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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 |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所谓“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是也，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目前的情况是，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对史料进行了史料学的研究，但似乎还极为缺乏。所谓社会史资料的史料学研究，有多方面的内涵，主要是指：社会史史料的界定，哪些历史文献内含社会史史料，换句话说是在哪些类型的书籍里可以找到或多或少的社会史研究的材料；确定史料的来源，其作者为何许人，写作的材料依据，素材来自何方；确定史料的可靠性，从总体上鉴别史书载笔的真伪，明了其真实性程度；明确史料的价值，说明历史文献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对史料进行分析批评，从作者的记叙中了解其观念、感情，对史事的取舍，以便把握文献的客观性；说明史料的利用方法，即学术界对历史文献的收藏、保管、整理、出版状况，有无研究，有无工具书可供利用的情况。
笔者试图对社会史史料有所了解，在1989年梓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的第一编中写有《中国社会史资料载籍》一目，几年后应邀为一个论文集草拟一文，述说社会生活史资料，七年下来了，该书杳无音信，如今只好披露于此，敬请方家指教。
笔者对社会史史料的理解，主要是在社会史研究过程中总结的一点体会，其次才是有意识地作史料学的探讨，因此基本上说笔者的理解是运用中的朴素的直觉，而缺乏理论的高度概括。笔者认识到，社会史的史料是相当多的，因为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内中不乏描述人们社会生活的故事，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但是这种记录有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专史史料的特点，首先是零散性，缺少专门记载，散见于各种文体、题材的历史文献中，这种不集中的性质，就为研究者带来搜求难度大的麻烦，然而又非全然是大海捞针，即以“二十五史”而言，很难说它们荟萃社会史资料，不过经过学者的利用，这些书中保藏大量社会史的材料则是无疑的。其次是不完整性，对史事记叙不甚清晰，对一些史事几乎未予著录，令研究者产生无米之炊的感叹。复次是史料尚少整理，不像有的专史资料，从古人到今人，不停地给予关注，做了一些汇编的搜集整理工作。
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资料，在古代官方和私人形成的文书、档案中都有所著录，而文献的体裁、题材种类繁多，就以体裁讲，有纪传体史书、典制体史书、会要、地方志、族谱、文集、笔记、游记、类书、丛书等；近人整理的专题资料汇编、摘编，也有属于社会史史料性质的；来华外国人有关中国的文献，同样有一些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内容。下面将依照文献体裁，分别类型，说明其中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及其利用的简略状况。
此目从略，因本文集另有专题文章，请检阅。
这里说的各种类型古籍包括两个涵义：一是从古文献体裁来说的，如方志、游记、笔记、族谱、会要、典制体政书；另一是从内容来讲的，如礼仪、刑法、荒政、妇女等类图书。
方志，记载一方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专书，其体例包含志、传、表、图。志、传为社会史提供的素材极为可观，笔者在《清史史料学》一书中曾说：“方志是社会史研究的必读之物。方志中的户口、氏族、祠宇等专门反映社会史内容的卷目除外，其风俗一门、杂记一门保存的社会史资料尤多，风俗门专记各地的时令节气及届时人们的活动，平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社交往来、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风俗习惯，它是方志中的珍品。”
至于其“列传”隐逸、孝义、方伎、仙释、列女等传，对三教九流的僧衲、道士、信守三从四德的贞女烈妇，安贫乐道的书生义士，恪守孝道的贤子顺孙等社会中下层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交代。
地方史志中还有一些专记地方某一类事物的，如风俗志，只写一方的风习人情，如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等。这些图籍的社会生活内容，从下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部分目录便知一二：州桥夜市、酒楼、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上清宫、天晓诸人入市、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民俗、京瓦伎艺、娶妇、育子、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端午、七夕、中元节、秋社、中秋、重阳、天宁节、冬至、除夕等，将宋代汴京人们交易、娱乐、信仰生活，一年内的各个节日如何过法及其间的社会交往全面地表达出来。
