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建设当代中华文化，笔者思考的是它的社会环境因素，试图说明建设者的应有态度以及进行建设的文化资源。
“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句，用来形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急骤变动，也许是很贴切的。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90年代初，建立70多年的苏联解体，其欧洲盟友恢复先前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阵营遂不复存在。这是新的社会制度在向另一个仍然有着生命力的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讲，也在进行内部的更新，缩小贫富差别，实行高就业率、高福利政策，左翼政党不时地执掌政权；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灰飞烟灭。资本主义社会有其难于克服的弊病，怎样解决，用社会主义取代它，是一种实验，实验遭到极大的挫折，然而并未结束，而且也还有其他制度实验的可能。
这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三次巨变，首先是辛亥革命，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专制；其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和国代替民国，国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乃至试图改变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也；接着是改革开放，恢复商品经济和多种所有制，打开国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进行社会制度的实验，只是在内容方面有自身的特色。
在进行社会制度实验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冲击的地位，激进者、革命家以及某个时期的政府均以其阻碍社会前进，予以抨击、批判，而首当其冲的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家文化。一个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批判，兹就其大者，罗列于次：
19世纪、20世纪之交，抨击传统制度文化。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国方针，“中学”虽然仍处于为“本”的地位，不过在西学冲击之下，已处在被动的守势，反映“中学”的处境岌岌可危，而社会舆论对科举、缠足、辫发的批评，是对传统的制度文化及习俗文化的鞭挞。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指儒家文化，猛烈批判，倡言“打倒孔家店”“覆孔孟，铲伦常”，认为礼教是吃人的东西，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吃人的历史，反对孝道，历来被尊为圣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神圣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前后七子、三国两汉文，皆在摒弃之列，同时主张废除姓氏及辈分，废除大家庭以至文言文，进而要求废止汉字。这样几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其中主要是批判儒家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批判运动，清理在观念上与传统文化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各种思想，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及着意兴学的义丐武训，批判宣扬国故及杜威实验主义的胡适学术思想，批判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改良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是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将一切传统文化都当作垃圾予以清理，焚禁所谓“封资修”的图书；继而批孔，以孔子思想代表奴隶制及奴隶主，为奴隶制复辟的倒退观念，又找出什么“儒法斗争”，以之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张目，而批儒也达到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又按照传统的忠君文化，大搞个人崇拜，到处是塑像，跳忠字舞，家家张挂标准像，早请示，晚汇报，如同历史上的面对“天地君亲师”的神牌，甚至1973年九江长江大桥开工的日期也选在12月26日，以此传播过时的儒家忠君伦理观念；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给他们剃“阴阳头”，插草标（或类似之物）游街，则是传统的对待犯人办法的翻版。
粉碎“四人帮”之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之初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这时人们在思索为什么“四人帮”能够肆虐，令国家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王权主义、专制主义遗毒造成的，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注意了“救亡”，忽视了“启蒙”，应当补课，继续清除专制主义余毒。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信仰外来文化的观念，如“全盘西化”论，也遭到质疑或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亦在被冲击之中，但是儒家文化是批判矛头之所向，儒家思想中的伦理文化和家族文化又是重点对象。它不断地遭受批判，给人一种感觉，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百来年的中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时代，当然，其时亦有抗争的力量在维护传统文化，不过不是主流，软弱无力，对此我们将在以下作出说明。
对传统文化应抱理解、说明的态度。以敌视态度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容易割断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有时候会犯糊涂。历史给后人的遗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人是不能将它抹煞的。承认历史传统，就不能是简单地批判，而是要去理解它、说明它，扬其有益因素，弃其有害成分。现在学术界提出“主位观”的认识历史上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态度及观察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人们的行为，不论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都有他的根据，他的需要，他的原因；后人去认识它，首先应弄清事实，其次要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样行事。即要理解它，说明它，而不是简单地给它定性，去指斥它，批判它。定性、批判并非不需要，而是应抱着理解的态度，去作出说明。否定传统文化者，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看得过重，本身思想中理想的因素较多，而割断历史，不免有虚无的毛病。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容或有一致性，也许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表现出来。理解的态度，是对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含有一种敬意，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读史的应有信念：必须具有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说得是何等中肯啊！
