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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及其随员与陪伴、接待他们的清朝官员，与在官员指挥下为他们服务的民众接触较多，加之刻意观察中国国情、官风民俗，将感受记录下来，就有正使乔治·马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使团主计官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的《中国行记》
，副使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随员安德生的《随使中国记》等，笔者仅依据《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及刘半农译作中摘录的《出使中国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安德生《随使中国记》（埃奈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部分资料，但是在此以前阅览过大量的传教士通讯录，并撰写出《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
，将两种史料比较鉴别，得知传教士与外交官社会角色不同，关注的事物与方法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清代前期中国人性格、中国政体的认识却多一致，是以再次执笔，利用马戛尔尼及其随员的记录，草成此文。
马戛尔尼及其随员甚为留意清代中国现状和历史，
笔下的中国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可用“艰苦生活状况与认命的知足常乐心态”来概括；政治状况是政体完善得像一架机器那样有序运行，皇帝占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官员练达，善于应酬，毫无人性地虐待民众。在马戛尔尼等人眼中，乾隆时期中国政体完善，行政效率在某些方面很高，统治基础因善良勤劳的民众而牢固；乾隆皇帝权威与奢侈生活在世界历史上罕见；透过溺婴弃婴现象看出民穷的社会弊病；满洲皇帝统治下民众不会有好生活；特别看到，民众的性格由集权政治所造成，全国上下人等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洋人既蔑视又有所防范，故步自封，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若有外国侵略，将不堪设想。
马戛尔尼一行自从1793年7月3日在浙江舟山与中国人交往，尤其是有两名定海领航员登上英国船，开始同中国下层民众在一起生活。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外，随即有中国搬运工上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将载运的物品搬移至中国驳船；8月5日，他们乘坐中国船沿白河驶往北京；16日到通州张家湾，与船户、水手共同生活11天。马戛尔尼等人在觐见乾隆帝以后，于10月7日离开北京，在通州张家湾取道水路南行，经过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于12月19日抵达广东广州。此次在船上两个多月，加上进京的那段航行，为时近三个月。这期间接触的是中国船户、纤夫、搬运工、被抓伕的农民、被雇的穷人，护送的清朝官员及其下属、士兵、仆人，以及在航行中看到的农村妇女做农活，听说的京城仆人生活。这些人多是社会下层民众，马戛尔尼及其随员目睹他们劳作情状，写出他们的见闻与感受。
说到下层民众的干活，马戛尔尼和他的随员赞不绝口。1793年8月4日，在大沽口外，马戛尔尼“观看中国苦力”将英船物品装到大驳船上，颇有感触地写道：“装驳货物之人，均异常出力……见人人多筋骨坚壮，饶有气力，虽作事之时，歌唱呼唤，殊扰人耳，而秩序井然不紊，又能各尽其力，无贪懒嬉戏者，洵足多也。”
16日乘船到通州，停泊在张家湾，岸边有专为英使停放物品临时建造的两间仓库。一天之内，中国工役将英使37船物件搬移到仓库，有几件重量、体积大的物品，中国工匠用“臂力和其活泼之精神，合力舁之，自船至栈，直行不息，而观其神情又异常欣喜，初不若有人驱之迫之者。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盖中国苦力，具有一种无重不举之能力。若一物之重量过大，非一人所能举，彼等即以绳缚之，然后取粗竹二根穿诸绳中，每人各以竹之一端置之于肩，舁之前行。若此二人之力犹不能举，则更取二竹与前二竹相交做‘十’字形，则人数即可添加一倍。万一再不能举，犹得以同样之加竹添人之法继之。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且呼且笑，舁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
。这是赞叹搬运工人的劳作情景。
对于船夫的驾船、拉纤情形，他们看到的是同样艰辛地克服困难，令大小船只前行。马戛尔尼一行从张家湾出发时，使用大小船只37艘，平均每船坐十几人，加上行李和各种物品，估计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其时北方已进入枯水期，“水力已不能浮船，所以能前者，用人力强拉之，使船底与河底相擦而进耳”。尤其是有一条大船，载物太重，夫役“竭力拉之，竟然不进咫尺”，不得不将其上的物品分装到小船上才能前进，就这样，10月11日这天，“船户及纤夫竭全日之力，所行不过十数华里”。就在这一天，船夫、纤夫下到冰冷的水里推船、拉船：“一时天气极冷，河水几欲结冰，而船户及拉纤人等因此系官家所雇船只，倘不设法令其前进，大人、老爷们必不答应，乃不避劳苦合数十人之力，齐至水中推之、拉之，冀其少进，而自夜半以至日出，人人力竭神疲，船终不动。”
后来于12月11日从江西南康府乘船前行，“见河水益行浅促，船户推挽船只之苦百倍于前”。“自此以后，各船船户每日至少必匍匐于水中二十余次，合力推动船只，亦有终日匍匐于水中者。”
“纤夫多劳苦不堪”
，是马戛尔尼及其同行者的共识。纤夫是官方抓来的农民，被迫充当苦力。乾隆帝指令向英国使团提供食物和夫役：“不特该贡船所需食物，应由地方官办给；即需用人夫，以及备办沿途供顿等事，俱系地方官专责。”
所以马戛尔尼也知道：“凡中国官船或公事船所过之处，纤夫应由沿路地方官代办召集……工值极薄，普通人民每不愿承命，地方官乃不得不按户勒派，往往有较为殷实之农户自己不愿当差者，别出重值雇人以为代，亦云苦矣。”
雇役算是较文明的，严重的是半夜抓伕，如同巴罗所说：“船只在御河航行需用人拉纤，而这些人是从河畔村庄强征来干这苦力活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船到达前派遣士兵或官员的随从，趁天黑突然把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床上叫起来。但满月的日子，一般休息的时间推迟，大家有了警觉，所以，当官员派遣的役吏到达，可能被拉差的人都躲藏起来，因此除震耳的锣声、号角声和爆竹声外，我们还时时听到那些不愿拉纤的人挨杖和受鞭打的惨叫声。早晨拉纤的人齐集，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怜悯。他们大多是老弱病残，有的瘦里巴干，面带病容，衣着褴褛，一般人看来应上医院就医，而不应去干苦活。”
抓伕的具体到人情形，是定海的事例：总兵官拘拿民人充当领航员，一群“样子极可怜的人，他们被押进大堂，跪下诉说他们的资历”，即说明航海经历，其中有两个人海上经验较多，但已经改业做生意，若应这个差役，就不能养家糊口，“跪着乞求放掉他们……长官不为所动，命令他们在一个时辰内准备上船”。二人乃哭别妻儿，登上狮子号从事领航差役。
马戛尔尼原先听说中国女子缠足，不会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及至到大沽口，中国人好奇心驱使前往观看英船情形，马戛尔尼从而在人丛中看到“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与传闻中缠足情况不同，后乃知下层妇女，“便于作工自活计，缠者甚少”。同时也理解她们饱受风霜之苦：“此种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面色遂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
