;靠文化艺术知识承负维持家庭的使命;维系家庭,光大门庭;江浙的生存环境为徽州贤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总之,认为徽州才女独立解决生计难题,江浙社会为她们独立谋生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清代徽州贤媛出色的社会历史见识》一文,论述清代徽州贤媛诗赋所表达的对时事的感受、民生的关切、历史的认知:感受战乱痛苦向往太平生活,伤时愤世追求公正世道,主张仁政的政治思想,为女性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及评价标准。作者特别强调了清代徽州贤媛论史、论政的特点,赞誉她们的识见难能可贵。
《清代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及其作品表达的感情世界》是一篇长文。学术界对于清代徽州才女已有一定研究,先生的继续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是为全面明了徽州才媛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她们诗赋书画的创作与生活的结合状态,创作生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也即在娘家、夫家及其家族、姻亲间的生活状况和创作,闺阁友朋、师傅的酬唱生活,独自谋求生存中的智慧与能力及其诗词中的记录。她们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从多样性的实际生活中去认知她们的写作。其次,方法论上多角度观察徽州才女的思想状况……还希望具体了解清代徽州才媛的全面思想状况及与写作的关系,试图理解她们丰富多彩与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理解她们在其观念主导下的诗词创作所表现出的社会生活,反映出的创作理念。”该文论述的主要问题是:为女子吟诵唱赞歌,记录娘家生活及其延续的诗作,夫家生活的欢乐与忧伤,闺阁酬唱联谊道情。认为清代徽州才女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清代徽州才女辈出,诗词绘画创作成为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为徽州女性史、妇女文学史增添光彩;二是徽州贤媛凭藉文化知识和艺能,独立解决生计生存问题;徽州才女对社会、历史有出色见识并富有同情心;清代徽州才女思想处于前近代阶段,较为开放,难能可贵,但从观念上走向近代社会尚有一个长过程。
《清代九旬女史孙旭媖顽强的生活态度》,是2016年在天津广播电台的演讲稿。孙旭媖,字晓霞,生活在康雍乾时期,享年约90岁。其父亲是秀才,徽州歙县人,移居江苏无锡。她从父亲学得文化,会写诗、懂医术,因家境贫乏,决心不婚,在家养活父母。冯先生赞扬她憎恶社会贫富不均而又积极生活的态度,认为能够给后人认识古代女子谋生史开启思路。
《明清安徽女性文学是厚重文化积淀的表征》一文,是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的序言,该书九卷,分地区辑录了654位明清安徽女性文学作家的传记资料及其代表作,尽可能著录其亲属史事以资参考,是一部大型资料与研究并存的著述。冯先生赞誉该书“汇百多家历史文献资料,给明清两代两性关系史、社会生活史以至政治史研究提供方便,可谓功德无量”。并以安徽合肥女子许燕珍为例,说明傅教授的《辑考》辑录了许燕珍的大量资料,“《辑考》为许燕珍立出专题,先是给出她的小传,接着罗列十种有关许燕珍及其家世的资料文献,最后选录许燕珍诗词二首。”傅教授关于许燕珍的辑考,“用力极勤,搜求颇富,资料翔实,诚为文选佳作,既彰显皖省女性文学先贤,又为学术界提供足资利用的研究资料”。正是《辑考》的资料性与学术价值,使其成为冯先生研究清代徽州女性主要依据的资料,傅瑛教授可谓遇到知音。
《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论文,当时先生的学术兴趣在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将皖南富裕棚民作为考察对象,注意到富裕棚民向山主交纳货币地租,富裕棚民与业主基本上是契约关系,富裕棚民少许雇工生产,部分地为出卖而生产;强调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富裕棚民是资本主义租地人的先驱。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是先生所作地区天主教史之一,以往对于清代安徽天主教传教情况研究薄弱,先生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档案》《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等资料,考察在安徽的西洋传教士和安徽人神职人员在外省的传教活动,探讨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的情况。注意到徽州天主教不兴盛,推测是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强烈所导致,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徽商是明清时期最有名的商人,尤其以扬州的盐商最为著名。《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首先利用清代历修《江都县志》制作了六个表格:《徽州祖籍江都人功名、善举表》《祖籍徽州人侨寓、入籍仪征表》《徽州祖籍扬州人仕宦表》《祖籍徽州的扬州人家族举例表图》《在扬州的秦晋徽人分籍科举统计表》《在两淮的秦晋徽人科举职官统计表》,探讨徽州人经商扬州及定居简况;又从兴办学校、开展学术文化活动、修建祠庙三方面,论述盐商协办文教事业与开展文化活动;再从协助建设慈善机构、商人个人义举、社会公益事业中盐商与土著的结合三方面,讨论盐商协办地方公益和福利事业。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商人、移民是社会变革的活泼因素。
文书与族谱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现存明代族谱绝大部分是徽州的,而今存徽州契约文书数量巨大。作于2013年的读书笔记《从反映社会风貌观察徽州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旨在探讨徽州契约文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契约文书揭示买卖双方(尤其是土地房屋买卖双方)交易行为中的心态和社会风气,契约文书记录个人、社会诚信度状况,契约文书含有社会人际关系、社会群体、等级和社会结构某些因素的记录,契约文书表达契约当事人与政府的某种“合同”关系。有意思的是,先生认为徽州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清代社会买卖风情遗风未熄:“今世农村出卖宅基地给人(成为“小产权”),而后要求加价;有人花钱买楼之后,得知卖方因行市关系而减价,遂要求一同减价。此类现象,是传统社会找赎风习的延续,观念类同。”