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与无益因素，努力挖掘其积极成分。理解传统文化，自然也有个标准，但这不是以后人的科学文明水准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否则只会视先人的行为为落后、愚昧、迷信，对他们多所误解。传统文化，很难绝对地区分为精华与糟粕，精华中有糟粕成分，糟粕中也许有精华成分，笔者以为以对今日社会“有益”“无益”为区分、去取原则，或许更客观。比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时代出现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打破贵族与士族垄断官场，选拔人才，促进人口的社会流动都有好处，有益于社会发展；迨至明清时代，以八股文取士，限制人才的产生，不利于社会前进；清末变法，废科举，设学堂，是有益之举，然而增加上学成本，令穷人更难于进学堂，又因废除科举中南北、中卷制，使落后省份之读书人更难取得学历。所以废科举是好事，但也还有某种程度的消极面，如果不辩证地、历史地去作考量，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均难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再如，科举中殿试的历史，以往研究者不太留意，以为是形式，或者是皇帝及阅卷大臣以情感取人，不足为训，笔者曾经留心过清朝康熙帝、雍正帝的殿试试题，发现他们往往以所关注的政事、社会现象命题，希望贡士给他们出些主意，加强国家的治理。可知科举试题也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也有有益与无益的价值之别。以有益与无益区分传统文化，使用辩证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它成为建设当代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源。
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我国的现实情况，以及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形来看，笔者以为下述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其一，传统伦理中的仁爱精神。发达国家社会的金钱至上，财富占有的不平均，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的某种不稳定，乃至恐怖主义的出现，俗话说“物质文明飙升，精神文明下降”，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寻找对策。一位在某某国家生活多年的学者回国后，谈其感触，谓某某国人是经济动物，而国人在向兽性发展。伤时疾俗，莫此为甚。我国传统伦理最讲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高的原则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仁，是两个人的组合，是讲人群，而不是讲单个人，在群体之中，以互相爱护为游戏规则，反对绝对的利己主义，摒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观念；与“仁”相对应的，或者说仁的另一个内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人际关系就容易和和。或谓这种儒家人伦是小农封闭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行不通。笔者不敢说“仁”的精神能够贯注于现代社会，不过可以作出努力，不妨试一试。就笔者所知，当今有的家族在制定新的家训、族规，讲求伦理建设，强调家族成员的互相尊重，注意克服家长制观念的影响，尤其讲究男女平等，丈夫尊重妻子，父母、公婆尊重子女、儿媳的人格，有的家族在续修家谱时，不仅书写出嫁女，还将女婿及其子女上谱，以此处理人际关系，力图营造和谐的家庭、家族气氛。20世纪初期、后期都有人说儒家伦理能救世界，笔者绝非持有此种见解，只是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精神，可能有助于世界伦理建设而已。
其二，传统文化中的中庸理念。“天人和谐”一词，时下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但对其所反映的道理却知之甚少，只是从生态环境的破坏，感到“人定胜天”的愿望，有积极的一面，而其破坏性可能更大，这就是忽视了“天人和谐”。“过犹不及”，以“中”为理想。近日研治乾隆初政的历史，看乾隆帝及其子嘉庆帝君臣评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国方针，认为康熙帝实行的是“宽仁”政策，雍正帝施行的是“严猛”方针，乾隆帝追求的是“宽严相济”的境界，康熙帝宽仁政策的实践，企盼社会的稳定，但是出现政事废弛的现象；雍正帝纠之以严猛之策，于是产生暴虐的弊病，他也知道被整饬者对他的不满，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恢复到仁政方面，以为出现那种情形才是他的福气；乾隆帝试图用宽严结合的办法弥补前朝的缺失，争取达到中庸的境地。可知传统社会的君主在理论上讲是憧憬中庸之道的，期望出现中庸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今日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的出现，笔者以为是弱势群体的非理智行为，是危害全人类的坏事，要消除它，就需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使得国际社会自然地增强和谐因素，而以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恐怖主义，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其三，重视后代品德和文化教育的观念。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天地君亲师”，老师是受崇拜的三种人之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是国家纪念日，在清朝，甚至被定为大祀，与大行皇帝忌日的祀礼同等重要。人们早就懂得，给子孙千万财富，不如有文化、功名在身。正是看重教育，所以才特别尊师。我们从某些现象上对比，发现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及虔诚态度比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海外的华人，出了很多科学家，还有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华人学生到移居地不久，就能在智力比赛中力拔头筹，不是家长刻意于教育培养怎么能够取得！国内这几年希望拉动经济发展，想出许多办法，效果都不明显，但发展高等教育，结果非常灵验，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舍得花钱，因而大城市中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就读。重视教育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后人的宝贵财富，事实上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地继承着。
其四，发挥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的优长。我国历史悠久，历史文献学、历史学夙称发达，我们的邻国往往要到中国古典文献中寻觅该国中古时代的历史资料。我国的典籍，在欧洲启蒙时代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我们到一些历史较短的国家参观旅游胜地，常常感到自然景观很好，而缺少人文的东西。而我们不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是融为一体的，即使新开辟的景点，也会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我们有历史文化资源，有文献提供采择的素材。到了现代，我们的治史手段和方法不够用了，需要借鉴西方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但是我国的治史传统，在人们中形成的历史意识是极其深厚的，那些有悖历史常识的“戏说”影视片，能有那么多观众，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如何发挥其作用，应当是我们考究的事情。
以上说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要素，不是简单地拿过来就用，而是有分析地选择运用，是传承其积极因素，这是毋庸赘言的道理。
传统文化本身是建设当代中华文化的基础，是传承的资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对传统文化的载体——历史文献，特别是儒家及各种学术流派的原典需要认真阅读、理解和吸收，对此无须多言，而对其他资源也应有所了解和说明。
