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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形成的皇帝崇拜文化，表现为皇帝自我宣扬，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造反者对皇帝往往多所原谅；形成并延续皇帝崇拜文化的政治伦理是天命论，以及血统论和等级观念；二三千年的皇帝崇拜文化，成为积习，不会随着专制主义帝制的废除而在人们的文化心态上消失殆尽。
文章开篇写出上面一段话，意在先交代本文主旨。请有兴趣的读者接着往下看。
杭州岳庙前雕塑造像，秦桧、王氏夫妇跪在岳飞像前，受万人唾骂。宋金和约，秦桧是金朝奸细，杀害岳飞而和约成，确是罪大恶极，然而他是决策者吗？不然！是宋高宗乾纲独断，为何后世人乃至现世人主要怪罪秦桧，而宋高宗没有被万人唾弃！“万邦有罪，罪惟朕躬”（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可以下“罪己诏”，但是臣民不可以怪罪皇帝。这就是皇帝崇拜文化的现象。
佛教圣地峨眉山，有几处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与皇帝有关的地方。唐宋古刹伏虎寺大殿“离垢园”匾额，康熙帝御笔，导游说是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出家的父皇顺治帝，至此题写。洪椿坪路上有康熙帝御笔的崖刻“忘尘虑”，管理处牌示云：“忘尘虑”三大字崖刻于此。下方有峨眉山管理处立的牌示，写道：“君临天下，敬天地父母师长为先，康熙为寻出家的父亲顺治，从简潜行到了峨眉，被沿途的男耕女织，秀美景色，袅袅梵音，超凡脱俗所感悟，欣书‘忘尘虑’三字，敕刻于岩上。”这儿说康熙私访，与伏虎寺导游所讲，均系一事，可知此间对康熙帝“私访”说法是很认真的。其实康熙帝没有去过峨眉山，但在四十一年（1702）接见过峨眉山卧云庵僧照玉等人，赐卧云庵佛经。又派人到峨眉山降香，给各大寺院御笔字联和佛家经典。康熙帝没有到过峨眉山，但与这里佛缘笃厚，确是峨眉山的一笔宝贵遗产。
在洪椿坪有礼佛雕刻图（上方是楼阁、祥云，下方是相向而行的两组人群，右侧是信士，左侧是僧侣，互相合十致礼），在图的下方有今人用中英文书写的卧牌，中文有大字标题“明太祖朱元璋”，接着写道：“相传朱元璋小的时候，安徽凤阳发生灾荒，他的母亲带着他投奔在峨眉山出家的舅舅宝昙和尚，受到佛法启迪。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封宝昙为国师，主持峨眉山佛事。宝昙居蜀数十年，戒律大行，奠定明代峨眉山佛教鼎盛的基础。朱元璋亲撰律诗予以褒扬：‘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不独峨眉幻银色，从教大地变黄金。’”这儿讲朱元璋随从母亲到峨眉山，明白告诉人们是传说故事，不一定真实，而后来赐给所谓舅舅宝昙国师及七绝，则像是真有的事情。关于朱元璋青少年的经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皇陵碑》，都说得很清楚。他17岁时，家乡凤阳蝗灾、饥荒、瘟疫流行，父母兄长染上瘟疫丧生，他孤苦无法生存，由邻居老太介绍，进入皇觉寺做和尚、寺院也没有吃的，就外出游方觅食，先后到了合肥，河南的光州、固始、汝州、颖州，这样游历三年，返回皇觉寺，停留到25岁，乃投奔郭子兴反元部队。他的母亲死于瘟疫，哪里能带他逃荒峨眉山寻找娘舅？他在皇觉寺好几年，兵荒马乱中不会学到很多佛学知识，但总会得到一点，也无须去峨眉山领悟。所以到峨眉山得悟佛性之说难于得到事实的支持。至于舅舅宝昙，据史书记录，朱元璋父母、哥哥死后，家人只存一位寡嫂和一个侄儿，另有姐夫和一个外甥，若有舅舅这样的长辈，他也不会不承认而要隐讳，史书也不会漏载，因此舅舅之说恐无其人。
康熙帝给伏虎寺赐字确有其事，而来此私访顺治帝，则属无根之谈。朱元璋没有到过峨眉山，他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与寺庙有关的皇帝故事，半真半假。是谁编故事，可能是好事的俗家，更可能是寺院自身，因为一旦与皇家沾上关系，住持地位上升，容易招徕信众，而且民众也爱听这种故事。这是笔者俗人的猜想，也许亵渎佛家，但是寺庙历来同皇帝关系匪浅，须知皇帝还设有僧录司衙门管理它呢！编造和流传皇帝的故事，笔者以为它反映了民众隐藏的皇帝崇拜文化心态。
不仅峨眉山与皇帝拉关系，曲阜孔府的传说故事亦然。孔林有一座坟，导游介绍，那是乾隆皇帝的公主，嫁给衍圣公。其实那是大学士于敏中的女儿，与乾隆帝没有关系。旅游业之外，起劲为皇帝造势的还有影视业，令皇帝及其后妃占据舞台；商家有异曲同工的作用，特别是饮食业、医药业，鼓吹什么御膳、某某皇帝酒（天津鼎级酒以宋太祖等四个皇帝命名）、太医方之类，《某太医谈养生集》，增加卖点。本来，在猛批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目、罪恶的根源之后，皇帝一度臭不可闻。世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皇帝又交上好运了，被一片叫好声所围绕，差不多的皇帝，都成了“有道明君”。这表明人们内心深处欣赏帝王，对他们的行为、作风、生活有好奇，也有好感，这大约是血统论、好皇帝主义影响在起作用，当然好奇心亦成为一种因素。
帝王自我欣赏，自我宣扬，封禅泰山，自我歌功颂德。暴君夏桀自比是永不落的太阳，老百姓恨他，诅咒他，恨不得与他一块死亡。秦始皇封泰山，立石刻，颂秦德，文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以司马迁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不只是称“帝”，而称“皇帝”，称“朕”区别于自古圣王与臣民。