后来行船在江西赣州境内，见“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行远，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等无不能之。衣饰亦与男子大同小异，除挽发做髻及两耳戴有耳环外，其余无一不与男子相同。此等女子体质最强且能耐苦，中国下流社会之人咸以娶得江西老婆为交好运云。”
巴罗亦说江西女子从事农活：“在江西省，妇女扶着单柄犁，在已经整治好的土地上耕作，是很普通的事。”又说：“许多妇人被迫背着婴儿干活，丈夫却任性去赌博，或者清闲度日。我时时看见妇女拖曳轻犁和耙子。”
山东渔家女子“协助拉网，干各种捕鱼的活”
。广东肇庆妇女驾舟。
综合马戛尔尼、斯当东、巴罗等人所述下层民众劳作状况：（甲）尽心尽力的态度。做活不偷懒耍滑，用现代话说是有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当然，也是怕出事，像官府派差的定海那二位领航员，技术不高，可是承担的责任重大——领航外国“贡使”船只，一旦出事就有被处斩刑之忧。英国人说他们“已尽其所能，但他们既无技术又乏判断力，也许应宽大地原谅他们”
。（乙）勤勉。吃苦耐劳，勉力从事，如夜间在冰冷水中作业，在浅水滩匍匐拉纤，只有吃得这种苦，才能令船在枯水期行驶。如此难于想象的劳苦，令马戛尔尼无限感慨：“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
“此种耐劳之苦力不惟吾欧洲无之，即西印度之黑人恐亦不能如是也。”
（丙）勤勉基础上产生的劳动技巧，运用丰富的经验，生出智慧，如杠抬重物的方法。（丁）高效率和质量保证。张家湾临时建立两间仓库，是数百名民工在两天内建造的。马戛尔尼一行37船物件，工役用了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全部移置仓库。
或如巴罗所说：“中国的搬运工表现得敏捷，有力量和灵活，我认为世无其匹，绝非其他国家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
从大沽口到通州张家湾的水运、从张家湾到北京圆明园的陆路运输的英使六百多件物品无一遗失，无一受损。就此，巴罗说：中国人的“认真、沉着和稳重，我们已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明”
。（戊）干活中的乐观精神，英国“使团雇用的人也总是显得愉快满意；游船上水手始终高高兴兴……为减轻体力，划船行动保持一致，一般由一个头头粗声领唱，全体水手跟着合唱。”“中国人合唱的主要目的在于把快乐和节拍结合在一起。”
他们实际是喊号子，统一步伐，以利作业的进行，同时也提升劳作情绪，振奋精神，有益于完成活计。（己）女子从事重体劳动，与男子一样，能够自谋生计。
下层民众生活状况，概括地说：吃食粗粝，以贵人残羹为美食，衣衫不整，居住草屋，在船上则是“狗洞”。
清朝政府以远远超过需要的高标准供应英国人饮食，他们的残羹剩饭，船夫视为美食佳肴，所以英国人说：纤夫“十分感谢我们赏赐给他们剩余的东西，我们喝（过）的茶叶，他们贪婪索取，烧开后使用。他们的主食包括一点米饭，一些蔬菜和炒过的葱，一天只吃两顿”
。巴罗引用荷兰人的话说，“在荷兰，最穷的乞丐都会从医院接受一份整洁的食物”
。不比较还不显中国下层民众饮食之劣，一对比，连欧洲乞丐都不如，惨到何种程度！中国人把供给英国人而被他们扔掉的死猪、死鸡当美食捡起来珍藏：在大沽口外，官员供应的食物送到狮子号，有的猪、鸡在途中碰撞死亡，英国人“不屑地把它们弃之入海，但中国人忙着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用盐腌上”
。真是可怜啊，捡来的死猪、死鸡还舍不得当时吃，要腌上，大约要等到年节才食用。“可怜的半饥饿的中国人，生活在水上，喜欢吃各种动物肉，甚至腐坏的都吃”
。法国人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就中国农民的饮食之恶劣，也与欧洲穷人生活对比过，与英国人所述相同，为不使文章拖沓，马若瑟所述情形请阅注释
。由于吃食艰难，“吃饭”成了见面话——含有祝愿的意思。巴罗获知，“南方几省的老百姓，打招呼的话是：ya fan，吃过饭了吗？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中国人的基本愿望是能够吃饱饭。一般百姓如此，社会上层吃喝不愁，由于吃饱愿望的惯性，追求吃好东西，吃奇珍异兽，比如巴罗说陪同他们游西湖的官员，“对湖里的鳝鱼和准备供应的好吃东西感兴趣，对植物却兴趣索然，无意为花草停留下来”
。生活情趣不高，吃饭问题困扰的折射反映。
衣衫褴褛和无行装。斯当东说，英使团在从天津到北京船上的纤夫，“多穿其原有之青布衫，亦有衣服不完，情状至觉可怜者”。返程从北京出发，“乃改用一种红边之制服，头上戴一大帽，有红色之扁平结子，拉纤时自远望之，为状较前整齐多矣”
。巴罗也说到纤夫改变着装的事：总督长麟在江南，“碰巧看见半饥半裸的纤夫。也许对他们可怜的样子感到羞愧，也许出自对他们境况的同情，他命令马上给他们发套新衣服。当我们的人员在早晨集中时，我们吃惊地看到纤夫们衣着的大变化，每人都穿上一套镶红边的蓝棉布上衣，一条新的白裤，头戴一顶插羽毛的漂亮高帽子”
。斯当东与巴罗所说的改换像样制服的地点不同，但事情是一致的。无疑是官方觉得纤夫衣冠不整在蛮夷面前丢了我大清朝的脸，乃下令给他们发衣装。
水手栖息之惨状——住“狗洞”。水手驾驶英使乘坐的豪华客船，斯当东是这样描述的：“高爽宽大，实为吾英所未见。其顶棚之高，自远望之，几如水面流动之家屋”，内分三大舱，头舱用作安放行李和仆人卧所；中舱，装饰华丽的会客厅；房舱，隔成二三间，为卧室。房舱的后头为厨房，再后面的小舱，“形如狗洞，则舟子之卧所。船上舟子甚多，试问此小小一舱，安足供其寝处，则以中国舟子，咸不必有余地以供其放置行李之用，其所备行李，均驮于身上。日则以之为衣，夜则以为卧具也”
。巴罗的记叙相同，说船员的居处“像狗窝一样小。中国水手不需行李间，他的全部衣物都在背上”
。这种“狗洞”式舱房矮小，低头弓腰才能进入，赤贫的水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他物，无需有摆放行李的空间。豪华客船上的水手，其饮食，其居处何其惨矣。
陆地的民居——泥土茅屋。斯当东在从大沽口沿白河往天津行船，见两旁房屋甚多，“悉以泥土与草料造成”
。巴罗多次描述居民房屋状况，如说“农舍十分破旧，毫无舒服感”
。浙江常山县，“渔夫的茅屋”
。他概述中国人居住房室的感觉：对“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撘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般住着两三代人，还喂养牛、猪、鸡和其他家禽”
。他唯一说到扬州邵伯镇民居较好：“一般是两层房屋，建筑显然不错，用石灰刷白，保持整洁。”
毫无疑问，下层民众居住的是破旧泥土草房，德国人李希霍芬的访华记录可为斯当东、巴罗佐证。
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总起来说是勉强糊口。巴罗曾将他经过的所谓“中国人口最多和丰产的省份”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江西五省中的农民生计作出比较，认为直隶农民最苦。他素描式地写道：“他们的房屋矮小破烂，土地耕作很差……他们的房屋是四面泥墙，屋顶铺芦苇、稻草或高粱杆，房屋外一般都是土墙围绕，或者说结实的高粱杆篱笆屋内用草席分成两间，每间墙上开一小孔通风和进光线。……百姓大多穿蓝棉衣、棉裤，戴草帽，穿草鞋。他们的寝具是芦苇席或竹席，枕头是个圆木头，铺的是皮革，或者用大尾羊毛制成的毡毯，但不是纺织而成，而是像制帽子一样打压出来，有时用填塞毛发或稻草的床垫。主要用具是两三个罐子，几个最粗糙的浴盆，一口大铁锅、一口煎锅，一个可挪动的炉子。桌椅是不需要的，男女都席地而坐。他们就这样围着大铁锅，吃饭时每人手拿一个盆。面黄肌瘦足以说明缺乏营养。食物主要是米饭、粟，或其他谷物，加点葱蒜，有时，作为享受，用哈喇油炒菜，油是各种植物榨出的，如芝麻。”“各种鱼都缺少。”“穷人吃得起不过是猪肉和米饭。”冬天，农民“缺乏燃料、衣服，甚至无庇护所，据说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饿死”，所以卖儿卖女。