族谱是我国传统文献中的重要一种，今存族谱数以万计，是家族史及家族与社会、与家庭关系的专门记载，它提供宗族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资料，即宗族结构、职能、祭祀、教育、经济生活、宗规族约的制定与执行。它同方志一样登载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传记，而比方志更具体、更下层化。它还提供人口史资料，因为它叙述家族移徙、族人文化、婚姻、职业各方面情况。如以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苏武进《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所载41条《家诫》而言，详细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勿慢忽天地鬼神”；“勿谤讪君上”；“勿反目，亦勿惑听妇言”；“勿交匪类”；“勿阅淫邪小说”；“勿唱曲吹弹”；“勿笼禽鸟，养蟋蟀，放风鸢”；“勿学拳棒”；“勿食牛、犬、田鸡”；“勿攀高姻”；“勿信师巫邪术”；“勿许妇女平居涂脂傅粉，穿绫曳绢”；“勿充衙役”；“勿吃洋烟，倾败家产”，等等。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范到了。家训载于族谱，此外还有一些专著，比如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明人姚舜牧的《药言》、清人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张英的《聪训斋语》等，异常具体地反映了家族和官民小家庭的生活准则。
笔记，与社会史研究有不解之缘。何谓笔记体著作，古往今来学术界见解不一，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古代笔记，是其作者随笔记录见闻及阅读图书、鉴赏文物心得，或者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在古代图书分类学中，“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中的图籍往往属于这一类，不过对学术研究更有史料价值的是“史部·杂史”类。笔记书籍很多，仅《笔记小说大观》一部丛书就收有220余部。笔记类的名著有：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记录地理博物琐闻；南朝刘义庆等的《世说新语》，叙说汉晋间的逸事；唐人刘
的《隋唐嘉话》，述说唐初轶事；宋人庄季裕的《鸡肋篇》，记叙两宋之际的轶闻轶事；金人刘祈的《归潜志》，记载金元之交政风民情；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叙述时事和社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详于政情文艺；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其中《艺能》卷专讲衣食住行及娱乐方法。笔记的作者一般留心观察人世风情，搜求轶闻趣事，载诸笔端，因而使其著作所提供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情景，其涉及面之广泛，情节之具体细致，常常为他种载籍所不能，明末清初山阴（今绍兴市）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即为显例。他出身于官宦之家，日与“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游，“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弹琴、劈阮诸技”，没有不会的
，因此能就自身的艺能和体会，把明代人们的社会生活记录在书中。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该书，其点校者马兴荣在《点校说明》中指出：“《陶庵梦忆》对当时的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演戏、放灯迎神，养鸟斗鸡、打猎阅武，山水风情、文物古迹、工艺书画等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都有所反映。”确乎如此。其记南京柳敬亭说书绝技及听众表情：“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哱夬声如巨钟，说到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
其写扬州清明节人们扫墓及观赏博戏杂技盛况：“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席地饮胙。……随有货郎，路旁摆设骨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呼朋引类，以钱掷地，谓之‘跌成’。……百十其处，人环观之。其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杳。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
其写人们在城隍庙欣赏《冰山记》传奇演出时的热烈情景：“魏珰败，好事作传奇数十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一人上，白曰：‘某杨涟’，□□谇言察曰：‘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气忿涌，噤断嚄唶。至颜佩韦击杀缇骑，枭呼跳蹴，汹汹崩屋。”
张岱实在是把明人的节日和文娱生活的一些细节写得淋漓尽致，欲知明人社会生活，可从中得到丰富的宝贵素材。
游记，所含地方社会史的资料必多，盖因出游者往往记录所见到的他乡异俗，留下所至之地的社会生活史材料。游记作者，明清以来很多，而先前较少。宋人张礼撰《游城南记》，其为浙江人，记叙游历长安（今西安市）所见。元人纳新著《河朔访古》，他是宁波人，过长江，访问中原和北方，“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于书”
