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卷收录有关文化史的文章50篇，虽名为“散论”，然而分为九个栏目类，散而不乱。我们就以此分类介绍。
“心态”一词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以至有“心态史学”的说法。冯先生曾在收入文集的《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一文中，引用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关心态史学的论述，如霍氏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所说社会史当中富有趣味的研究工作之一的“‘心态’或集体意识之历史及人类学意义底下的‘文化’历史”，“学者对‘心态’之历史所产生的兴趣都代表了一个更直接的处理社会史之方法论问题的方法。”
可见在霍氏看来，“心态”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行为，不仅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冯先生在文中也概括“心态史学：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心理分析，它分析的不是个人，而是科学地从个人伸展到群体，所以它研究的是群体的意识，是民众的意识。这种意识还不能为思想史明确地总结，它还是一些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是隐藏的潜意识，但它与人们的行为有更直接的关系，利用它研究社会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收入文集的《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一文，也介绍了心态史学研究的内涵。
在有着二千年皇帝制度的中国传统社会，无疑皇帝崇拜的文化心态是根深蒂固的。冯先生认为皇帝崇拜文化心态不适应现代社会，对这种心态予以批判，并研究其历史上的成因与表现。《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探究》一文，论述了现代人的皇帝崇拜文化、历史上的皇帝崇拜现象、皇帝崇拜与等级观念并行而益彰显、皇帝崇拜与天命观、关于清除皇帝崇拜文化心态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乾隆间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心态与皇帝崇拜——以〈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记叙为例》利用《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的记叙，指出皇帝的权威从民众的皇帝崇拜深层次地揭示出来，民众见到天子御容既被感动又受威慑而下意识地行起跪拜大礼。中国下层民众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他们因信仰神灵和命运，安贫守分，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建立在勤劳朴实民众基础上的清朝政权巩固，清朝皇帝享有隆重尊君礼仪，为其服务的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听其指令有序高效地运转，高度集权的皇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作为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如何看待？《论历史上爱国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一文分析独到，冯先生归纳道：“历史上爱国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忠于一个王朝的社稷观，即为其兴盛、延续、保存而奋斗；二是在一些王朝的皇室内部斗争中，部分朝臣反对篡位者，坚持正统观；三是保卫汉民族及其政权，具有汉民族气节观；四是第三种观念向多民族方向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气节观。”他更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历史上爱国思想与实践，常常不能和谐统一，造成无数爱国者的悲剧。”冯先生总结说：“爱国思想，在古代其核心是维护社稷，安定天下。”他还清醒地指出：“对爱国思想也要作全面分析，因有时代的局限性，其中不乏消极成分，今天看来不足称道。”敏锐地观察到：“古人讲爱国，往往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分割开来，似乎两者是绝对矛盾的，爱国忠臣就须为帝王、朝廷去死，不要性命和家庭，更不要说个人的幸福生活。‘文死谏，武死战’成了最高的爱国忠君准则，似乎不如此就不是爱国忠臣。”冯先生发掘出唐代魏徵的良臣观，高屋建瓴地提出：“在国家面前，爱国者不宜于强调个人利益，但是作为国家的代表——朝廷（政府）却要爱惜爱国人民的热忱和力量，予以保护，让它充分发挥出来，以利国家的发展。”