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诸如圣明天纵，神文圣武，开疆拓土，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乃真龙天子。造势者是大臣、御用文人和史官。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云：“（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洪钟，鳞文遍体。”（第1册第3页）卷2《高帝纪下》赞：“与皇太祖，有命自天。”（第1册第40页）卷3《武帝纪》，世祖武皇帝，小名“龙儿”，出生之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名。（第1册第43页）《新唐书》卷3《太宗纪》，谓唐太宗生于武功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年四岁，善相者谓李渊，公贵人，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因名“世民”。（第1册第21页）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第1册第63页）《宋史》卷1《太祖纪》，“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识者知其非常人”。（第1册第2页）
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在古代，民家都供奉包括皇帝在内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为五神之一，且在父祖之“亲”及师傅之“师”之上。可见君的地位之崇高。“君”和“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次序，有个变化过程。开始是亲高于君。先秦人们对处理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看法，如若“出仕”与“事亲”有了冲突，人们以事亲为重，就不出仕，而且出仕也是为得到俸禄以养亲，出发点也不在为国君，而是为家庭。这就表明人们将家放在国之上。家、国利益的冲突、忠孝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楚国的伍子胥因父亲蒙冤而投奔吴国，领兵蹂躏楚国，鞭尸楚平王（或云《史记》记载不实），显然是把家的利益放置在国之上。曹丕在当魏太子时，在一次聚会中询问官员：当国君、父亲同时生病，只有一丸药，是给君主服用，还是给父亲，结果是众说不一。表明此时人们并没有把国看在家之上。到了宋代，大约是两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民族战争的影响，在汉人中家国先后论才基本统一，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将忠君（即国家）放在首位，家庭置于其下。
到了后世，民间乃有“君恩重于亲恩”的说法。洪秀全先世、广东嘉应州进士洪钟鸣作《原谱祖训续训》，专写“忠君”一条：“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生当明圣省刑薄敛，敬先尊贤，永享太平。其敢忘诸！”
以忠君重于孝亲，所以要做顺民。
平民和身居九重的皇帝关系疏远，还谈什么忠道？平江叶氏《家训》就此教导族人：君主给百姓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生存环境，“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君也者，祖宗所赖以存身家，所赖以立子孙，所赖以生长陶成，而绵绵延延维持于勿替者也”。首先说明宗族和家庭所以能够生存、延续，就是因为有国君，接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必搢笏垂绅也，即此食旧德，服先畴，凡隶版图，悉归统属，皆所谓臣矣。……况自先世以来，久享太平之福，使吾侪得有今日，何莫非受用不穷、所当图报者哉！”
草泽小民也是在皇帝治理之下，既然是子民，当然就得尽忠。
武进高氏更进一步讲皇帝圣明，为民造福，所以尽忠有理：皇帝对天下所有臣民都有恩，一个小民能种田，有居处，安居乐业，就是因为皇帝“宵旰忧劳，为之兴利备患”，否则怎能坐享太平之福。
皇帝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勤劳国事，小民才能勤耕力作，养妻育子，能不感戴君恩吗！这些训诫认为君恩大于亲恩，先尽忠后尽孝，是天经地义之事，与中古以前的人还要讨论忠与孝孰先孰后的思想状况不一样了。族规认为忠君，不得议论朝廷得失，否则是做人不当，还会惹是生非。直隶郎氏家规有可戒者十二则，其一不可是“妄议论”，谓昧理之谈，不经之吐，欲寡尤也得乎？况臣子而议君父，卑下而言高尊，虽不羁祸幸而免也，尚谨之哉。
任邱边氏祖训有二禁，一为“不许谈朝廷政事，道听途说是无涵养之人也”；二为“禁谈县父母得失，招祸在此，且失忠厚之道”。
崇拜皇帝，民间自称“小民”“草民”“蚁民”，自贬为微不足道之人，而突出皇帝的高大。