。脍炙人口的《徐霞客游记》，著者徐弘祖，生于明季，江阴人，历游名山大川，足迹遍苏、浙、赣、湘、桂、黔、滇、皖等省，所到之处，写有日记，以写自然风光和地质地貌为主。此外，对动物、植物生态品种的比较，矿产、手工业、居民点、物价、民情风俗、民族关系，都有关注和记录，是引人入胜的社会生活史读物。该书有褚绍唐等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梓行，利用较为便利。清人陈鼎的《滇黔纪游》，记录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风情。王沄的《漫游纪略》，记其游历福建，看不到缠足妇女。梁章钜著《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其为闽人，官至督抚，解组后出游江浙，叙述见闻及出行中读书心得。其《三谈》卷五专记各种酒类、鱼类、火腿、黄羊、燕窝、鱼翅、海参的吃法，间与今世被尊称为“美食家”的袁枚的《随园食单》，讨论食物的品尝。游记的著作在王锡祺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汇集不少，该《丛钞》有正、补、再补三编，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收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
典制体载籍，主要有“十通”，即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民国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通”中礼、乐、户口、宗庙、谥法、器服、氏族、灾祥、蠲免诸类所写内容，更反映人们社会生活。
以上说明各种文体中的社会生活史资料概况，现在再从文献的内容来看，也可以从社会生活史资料角度把古籍分为若干类。
礼制专著。礼书是古代政治、法律、伦理、观念的规范，因而从法令、器皿、衣着、礼仪诸方面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这类著作不少，主要的有《周礼》《仪礼》《礼记》，汉人应劭《汉官仪》，唐人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宋人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元人李好文《太常集礼》，明人宋濂等《洪武集礼》，清朝官修《大清通礼》《皇朝礼仪图式》、光绪《会典图》等。清代官修的这几部书记录舆服、饮食、婚丧礼仪，在文字说明的同时绘制出图像，以便官民在实际生活中遵循。道光时在湖南做巡抚的吴荣光看到人们对朝廷礼制规则奉行不谨，欲加改变，特作《吾学录初编》，分14门，为典制、正术、风教、学校、贡举、戎政、仕进、制度、祀礼、宾礼、婚礼、祭礼、丧礼、律例，抄录清通礼、图式、会典、事例的条文，并就当时民间习俗作出评论，以便移风易俗，从而使它成为反映清人礼法观念和实际生活的史籍。
法律专著。法令规则及其实行，反映人们社会身份和家庭、宗族、社团的生活。这种著作有两种类型：一是法律、法令本身的文献，另一是解释法律的作品。后一类主要著述有《唐律疏议》《通制条格》《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诰三编》《大清律例统纂集成》《驳案汇编》《读例存疑》等。法律是民人与政府之间、各种人之间关系的规定，由此可以获知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法令文献可以具体、生动地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元典章》记载的一个案例：大名路民人孙平死后，儿子孙成与婢生子孙伴哥为分家打官司，最后官府判决，孙成应得家产十分中的八成，孙伴哥得余下二成
。这一事例说明元代婢妾生子不能与嫡生子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但也承认后者是家庭合法成员，具有部分的家产继承权。而到了清代，法律规定婢妾生子与嫡生子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这说明元、清不同时代嫡、庶子地位、生活有差异及变化，也反映父家长权在清代比元代更高，因为婢妾生子与嫡生子不平等继承法，是根据妻妾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定，是妻对夫敌体地位得到尊重，而嫡、庶子的平等继承法表明，是妻与妾地位接近，妻与丈夫地位差距拉大，财产继承唯以丈夫血胤为准，而不太注意儿子的母系血统。于此可知法令专书资料对于了解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的重要。
荒政专书。撰写灾荒下的社会及赈济事业。社会救济事业，唐、宋以后才逐渐发展，相应的史籍从宋代起陆续出现，比如宋人董煟的《救荒活民书》，元人欧阳元的《拯荒事略》，明人周孔教的《救荒事宜》，朱熊的《救荒活民补遗书》，魏纯粹的《开荒十二政》，张陛的《救荒事宜》，清乾隆《钦定康济录》，陈芳生的《捕蝗考》，俞森辑《荒政丛书》等。张陛是明末山阴人，崇祯十三年（1640），当地灾情特重，乡绅刘宗周倡议煮粥赈济饥民，祁彪佳则主张实行平粜法，张陛乃拿出500石粮食用于赈济，他怕办理不善，特别考虑出赈灾十法，即一聚米，二踏勘，三优恤，四分别，五散米，六核实，七渐及，八激劝，九平粜，十协力。因他规划周详，实施中救活很多人。事后，根据赈灾实际情形，写出《救荒事宜》这本书。从中可见灾荒下人们的生活情景。俞森，浙江钱塘人，历官河南佥事、湖北布政司参议，在任时汇集前人董煟、周孔教、林希元、屠隆、钟化明、刘世教、魏禧等七家救荒策论及自作《常平仓考》《义仓考》《社仓考》，并附录《郧襄赈济事宜》《捕蝗集要》，成为荒政集大成之作。