冯先生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在《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一文中，讨论了如何进行中外历史比较、忌讳现代化的比附、理解历史与爱历史爱国家等问题，强调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尊重祖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之国，庶几或可避免偏颇之弊；不能过分强调“和平”以及“共享”原则，违背历史真相；讲爱国，得分清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利用传统文化是为了当代的文化建设，《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就此讨论。冯先生指出20世纪是人类社会制度实验及文化批判的时代，认为应有尊重传统文化的态度，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与无益因素，努力挖掘其积极成分。指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反映在传统伦理中的仁爱精神、传统文化中的中庸理念、重视后代品德和文化教育的观念、发挥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的优长这四个方面。并从清理20世纪学术文化史、民间文化资源、本土化前提下的借鉴西方文化资源三方面，建议善于利用建设当代中华文化的资源。
《从“杀熟”说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二题）》继续讨论传统文化还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供后人利用，冯先生就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各种观念的讨论分析，认为“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内涵的认识为当时的讨论丰富了内容，从后人来看，这种争论本身也是一种学术遗产，为今日建设新文化的有益资源，有益于识别、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并就学术争论与中庸理念发表见解：中国本位文化传统则更需要重新认识，以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社会？
作于2003年初的《对传统文化区分为糟粕与精华有益吗？——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点滴谈》文稿，是针对海外中文报纸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信息，思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而发。这涉及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先生提出：“不必将传统文化区划为糟粕与精华，免得那样板着面孔，苛刻于古人，不如从今人出发，把它分作有益与无益两类，接受其有益因素，扬弃其无益成分。有益、无益是对后人而言，随着不同时代人们的要求而定，没有永恒的标准，不会出多大的毛病。”冯先生提倡发扬亲情、泛亲情精神，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
《古代做人伦理的现代价值》是冯先生《砥节砺行》一书的自序，也在探讨当代文化建设问题。文中指出古人做人的行事与道德标准体现在立志与理想、道德良知、勤奋刻苦、闻过知耻、折节改行、廉洁奉公等方面，传统伦理道德有着可以继承的因素，肯定“抽象继承法”的方法论价值，强调现代化与传统的互补，主张传统文化中某些成分应时变成为现代文化组成部分，倡导做有社会公德的人和合格公民。冯先生给出的现代人，“是有公德，真正懂得自有、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道理，善于理性思维，坚持真理，懂得并维护自身公民的权利，努力承担应尽义务，是讲公德的合格人”。