江南、浙江民众生活比北方要好一点。扬州“居民的穿着比我们迄今看到的要好”
。苏州“城内外无数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满足和愉快，胜过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他们几乎都穿丝着绸”
。虽有程度差异，“从百姓总的情况看，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勤奋，他们仅勉强能够糊口”
。
从六个方面观察，即职业信仰，一般的信仰，讲求孝道，休闲娱乐，赌博恶习，非议他人。
职业信仰的祭祀河神。马戛尔尼、巴罗等人看到与他们接触最多的船户、水手祭祀河神的虔诚仪式，那是在客船从运河穿过黄河时进行的祭祀河神：渡河前船户杀牲（猪、鸡），将猪肉、鸡肉放在船头，用牲血、羽毛涂、粘贴船头、船面，另备三个小杯，分别置放酒、油、盐（或油、米、面、盐），船主向船头方向叩头；开行，船主立于船头一侧，另一侧有一水手执持铜锣，到黄河中流湍急处，鸣锣为号，船主举杯，将杯中物倾倒水中，燃放爆竹，烧镀金锡纸，众人举手向河神致敬，过了急流，船主行三叩首礼，祭祀完毕。
及至马戛尔尼使团船行在赣江上，到第十五处险滩，船夫看到两三只遇难船骸，很是恐惧，“像传说中的乡巴佬，不是奋力抢险，而是开始敲锣求河神保佑，烧檀香打动河神发善心”
。祭祀河神，表明船户、水手有类似行业神的信仰，祭祀是祈求河神保佑航行顺利平安，获得人身安全。
希图通过占卜求神获知命运。马戛尔尼说他发现中国“老百姓都极其迷信。他们严格选择吉日和避免凶日，一如他们的长辈，都相信手相术、占卜术、占星术”
。巴罗更了解到寺庙求签问吉凶的过程：“每个城、镇和村庄，有时在树林里，有时在山头，及极荒凉之处，都建有小庙，大门一直为那些想求神问卦的人敞开。事实上，中国宗教的实用部分可以说就在预测命运上。教士并不需要解释算卦书。若有人要出行、或买妻、建房，最重要的是埋葬已故的亲人，对这些事拿不准吉凶，那么他就到附近的庙去……每座庙的坛上都摆着一个木筒，内装若干小签，签头上写有一些字。他拿着筒摇动，直到落出一支签，看了签上的字再去查一本通常挂在庙墙上的书。就这样抽几次签，如果三次抽到好签，他认为就是吉兆。”事后，应了签上的话，他就去庙里烧香还愿。
不能抛头露面的妇女，“某些时候可到庙里去求神问卜，不会遭到指责挑剔。不妊妇女甚至被允许到庙里去抚摸小铜佛的肚皮，求保佑可以很快怀孕生子”。由于妇女不便外出，又需要算命，“因此出现一批算命先生……靠挨家给人算命为生……他们得知主人生辰八字后，就给人预测未来”
。此外，为求吉利，中国人以“九”为吉利数字，
如九月九日重阳节，表示尊重老年人。人无论身份高下都相信占星术。认命，是中国人的哲学，是接受、实践命定论者。从求神问卜，可知中国人心态，很现实，关心的是现世幸福，这就是巴罗说的：“百姓担心今生的不幸，而不是害怕来世的惩罚，他们想的是尽量平息神的愤怒，化解面临的灾祸。”
笃诚于孝道伦理。中国人讲求家庭伦理，父慈子孝。马戛尔尼就此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讲孝道和感恩的了。”
他和巴罗还注意到中国人的孝行意识，贯注在亲人生前和死后两个方面。“中国家庭和朝廷一样也维持等级隶属关系。父权虽无限，但始终表现出仁爱和宽大……在亲情的纽带没有被父亲折磨的地方，它就日愈加强，终生不变。中国各阶层特点中，没有比这种极其值得尊重的融洽关系更令人注目了。亲情和责任手挽手共行，从不希望分离。父亲的慈爱总是感受得到，始终增长；儿子的依赖也完全为父亲所理解，他从不想减轻它……根据中国人的观念，一户家庭只有一致的利益，其他的想法都是非自然的和不道德的。”
中国人相信祖宗亡灵会保佑子孙，为此要有感恩的祭祀：“善人都必须在家庙里严格举行祭祖的典仪……不愿举行这种重大典仪的人将因此受到惩罚，死后灵魂被剥夺访问祖宗祠堂的权利。”
使团成员对中国人的孝道更有着两点深刻的认识，一是指出孝道不只是道德观，而是法律、习惯的强制执行。这就是巴罗说的：“孝道在中国不是道德观，而是长期以来取得独断法律效能的规定；不妨如实说它存在于政府的准则上，而非存在于百姓的思想中。”“父母权威性得到法律和风俗的肯定，从各方面看都如同具有最强的法律效力。”
二是理解中国人的尊崇祖先是可爱的弱点：“在这方面（祭祖），中国人的迷信，说到底，是一种可爱的弱点。设若人死后的灵魂可以保佑活着的人，那么人们肯定应向关爱过自己的人献祭，而不是向那些除名字外一无所知的人礼拜。”
强烈的好奇心。中国人的词汇里有“出洋相”一词，意思是出丑，观看马戛尔尼一行，是真正欣赏出洋相的洋人，以寻求开心。马戛尔尼船只到舟山定海，“人人诧为奇观……上船观者甚众，拥挤不堪名状……多逗留徘徊不肯即去……然尚肯自守规则，未有野蛮之举动，于中有少数之人状貌粗蠢，若全无知识者，盖下流社会也”
。英使所乘船只停靠在海河天津城区，“岸上及船中之中国人民，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
。看客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出于好奇从几里远的地方赶来看我们的”
。使团人员往北京城的路上，“两旁排列着观众，有的骑马、步行，有的乘坐小车、手推车、马车、轿子”
。民众娱乐的机会很少，而好奇心人皆有之，看热闹，看出洋相就是一种乐趣，能够观看英国人、英国船真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争相而往，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好奇心，是为寻求刺激，找乐子，不是去探求新知识，去发明创造。
嗜好赌博。巴罗在《中国行记》里多次记录中国人的赌博行为，可知给他印象之深。他写道：“每逢几个中国人碰巧相遇，通常都赌博。”
“每逢闲汉有机会凑在一起，少不了试试赌博运气，中国人对此是有准备的。他外出时难得不在口袋里带一副牌，或一双骰子。”“在许多城镇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以致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人玩牌或者掷骰子。他们甚至被控告常常拿他们的老婆孩子作大赌注。可以理解，在人们能够出卖子女为奴的地方，赌徒会毫不后悔地”冒险干这种事。
为了赌博，竟然随身带着赌具，更有甚者，拿妻儿作输赢的赌资，恶劣到极点。中国人不仅在国内赌钱，并把这种恶习带到移居地。所以巴罗又说：“赌博，中国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免不了这种恶习。据说在我们的一个东方殖民地（威尔士王子岛），允许中国人定居，他们每年上交一万美金为取得开赌场和卖鸦片的许可。”
爱议论他人的恶习。“中国的交往老是一个样，大家不外谈论东家长西家短，当官的怎样不公，奸商怎样欺诈，又有那个人弄虚作假。”
下层民众聚在一起，免不了说闲话，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爱管闲事，又不当面说，有搬弄是非之嫌。背后议论人，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评论当官的事，老百姓不知官场情况，知道一点也不敢说。这种议论是官方人士之间进行的。
要而言之，马戛尔尼、巴罗、斯当东等人观察到中国下层民众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苦干巧干的作风，高效而保证质量的成效，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重体力农耕活计。他们的生活状况是，饮食粗粝，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异常清苦。而他们因信仰神灵和命运，
安贫守分，得过且过。父慈子孝，家庭和睦，进而促成社会稳定。但是有嗜赌恶习，爱说闲话，是精神空虚的表现。归结成一句话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
写到这里，不妨用马戛尔尼使团人员比较北京人和伦敦人的一天生活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平民生活看法。他们说：“北京的大街上，傍晚五六点钟，难得看见有人行走，到处都是猪、狗。居民干完了白天的活，此时都各自回家，吃饭，同时按他们大皇帝的习惯，日落就睡觉。同时候的伦敦，从海德公园一端到迈尔区（Mile End）则人群壅塞，几乎阻断了道路。在北京，一大清早，百姓就像蜂群嗡嗡喧闹；而此时，相反的，清晨的伦敦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晚上八时，哪怕在夏季，北京城门也是关闭的，门钥匙交给城守，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
