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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的徽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徽州女性、徽商以及徽州文献方面，也涉及徽州棚民与天主教传教问题，宽泛地说属于徽州社会与文化的范围。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关注徽州问题，1978年发表了有关皖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过收入本卷有关徽州宗族与女性的主题论文，则是写于2014年过了80岁以后，可谓老当益壮，学术生命常青！
本卷收入19篇论文，先生将其分为三组，以下做一简介。
以往中国谱牒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古时期盛行的名族志，宋以后名族志衰落，明代是名族志出现最后的朝代，而且集中在徽州，即《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然而学术界虽然从谱牒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过这两部书，遗憾的是对于书中记载的“名族”缺乏深入研究。冯先生的这组论文，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一文提出，明清徽州的“名族”所指何意？与其类似的中古“士族”二者有何异同？该文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正如题目。具体来说，作者为明清时期徽州名族这样定义：“历世久远的血缘群体，在贤明仕宦绅衿主导下从事文化建设，形成宗法性仁让敦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成为民间楷模，并以此不同于一般的宗族。”中古士族则有五项特征：一为高级官宦世代相承的血缘群体，二是门第婚姻成为士族维持高贵地位的辅助手段，三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并有着优异的文化学术成就，四是为人仰慕的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五是士族为特权等级、高尚宗族。比较名族与士族的同与异：均是世系绵延的血缘群体；世代高官与官宦衿士代不乏人；婚姻重门阀与良贱不婚；编纂族谱一在出仕与联姻，一在凝聚宗族；重视文化教育，主导思想有所不同；内部组织结构相同；居地与郡望。
总结性的看法是：名族与士族在构成宗族重要成分方面基本相同；名族与士族在与皇权关系中地位相差较大，在出仕上，士族出任高官，长期掌握朝政，名族官宦无常，绝不能操纵政权；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及名族在中国宗族通史中的位置：具有某种贵族性的士族是构成政权的主要成分；名族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地区望族是政权基层秩序的保障力量，获得朝廷允许的某种乡里“自治权”和族内管理权；士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历史影响巨大，中国家庭、家族极其关注文化教育，形成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一文，旨在说明明清徽州名族长期存在的原因以及特色，讨论的问题有：致力于培养仕宦科举人才并由其营造俗美声誉，名族在社区建设中提升自身品质，名族成员的文化贡献、明清之际思想活跃与树立家族名声，徽商睦族惠乡光大宗族及徽州，严禁良贱通婚维持名族荣誉，名族在解决族内外纠纷中延续。最后特别强调两点：名族代替政府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建立地方稳定的社会秩序，关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理解。
《明清徽州名族的内部建设与生存状态》一文，从六个方面论述明清徽州名族的自我建设：村落选址、建设、聚族而居与人丁兴旺，祠堂设立、管理与祠祭，祖墓建设与隆重墓祭，名族世代延续的记录——族谱，名族成员编辑家族及地方文献以强化名族意识，兴办族学；概述徽州名族生存状态是：名族从事内部建设形成族内风俗修美的生活环境，各个名族目标一致地共同营造社区和合的环境，名族共建府县社会治安环境。
《明清徽州名族对社区的建设及其积极作用》一文，探讨名族对社区的种种建设及其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说明社区建设对社会、对名族自身的意义。作者强调：有“社”之村落、地区，是真正的“社”区。名族的社区建设体现在以下各方面：宗族设立社“会”管理社务，社区崇祀诸种神灵，举办盛大社祭，开展有益生产的公益建设，举办多种内容的救助活动，建设佛道寺观，疏解纠纷，稳定社区。名族从事社区建设的原因与意义，主要是：名族本身需要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建设社区是作为民间楷模的名族应有的内涵和必备条件；名族从事族内和社区建设，是代替政府从事公益事业，并以此获得某种自治权。
《宗族与村落建设述略——以明清徽州为例》一文，也探讨宗族的社区建设。冯先生自谓该文“一则说明村落建设的种种内容，二则交待宗族与村落建设的内在联系以及同地方政府的关系”。文中从村庄选址、整体规划、居民住宅、公共建筑（分为生产建设类、信仰类、教育类、生活类四大类），论述了宗族村落建设及其内涵；接着论述村落建设的组织者，包括：从宗族请求政府对社区“立法”看其主导作用，宗族规约对村落生产、商业建设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宗族负责筹划、安排村落群体文化娱乐生活，藉此说明了宗族对民间生产及生活秩序建立的作用。最后总结说：宗族是族人村落及其社区各种公共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宗族起着某种中介的作用。