《全球化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文稿作于2017年，冯先生在1935年中西文化问题讨论基础上继续思考，“从七个方面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可传承的现代因素，即传统伦理中仁爱精神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准则，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世界观有益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和谐关系，传统文化中的中庸理念是处理不同社会集团和国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极端重视文化教育以提高人的素质有益于社会发展，中国菜好吃——中华饮食将日益吸引各色人等，自我反省的高标准做人道德的追求，重新认识家庭家族文化有其正面价值。全方面地涉及到个人做人准则——如何自处和处理好人际关系，以高标准要求做道德高尚的人；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秉持互鉴态度，吸收其他文化之长，希望中华文化能对他人有所裨益；社会应成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国际关系处理中，秉持共赢原则，维护正义，和平发展，争取实现人类大同社会”。热切希望华人认识与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现代价值的因素，加强自身伦理建设，提升社会道德水准，从而贡献人类社会。
《皇家的生育及生育观念散论》一文，是提交2001年5月20—22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冯先生认为，皇家的生育关乎到婚姻、家庭、人口、朝政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意识，讨论的问题有：一后群妃制度的实质是为延续子嗣，育嗣观念下的选择“宜子”皇后，祈冀生子的诸种信念与表达方式，保胎分娩的措施与礼仪、皇子的养护，多子女观、多子女与多夭折。冯先生总结皇家生育及生育观的特点：强烈的生育男儿观念及由此而来的生育功能为家庭的第一功能，生育信仰贯穿于帝后夫妻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子女与多夭亡，皇家生育状况与朝政清浊有着某种一致性。
医疗卫生方面有2篇文章。《古人端午节的生活——卫生预防知识的体现》写作较早，是普及文化知识的文章，呼吁人们重视传统节日。文中指出了古人以五月为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2012年7月24—27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了“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邀请冯先生演讲，《生命尊严与医疗观念四题》是冯先生的演讲稿，冯先生提出四个问题：生命尊严的内涵在历史上的变化发展与丰富；无条件的治病救人应是医疗机构的基本准则，以体现尊重生命尊严；当今社会和医疗机构需要杜绝金钱至上的过度身体检查和过度治疗；活得尊严与辞世尊严——安乐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涉及宗教、民间信仰的3篇书序，饶有趣味。《走进科学研究中最落后的人体科学》是姚周辉著《神秘的幻术》的序，肯定姚先生的探索富有学术价值：论证与肯定降神附体活动有为人治病等功效，不纯是骗术；认为施行催眠术，在诱发人体特异功能，造成术师和被试验者的超常表现，产生治病等效果，这就是所谓“降神附体”及其作用；对降神附体活动与认识中的神学、迷信观念作用的探究。冯先生也提出疑问和姚先生讨论：降神术是一源的，还是多源的？如何在降神附体的一种活动中区分出科学与迷信两种性质？对巫师、催眠术、“附体者”等降神附体活动的主要参与人的寿命似宜作专题研究，坚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和方法。
冯先生为宫宝利著《术数活动与明清社会》所作序名为《将明清民众术数活动放在社会文化史中研究的专著》，书序对于作者的研究予以多方面的肯定：探讨术数各种形式的渊源、发展趋势和明清时期的状况，指明术士群体，说明术数适应科举士人需求的特点，论说术数的科学性与虚妄性，概述术数的社会需求与功能，术数史研究的学术与现实意义。称赞该书“揭示明清时期人们的术数观念和活动状况，是社会文化史领域一部有创建的学术专著”。同时提出自己的三点见解：古代术数俗信风源在上，等级之分的荒谬，所谓“信则灵、诚则灵”。
《一位韩国青年学人对蒙藏学的钻研》是为金成修著《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所作序言，肯定作者新的学术发现：蒙古人产生恢复蒙古政治的理念，并有所实践；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的本质是政治改革工具，不只是文化现象，而是16、17世纪蒙古政治改革的主要工具；蒙古引进藏传佛教，不是为与蒙古固有的萨满教的结合，而是恢复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的大蒙古国秩序，确保该政权的正统性，利用了佛教，使得16世纪藏传佛教成为蒙古政治改革论的主要内容，融入成吉思汗在内的佛教世界成为蒙古政权的新模式；“印藏蒙同源论”，实系蒙古中心论，是为恢复蒙古政治制造舆论，而不表明蒙古佛教对西藏佛教的依赖性；无所谓红教、黄教之争，自始就是黄教的传播，批评格鲁派史学观对叙述蒙古历史的影响，指出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是格鲁派哲蚌寺的创始者嘉央曲杰，哲布尊丹巴与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来自喀尔喀中心论与格鲁派教权主义的冲突。强调作者新见解的提出，建立在占有多种文字的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利用汉文、蒙文、藏文以及英文、日文、满文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资料充实，论证有力。