北京人，更不要说中小城市、乡村人了，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平民百姓生活简单、平淡。
作为使臣的马戛尔尼是为国事来华，觐见乾隆皇帝，与包括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在内的中央大员多次会谈，被他们引领参观避暑山庄，同伴送的侍郎松筠、两广总督长麟促膝交谈，和副将王文雄、道员乔人杰的密切关系如同朋友，向他们索取土地、人口统计数字的资料，从而对皇帝、政体、官场以及中国社会有了切身的感受，加上在朝廷当差的西洋传教士向他述说中国国情，增强、印证他们的认识。笔者先叙述他们对清朝皇权和政体的认知，第三节来说明他们看到的清朝社会弊病。
马戛尔尼不止一次地宣称英国皇帝是西方第一雄主，乾隆皇帝是东方第一雄主，如在8月6日，马戛尔尼对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
9月11日，马戛尔尼在和珅等人面前颂扬乾隆帝，“敝使到中国后，闻乾隆皇帝多福多寿，年逾八十而精神矍烁，乃过少年，其臣下亦多欢悦爱戴。此种盛境，不特敝使为之欣忭。即吾英国皇帝以西方第一雄主之资格，亦当为此东方第一雄主额手称庆”
。虽然说东方、西方各有第一雄主，但是马戛尔尼同时认识到东方雄主的威严和权威性是西方雄主不能望其项背的。
8月7日，梁肯堂在大沽口外回拜马戛尔尼，因年事已高，并不登上马戛尔尼的狮子号，只是人到岸边，派人送名帖（名片），马戛尔尼因此看到下属对总督的礼节：总督下轿，“其随从之厮役立即下跪，向大人行礼。兵士及属官之骑马者亦下马而跪。其尊严殆非吾西方之帝王所能及也”
。总督的尊严，西方君主不能及，惶论皇帝了！9月14日马戛尔尼等人前往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在乾隆帝将要经过的路边等候，朝廷大臣亦然，皇帝驾临，马戛尔尼的感受是“驾前列鼓乐仪仗，备极喧赫”。具体地说：“乾隆帝坐于一无盖之肩舆中，用十六人抬之；舆前有执事官多人，手执旗伞旌节之属。”大臣们立即行跪拜礼。
御用仪仗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乾隆帝赐宴群臣和使节，马戛尔尼与斯当东接受皇帝亲赐的酒，宴罢，马戛尔尼的记录云：“此御前宴会自始至终，秩序异常整肃，执事官按序进馔，既恭敬万状，与宴者亦都沉默不喧，全幄上下人等不下数十，而侧耳听之，竟寂无声息，是可见东方人对于帝王所具之敬礼，直与吾西人对于宗教上所具敬礼相若也。”
斯当东记录得更细致：“饮宴时，酒馔而外，执事官兼以茶进，唯进馔或进酒于他桌之前均用双手平托，进至御前两手高举出于额上，以示尊敬。”
“除皇帝先自启口，与他人谈话，他人逐语回答外，其余与宴之人均不能自由谈话……东方皇帝之尊严即此可见一斑矣。”
整个宴会中，只有皇帝任意行动，与他人交谈，与宴者不要说喧哗，连交头接耳也不允许；执事官上食有严格的皇帝与官员礼敬程度的差异，就因为这种种区别，马戛尔尼、斯当东才异口同声感叹中国皇帝的极度尊严，为西方帝王所不能享有。
马戛尔尼于9月2日从北京出发去热河，8日到，他说北京、热河之间道路颇为平坦，最后二日“所经之路尤完整可喜，然此路并非御道。御道乃为与此路平行之一路，平时严禁人行，必皇帝出巡始能盛列銮仗，驰骤于其路上。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本月下旬，皇帝将自热河回銮，故御道之上此时已开始修理，加敷黄土。黄土者，御道之特别标识也。御道之长，凡126英里，所用修道兵丁有二万三千之多”。在平坦道路之外，另设御道，唯供皇帝驰骋，真是马戛尔尼说的“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
。
皇帝的无比威严还表现在龙椅（御座）方面，八月十三日（西历9月17日）乾隆帝生日，时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装英使礼品的巴罗目睹对龙椅跪拜情景：“宫内的王公大臣穿上礼袍，会集一起，在朝见大殿向宝殿敬礼。在这种情形下，宝座前的地上摆设三个小三脚架，一个放上一杯茶，另一个放上一杯油，在一个是米，或许表示皇帝是土地的主人，这三种则是土地的主要产物。”太监告诉他，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当天要向印在黄绸上皇帝的名字跪拜”
。乾隆帝身在热河，留在京城的亲王大臣因为万寿节要在正大光明殿向龙椅行跪拜礼，龙椅成为皇帝的替身、象征。皇帝的权威真是无所不至。皇帝并不现身，臣民却对龙椅、皇帝牌位、御容行大礼，英国人说这是皇帝让人畏惧的一种手段：“中国皇帝极少公开露面，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来是建立在极不相同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上。统治者背后运用权力，让远近都感受到影响，比经常在群众前现身，更能打动人心，更令人生畏。”
诚然，皇帝不露面，令人有神秘莫测之感，就更有权威。
皇帝的权威，更从民众的皇帝崇拜深层次地揭示出来。前述狮子号停泊舟山，各类社会人士上船观赏，马戛尔尼就此捕捉到一种怪异行为：他们“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彼辈立即俯伏于地以至恭敬之状，向地皮亲吻数四”。这种现象也为斯当东不完全理解：“彼辈向地皮亲吻，起立。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似谓汝辈外国人，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悬其像于船中，殊足感谢也。”
“向地皮亲吻”，初到中国的马戛尔尼、斯当东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半农业已指出这是磕头，是民众见到真龙天子御容既被感动又受威慑而下意识地行起跪拜大礼。就中确实有双重含义，一为尊崇皇帝，是帝王崇拜的产物与表现；二为自豪，我们的皇帝，连外国人都敬重，能不“吾皇万岁万万岁”吗！？包括底层民众的崇敬，反映出皇帝不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也即是国家、臣民至高无上的权威。
前面说到中国人上到狮子号观看，在船外探视，固然是好奇心所驱使，其实还有一层意思，被巴罗看透了，他说：在定海，“早晚都有当地百姓拥来参观。据说中国人好奇，但这次没有显出来；另一种好奇看来是想仔细看一看有幸去见他们大皇帝的人，而不是得到传闻想去看一看稀奇东西。尽管我们的船和他们自己的大不相同，但他们并不在意，反之，他们只要看上客人一眼，好奇心也马上得到满足。到处都有含糊的喊叫，包括‘大皇帝’（Ta-whang-tee）的尊号，意思看来是说：‘这些人是去朝见我们的大皇帝？’定海的群众更加突出这句话，几乎只听见‘大皇帝’和‘红毛’的词句，这指的是皇帝和英国人”
。原来定海人上船是为看有幸去看皇帝的洋人。羡慕他们幸运，能够朝见皇帝。这种行动只能说明百姓的皇帝崇拜意识深入骨髓。
总起来说，马戛尔尼持东西两雄主说，其坚称英皇是西方雄主说很自然——尊重本国君主嘛！而东方雄主说虽有作为客人的礼貌成分在内，但是更主要的是承认事实，是真真切切地明了中国各种制度、礼仪，民众心态，从而获知中国皇帝无以复加的权威，远在世界各国君主之上。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归类为19大件，有天体运行仪和望远镜，座钟（地理运转全架），天体仪（天体全图），杂样器具11盒（可以计算满月、新月和月亮的其他变化），试探气候架（预报气象仪器），增加人力仪器的巧架子，可以随意转动椅子，可以融化金属的白金火镜，各种图片和画像，玻璃镶金彩灯，毛瑟枪、连珠枪和利剑，铜炮、榴弹炮数门，可装备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等。