关于妇女著述。众所周知，妇女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妇女生活状态最鲜明地反映社会文明水平。妇女史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记录它的资料，在正史、政书、文集、方志、族谱、笔记等体裁的载籍中都有一些，此外还有专门著作，如东汉班昭著《列女传》，唐人侯莫陈邈妻郑氏撰《女孝经》，明成祖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内训》，清顺治帝的《御定内则衍义》，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陈宏谋辑《教女遗规》等。这些书有的收入《四库全书》，《教女遗规》是大学士陈宏谋选辑宋明以来的有关文章而成，陈氏在每篇文章前面书写按语，介绍作者和文字出处，并加评论，是以“女德”教训妇女，从中可窥女子的生活情景。还有汇刻关于女子史事的丛书，如《香艳丛书》，收有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瀛若氏的《三风十愆记》，陈元龙的《妒律》。沈宗畸辑有《香艳小品》，内含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述其与董小宛情好的故事。
古代类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自然不是第一手的，若依重视史源学及第一手材料的观念来说，其史料价值不大，这里将它与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二十五史”及各种文体的原始史书并列，主要是它提供了阅读和利用的方便，其次是有些被收入类书的资料，其原著已经佚失，赖有类书得以保存，其资料价值就是第一手的了。
类书，是采撷各种图书文献的资料，依照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纂而成，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分类编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汇为一书，因而从内容上说具有百科性质；另一是只汇集记载一种事物的资料，成为单科性的或专题性的图籍。在古代，以前一种性质的类书为多，而且颇有名著，后一类的较少，知名度也小，而今人所辑之“类书”恰恰相反，这一点请允许笔者留在下一目中讨论。
最早的类书是三国时代辑成的《皇览》，唐代产生了《艺文类聚》，宋代类书大增，出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明代编辑出我国古代最巨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可惜这部巨著今日已几乎全部亡佚。清代又是一个盛行编辑类书的时代，官府和个人都热心于这一事业，官修《古今图书集成》，为今存我国最大类书。有的学者估计，我国古代类书约有600种，今存约200种。笔者检索武作成编辑的《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其中著录类书146部，13800余卷，所以今存类书主要是清朝人编纂的。
类书是选辑前人著述的内容，所以尽管是清人选编，但却包含大量清代以前文献的内容，稍可弥补前代类书亡佚的损失。
一般来讲类书的使用价值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汇聚多种图籍资料，免却读者一一查找原书的烦劳；二是它将同类事物的材料排列在一起，又按事物及记载它的古籍成书前后编排，令读者阅时既可集中思考专一问题，又有时代观念，以明了所研究事物的发生、发展及变化，有利于提高认识；三是有些古籍已失传，后人无从见到，但它的资料或被保存在类书中，这样今人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珍贵资料，减少不见原著的缺憾。下面从保存社会生活史材料角度，介绍几部类书。
《太平御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辑成，故名。取材广泛，经部、史部书外，子部、集部之书，也在采编之列，约从2000种古籍中摘编而成（其“引书目”所列之书1960种，另“有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类，不及具录”），诚可谓资料来源充沛。全书有1000卷之巨，显示出其资料的丰盈。《周易系辞》上讲，“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太平御览》故将该书分为55部，表示其包罗万象。各个“部”内又分若干细目，据聂崇岐讲，“总计不下五千”
。55部类中，提供社会史资料较多的“部”有：居处、逸民、宗亲、礼仪、乐、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急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咎征等部。其“道”部，反映道士群体的观念、事业和生活方式，有21卷（第659—679卷），内分53目，为：道、真人、天仙、地仙、尸解、剑解、道士、斋戒、养生、服饵、仙经、理所、冠、帻、帔、褐、褵、袍、裘、衣、珮、绶、伴、笏、裙、铃、杖、节、履、舄、帷帐、席、简章、几案、舆辇、阙、殿、堂、台、阁、楼、观、宫、室、房、舍、窗、户、门、庭、坛、府、传授等。观其小目之详细，可谓将道人的社会生活都涉猎到了。《太平御览》所选编的每一条材料，都在其前面注明来源，这样便于读者按图索骥，查阅原书（如果这部书还存世的话），故为阅览者所喜用。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太平广记》，亦太平兴国年间奉旨编辑而成。其资料来源约有500种图书，数量亦多，采自正史、文集的不多，而多为前述笔记类之作，且是其中的志怪小说，诸如《齐谐记》《搜神记》《玄怪录》之类，或者为传奇小说，《虬髯客传》《霍小玉传》之属。是以其记事多非史实，是思想家、小说家的幻想和虚构。但说部之作往往亦能曲折反映历史，唯不宜直接使用，而须作出合理的说明。《太平广记》500卷，按题材性质区分为92大类，首先是神仙类，有55卷，其次仙女类，15卷，复次分别是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报应、征应、定数、谶应、名贤（附讽谏）、廉俭（附吝啬）、气义、治生、诙谐、妇人等。这些类目的资料供人思索社会中下层人士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可作形象的思维。