冯先生以朝鲜王朝的两座庙宇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朝鲜大报坛述论——中朝关系和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侧面研究》发表于台北的《韩国学报》。18、19世纪，朝鲜国王在宫中秘密设立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并当作国家大事来进行。冯先生利用朝鲜《李朝实录》有关记载，详细考察了大报坛的建置，大报坛规制与中华礼仪文化，祠祀反映的尊明反清思想，李朝的尊明反清政策，朝鲜接受儒家思想及其作用。指出：“朝鲜大报坛的建立及其规章制度，无不以中国祭礼为模式，并从中国礼仪思想中寻找根据，坛庙形制、神位、乐舞、祭品、牲牛、斋戒、祭祀级别，在中国祭礼中有详细的定则，为朝鲜君臣的学习提供了可能。”认为：“朝鲜所吸收的中国文明，在观念形态上主要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即君主集权意识，所谓尊王攘夷，其核心内容就是尊君，仪礼的繁文缛节，皆是为崇奉君主而设。”强调：“儒家讲仁义，讲人伦，抽象地评论它，那是反映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和道德准则。18、19世纪的朝鲜君臣，在处理鲜、明与鲜、清关系上去实践了，儒学起了它的作用。”
《韩国朝宗岩大统庙述略》就朝鲜王朝民间在朝宗岩建成大统庙纪念明太祖、怀念明朝进行论述，指出维护朝宗岩的社会力量有两种人，一种是朝鲜人中的崇明反清派，另一种是在朝鲜的明人后裔。认为大统庙祭典活动所反映的是纪念明帝的思想，李朝君臣具有中国儒家春秋大义和仁义观念，明遗民后裔的尊君尊祖和卫道思想。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清代的满族文化表现尤为突出。冯先生的两篇文章讨论满族文化问题，《由清代满族文化特性想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是篇短文，文中提出清代满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时期的开放吸收性，统一中国初期的文化扩张性，统一后保持民族文化努力之坚韧性。认为在处理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应注意留心于文化的主体性、宽容性和调整性诸方面。
《17世纪满族人的命名》一文，列出17世纪满人为子孙所起名字的多种含义：动物、属相、矿物、山河、用物、数目、排行、体型、身体部位、优良品格、吉祥字样等，认为17世纪满人命名中借用动物、矿物、属相、山河等的名称，反映出那时满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及与自然物的关系。17世纪末期以后，满族人命名日益重视吉祥幸福、品格修养和字义文雅方面，而反映自然崇拜观念的名字逐渐减少。满人从汉人的命名观念里，学习到赋予名字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改变了旧日的简单命名状况。
这部分有5篇短文，可以分为两组内容。一组论述南朝士大夫的文学艺术，有2篇文章。《南朝士大夫与歌舞》重点考察了齐太祖萧道成设宴华林园，令与宴文武大臣“各效伎艺”之事。指出这个晚宴有弹奏、歌唱、朗诵、跳舞，还有武术，丰富多彩。表演者是文武大臣，出身世族者较多，文化素养较高。褚彦回、王僧虔、柳世隆的弹唱艺术说明世族读书人普遍有这种修养，原因是南朝世族成员多有文艺才能。文学与艺术紧密相联，当时骈体文、辞赋流行，这类文体便于谱曲歌唱，文人容易兼有文学与艺术两种才能。
《南朝王谢家族的文艺生活》指出，琅玡临沂王氏与陈国阳夏谢氏是与南朝相始终的历史上有名的世族。王、谢家族人才多，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艺术家，而即使政治军事家，也是学者型的。这两个家族的文化素质高，表现在文学文艺如书画等方面，歌唱、弹奏、跳舞也是王、谢族人的艺能和喜好。王、谢家族文艺修养的形成，有其社会和自身的原因：王、谢二族重视文化教育；社会上层和王、谢二族均重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维护世族的必要条件。