马戛尔尼设计将何种礼品置放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之何处：地球仪、浑天仪置于龙椅两侧，折光镜、行星仪、天体运行仪、大自鸣钟、风雨表各置相宜之处，配上瓷器、瓷像，“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品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
。颇以礼品之科技含量、美观、实用而自豪。待到参观避暑山庄，见到各种绝大之玉瓶、玛瑙，最良之瓷器、漆器，“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唱歌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具备。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中国皇室之富有为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对于原先自得心理，就羞惭得无地自容了。
皇帝自奉极其奢侈，令马戛尔尼等人惊叹不已。他看到避暑山庄万树园御幄，陈设的“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级、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
。他比较中西上层社会生活程度，在房屋建筑、室内陈设、饮食、珍玩等等方面，中国皇帝的挥霍享乐，欧洲社会上层决不能及。
至于御道，马戛尔尼是从皇帝的权威角度看待的。笔者多次去过承德，阅读过康熙帝、乾隆帝先后御撰成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等书，不知有御道的事，今从马戛尔尼的记载中获知，这是难于想象的事情。御道长达126英里，即中国里407里，它的建设是多么严重的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耗费！当然，皇帝不会计较这些，因为土地是他所有，军工由他役使，他的需要，就是头等重要的事，
修御道，唯其如此才更能凸显皇帝的尊荣与权威。
对于中国公文传递之快速，耳闻目睹的马戛尔尼颇为惊讶。他与松筠“一路同行，吾见其每日必收发文书多件……至于华人传递文书之迅速则诚有出吾欧人意料之外者。大约为程一千五百英里，费时不过十日或多至十二日”
。也就是说输送公文的差役以每日约行三四百华里的速度在进行。斯当东另外获知，紧急公文传递，每行十或十二英里换一个人，不分昼夜晴雨拼命前行，因换人马，不显疲劳，“故速率之大至可骇异”
。尽管他们知道得不少，对于清朝驿递制度还是不甚了然。军机处的公文，依据其内容的重要性，制定出每日发送历程，或三百里，四五百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
关于接待英使的事，乾隆帝给有关督抚及接待钦使征瑞叠发上谕，此类公文，不止一次地下令“将此由五百里各传谕知之”
。不只这件事情让他们惊异中国行政效率之高，更从对他们携带来华物品的输送方面，体认到管理机构的完善，马戛尔尼因而说：“中国朝廷，其组织之法，足令上方之力直达下方，为状殆类一机器，但令此机器之原动力一发，则机器各部依其秩序而转动，不辍不滞，凡人力能为之事，莫不能任之，洵可异也”
。是的，清朝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真是如同一架庞大机器，皇帝一发令，立即运转起来，而且是有序的、高效的。外国人怎能不叹服——“洵可异矣”。这是高度君主集权体制下的产物。
各种尊君的繁琐而庄重礼仪，占有不可数计的财富，唯有皇帝才能驰骋的御道，世界之最的奢华生活，整个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唯皇帝之命而运转，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国高度集权的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世界王权之最，其他国家的君主无可比拟。
马戛尔尼等人既看到中国皇帝权威的无所不至，又观察到这种制度下的诸多弊病。
马戛尔尼认为康熙帝以后的中国政府不重科学，特别在军队武器装备和化学、医学三个方面。在18世纪的西方人意识里康熙帝看重西学、西士，有口皆碑，马戛尔尼也不例外。他说“吾闻康熙大帝御极之日亦颇重科学，一时西洋教士来华当差者为数甚多”，但是“大帝殡天之后，后嗣竟不克继其大志”。不再重视科学，虽然还用一些西洋人当差，“而政府对于彼辈初不重礼，几有全不理会之态”，中国的士人“所研究者初无成绩之可言，即或有成绩亦不切实用，遂至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
。一句话，康熙帝后嗣雍正帝、当今的乾隆帝不以科学为重，本国出不了科学人才，对懂得科学的西人也不尊重。说得具体点，他有兴趣向清朝官员谈的是化学和医学，而对中国军火落后则不必对中国人讲了，就落笔于日志。
马戛尔尼对长麟、乔人杰等人说，“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幼稚之地位。吾至中国见其人民中瞽者极多，跛者亦随处皆是，而目瞽则无良药以疗之；足跛则但能支之以棒而不能装用木足。因曰：‘国家人口之繁盛与否，与医学、化学至有关系，倘医、化两学不能发达，则人民死于非命者甚多，国势必不能强盛’”。长麟说：“这话讲得很有道理。”马戛尔尼继续说：“敝国人士对于医、化两学研习颇勤，现在已发明妙术多种，如溺水之人可用机械的手续使之复活，失明者可用glan coma抽出法，使其重明，足抱残疾，则可装用木足令其行动如常。”
马戛尔尼将英国工业、医学发展与中国对比，在医学上，西医在眼科、外科方面确有优长，义足技术就是显例。当船行到广东韶州、清远之间，马戛尔尼见山间蜿蜒小路，尽头是黑色堆集物，“问诸华人，始知黑堆系山中开出之石炭。此石炭一物中国出产颇富，然中国以科学的工业未曾发达之故，无所用此也”
。广东民间开采煤炭、铜矿，朝廷时而允许，时而禁止。矿业不能发展，是朝廷传统的重农抑商方针和惧怕矿工聚众发生治安事故，因此限制了近代工业的产生。马戛尔尼对长麟只说中国化学、医学不发达，是客气话，他的真正看法是：“至于科学，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他们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他若说实话，听话的官员肯定不会接受。
马戛尔尼返程，乾隆帝特意指示沿途军队操演，令其观看军威。所以自杭州至广州，多处地方有军事演习，马戛尔尼开始以为是对自己表示尊重，而后明白有示威涵义，并且藐视清军的冷武器装备。船到赣州时，“当地兵队整列出迎。至此，吾当总括一笔，盖吾辈一路至此，每过兵站，兵士殆无有不行迎接之礼者，均高举军旗，奏乐鸣炮”
。南康府以后的军士列队使他想到，“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之中似夹有示威之性质，乃不能令我无疑……今兵队向吾等行礼而夹有示威之性质者，吾料其心中必蓄有一语，谓汝辈洋人看者，吾中国兵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
。他不仅明白清朝显示威力的意图，更从士兵的演练中获知军队的虚实。他看到士兵手持刀枪剑戟，故云：“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不过刀枪弓矢之属。”
又说：“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
还说，“每支军队有一定比例的火绳枪手”，在每个省军械库里有燧发枪。在乾隆末年对廓尔喀用兵，“八万中国士兵中，仅三万人有火器，而且都是火绳枪”
。他以为清军没有火器，是指没有火炮，其实是有火炮的，只是很少，而且巴罗在梅岭关口看到卫兵“有两门旧炮，非常可能是200年前耶稣会士铸造的”
。就清军装备仍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事实，马戛尔尼观察到的是清朝并不想做出改进。他为显示英国武器和科学的先进，邀请曾任两广总督、“以熟于西洋事务自命”的福康安观看英国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洲新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颇能打仗的福康安对新式武器毫无兴趣，更不必说其他人了。