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臣下不能议论君主是非，不得不曲意回避皇帝罪责；在不得不承认皇帝有责任的情形下，曲意为皇帝遮饰，并以谴责奸臣为皇帝开释。回叙岳飞之死的故事。绍兴八年宋金议和，岳飞反对，谓：“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指左相赵鼎、右相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赵鼎主和，但反对下跪称臣，宋高宗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希望速成，乃罢斥赵鼎，专用秦桧，并同意秦桧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反对和议的枢密副使王庶离去，秦桧却参奏他“卖直而去”，是让皇帝下不了台。宋高宗为议和，表示曲己为社稷，云：“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曲己以就和。”似乎委屈之至！又云：“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岳飞对秦桧诬陷，不上书自辩，认为“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在狱案上写“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宋高宗在秦桧等所拟刑罚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监斩。是宋高宗与秦桧为清除求和障碍而杀岳飞，宋高宗是主凶，是最终决策人，罪甚于秦桧。事实如此，反对和议的枢密院编修胡铨亦持宰相无谋之说，责备求和使王伦是“宰相无识”所用。并云：“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尧，而欲导陛下于石晋（石敬瑭、儿皇帝）。”用宋高宗受秦桧蛊惑蒙蔽来减轻他的责任。
再看杨贵妃之死。安史之乱，唐玄宗逃亡四川，是咎由自取，亡命路上，军士哗变，杀杨国忠及其姊妹，缢杀杨贵妃，消弭可能发生的政变，杨贵妃等成为替罪羊，陈玄礼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即杨国忠之害。《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认为乘舆播迁，“皆国忠之召祸”。史臣曰：“李林甫蔽主聪明，杨国忠致禄山叛逆，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第10册第3247、3256页）“蔽主聪明”，李林甫、杨国忠成为罪魁祸首，玄宗只是受蒙蔽而已。颠倒了肇事的主从关系，掩盖玄宗主恶的罪责。
造反者对皇帝或亦多所原谅，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等待招安。有造反者反皇帝的，如李密讨隋炀帝檄文，谓其罪“罄竹难书”。然而造反者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掉贪官，期盼明君，寄托皇帝身上）很多。朝廷剿抚并用，两宋是最明显的时代：要做官，先造反；受招安，去攻打新的造反者。宋朝招安，各予免罪，显示皇帝宽宏大量，海容反叛。明代武宗时，北直隶刘惠起兵，参加者赵鐩更名怀忠，对招抚者云：“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具有“清君侧”的味道。明末王左卦、张献忠被招抚。（《明史纪事本末》）1644年二月，李自成在太原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视为腹心，宦官悉秕糠犬肫，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恩，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谢国桢：《南明史略》）认为主要是辅佐群臣的罪恶，崇祯皇帝并非太坏，只是受蒙蔽而不明。檄文是战斗宣言书，虽是指向崇祯皇帝，可是又为他开脱，罪在受蒙蔽，这是照顾到民众情绪，还是不要太给君主难堪。
皇帝挨骂，有女人伴随，女人是祸水，以此也或多或少减轻皇帝罪责。前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关系之外，尚有最为著名的三组关系：夏桀与妹喜；商纣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千金难买一笑”“烽火戏诸侯”故事主人公）。
从政治伦理的等级观念分析皇帝崇拜长存的原因。
造反者打出皇族、贵族旗号，以此作为号召，发展壮大力量。陈胜起兵，“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扶苏，秦始皇长子，被秦二世矫诏所害；项燕，楚国贵族，项羽先人。希望以此二人名义获得起义者的拥护。西汉末年起义者中，樊崇自号“三老”，汉朝制度，十亭为一乡，乡设三老、乡官，主管教化。如此小官，怎么能有号召力，于是立刘盆子为帝，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朱虚侯，刘氏反诸吕战争中突出立功者）之后，其父刘萌已在王莽时代废为平民，平民的樊崇等认为他有高贵血统，可以有号召力。立他的时候，刘盆子还是15岁不懂事的少年，披发徒跣，穿着破旧衣服，吓得要哭，只知道和牧童玩耍。（《后汉书》第2册第478—480页）就是这么个主儿，仅仅因为有皇家血统，就被当作旗帜。平民造反，无社会地位，不懂礼制，作风行事，乃至衣着，为人所贱视，难于发展，也不易维持政权，故需向规范了的社会上层学习。如更始政权的官员头戴无官职之平民帽（帻），身穿像女人穿的褂子（“诸于”），上朝穿背心、短衣、锦裤，完全不像官样子，人们看着笑话，有识之士知道这种政权长不了，遂离去。北宋郓州李太造反，称李太子。康熙间，北京杨起隆造反，伪称崇祯帝的儿子“朱三太子”，以号召民众。其后反清者多称朱三太子，至少有五起。可见平民造反者不得不借重皇族、贵族及其遵行的制度。
打出皇族、贵族旗号的同时，是造反者自身称王称帝，是皇权主义与等级观念的表现，并用各种谶纬之说表现出来。造反者称王始见于“鱼腹丹书”“陈胜王”