另一组论述戏剧与宫廷生活、宫廷政治的关系，有3篇文章。《古代宫廷谏诤戏》发幽阐微，介绍地位卑微的宫廷演员以演出的形式，通过其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给君主以富有政治内容的暗示，希望被君主领会和接受。如楚庄王心爱的马死了，命群臣给马治丧，要以礼盛葬，乐人优孟以表演讽谏，劝其正常葬马而应重视百姓。楚庄王做寿摆酒宴，优孟以孙叔敖的扮相给楚庄王拜寿，告诉楚庄王如何善待臣下。再如优旃是秦朝的宫廷演员，身材短小而善于表演滑稽戏。他的讽谏与优孟有共同点，就是通过表演正话反说，顺着帝王的思想把话说到极点，然后急转直下，点出原先设想的危害，令人猛省。还有宋代，宫廷艺人可以把时事编为戏剧，演给皇帝后妃观赏。先生认为，指斥时弊的讽谏戏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传统，千百年相沿不衰。而且，也总有帝王具有纳谏的雅量。
《“李天下”唐庄宗》探讨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兴亡与优伶的关系。唐庄宗喜好看戏，自身也乐于扮演，并以皇后的家事为题材演出，唐庄宗本身取了艺名“李天下”。唐庄宗与伶人的关系更表现在任用他们做官，侦刺官员和民情。优伶败坏政事，以至招来了杀身之祸，宠信优伶对于唐庄宗是一大败政。
《明代宫廷戏剧和太监讽谏戏》指出，阿丑的几出小戏，生动地揭露了成化年间的寺宦擅权、朝政腐败，表现出他要求皇帝整顿吏治的愿望。微贱的阿丑关心朝政和民间疾苦，敢于利用自己演员的角色谏讽皇帝，明宪宗通过看阿丑的戏，了解了有些事情的真相，加以处理。先生强调，阿丑和他同行的时事讽谏戏表明，“干预生活”，确实是我国古代戏剧的一个优良传统。
上述5篇短文基于读史札记，写作不仅采取归纳与综合，而且注意联系现实谈感悟，颇具现代感，文法洒脱，很有可读性。
冯先生多年研读《红楼梦》，又研究雍正及清史，对于二者的理解有着互动式的双向启发，其研究成果则别出心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发表《清世宗的〈悦心集〉与曹雪芹的“好了歌”——思想观念似同而实异趣》一文，先生把《悦心集》与“好了歌”联系起来考察，以评价雍正帝的思想和政治。先生阅读《悦心集》一些诗文，觉得与《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和“注”非常相似！都属于看破人生的文字，冯先生认为二者思想内容有相同之处。《悦心集》所收的文章主张“戒贪去妄”，即戒贪子色财禄，主张人生知足，宣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反映的观念属于两种思想体系：因知命而淡泊的儒家诚静观念，色空出世的佛家信念。“‘好了歌’把人们所热衷的荣华富贵都看透了，把人生也看透了。他劝人抛弃尘缘，出世做神仙，是宣传佛教的色空观念。”二者都讲荣华富贵是过眼烟云，不值得追求，倡导捐弃七情六欲的出世。然而，“编著者的心情、目的并不相同：一个用以进行政治斗争和维护君主政权，一个是在作新的人生的探讨，而无结果时，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一个是儒佛合流的说教，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哀音”。最后作者就比较研究法谈了看法：有联系的两种或多种事物才能比较，而共同点只能从诸事物的实际中寻觅出来；正确运用历史比较法，可以对历史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经过比较，《红楼梦》“好了歌”和“注”的佛家思想明显地暴露出来，易于被人们认识。
《思考与抨击传统伦理虚伪性的曹雪芹》原是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而作，收入本书作了修订。考虑到通史的要求，写法比较具有综合性与准确性，即便如此，该文也显示出冯先生与众不同的一些看法。该文概述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红楼梦》的创作和高鹗的续修，探讨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展示的思想意识，冯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故事与作者的家世有一些吻合，说明曹雪芹要暴露雍正朝的抄家风，曹雪芹认为家庭遭殃是失去靠山，是雍正帝代替康熙帝的缘故。《红楼梦》在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抨击君主专制的意识，即揭露君权的残暴，暴露君主专制政体下官僚政治的黑暗，披露传统伦理道德的腐朽、虚伪，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制造的婚姻悲剧，揭露君主专制教育制度的腐败，痛恨假道学的理学，揭露君主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合理，提供社会生活内容的方方面面，涉及农民与政府的不协调关系。冯先生认为曹雪芹用超越前人的思想进行创作，表现在同情女子，批判男子压迫女子的思想意识；主张建立在具有新思想成分基础上的爱情观点；对奴仆的某种同情。同时也指出：曹雪芹在书中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一些新因素的憧憬，但对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决裂的态度；《红楼梦》中还有着历史循环论、宿命论、色空观念等唯心主义观念。