在近代工业文明业已诞生于西方之时，“吾（马戛尔尼）欧洲诸国前此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自诩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犹茫然无知，故步自封，倒让马戛尔尼窥知中国虚弱的端倪，所以他说，就凭冷兵器装备的中国军队，“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真让他言中了，这个洋兵入侵者不是他人，恰恰就是英国军队。想当初福康安对火器冷淡态度，后世人才懂得坚船利炮的厉害——兴起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这种历史玩笑，不，历史的惩罚，不能单纯归咎于乾隆帝、福康安们，是天朝制度决定的，比如在军队中倚重八旗军、轻视绿营，不能平等对待，军饷、装备都不相同，以火炮配给规制来说，主要是给八旗军。康熙帝重视铸造火炮，为的是由八旗军掌握，汉人山西总兵官金国正请求捐造子母炮，康熙帝不允许，因为“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雍正帝原先不知道先帝有此谕旨，允许地方提督总兵官造炮，得知康熙帝旨意，收回成令，只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处“照前设立子母炮一百位，此外各省旧存子母炮及捐造者，悉令查明送部”。各省驻军每千名配给威远炮四位、子母炮六位，应配足。
比不发展火炮装备更严重的是从上到下对科学无好奇心，
根本不可能发展近代工业、农业和军工。
前述马戛尔尼所见下层民众勤劳俭朴品质，是单纯从民众方面来绍述的，再从民众与官府关系来看，伕役、船户是在官吏鞭打下干活的，那么官员是什么情形呢？马戛尔尼等人发现官员毫无人性地虐待平民，民众则逆来顺受。官员之所以如此恶劣，乃因他们负责接待使臣是一种承担重要责任的差事，又是一种美差，为完满交差就无情地役使应役的下层民众。
1.官员接待、伴送英使是美差
已经过了八旬圣寿两年了，极西方的英国使臣突然来祝寿，以“十全老人”自诩的乾隆皇帝喜出望外，真是威名远播啊，天下共主呀！各国使臣进贡，天朝体制是只允许从广州进入，而后北上，可是英使以礼品多为由，要求直达直隶天津进京，乾隆皇帝鉴于英吉利“遣使纳贡，甚为恭顺”
，破例允许，降旨军机大臣：“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征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明确指示，接待规格高于周边属国使臣。高标准接待，令英使得益，对负责接待的征瑞、王文雄、乔人杰及其下属、各地方有关官员、军官的差使，同时是美差。浙江巡抚长麟奏报处置英使船只在舟山定海停泊及密谕商户不得同英国人贸易，乾隆帝以其“所办甚为周到，可嘉之至”，当即加恩——“赏给宫衔，并著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奖励”
。征瑞奏报于六月二十二日引领英国贡船在大沽口外停泊妥当，乾隆帝降旨：“给还征瑞佐领顶带，并著加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奖励。”
与英使之来有关官员得到的加恩赏赐，《实录》记载多例，不必繁叙。与马戛尔尼接触最多的乔人杰、王文雄对前者说，我们很希望你常驻中国，因为“贵使回国之后，我们虽未必闲散，却是再找不到这种好差使了”。他们伴送英使，确实是美差。据事后巴罗听到的信息，“他们一到达北京立即得到晋升，乔（人杰）现在是朝廷高官”
。
英国使团享受高规格供应，有关官员跟着得益。马戛尔尼返程途中，从松筠话中得知此行中国供应用度：“所用各项船只大小凡40艘，执事之人自大员至苦力船户为数约可一千。此项用费皇帝规定数目，每天以5000两为限，倘或不敷，应由沿途地方供给。”
巴罗依据同样的信息，计算出他们在中国受到74天供应，总计519000盎司，即17.3万英镑。
给这么多的供应费，无怪乎英人说，“食必盛馔，羮味之鲜美，既为吾毕生之所未尝”
。“一路饮食，亦无日不有佳馔。”如有羊肉、猪肉、鹿脯、牛奶，前两种不足为奇，而鹿脯是满洲上层食物，但马戛尔尼等人不甚知其精贵，而对于牛奶，他们知道华人极少食用，但官员晓得英人每日必饮，并放进茶水里，乃于供给物品中增加牛乳，但是航行中买不到鲜奶，松筠命人购进二头牛取奶，专备一条船载运牛只，并多方寻觅才找到挤奶员。令英人“不得不感佩华官照料之周到”
。使团人员得到如此精心而挥霍的接待自应感激，不过马戛尔尼听了松筠等人用度说明，内心颇多疑问：“以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当吾等居留北京时，日用之费自起居饮食以至于一切杂物，虽颇有失之过奢者，而谓每日需用一千五百两，则吾无论如何决不肯信，或者乾隆皇帝为优待吾等计，定此极丰之数。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耳。”
他说对了，接待者及有关官员是墨吏，不一定人人皆是，但应是颇有其人。
乾隆帝恩赐银两的下达，所经过的有关衙门、官员，都要层层克扣。有位传教士告诉巴罗，皇帝供给使团的银子，“政府的大员以及有幸奉命去照顾外国使团的人，认为这是皇帝恩赐的一笔大横财，在这份津贴和实际花费之间相差的钱数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王文雄向使团人员讲说这笔拨款的使用，“要经过若干官员之手，每经一次则减少一些，实际上全部的钱并没有都花在使团身上”
。不用说，有关官员得到一笔横财。另外，接待人员也能与使臣享受同样的美食。斯当东看出其中门道：“吾船或有所需，但有一人启齿，不问其价值如何，华官必立时代为置备。即华官之起居食御，亦精美异常。一若凡对吾英钦使所用所费，即豪侈万状，亦不必费一钱以买之者。而各华官际此盛会，亦得于例外加薪，下至厮役舟子工食亦较平时为倍，无怪其欣然有得色，以承办此项差使为荣也。”
官员与使臣同样食用，不必自家破费，就有精美佳肴，何其美哉！至于舟子，是自炊自食，能得到使臣的残羹剩饭，幸运得点外快。此外，有关官员接受使臣礼品和贿赂。马戛尔尼离京之际，将自家所乘之车派人送给和珅，和珅回信拒收，但是并没有将马车发还，马戛尔尼乃去函索要，却没有得到回音。
这就是和珅收礼的高超伎俩。收受外宾贿赂是极其诡秘之事，一般不会败露。
2.耽心于圆满交差
官员以接待外宾为美差，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们必须完成接待差事。皇帝那么看重英使的到来，接待官员当然知道他们的责任之重大：将使臣安全送到行在，以便行觐见礼和为万寿典礼增彩；把贡品完好地送到京师和热河，供皇帝观赏；具有监视性质者
将贡使安全礼送出境，体现皇帝怀柔远人的对外方针。
三品大员到荒漠海滩监督驳运贡品，是负责任的表现。英使乘坐的船舶很大，不能驶入白河，是以停泊在大沽口外，需要改乘小船进京，所带物品亦需搬运到驳船上，其程序是：几艘大驳船装载物品，驶往大沽，再换小驳船，直驶运河终点通州张家湾。搬移物品，是一位三品官到船上监督执行，在苦力辛劳下两三天搬移完毕，这个过程中他天天到场，令人一一登记各个驳船所载物品名称、数量，指派几名下属，各负责一条船，出事故惟他是问。马戛尔尼对此颇有感触：“各驳船装运货物既毕，三品官即分派下级官员数人，令各司一船，以各船所装货物之细账付之，使为一船之长，担负职任，以防遗误。亦善法也。”
马戛尔尼说他们带来的是礼品，乾隆皇帝和官员观念里马戛尔尼是贡使，礼品实质是贡品，贡品就是皇上的物品，是圣神不可侵犯的宝物，不得遗失、损坏，这个责任重大。所以这位三品官就认真负责了。
三品官应当是行省按察使之类的大员，若是一般的改驳事务，何劳大驾亲临，唯因驳运的是贡品，他就必须具体而微地承担起责任来。
直隶总督移节天津迎接使臣。直隶总督驻节保定，乾隆帝为优待英使，特令总督梁肯堂到天津料理接待事务，可怜78岁的衰翁梁肯堂赶到大沽，下榻海神庙，马戛尔尼登岸拜访，梁肯堂出庙门迎接，“礼貌极漋（隆）”，表示对英使到来，皇帝“异常满意”；将供应使团未来12个月所需物品。
接见之后，又要登船回拜，唯因体衰，只到狮子号停泊处，令人送去名帖（名片），然后回天津，准备第二次宾主相见。他设行辕于河岸，使马戛尔尼所乘之船泊于行辕之侧，河对岸专设临时戏院，演出娱客，派人向英使致送宴会食品，以及其他日用食物、用品，马戛尔尼因此说“厚意殷殷，殊可感谢”
。
两个事例显示，官员接待英使上心尽职。这是皇帝的客人，焉敢掉以轻心。
3.为着差事凶恶地驱使平民
前述抓伕。半夜破门抓人，不从，一顿鞭打，还得跟着走。这还不是最恶劣的。要命的是恶劣环境下干活，被逼命般地挨受棍棒之刑和罚没工钱。当船行于山东境内，船上有拉纤的夫役18人，“用一头目领之。此辈举动素无秩序，至此乃稍觉整齐”
