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形成的皇帝崇拜文化,表现为皇帝自我宣扬,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造反者对皇帝往往多所原谅;形成并延续皇帝崇拜文化的政治伦理是天命论,以及血统论和等级观念;二三千年的皇帝崇拜文化,成为积习,不会随着专制主义帝制的废除而在人们的文化心态上消失殆尽。
文章开篇写出上面一段话,意在先交代本文主旨。请有兴趣的读者接着往下看。
杭州岳庙前雕塑造像,秦桧、王氏夫妇跪在岳飞像前,受万人唾骂。宋金和约,秦桧是金朝奸细,杀害岳飞而和约成,确是罪大恶极,然而他是决策者吗?不然!是宋高宗乾纲独断,为何后世人乃至现世人主要怪罪秦桧,而宋高宗没有被万人唾弃!“万邦有罪,罪惟朕躬”(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可以下“罪己诏”,但是臣民不可以怪罪皇帝。这就是皇帝崇拜文化的现象。
佛教圣地峨眉山,有几处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与皇帝有关的地方。唐宋古刹伏虎寺大殿“离垢园”匾额,康熙帝御笔,导游说是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出家的父皇顺治帝,至此题写。洪椿坪路上有康熙帝御笔的崖刻“忘尘虑”,管理处牌示云:“忘尘虑”三大字崖刻于此。下方有峨眉山管理处立的牌示,写道:“君临天下,敬天地父母师长为先,康熙为寻出家的父亲顺治,从简潜行到了峨眉,被沿途的男耕女织,秀美景色,袅袅梵音,超凡脱俗所感悟,欣书‘忘尘虑’三字,敕刻于岩上。”这儿说康熙私访,与伏虎寺导游所讲,均系一事,可知此间对康熙帝“私访”说法是很认真的。其实康熙帝没有去过峨眉山,但在四十一年(1702)接见过峨眉山卧云庵僧照玉等人,赐卧云庵佛经。又派人到峨眉山降香,给各大寺院御笔字联和佛家经典。康熙帝没有到过峨眉山,但与这里佛缘笃厚,确是峨眉山的一笔宝贵遗产。
在洪椿坪有礼佛雕刻图(上方是楼阁、祥云,下方是相向而行的两组人群,右侧是信士,左侧是僧侣,互相合十致礼),在图的下方有今人用中英文书写的卧牌,中文有大字标题“明太祖朱元璋”,接着写道:“相传朱元璋小的时候,安徽凤阳发生灾荒,他的母亲带着他投奔在峨眉山出家的舅舅宝昙和尚,受到佛法启迪。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封宝昙为国师,主持峨眉山佛事。宝昙居蜀数十年,戒律大行,奠定明代峨眉山佛教鼎盛的基础。朱元璋亲撰律诗予以褒扬:‘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不独峨眉幻银色,从教大地变黄金。’”这儿讲朱元璋随从母亲到峨眉山,明白告诉人们是传说故事,不一定真实,而后来赐给所谓舅舅宝昙国师及七绝,则像是真有的事情。关于朱元璋青少年的经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皇陵碑》,都说得很清楚。他17岁时,家乡凤阳蝗灾、饥荒、瘟疫流行,父母兄长染上瘟疫丧生,他孤苦无法生存,由邻居老太介绍,进入皇觉寺做和尚、寺院也没有吃的,就外出游方觅食,先后到了合肥,河南的光州、固始、汝州、颖州,这样游历三年,返回皇觉寺,停留到25岁,乃投奔郭子兴反元部队。他的母亲死于瘟疫,哪里能带他逃荒峨眉山寻找娘舅?他在皇觉寺好几年,兵荒马乱中不会学到很多佛学知识,但总会得到一点,也无须去峨眉山领悟。所以到峨眉山得悟佛性之说难于得到事实的支持。至于舅舅宝昙,据史书记录,朱元璋父母、哥哥死后,家人只存一位寡嫂和一个侄儿,另有姐夫和一个外甥,若有舅舅这样的长辈,他也不会不承认而要隐讳,史书也不会漏载,因此舅舅之说恐无其人。
康熙帝给伏虎寺赐字确有其事,而来此私访顺治帝,则属无根之谈。朱元璋没有到过峨眉山,他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与寺庙有关的皇帝故事,半真半假。是谁编故事,可能是好事的俗家,更可能是寺院自身,因为一旦与皇家沾上关系,住持地位上升,容易招徕信众,而且民众也爱听这种故事。这是笔者俗人的猜想,也许亵渎佛家,但是寺庙历来同皇帝关系匪浅,须知皇帝还设有僧录司衙门管理它呢!编造和流传皇帝的故事,笔者以为它反映了民众隐藏的皇帝崇拜文化心态。
不仅峨眉山与皇帝拉关系,曲阜孔府的传说故事亦然。孔林有一座坟,导游介绍,那是乾隆皇帝的公主,嫁给衍圣公。其实那是大学士于敏中的女儿,与乾隆帝没有关系。旅游业之外,起劲为皇帝造势的还有影视业,令皇帝及其后妃占据舞台;商家有异曲同工的作用,特别是饮食业、医药业,鼓吹什么御膳、某某皇帝酒(天津鼎级酒以宋太祖等四个皇帝命名)、太医方之类,《某太医谈养生集》,增加卖点。本来,在猛批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目、罪恶的根源之后,皇帝一度臭不可闻。世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皇帝又交上好运了,被一片叫好声所围绕,差不多的皇帝,都成了“有道明君”。这表明人们内心深处欣赏帝王,对他们的行为、作风、生活有好奇,也有好感,这大约是血统论、好皇帝主义影响在起作用,当然好奇心亦成为一种因素。