还有二篇演讲稿。《与〈红楼梦〉爱好者漫谈阅读方法》作于2007年10月23日，是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同学演讲的提纲式稿件，反映出冯先生的一些主张：最根本的是读文本，作艺术之欣赏；边阅读边思考边欣赏前贤经典解读之作；从“红学”研究史吸取经验，避免走弯路。《从〈红楼梦〉说到上层社会生活》作于2010年4月19日，是为南开学校《红楼梦》爱好同学的演讲稿，主要谈了三个问题：读名著，终身受用；《红楼梦》创作时代的上层社会生活；上层社会生活的等级性与宗法性。
《孟子》云“食色性也”，可见食乃人之本性，文化所寄也。《从〈论语〉〈孟子〉饮食规范说到中华饮食文化》一文，利用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涉及的饮食生活和观念，考察先秦时期中华饮食文化的特色，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冯先生认为古人饮食讲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注重饮食卫生；古人食品虽多，但食物不充足，行旅要自带粮食，“通行饮食”治罪；家庭饮食遵循孝道原则，先敬老人；社会上饮食活动尊卑有序，敬重长者，克己待人，体现等级制度和宗法精神；政府重农耕和不违农时，以保障民食的生产；中华饮食文化特点在于精妙的烹饪技术与美食的讲求，注重饮食礼仪，饮食是社交的重要内容。冯先生还做了有趣的比较，中国以饮食文化著称，而“性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女性文化也受到冯先生关注。《古代著名沦落女子为何受到褒扬》由历史上名妓的文采、风情谈起，深入探索她们在传统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受到赞扬的原因：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超俗的真情相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爱才与重才轻德；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指出，清代社会也能见到殉情而死的现象，许多寡妇选择了留下来养老抚孤的生活之路。支配女子节烈行为的主导思想是从一而终的名节观，一些寡妇、贞女将她们的不幸遭遇视为命中注定，守清的贞女是清代社会新现象。节烈女子的思想和行动，在清代受到主流社会的大肆褒扬，也有人认为嫠妇的殉死不值得，是愚蠢行为。冯先生还强调，宜深入探讨节烈女子的行为、意念与家庭、社会的关系问题。
《避暑山庄的当代文化价值》是一篇论文提纲，收入《清代研究与避暑山庄》一书，冯先生指出清代避暑山庄文化问题包括：近似两京制的制度文化，理政、休闲互动关系的理政观，融汇南、北方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形成的园林建筑文化，多元文化理念的展示。认为从政治文化来看，避暑山庄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气度恢宏地承认和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放眼世界与民族主义，从政的灵活性。
《“天道酬勤”成语的检索》一文，反映了冯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他以顾炎武做学问以不知为耻的态度，找寻“天道酬勤”一语的出处，读者可以从冯先生寻找的过程，领略“天道”的酬勤——不断接近语源。
《峨眉行四题——文化兼容中警惕芜杂》探讨游览佛教圣地峨眉山听到的三个历史故事：明太祖朱元璋避难到峨眉，明神宗万历帝为母后做寿在峨眉建造佛寺，清圣祖康熙帝为寻找父皇私访峨眉。经冯先生分析，朱元璋没有到过峨眉山，他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万年寺无砖殿系万历皇帝母子所建，故事当属实情；康熙帝给伏虎寺赐字确有其事，而来此私访顺治帝，则属无根之谈。三个与寺庙有关的皇帝故事，半真半假。冯先生认为故事反映了民众隐藏的皇帝崇拜文化心态。
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失败的外交事例——写在马戛尔尼使华200周年之际》一文作于1993年8月12日，冯先生的思考是：“任何外国优秀文化传到中国，都有个中国化的问题，但其前提却是要对它有正确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懂得西方文化和能运用西方思维方式。反之，西方人认识东方也一样，也要能具有东方文化知识和东方人的思维意识。”