。此处之头目，笔者以为是从地方派来的胥吏或职役负责领工，督责纤夫有序劳作。北运河行程中，河水浅露，船户、纤夫只好日夜劳作，不得稍微休歇。这是“华官督令舟子前进，不任少歇”
。官员为赶行程，不会体谅民工的劳累。更严重的是一条大船搁浅，官员“见他船已进，此船独留，乃大发雷霆，命兵丁拉船户等至，一一用军棍重责之。呼号之声四彻于野，而华官之虎威自若，不为所动。后闻人言，船户因搁浅之故不特受责，且已由华官将其两日中应得之工资罚去，果尔，则船户费两日之光阴与劳力而所得之赏酬，乃为一顿军棍也”
。官员为完成护送差事，为赶行程而责打船户，理由“正大”，罚钱是应该的，他们的大道理就在这儿。他们哪里会把民人当人对待。这种情形，英国人都有点看不下去。斯当东说，“余来中国，几无日不见华官笞责小民，一若此为华官日课中必有之职务……凡中国人受笞，必号哭求赦，声音绝惨。”
巴罗与他有同样的感觉：“在中国旅行期间，我们难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
官员为保官位，穷凶极恶地虐待被役使民夫，那里还有天良可言。与此相对应的是懦弱而善良的民众，他们的不满只是表现在个别人的消极逃跑以避免徭役，以及敢怒不敢言。
乾隆五十年（1785）来到北京的法国教士劳克司神父，服务于朝廷，受派遣为马戛尔尼中文翻译。他对后者说：“我辈读中国之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他道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人溺婴、弃婴，并不以为是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又说，弃婴多系夜间被置于住宅门前，有碍帝都观瞻，乾隆末年步军统领衙门乃在早上派巡逻车收集弃婴，以便拉到义冢掩埋。西洋教士得知，便忙活起来，每天赶到巡逻车旁，“遍察各婴儿之尸，见其中尚有气息者必抱归灌救，救活则就教堂中抚养之，长而施以洗礼，是知此残余之生命系仰托上帝之佑护”
。巴罗听一位侨居伦敦、曾在中国福建传教多年的法国传教士讲，他到男仆家看望，见仆人将要把妻子刚生的婴儿投进水罐溺死，他对仆人说这样做“是违犯上帝和人性的”，可是仆人表示：“因为无力负担，所以留下一条注定要吃苦受难的生命，还不如让他早早死去，这样倒可减轻罪过。”传教士见此情形就说不如我把婴儿抱到教堂施洗，拯救他的灵魂。仆人跟随到教堂，被传教士的行为引发父子之情，遂抱回家养育。
为何溺婴？那个仆人说“注定要吃苦受难的生命，还不如让他早早死去，这样倒可减轻罪过”。他说的不无道理，生在穷人家，终生受苦挨冻。贫穷，是中国人溺婴的根本原因。“京城居大不易”，帝都尤难，一个仆人在艰难竭蹶中挣扎，不得不产生溺毙、遗弃亲生骨肉的念头。乾隆朝社会，表面上是盛世，透过溺婴现象，以及使团成员目睹的下层民众吃食不如西方乞丐，船上夫役住的是“狗洞”，当然会发现民间贫困，会知道天朝盛世的虚假成分是多么严重！
马戛尔尼作为政治家，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发现清朝政权内部满人（他所谓的“鞑靼”）与“中国人”（“华人”、汉人）的不协调，满官歧视汉官，尽管乾隆皇帝表示公正对待，但是满人、汉人都不相信。
皇帝不公正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重用满人；不信任汉官。
马戛尔尼从伴送他的征瑞、王文雄、乔人杰三人作风、言谈获知满主汉从及他们之间的隔阂，且有一定的严重性。征瑞是满人，是三人中的主管，王文雄、乔人杰是汉人，听从前者指挥，伴使之间显现满汉的主从关系。乾隆帝对接待英使事务的安排，在直隶由总督梁肯堂主管，具体操办则以征瑞为钦差，他说“此事因征瑞系内务府人员。是以派令照料伴送，督押贡物”
。征瑞是内务府的人，内务府是皇帝管家衙门，是皇帝的家奴，清朝任用外事官员，多用内务府成员或满人，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办事皇帝信得过。马戛尔尼来时用征瑞主管伴送，走时用满人松筠、觉罗长麟负责。与马戛尔尼会谈主要是满人和珅、福长安，马戛尔尼对参与的汉人大臣在日志中几乎没有着墨，因为他们只是作为陪衬而已。以上是马戛尔尼通过直接交往感受到的清朝重满轻汉职官制度，他还从服务于清廷的传教士获得许多相关信息。劳克司对他讲乾隆帝家事与满汉关系，比较详细地介绍和珅、福长安、福康安、阿桂身份、业绩，而对于汉人大学士、军机大臣则简略代过：“此外尚有三国老，均才力过人，富于经验，惜为华人而非鞑靼。皇帝虽以优礼待之，终未舁以丝毫实权也。”
皇帝重用满人，实际上轻视汉人，不完全信任汉人。马戛尔尼获知，“省的总督、军队的将官、国家的大臣，几乎全是鞑靼人。真正具体的工作及吃力的部门，主要由中国人负责，因为他们比鞑靼人受到更合格的教育，更有常识，更耐心”
。“鞑靼的权力增长，他们就减少对汉人的依赖，现在各部首脑都是鞑靼人，大臣也都是鞑靼人，有权有势的官位都由鞑靼人充任。”
皇帝的人事安排如此，满人官员自然轻视、排斥汉人同僚。征瑞任职长芦盐政，长芦盐场虽在直隶，总督不能管辖，他不是梁肯堂下级。在天津，梁肯堂、征瑞与马戛尔尼会商，后者往热河觐见行程，马戛尔尼表达愿望完毕，征瑞“忽趋至余前，若有急迫之事与吾商榷，不复顾及仪容礼貌者”。总督在场，征瑞就没有将汉人大员放在眼里，所以离开座位单独与马戛尔尼交谈。想象这种场面梁肯堂是何等尴尬呀！大约不仅这一次，令马戛尔尼感到征瑞“对其上官总督大人亦有不逊之气，何为而然，则非吾所悉也”
。马戛尔尼前往热河途中，住密云行宫，晚间，当地驻军满人统领送来水果，“此人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人气概且极有见解……然此人殊傲慢自大”，令同级别的王文雄，在他面前“惶恐不敢就坐，则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而栗者在也”
。汉人官员在心理上就觉得比满人低一等，成了受气包“小媳妇”。
官场如此，在民间，满人往往不把汉官放在眼里。马戛尔尼住在古北口外行宫那天，有满人到行宫偷窃，乔人杰、王文雄将他处了杖刑，他不服狂骂，“谓中国官在长城之外，例无笞责鞑靼之权”。王文雄等人乃第二次对他用刑，行刑之后，被惩罚者例应感谢教诲，而其并不道谢就走了。乔人杰对马戛尔尼译员说，“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巴罗也注意到这件事，知道满人不服汉官，为什么，他不明白：是否“天性之不同，则非老于研究中国事情者不知也”
。
受歧视的汉人官员蕴含不满情绪。英使发现“中国人每当私下聚会时，鞑靼人的霸道和皇帝的偏心就成了共同话题，一直讨论的内容”。乔人杰、王文雄与征瑞共事，极度反感后者的跋扈作风，乃至向外国人马戛尔尼说出心里话：“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皇帝必欲重任鞑靼，委（征瑞）以全权，事无巨细，概须由此鞑靼上达圣听。”而此人昏庸，“吾辈乃大觉扫兴”
。马戛尔尼还知道民间秘密宗教、秘密结社的反清复明活动，“各省都有不满分子组成的秘密会社，而政府虽严加防范，他们仍设法逃避监控，时时举行秘密聚会，重温过去的荣耀和独立，策划近期的行动，密谋复仇”
。
清朝皇帝虽然宣称满汉一体，但谁也不相信这种宣传，有清一代满人皇帝重满轻汉，满官控制实权，始终如一；被歧视受压抑的汉人蕴含着不满情绪，民间出现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终清朝之世皆是如此；满官的盛气凌人，汉官在压抑下不满，双方不会完全满汉一心。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使臣在中国短短的几个月就意识到了。治史者应予相应的关注，不宜回避。
乾隆帝向英国人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其时号称繁荣昌盛，版图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然而故步自封，不讲求科学，不懂得世界已出现近代工商业，还是传统社会的那套办法管理国计民生，无从解决民众的贫困。官员为自身利益完成差事，不管百姓死活。溺婴之类的惨状表现出的民众疾苦，是一大社会问题。满汉歧视是又一个社会问题。盛世遮蔽不了社会病，而皇帝的骄淫自满，朝臣唯知服从皇帝，无有改良社会的可能。
上面大体上介绍了马戛尔尼及其随员对清朝政体、民众的认识，接下来就此稍作分析，仅述三点：