本卷收录的2篇书序,可以视为学者之间的交流。《感受“徽学”》是为卞利教授所著《徽学与明清徽州社会史研究》所作序言,肯定了著者对于建构徽学学科的努力,并与其就徽学概念展开讨论,强调契约文书对于徽学的重要性,还对一些问题的行文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喜读一部徽州人口史专著》是为胡中生教授所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所作序言,认为该书在一个不大的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关注徽州人口分流,抓住了徽州人口史的主要问题,这是完成论题目标的关键所在。
《搜集徽学研究资料点滴谈》强调:“徽学因有文书而成为专门之学,而研究也正在蓬勃开展,我想,徽州文书的搜集仍然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其实,这也是徽学研究的一项任务。”
拜读冯先生徽州宗族研究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冯师提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的遗绪”的观点,这是通过比较明清徽州名族与中古士族特征后的看法,证诸明代徽州的两部名族志,理由充足。不过,冯师对于《新安萧江宗谱》的研究,揭示了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可见明代徽州宗族建构宗族历史,打造“名族”的具体事例,令我联想到,名族志有无建构祖先辉煌历史的动机或者成分呢?如有,明代宗族也将自己与中古士族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在这里以《新安名族志》记载的萧江氏宗族为例做一考察,从一个侧面判断该书记载的倾向性。
明代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成书于嘉靖时期,该书后卷载有江姓,在介绍徽州各县江姓各族之前,总说了江之得姓经过:
江出嬴姓,伯益之裔。玄仲受封于江,因以为氏,郡号济阳。
又有萧江氏,本姓萧,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祯,以为护军兵马使,广明间伐巢有功,封柱国上将军,镇守江南,驻兵于歙黄墩,谋复唐业不克,遂指江为誓,易姓江焉,郡号兰陵。
可见新安萧江氏以萧祯为始迁祖,萧祯令子孙改姓江,他又是萧江氏易姓的始祖。冯先生《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文中指出:
查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没有萧祯的传记,徽州地方的府、州、县、镇志,我涉猎了多部亦无记载,南宋淳熙年间编纂的《新安志》,未见关于萧祯的任何文字,明代弘治时期修辑的《徽州府志》同《新安志》一样无有萧祯的只言片语。
看来萧祯有可能只是萧江氏谱牒中才有的名字,明嘉靖以前正史与地方文献中均无此人物。冯师考证后认为可以获知:“所谓萧遘之子萧祯抗击黄巢活动的不可靠”“萧祯是萧江氏家族经过长期传说而编造出来,并形成文字记载,以之为始迁祖,易姓始祖”。
《新安名族志》所记歙县上临河、婺源县旃坑萧江氏家族时都提到萧江得姓的历史,其中婺源旃坑的记载还有唐宰相遘之前的历史:
本姓萧,汉丞相何辅高帝定天下,以功封文酂侯,世袭侯爵,至萧衍有天下,是为九梁。高祖武皇帝唐初有萧瑀者,历官宰相,太宗甚见宠,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后显耀相继,世称“八叶金貂”。
据冯先生《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一文考证:萧江氏与许多萧氏宗族一样,以萧何为始祖。尊萧何的现象,最迟产生在南齐,唐宋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兰陵萧氏出于萧何。兰陵萧氏是否为萧何遗胤,在历史上存在着疑问。冯师再加申述和补充:
萧望之不是萧何的遗胤,自认为是望之后裔的人自然更与萧何不相干。齐、梁皇室既是出自兰陵萧氏,萧望之只是先人居于兰陵,他的裔孙未见回归,如果有萧整、萧道成、萧衍那些血胤,他们之间联系的最大可能,是萧望之迁徙杜陵时,有族人留在兰陵,而这族人或者是齐、梁皇室的祖先,如此而已。
新安萧江氏不是兰陵萧氏为萧何后人说的制造者,萧江氏只是跟着学舌,但该族“族源不明”。冯先生还指出萧江氏谱系:
上续萧何,中缀“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相一致的兰陵萧氏
,以为宗族涂饰光辉色彩。
可见从萧何到萧祯之间的谱系,也是移入到萧江谱牒的。
至于萧江谱系的江与郑合谱等问题,经冯师严密考证,可知更是建构所为,我们就不再赘言了。
由上可知,《新安名族志》记载的萧江族源与谱系,不少是历史上萧姓不断叠加造成的,也是宋以后特别是明代萧江氏有意建构的,作为嘉靖时期编纂的《新安名族志》,将萧江氏提供的祖先事迹与历代谱系收入,认可徽州萧江宗族“名族”的地位。其实收入萧江谱牒的名贤,绝不是孤立现象,《新安名族志》郑佐序开宗明义:“名族志之义有二焉:尚世也,尚贤也。族衍于世,世沿于贤。”
该序还说:“尚世以统宗,尚贤以延世。”
冯师揭示的萧江氏“乱以名贤为祖先”,应是《新安名族志》所收名族的通病。《新安名族志•凡例》谓:“名族实迹,其忠孝、节义、勋业、文章,有关世教者,不拘隐现存殁,悉在所录。”
萧江氏为了成为名族,确实在建构与名人的联系,建构“名族实迹”。
即使是徽州最著名的汪、程两大姓,其历史也是晚近建构的。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一文指出,休宁县汪、程二氏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祖先,“渡江祖先——本地始祖——分派祖先”。其中本地始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渡江和分派祖先多是虚拟的名称。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
总而言之,冯先生所著《徽学研究》,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徽学专书,尤其是对于徽州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