此外，《大众的史学读物及相应的文笔》针对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印行的《中国古代生活丛书》，提出普及性历史读物的表现手法有如下特点：用生动的事实反映历史，采用平铺直叙的写法，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冯先生1995年8月22日所作《漫话历史疑案》说到，出席1992年台湾《历史月刊》举办“清宫疑案大家谈”座谈会，促使他思考历史疑案何以成为疑案，以及如何破解。先生提出疑案的产生可以分为11种类型：历史真相不明，文献记载存疑，史书记载不清晰，文献歧义，记载错误，文献记载无异词而事情不易被人理解，起初文献无疑异而后人翻案，事情蹊跷令人不解，化名或笔名后人无法确知其人，传说或附会形成疑团，准神话衍化。解谜则有三种方法：其一，警惕主观性，摒弃政治、伦理观念的干扰；其二，丰富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对历史疑案作多学科知识的理解，或许有助于疑团的清理；其三，准情度理分析历史疑案。这样的论述，实不多见，可知先生对于历史疑案问题的深入思考。
事实上，冯先生对于历史疑案的上述分类与解决的系统新看法，除了他深厚的治史功力使然，也基于1986年至1987年写的十多篇探讨历史之谜的普及性短文。
这些短文有多篇是关于宋代的。《北宋词人李清照有否再婚》一文就李清照同时代人说她年近半百第二次出嫁，明清时期却有很多学者极力给她辩护，指责再婚说是对她的侮辱，不可信。是宋人的记载可靠，还是明清学人的辩驳有理？冯先生综合分析后，认为事实是李清照再婚过。《李师师与宋徽宗的故事之真伪与结局如何》一文认为宋徽宗出入平康李师师家确有其事，并有周邦彦等人的词曲为他们的往来推波助澜。至于封明妃造地道之类的具体情节，疑是小说家敷衍出来的，因为宫中爵位要经过政府正式册封，这就不可能出现封明妃的事。李师师的下落，我们只能老实地说不知道。《十二道金牌召岳飞之疑》一文指出，岳飞在绍兴七年（1140）北伐中原之始节节胜利中，却于七月下旬从郾城班师。对于此事，说班师与金牌传诏无关不合事实，只看到金牌传诏而忽视前线已出现不利于岳家军的形势，也不能明了班师的究竟。金牌传诏是情理中的事，也是事实，是造成岳飞班师的重要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黄天荡之战的真伪》强调，1130年发生的宋金黄天荡之战，双方的统帅分别是韩世忠、完颜宗弼（兀术），四十天里宋军在镇江附近的黄天荡与金军相持，成功地扼制金军渡江二十八天，迫使其改变在镇江渡江的计划，到建康才渡过长江。宋人因在黄天荡成功地扼制了金军渡江，故乐于以黄天荡表示宋金的这次战斗，而金军虽受一些挫折，但总是完成了战略退却的目标，是最终的胜利者。《韦贤妃何以能南返》一文认为，靖康二年（1127）春天，金朝把宋朝皇帝、后妃等三千余人俘虏北去，宋高宗生母韦贤妃也是这批人中的一员，韦贤妃于绍兴十二年（1142）离开金朝，到了南宋都城临安。韦贤妃得以南返，是宋高宗实行对金朝的屈辱求和政策，以要回生母作为投降的借口和遮羞布，以实行孝道为由钳制朝中抵抗派，达到求和的目的。至于金朝同意放出具有人质性质的韦贤妃，则是为了实现和议，巩固对宋战争的胜利，也是给宋高宗投降受辱有个台阶可下。
《文天祥被俘后是否提出过要当道士》一文指出，《宋史》说文天祥想当道士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事出有因，一方面是文天祥同道家有纠葛，另一方面则是宋朝降官有此主张。《文天祥之妻有否自杀殉夫》认为，有关文天祥夫妇的记载中，人们出于对文天祥的崇敬，常常按照自己的信念来加以记录，往往赋予感情色彩。一些古人认为欧阳夫人殉夫自尽才配得上她的丈夫，所以流传了种种殉夫的说法，文家本身不以殉夫说为荣而承认此事。《贾似道为什么叫“蟋蟀宰相”》指出，斗蟋蟀主要是贾似道晚年的事，占他的精力不能说是非常多的，管他叫蟋蟀宰相，这是总观他的为人与政治而言的，他败坏朝政，使南宋国是日非，国力日弱，而包括斗蟋蟀在内的极度声色犬马之乐，也是他政治败坏的表现。宋朝与唐五代相比，处于社会重建与转型的历史时期，宋朝又面临外部其他民族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两宋的历史多少带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冯先生的上述文章辩难决疑，知人论世，给人种种启迪。
《八股文始于何时》指出，对于八股文起始于何时，学者们说法不一。《明史》说定制于明初，是明太祖和诚意伯刘基商议的办法。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论证较详细，说它“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泛滥于有清。”冯先生也认为明初已经确定了八股文制度。《张太后的家政与明英宗的不知生母》指出，明英宗临终之际，皇后钱氏告诉他：你一向尊为母后的宣宗孙皇后并不是亲生母亲，生母只是一个宫女，早死了。英宗贵为天子，不知生母，反映的是明代宫中管理的混乱。清代的史官称赞明朝的家法超过汉唐，就在这样的皇家，竟然发生了害死皇帝生母、且使皇帝终生不知其母的悲剧。这两篇短文涉及科举制度、后宫制度，对于认识明朝是有帮助的。
民众对于历史之谜有着浓厚兴趣，冯先生的上述论文对于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知识是一种有益的工作。文中对于重点文献史料的解读、多元史料的综合分析，对学历史的专业人士来说也不无参考价值，真可谓是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