《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一文，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鉴于该书杂糅了徽州江氏、郑氏、合肥郑氏或者还有合肥褚氏的世系；其宗谱所载萧江先世世系明晰，然而错误百端，遂将萧江氏作为古人乱认祖先的典型宗族看待。于是决疑辩难，对该谱深入考证，证明其记载族源不明，伪造始祖辉煌历史；易姓始祖事迹于史无据，显系作伪；江与郑合谱，令人不明原委。考证过程引人入胜，令人信服！不仅如此，还分析了古人乱认祖先的通病及其社会原因，指出作谱乱认祖先，有多种办法。联宗合谱是常见的形式，买谱、卖谱，是冒认祖先的另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是自我作伪，即自认是某人子孙，写在谱上。撰写谱牒乱认祖先的原因是：为着出仕和晋升，为了通婚的需要，受传统门第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对祖先的无知。
谱牒的史料价值何在，先生对谱牒的体例、书例及其全部内容分析后指出：“最大缺陷是乱认祖先和伪造先人的显赫业绩，亦即族源不确实，先世世系混乱，传记与事实不合。”尽管如此，萧江宗谱的世系表保存了江氏及郑氏宗族史的资料。“说明一部乱认祖先、讹误甚多的谱书，也有它的史料价值，可供学术研究采用。”
《当代的州郡谱》是为黄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徽州大姓》所作的序，认为该书是一部徽州宗族史和姓氏学的专著，写出徽州居民的迁徙、宗族与村落、仕宦、经商、文化教育各种活动以及知名人物。同时提出，此书也有三点可以讨论之处：一是得姓渊源和远古、中古世系排列，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须知有许多宗族是弄不清楚的，排出来的世系也未必准确；另一个是写作范围问题，与徽州只是同姓氏的明清以来的大名人，写进书中，就令人产生“借才”的置疑；有一些篇在写到某人时，名下加“公”字，大约是表示尊敬；有的在讲到某人的世代时，云“某世祖”“某世孙”，如果是本家族的人写文给本家看，自然不妨称“公”，称“某祖”，可是给包括外姓的广大读者阅览，则不宜这样写了。
这一组论文5篇，取材于傅瑛主编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一书，主要论述了徽州贤媛的生存状况以及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有关明清时期徽州女性的史学叙述，大多是将其作为封建宗法的牺牲品看待，特别是关注节妇烈女，事实上徽州女性多有识字才女，对其研究也较为薄弱。冯先生对于清代徽州女性的探讨，揭示出她们生活较为独立的另一面。
冯先生也使用“贤媛”一词探讨徽州女性。所谓徽州贤媛，是指父家和夫家任何一方是徽州籍的女子。徽州贤媛中许多人并不生活在徽州，而是侨居在江浙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贤媛”往往是才女，《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一文，讨论的问题有：女承子职赡养老亲，不婚或晚婚；靠文化艺术知识承负维持家庭的使命；维系家庭，光大门庭；江浙的生存环境为徽州贤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总之，认为徽州才女独立解决生计难题，江浙社会为她们独立谋生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清代徽州贤媛出色的社会历史见识》一文，论述清代徽州贤媛诗赋所表达的对时事的感受、民生的关切、历史的认知：感受战乱痛苦向往太平生活，伤时愤世追求公正世道，主张仁政的政治思想，为女性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及评价标准。作者特别强调了清代徽州贤媛论史、论政的特点，赞誉她们的识见难能可贵。
《清代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及其作品表达的感情世界》是一篇长文。学术界对于清代徽州才女已有一定研究，先生的继续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是为全面明了徽州才媛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她们诗赋书画的创作与生活的结合状态，创作生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也即在娘家、夫家及其家族、姻亲间的生活状况和创作，闺阁友朋、师傅的酬唱生活，独自谋求生存中的智慧与能力及其诗词中的记录。她们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从多样性的实际生活中去认知她们的写作。其次，方法论上多角度观察徽州才女的思想状况……还希望具体了解清代徽州才媛的全面思想状况及与写作的关系，试图理解她们丰富多彩与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理解她们在其观念主导下的诗词创作所表现出的社会生活，反映出的创作理念。”该文论述的主要问题是：为女子吟诵唱赞歌，记录娘家生活及其延续的诗作，夫家生活的欢乐与忧伤，闺阁酬唱联谊道情。认为清代徽州才女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清代徽州才女辈出，诗词绘画创作成为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为徽州女性史、妇女文学史增添光彩；二是徽州贤媛凭藉文化知识和艺能，独立解决生计生存问题；徽州才女对社会、历史有出色见识并富有同情心；清代徽州才女思想处于前近代阶段，较为开放，难能可贵，但从观念上走向近代社会尚有一个长过程。