帝王自我欣赏,自我宣扬,封禅泰山,自我歌功颂德。暴君夏桀自比是永不落的太阳,老百姓恨他,诅咒他,恨不得与他一块死亡。秦始皇封泰山,立石刻,颂秦德,文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以司马迁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不只是称“帝”,而称“皇帝”,称“朕”区别于自古圣王与臣民。
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诸如圣明天纵,神文圣武,开疆拓土,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乃真龙天子。造势者是大臣、御用文人和史官。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云:“(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洪钟,鳞文遍体。”(第1册第3页)卷2《高帝纪下》赞:“与皇太祖,有命自天。”(第1册第40页)卷3《武帝纪》,世祖武皇帝,小名“龙儿”,出生之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名。(第1册第43页)《新唐书》卷3《太宗纪》,谓唐太宗生于武功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年四岁,善相者谓李渊,公贵人,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因名“世民”。(第1册第21页)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第1册第63页)《宋史》卷1《太祖纪》,“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识者知其非常人”。(第1册第2页)
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在古代,民家都供奉包括皇帝在内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为五神之一,且在父祖之“亲”及师傅之“师”之上。可见君的地位之崇高。“君”和“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次序,有个变化过程。开始是亲高于君。先秦人们对处理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看法,如若“出仕”与“事亲”有了冲突,人们以事亲为重,就不出仕,而且出仕也是为得到俸禄以养亲,出发点也不在为国君,而是为家庭。这就表明人们将家放在国之上。家、国利益的冲突、忠孝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楚国的伍子胥因父亲蒙冤而投奔吴国,领兵蹂躏楚国,鞭尸楚平王(或云《史记》记载不实),显然是把家的利益放置在国之上。曹丕在当魏太子时,在一次聚会中询问官员:当国君、父亲同时生病,只有一丸药,是给君主服用,还是给父亲,结果是众说不一。表明此时人们并没有把国看在家之上。到了宋代,大约是两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民族战争的影响,在汉人中家国先后论才基本统一,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将忠君(即国家)放在首位,家庭置于其下。
到了后世,民间乃有“君恩重于亲恩”的说法。洪秀全先世、广东嘉应州进士洪钟鸣作《原谱祖训续训》,专写“忠君”一条:“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生当明圣省刑薄敛,敬先尊贤,永享太平。其敢忘诸!”
以忠君重于孝亲,所以要做顺民。
平民和身居九重的皇帝关系疏远,还谈什么忠道?平江叶氏《家训》就此教导族人:君主给百姓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生存环境,“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君也者,祖宗所赖以存身家,所赖以立子孙,所赖以生长陶成,而绵绵延延维持于勿替者也”。首先说明宗族和家庭所以能够生存、延续,就是因为有国君,接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必搢笏垂绅也,即此食旧德,服先畴,凡隶版图,悉归统属,皆所谓臣矣。……况自先世以来,久享太平之福,使吾侪得有今日,何莫非受用不穷、所当图报者哉!”