1.社会渐进论者的国学、国粹派的儒学资源
社会渐进论者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病，觅求社会改良，其中有的人本来是相当激进的，如章太炎是反满革命领袖之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同梁启超、梁漱溟及《学衡》派诸人笃信社会渐进论，潜心学术，主要研究经学、史学和典籍，成为倡扬国学的大师。章太炎晚年总结经验，认为孔学最适用于中国，作为中国人，应当有民族思想、民族感情、民族精神，有礼教道德，有历史文献知识，做人要遵照儒家伦理，“孝悌忠信”仍然有价值。为实践他的主张，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学会”，提倡民族主义，发扬孔子教育精神，讲授《尔雅》《尚书》《公羊传》；梁启超研究国学，撰著《清代学术概论》，宣传“复兴古学，以求解放”的思想，又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云在接受西学的同时，“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并谓章太炎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学衡》派坚持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们中的吴宓、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是留洋学者，学贯中西，而着意于保存传统文化。梁启超的观念时或变化，被人讥为“善变”；章太炎由激进的革命家，被他的弟子（如鲁迅）、再传弟子（如蔡尚思）视作尊孔读经大师，是不合时代潮流的历史落伍者。
如何理解章太炎、梁启超的变化？以落伍责备他们，固然可以，这是肯定当时社会激进潮流前提下的观点；设若换一种语境，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政治观念上不以激进为然，而信奉渐进，并不要彻底改造中国，所以对传统文化有所热爱，在其备受冲击之中，坚持儒家的基本观念。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时候，国学、国粹派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批评，如封建、君主制的思想要不得，业已过时；有赞扬，系有分析的肯定，主要在做人伦理。他们的研究活动使人知道传统文化不能全盘清除，内含不可抹煞的有益成分，可以继承、实践。他们的学术成果，为我们今天认识传统文化提供素材，可供建设当代文化的参考。
2.晚近新儒学的资源
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的国学研究，对后世的新儒学产生了启示作用，晚近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他们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人物。初期的新儒学，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和冯友兰是重要学者，他们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在西方文化盛行的情况下，认为儒家文化还有其价值，对儒家的人生观、宇宙观，对人生、宇宙、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深刻思考，从各方面建构儒家学术框架。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之后，身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学者，研讨“四小龙”的发达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形成新儒学的第三代，而在台港的徐复观、牟宗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撰著《两汉思想史》的徐复观自云：“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内地反孔反儒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可知新儒学是在社会反儒舆论情形下发展的。这时的研究已经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讨论，更需要深入探讨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国粹、国学、新儒学是社会精英的文化，此外还有一种文化，即大众文化，或曰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鲜活的事象与意识，建设当代中华文化，应当是出于民间文化，而又提升民间文化。脱离民间文化，哪里可能有当代文化的建设？即使在“四人帮”肆虐最严重的扫“四旧”之日，春节不放假，但是工人到厂里并不干活，政府还是按照多年惯例，给每人发放半斤花生、二两瓜子的配给证，以应节景。民间文化岂可忽视！民间文化确有值得提倡的优良成分，即以保护山林而言，以往见族谱中保护祖坟的族规，不许族人去砍伐树木，只许割茅草、捡树枝，否则重罚，捆绑打板子，罚款赔酒席，以为这是封建族权压迫族人的罪恶。当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之后，知道古人在讲究坟茔风水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现在我们再到家族活动较多的地区作田野调查，就会发现人们自觉地封山育林，维护生存环境。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是传承的，如果要让农民讲什么“天人和谐”的道理，他们多半不会讲，可是他们朴素地懂得这个原理。
我国老话，“礼失求诸野”，它体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民间文化蕴含着无尽的宝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当代文化的资源，需要与精英文化结合在一起，进行有机的吸收组合。
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对西方文化汲取的本土化问题更显得突出了。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人们没有“本土化”的概念，但是有“文化本位论”表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萨孟武、何炳松等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反对全盘西化论，倡扬本国本位文化，拒绝吸收外来文化。如果不吸收、创造新的文化，仅仅发扬本国文化，是不能跟上世界潮流的，所以新儒学家对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论均持批评态度。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建设新文化不能不要外国的东西，但应主动去拿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而不是接受人家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争论史，启示后人对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应抱有正确的态度。
殖民主义瓦解后，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中，产生文化的本土化观念，既要接受西方文化，又要同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有选择地汲取。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迅速地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种学术流派的观念被介绍过来，不能说没有选择，然而有生吞活剥之嫌。现在本土化的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本土化，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现实生活中的大课题，需要认真探讨，真正做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建设当代中华文化。
本土化、建设当代中华文化的另一种资源，是应予海外华人文化一席地位。在西方世界的华人，既要融入主流社会，又乐于保持中华文化，于是实践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如今他们中有人提出“大中华文化”的设想，即是一种表现。
建设当代中华文化，我们的资源甚为丰富，重要的是善于发掘和利用。
（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