《清代九旬女史孙旭媖顽强的生活态度》，是2016年在天津广播电台的演讲稿。孙旭媖，字晓霞，生活在康雍乾时期，享年约90岁。其父亲是秀才，徽州歙县人，移居江苏无锡。她从父亲学得文化，会写诗、懂医术，因家境贫乏，决心不婚，在家养活父母。冯先生赞扬她憎恶社会贫富不均而又积极生活的态度，认为能够给后人认识古代女子谋生史开启思路。
《明清安徽女性文学是厚重文化积淀的表征》一文，是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的序言，该书九卷，分地区辑录了654位明清安徽女性文学作家的传记资料及其代表作，尽可能著录其亲属史事以资参考，是一部大型资料与研究并存的著述。冯先生赞誉该书“汇百多家历史文献资料，给明清两代两性关系史、社会生活史以至政治史研究提供方便，可谓功德无量”。并以安徽合肥女子许燕珍为例，说明傅教授的《辑考》辑录了许燕珍的大量资料，“《辑考》为许燕珍立出专题，先是给出她的小传，接着罗列十种有关许燕珍及其家世的资料文献，最后选录许燕珍诗词二首。”傅教授关于许燕珍的辑考，“用力极勤，搜求颇富，资料翔实，诚为文选佳作，既彰显皖省女性文学先贤，又为学术界提供足资利用的研究资料”。正是《辑考》的资料性与学术价值，使其成为冯先生研究清代徽州女性主要依据的资料，傅瑛教授可谓遇到知音。
《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论文，当时先生的学术兴趣在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将皖南富裕棚民作为考察对象，注意到富裕棚民向山主交纳货币地租，富裕棚民与业主基本上是契约关系，富裕棚民少许雇工生产，部分地为出卖而生产；强调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富裕棚民是资本主义租地人的先驱。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是先生所作地区天主教史之一，以往对于清代安徽天主教传教情况研究薄弱，先生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档案》《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等资料，考察在安徽的西洋传教士和安徽人神职人员在外省的传教活动，探讨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的情况。注意到徽州天主教不兴盛，推测是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强烈所导致，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徽商是明清时期最有名的商人，尤其以扬州的盐商最为著名。《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首先利用清代历修《江都县志》制作了六个表格：《徽州祖籍江都人功名、善举表》《祖籍徽州人侨寓、入籍仪征表》《徽州祖籍扬州人仕宦表》《祖籍徽州的扬州人家族举例表图》《在扬州的秦晋徽人分籍科举统计表》《在两淮的秦晋徽人科举职官统计表》，探讨徽州人经商扬州及定居简况；又从兴办学校、开展学术文化活动、修建祠庙三方面，论述盐商协办文教事业与开展文化活动；再从协助建设慈善机构、商人个人义举、社会公益事业中盐商与土著的结合三方面，讨论盐商协办地方公益和福利事业。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商人、移民是社会变革的活泼因素。
文书与族谱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现存明代族谱绝大部分是徽州的，而今存徽州契约文书数量巨大。作于2013年的读书笔记《从反映社会风貌观察徽州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旨在探讨徽州契约文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契约文书揭示买卖双方（尤其是土地房屋买卖双方）交易行为中的心态和社会风气，契约文书记录个人、社会诚信度状况，契约文书含有社会人际关系、社会群体、等级和社会结构某些因素的记录，契约文书表达契约当事人与政府的某种“合同”关系。有意思的是，先生认为徽州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清代社会买卖风情遗风未熄：“今世农村出卖宅基地给人（成为“小产权”），而后要求加价；有人花钱买楼之后，得知卖方因行市关系而减价，遂要求一同减价。此类现象，是传统社会找赎风习的延续，观念类同。”
本卷收录的2篇书序，可以视为学者之间的交流。《感受“徽学”》是为卞利教授所著《徽学与明清徽州社会史研究》所作序言，肯定了著者对于建构徽学学科的努力，并与其就徽学概念展开讨论，强调契约文书对于徽学的重要性，还对一些问题的行文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喜读一部徽州人口史专著》是为胡中生教授所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所作序言，认为该书在一个不大的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关注徽州人口分流，抓住了徽州人口史的主要问题，这是完成论题目标的关键所在。