已经生活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巴罗在《中国行记》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乾隆时代中国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即“按欧洲国家衡量的标准，中国应当属什么等级”
？他在书中讲的中国社会情况，如民众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
政府不懂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府、官员自行加税（特别是对外国商人），农业生产规模小，中国人人性被政治扭曲，女性受严重压抑，溺婴弃婴，等等。如果将他说的这些情形与英国大宪章内容作一对照，不难发现巴罗是按照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来衡量中国社会水准的，从而看到中国制度性落后于欧洲。他的这种未加说明的、潜意识的比较，表明英国人在思索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对这一非常大的历史议题非本文所应研讨，在此仅拟说一说巴罗认为的中国君主制度与百姓性格形成的关系。
巴罗认为中国君主专制的强力控制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这种强力控制就是法律的实施，而其后果是百姓懦弱，没有朝气，缺少活力，政权长期稳定。
巴罗说中国人性为强有力的统治者——专制君主和社会状态制约，改变了本性：“强有力的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而且按照他的思维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伦理和品行则受政府法律的支配，几乎完全受其统治。”
又说：中国人的“行为都可能和社会状态有关，也和执政的政府有关，因它的影响，他们天生的性格明显经历了完全的变化”
。
巴罗从政府法律规章制度、颁布年历和邸报说明它们对百姓性格形成的影响：“中国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规章的影响几乎改变，在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别处受到更大的扭曲。”
他知道光是法律还不足以完全控制百姓思想和行为，他注意到比他略晚到过中国的荷兰人鲍（Mr Pauw，1739—1799）的话，“中国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统治”，他则补充“加上两样东西：年历和北京公报”。鞭子、板子是执行法律的暴力工具，而年历和邸报（“北京公报”）是思想统治工具。所以他解释年历“的刊行是为了传承迷信风俗，显然政府鼓励百姓使用”。公报“是一种媒介，把当今帝王的品质和仁爱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以教化百姓。
巴罗具体说明中国人性格改变的结果：“他们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这有许多事例可以清楚证明。”
“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
人性的冷漠无情、残忍最为恶劣，乃至将未死之人活埋；对落水人不救助，甚而捞取其帽子；溺婴、弃婴。
严重的是造成人们缺乏活力，特别是年轻人。“男孩有时一起在学校读书，但构成他们教育大部分内容的僵硬礼仪，限制了他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游乐，完全压抑了他们的活力和进取心。上层社会的中国青年缺乏朝气，显得古板和严肃，始终承受岁月的压力。”
“不管好坏，中国政府在世界历史上空前成功地治理百姓，采取措施克服种种灾难，保持国家的稳定……有关事件的处理足以证明在这方面政府是有经验的。”
马戛尔尼看到中国下层民众“干事之勤恳，秩序之整肃”
，莫不为使团成员“啧啧称异”，“中国人民极有礼法，虽人众拥挤而秩序井然，不与他国人众拥挤时不规则之状况相似”
。这样勤劳守法的民众见到皇帝画像就诚惶诚恐地行起跪拜礼并感到自豪，不能不令人产生对中国皇帝、中国政体羡慕之情：一个“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清朝政权就像一架机器，皇帝一声令下，整个机器就运转起，行政效率在一些方面是很高的，如传递公文制度完善而迅速，如政令能够贯彻。如此等等，自然地认识到皇帝权威无比，清朝政权建立在牢固基石上的，是稳固的。但是有多种社会问题不易克服，即：（甲）观念上守旧，故步自封，是前进的沉重包袱。（乙）不注重科学，尤其不懂得发展化学化工和医学，不能有益于民生和改善民众健康状况。（丙）民众贫苦，溺婴固然是极不文明现象，却是民人贫穷的象征。（丁）以皇帝为首的满人压抑汉人，致使满汉不能一条心从事公务。
政体完善，百姓就会受益得福吗？两者关系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所能得出结论的。马戛尔尼对此持有否定的见解。他在中国生活几个月后，就清朝不发展科学一事，对中国社会、民众前途有了概括性预测，于11月30日写道：“……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的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果如是者，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政府，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修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它姑不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而祸根不除，人民之当其冲者，宛如病虐大寒大热交克其身，日日不已，有不筋疲力倦者乎？”
不讲科学，就不易发展生产，经济不能发达，民众生活就得不到改善，而祸乱频生，如不断出现兵变、民变，虽然被敉平，但使得受害的民众陷入极端困窘境地，哪里有福泽可言，哪里有幸福可言！应当说马戛尔尼的话不是武断的。清朝皇帝全力关注的是皇家富有，政府富有，百姓有了大灾大难，皇帝也会发帑银救济，但“小惠未遍”，贫民只能在困苦中苟且偷生。试想，皇帝集权体制决定其自我调节能力极其微弱，职官制度中的重满轻汉方针，决定了满洲皇帝进行机制改良的不可能性，善良的民众在此种体制下看不到希望。君不见清末，革命派提出“驱逐鞑掳恢复中华”，改良派希望实行君主立宪，皇家来了个“皇族内阁”，导致全民失望，清朝灭亡。
拉杂写到这里，该归结内容要点了：
马戛尔尼等人观察到中国下层民众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苦干巧干的作风，保证活计的质量，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繁重体力的农活；民众饮食粗粝，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很是清苦；他们因信仰神灵、命运和好皇帝，安分守常。一句话，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
清朝皇帝享有隆重尊君礼仪，占有不可数计的财富，专用的御道，生活奢华至极，为其服务的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听其指令有序高效地运转，高度集权的皇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世界王权之最，其他国家的君主无可比拟，但没有因此给百姓带来福泽。
建立在勤劳朴实民众基础上的清朝政权巩固，然有难于克服的隐忧。因为皇帝和官员故步自封，不讲求科学，不懂得发展近代工农商业，还是传统社会的那套办法管理国计民生，溺婴就表现出民众相当贫穷，成为社会问题，重满轻汉方针政策形成又一个社会问题。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社会、政权将有怎样的的前途呢？清朝统治者并未未雨绸缪！
（2017年10月31日成稿，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