草泽小民也是在皇帝治理之下,既然是子民,当然就得尽忠。
武进高氏更进一步讲皇帝圣明,为民造福,所以尽忠有理:皇帝对天下所有臣民都有恩,一个小民能种田,有居处,安居乐业,就是因为皇帝“宵旰忧劳,为之兴利备患”,否则怎能坐享太平之福。
皇帝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勤劳国事,小民才能勤耕力作,养妻育子,能不感戴君恩吗!这些训诫认为君恩大于亲恩,先尽忠后尽孝,是天经地义之事,与中古以前的人还要讨论忠与孝孰先孰后的思想状况不一样了。族规认为忠君,不得议论朝廷得失,否则是做人不当,还会惹是生非。直隶郎氏家规有可戒者十二则,其一不可是“妄议论”,谓昧理之谈,不经之吐,欲寡尤也得乎?况臣子而议君父,卑下而言高尊,虽不羁祸幸而免也,尚谨之哉。
任邱边氏祖训有二禁,一为“不许谈朝廷政事,道听途说是无涵养之人也”;二为“禁谈县父母得失,招祸在此,且失忠厚之道”。
崇拜皇帝,民间自称“小民”“草民”“蚁民”,自贬为微不足道之人,而突出皇帝的高大。
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臣下不能议论君主是非,不得不曲意回避皇帝罪责;在不得不承认皇帝有责任的情形下,曲意为皇帝遮饰,并以谴责奸臣为皇帝开释。回叙岳飞之死的故事。绍兴八年宋金议和,岳飞反对,谓:“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指左相赵鼎、右相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赵鼎主和,但反对下跪称臣,宋高宗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希望速成,乃罢斥赵鼎,专用秦桧,并同意秦桧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反对和议的枢密副使王庶离去,秦桧却参奏他“卖直而去”,是让皇帝下不了台。宋高宗为议和,表示曲己为社稷,云:“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曲己以就和。”似乎委屈之至!又云:“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岳飞对秦桧诬陷,不上书自辩,认为“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在狱案上写“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宋高宗在秦桧等所拟刑罚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监斩。是宋高宗与秦桧为清除求和障碍而杀岳飞,宋高宗是主凶,是最终决策人,罪甚于秦桧。事实如此,反对和议的枢密院编修胡铨亦持宰相无谋之说,责备求和使王伦是“宰相无识”所用。并云:“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尧,而欲导陛下于石晋(石敬瑭、儿皇帝)。”用宋高宗受秦桧蛊惑蒙蔽来减轻他的责任。
再看杨贵妃之死。安史之乱,唐玄宗逃亡四川,是咎由自取,亡命路上,军士哗变,杀杨国忠及其姊妹,缢杀杨贵妃,消弭可能发生的政变,杨贵妃等成为替罪羊,陈玄礼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即杨国忠之害。《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认为乘舆播迁,“皆国忠之召祸”。史臣曰:“李林甫蔽主聪明,杨国忠致禄山叛逆,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第10册第3247、3256页)“蔽主聪明”,李林甫、杨国忠成为罪魁祸首,玄宗只是受蒙蔽而已。颠倒了肇事的主从关系,掩盖玄宗主恶的罪责。
造反者对皇帝或亦多所原谅,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等待招安。有造反者反皇帝的,如李密讨隋炀帝檄文,谓其罪“罄竹难书”。然而造反者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掉贪官,期盼明君,寄托皇帝身上)很多。朝廷剿抚并用,两宋是最明显的时代:要做官,先造反;受招安,去攻打新的造反者。宋朝招安,各予免罪,显示皇帝宽宏大量,海容反叛。明代武宗时,北直隶刘惠起兵,参加者赵鐩更名怀忠,对招抚者云:“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具有“清君侧”的味道。明末王左卦、张献忠被招抚。(《明史纪事本末》)1644年二月,李自成在太原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视为腹心,宦官悉秕糠犬肫,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恩,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谢国桢:《南明史略》)认为主要是辅佐群臣的罪恶,崇祯皇帝并非太坏,只是受蒙蔽而不明。檄文是战斗宣言书,虽是指向崇祯皇帝,可是又为他开脱,罪在受蒙蔽,这是照顾到民众情绪,还是不要太给君主难堪。
皇帝挨骂,有女人伴随,女人是祸水,以此也或多或少减轻皇帝罪责。前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关系之外,尚有最为著名的三组关系:夏桀与妹喜;商纣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千金难买一笑”“烽火戏诸侯”故事主人公)。
从政治伦理的等级观念分析皇帝崇拜长存的原因。
造反者打出皇族、贵族旗号,以此作为号召,发展壮大力量。陈胜起兵,“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扶苏,秦始皇长子,被秦二世矫诏所害;项燕,楚国贵族,项羽先人。希望以此二人名义获得起义者的拥护。西汉末年起义者中,樊崇自号“三老”,汉朝制度,十亭为一乡,乡设三老、乡官,主管教化。如此小官,怎么能有号召力,于是立刘盆子为帝,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朱虚侯,刘氏反诸吕战争中突出立功者)之后,其父刘萌已在王莽时代废为平民,平民的樊崇等认为他有高贵血统,可以有号召力。立他的时候,刘盆子还是15岁不懂事的少年,披发徒跣,穿着破旧衣服,吓得要哭,只知道和牧童玩耍。(《后汉书》第2册第478—480页)就是这么个主儿,仅仅因为有皇家血统,就被当作旗帜。平民造反,无社会地位,不懂礼制,作风行事,乃至衣着,为人所贱视,难于发展,也不易维持政权,故需向规范了的社会上层学习。如更始政权的官员头戴无官职之平民帽(帻),身穿像女人穿的褂子(“诸于”),上朝穿背心、短衣、锦裤,完全不像官样子,人们看着笑话,有识之士知道这种政权长不了,遂离去。北宋郓州李太造反,称李太子。康熙间,北京杨起隆造反,伪称崇祯帝的儿子“朱三太子”,以号召民众。其后反清者多称朱三太子,至少有五起。可见平民造反者不得不借重皇族、贵族及其遵行的制度。