。明末起义军书写“古元真龙皇帝”，也打出真龙天子的旗号。李自成名讳改曰“眘（shèn）成”，显现帝王避讳的气派。宋太宗继位，改名匡眘。李自成于他雷同，更显帝王之意。
既利用皇族贵族，又自身称王称帝，充分反映的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贯彻于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主流意识，根深蒂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等级之中，公侯伯子男，或者说王公，是贵族等级；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官僚等级；退职的官员与有功名的读书人，是绅衿等级；以上社会集团是特权等级。农、工、商是平民等级，有平民的完纳赋役义务；娼优隶卒、奴隶是贱民等级，被奴役，被侮辱与被损害。皇帝也在等级之列，“天子建国”，处于第一等级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帝王和权力，天子独尊。刘邦之父刘太公之家臣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刘太公尊重汉高祖，益发显示皇帝权威。秦汉以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逐步加强，皇权无可动摇。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皇权加大，相权越往后越削弱，没有制度能够与皇权制衡。
等级制产生名分观念，尊名定分，人们各有各的本分，依本分行事。君臣、官民、父子、夫妇、主仆之间都有其名分，故臣民、奴仆要忠，为子要孝。等级社会，是人身依附关系社会，民依附于君，所以是君父子民关系。百姓虽然造反，亦是胆战心惊。皇帝所定法律中的“十恶”，严惩谋反者，即谋危社稷，谋大逆（谋毁宗庙、山陵、宫阙），谋叛（背本国，潜从他国），大不敬（盗乘舆服御物、玉玺）。十恶不赦的法律及对民人心理的影响巨大，唯有服从，轻易哪敢造反。
血统论维护等级意识。君主世袭，在一个家族传承，幻想万世一系，如秦始皇的始皇帝。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试图编制“上古万世皆一统，三代源于一系的世序”
，尧舜夏商周皆轩辕黄帝的后裔。于是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血统论、等级观念和宿命论的混合物。专制主义皇权必然制造皇帝崇拜，仰仗天恩，君有予夺之权。血统论的上一层理论是天命论。
君主专制是一种人治，因而形成好皇帝、清官的崇拜、信仰。
社会上虽然也有限制君权的舆论，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天人感应说，谏官、史官，但是没有能够阻止皇权的膨胀。民间也有取代皇帝地位的不安分的觊觎。项羽“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大丈夫当如是焉”，俗语“皇帝轮流坐”。归根到底，还是君主专制。
从政治伦理的天命观分析皇帝崇拜长存的原因。“天人合一”实乃皇帝崇拜的思想基础。
1.皇帝，受命于天。《诗经·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殷契，殷商之先人。而后有商汤代夏。玄鸟，是凤凰；玄，是玄神。（郭沫若解）真龙天子，天之子，当然是天命。天命也是天意。
2.“天人合一”，尊天命，即崇奉天子。汉代大儒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天子受命于天，因此尊天，尊天命，就是尊王，天下应“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其意皇帝受命于天——尊天命——尊天子。皇帝被置于神圣地位，皇帝实行大一统，乃天经地义之事。董仲舒讲的“合”，合中有上下、左右、前后、表里之别，主从之别，下服从上，民服从君。这才合而为一。
3.天子对民人，行施教化权。圣人的天职是行教化权，董仲舒解“王”字，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4.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民关系永恒，民永远服从君主。董仲舒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否定事物的发展。道不变，天不变；道即经，权，可以变。
帝王崇拜文化心态，在专制主义帝制废除之后，本应成为历史陈迹，然而今日仍有其遗存。因为二三千年的皇帝崇拜文化，成为积习，在人们的文化心态上积淀甚深。
如何看待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皇帝，是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对帝王中的个人的评价自然因人而异，作为集合体，也有时代之别，但是君主专制主义应当批判。看秦始皇陵，作为文化遗存，世界十大奇观，然而秦人遭到残暴统治和摧残。汉武帝茂陵，有修陵人墓地，四万平米，收葬二万尸骨，残酷无比。所以皇帝崇拜文化要不得。
当今主要表现在民众对好皇帝、清官的厚望方面，人治社会必然寄希望于明君，现实中的某种人治社会因素也许就是它存在的空间。
根除人治，实现法治，在于民主政治的张扬，从三千年皇帝崇拜文化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
（2008年3月15日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