《搜集徽学研究资料点滴谈》强调：“徽学因有文书而成为专门之学，而研究也正在蓬勃开展，我想，徽州文书的搜集仍然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其实，这也是徽学研究的一项任务。”
拜读冯先生徽州宗族研究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冯师提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的遗绪”的观点，这是通过比较明清徽州名族与中古士族特征后的看法，证诸明代徽州的两部名族志，理由充足。不过，冯师对于《新安萧江宗谱》的研究，揭示了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可见明代徽州宗族建构宗族历史，打造“名族”的具体事例，令我联想到，名族志有无建构祖先辉煌历史的动机或者成分呢？如有，明代宗族也将自己与中古士族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在这里以《新安名族志》记载的萧江氏宗族为例做一考察，从一个侧面判断该书记载的倾向性。
明代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成书于嘉靖时期，该书后卷载有江姓，在介绍徽州各县江姓各族之前，总说了江之得姓经过：
江出嬴姓，伯益之裔。玄仲受封于江，因以为氏，郡号济阳。
又有萧江氏，本姓萧，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祯，以为护军兵马使，广明间伐巢有功，封柱国上将军，镇守江南，驻兵于歙黄墩，谋复唐业不克，遂指江为誓，易姓江焉，郡号兰陵。
可见新安萧江氏以萧祯为始迁祖，萧祯令子孙改姓江，他又是萧江氏易姓的始祖。冯先生《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文中指出：
查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没有萧祯的传记，徽州地方的府、州、县、镇志，我涉猎了多部亦无记载，南宋淳熙年间编纂的《新安志》，未见关于萧祯的任何文字，明代弘治时期修辑的《徽州府志》同《新安志》一样无有萧祯的只言片语。
看来萧祯有可能只是萧江氏谱牒中才有的名字，明嘉靖以前正史与地方文献中均无此人物。冯师考证后认为可以获知：“所谓萧遘之子萧祯抗击黄巢活动的不可靠”“萧祯是萧江氏家族经过长期传说而编造出来，并形成文字记载，以之为始迁祖，易姓始祖”。
《新安名族志》所记歙县上临河、婺源县旃坑萧江氏家族时都提到萧江得姓的历史，其中婺源旃坑的记载还有唐宰相遘之前的历史：
本姓萧，汉丞相何辅高帝定天下，以功封文酂侯，世袭侯爵，至萧衍有天下，是为九梁。高祖武皇帝唐初有萧瑀者，历官宰相，太宗甚见宠，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后显耀相继，世称“八叶金貂”。
据冯先生《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一文考证：萧江氏与许多萧氏宗族一样，以萧何为始祖。尊萧何的现象，最迟产生在南齐，唐宋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兰陵萧氏出于萧何。兰陵萧氏是否为萧何遗胤，在历史上存在着疑问。冯师再加申述和补充：
萧望之不是萧何的遗胤，自认为是望之后裔的人自然更与萧何不相干。齐、梁皇室既是出自兰陵萧氏，萧望之只是先人居于兰陵，他的裔孙未见回归，如果有萧整、萧道成、萧衍那些血胤，他们之间联系的最大可能，是萧望之迁徙杜陵时，有族人留在兰陵，而这族人或者是齐、梁皇室的祖先，如此而已。
新安萧江氏不是兰陵萧氏为萧何后人说的制造者，萧江氏只是跟着学舌，但该族“族源不明”。冯先生还指出萧江氏谱系：
上续萧何，中缀“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相一致的兰陵萧氏
，以为宗族涂饰光辉色彩。
可见从萧何到萧祯之间的谱系，也是移入到萧江谱牒的。
至于萧江谱系的江与郑合谱等问题，经冯师严密考证，可知更是建构所为，我们就不再赘言了。
由上可知，《新安名族志》记载的萧江族源与谱系，不少是历史上萧姓不断叠加造成的，也是宋以后特别是明代萧江氏有意建构的，作为嘉靖时期编纂的《新安名族志》，将萧江氏提供的祖先事迹与历代谱系收入，认可徽州萧江宗族“名族”的地位。其实收入萧江谱牒的名贤，绝不是孤立现象，《新安名族志》郑佐序开宗明义：“名族志之义有二焉：尚世也，尚贤也。族衍于世，世沿于贤。”
该序还说：“尚世以统宗，尚贤以延世。”
冯师揭示的萧江氏“乱以名贤为祖先”，应是《新安名族志》所收名族的通病。《新安名族志•凡例》谓：“名族实迹，其忠孝、节义、勋业、文章，有关世教者，不拘隐现存殁，悉在所录。”
萧江氏为了成为名族，确实在建构与名人的联系，建构“名族实迹”。
即使是徽州最著名的汪、程两大姓，其历史也是晚近建构的。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一文指出，休宁县汪、程二氏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祖先，“渡江祖先——本地始祖——分派祖先”。其中本地始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渡江和分派祖先多是虚拟的名称。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
总而言之，冯先生所著《徽学研究》，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徽学专书，尤其是对于徽州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