打出皇族、贵族旗号的同时,是造反者自身称王称帝,是皇权主义与等级观念的表现,并用各种谶纬之说表现出来。造反者称王始见于“鱼腹丹书”“陈胜王”
。明末起义军书写“古元真龙皇帝”,也打出真龙天子的旗号。李自成名讳改曰“眘(shèn)成”,显现帝王避讳的气派。宋太宗继位,改名匡眘。李自成于他雷同,更显帝王之意。
既利用皇族贵族,又自身称王称帝,充分反映的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贯彻于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主流意识,根深蒂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等级之中,公侯伯子男,或者说王公,是贵族等级;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官僚等级;退职的官员与有功名的读书人,是绅衿等级;以上社会集团是特权等级。农、工、商是平民等级,有平民的完纳赋役义务;娼优隶卒、奴隶是贱民等级,被奴役,被侮辱与被损害。皇帝也在等级之列,“天子建国”,处于第一等级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帝王和权力,天子独尊。刘邦之父刘太公之家臣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刘太公尊重汉高祖,益发显示皇帝权威。秦汉以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逐步加强,皇权无可动摇。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皇权加大,相权越往后越削弱,没有制度能够与皇权制衡。
等级制产生名分观念,尊名定分,人们各有各的本分,依本分行事。君臣、官民、父子、夫妇、主仆之间都有其名分,故臣民、奴仆要忠,为子要孝。等级社会,是人身依附关系社会,民依附于君,所以是君父子民关系。百姓虽然造反,亦是胆战心惊。皇帝所定法律中的“十恶”,严惩谋反者,即谋危社稷,谋大逆(谋毁宗庙、山陵、宫阙),谋叛(背本国,潜从他国),大不敬(盗乘舆服御物、玉玺)。十恶不赦的法律及对民人心理的影响巨大,唯有服从,轻易哪敢造反。
血统论维护等级意识。君主世袭,在一个家族传承,幻想万世一系,如秦始皇的始皇帝。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试图编制“上古万世皆一统,三代源于一系的世序”
,尧舜夏商周皆轩辕黄帝的后裔。于是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血统论、等级观念和宿命论的混合物。专制主义皇权必然制造皇帝崇拜,仰仗天恩,君有予夺之权。血统论的上一层理论是天命论。
君主专制是一种人治,因而形成好皇帝、清官的崇拜、信仰。
社会上虽然也有限制君权的舆论,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天人感应说,谏官、史官,但是没有能够阻止皇权的膨胀。民间也有取代皇帝地位的不安分的觊觎。项羽“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大丈夫当如是焉”,俗语“皇帝轮流坐”。归根到底,还是君主专制。
从政治伦理的天命观分析皇帝崇拜长存的原因。“天人合一”实乃皇帝崇拜的思想基础。
1.皇帝,受命于天。《诗经·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殷契,殷商之先人。而后有商汤代夏。玄鸟,是凤凰;玄,是玄神。(郭沫若解)真龙天子,天之子,当然是天命。天命也是天意。
2.“天人合一”,尊天命,即崇奉天子。汉代大儒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天子受命于天,因此尊天,尊天命,就是尊王,天下应“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其意皇帝受命于天——尊天命——尊天子。皇帝被置于神圣地位,皇帝实行大一统,乃天经地义之事。董仲舒讲的“合”,合中有上下、左右、前后、表里之别,主从之别,下服从上,民服从君。这才合而为一。
3.天子对民人,行施教化权。圣人的天职是行教化权,董仲舒解“王”字,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4.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民关系永恒,民永远服从君主。董仲舒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否定事物的发展。道不变,天不变;道即经,权,可以变。
帝王崇拜文化心态,在专制主义帝制废除之后,本应成为历史陈迹,然而今日仍有其遗存。因为二三千年的皇帝崇拜文化,成为积习,在人们的文化心态上积淀甚深。
如何看待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皇帝,是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对帝王中的个人的评价自然因人而异,作为集合体,也有时代之别,但是君主专制主义应当批判。看秦始皇陵,作为文化遗存,世界十大奇观,然而秦人遭到残暴统治和摧残。汉武帝茂陵,有修陵人墓地,四万平米,收葬二万尸骨,残酷无比。所以皇帝崇拜文化要不得。
当今主要表现在民众对好皇帝、清官的厚望方面,人治社会必然寄希望于明君,现实中的某种人治社会因素也许就是它存在的空间。
根除人治,实现法治,在于民主政治的张扬,从三千年皇帝崇拜文化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
(2008年3月15日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