《古今图书集成》，清朝康熙、雍正间编辑，述事自上古起，至康熙年间止。全书1万卷，与《太平御览》一样，是百科式的，或者可说它就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按资料性质分类编纂，共分6编32典6109部，部之下，又有目，所以是编、典、部、目四级结构。如此将事物分成详细类目，便于编纂和读者查阅。其编、典目次为：
历象编：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征典；
方舆编：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
明伦编：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
博物编：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
理学编：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
经济编：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津典、戎政典、详刑典、考工典。
六编之中，明伦、经济二编对社会史的研究尤能供给较多的素材。
《古今图书集成》有几种版本，最早的是雍正内府刻本，最近的是北京中华书局与成都巴蜀书社联合出版的影印本，附有部名、图表人物传记、职方典汇考等索引，便利了读者查阅这部巨著。
《古今图书集成》叙事到康熙朝，要知以后的事，赖有民国初年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徐珂，举人出身，长于诗文，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喜搜集有清一代朝野遗闻，以及士大夫阶层所不屑注意的基层社会的事迹”
。他在阅览笔记、报纸时，随手作出记录，积累得多了，遂把它们分门别类，按其内容性质和年代先后排比胪列，结集成书。
《清稗类钞》系百科式图籍，全书三百多万言，一事一条，总共有13500余条，分编为92类。类目里的第宅、园林、祠庙、狱讼、爵秩、吏治、隐逸、幕僚、诙谐、种族、宗教、婚姻、门阀、名字、称谓、风俗、方言、农商、工艺、孝友、义侠、正直、贞烈、谦谨、廉俭、狷介、豪奢、才辩、明智、雅量、异禀、容止、情感、疾病、丧祭、师友、会党、方伎、迷信、方外、赌博、音乐、戏剧、优伶、娼妓、胥役、奴婢、盗贼、棍骗、乞丐、物品、舟车、服饰、饮食等类。所辑录的资料反映的是清人社会生活，尤其是编纂者所关心的“基础社会的事迹”，所笔录的事情是那样的具体、生动。比如《迷信类·陕人背爷过年》条云：“陕人至除夕，出门，至十字路高呼曰：‘爷爷，我背你回家过年。’于是以两手向背，作负物式而归，至中堂所供木主前徐徐放下。再拜，背其奶奶，如前状。往道数回，新鬼故鬼依次背回。爷爷，祖父也；奶奶，祖母也。”
这就把陕西人除夕祭祖的情形，如同影视画面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清代陕西人年节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致镜原》，康熙间陈元龙编纂，100卷，分成30类，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类下设目，区分很细致，如冠服类分目为：冠、冕、弁、巾、幞头、帻、帽、笠、衣、裘、袍、袄、衫、半臂、帔、带、佩、
、裳、裤、袜、履、靴、屐。大的目下分为总论、历代衣制、法服、诸衣名类、雨衣、妇人衣、仙释道衣。读者看到这种类目，自可断定哪些类目的资料内容与社会史的研究更有关系。
以上类书均是百科全书型，下面绍述专科、专题型的。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历史，近世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当然，古人也有留心这个问题的。约二百年前，王初桐编辑出版《奁史》一书，成为妇女史专题资料集。王初桐从3000多种文献摘录资料，分门、类编排，计36门，门、类目录如次：夫妇门：夫妇、夫、妻、丧妻、寡妇，附录；婚姻门：婚姻、嫁娶、媒、择、缘、婚礼，附录；系统门：后、太后、女主、妃、内职、宫人、公主、驸马、太子妃、王妃、外命妇；眷属门：母、保傅乳母、祖母诸母外祖母、女、侄女、孙女、侄孙女、女婿、姊妹、姑、姑妇、娣姒姑嫂叔嫂弟妇、亲戚；妾婢门：妾、婢；娼妓：妓、妓居、妓家称谓、倡家魔术、落籍、从良、出家；肢体门：体、头面属、四肢、肌骨心魂类、汗泪类，附录；容貌门：容色、态度、举止、肖行；性情门：性情、德、凶德、不妒、七情；蚕织门：女工、蚕织；针织门：针线、教刺绣之变；井臼门：操作；文墨门：学术、书籍、著作、诗、文、书法、镌刻、画、纸墨笔砚、印；干略门：勇武、武具；技艺门；音乐门：音乐、乐器、歌舞；姓名门；事为门：事为、岁节、风怀；诞育门：孕、孕之异、产、双生、产之异、产仪；术业门：三姑六婆；衣裳门：衣、下服；冠带门：冠、带；袜履门；钗钏门：首饰、插花、耳环、臂环、指环；梳妆门：梳、梳具，沐、沐具，妆、妆具；脂粉门；宫室门：宫室、居处、冢墓；床笫门：床帐、被褥、席枕；饮食门：饭食、饮食、肴、食之异、菜、果、烟、药；器用门：器、舟车；绮罗门；珠宝门：珠玉、金银、钱财；兰麝门：香、香器；花木门：花木、竹、草；禽虫门：鸟、兽、虫；仙佛门：仙、仙经、虬仙、神、鬼、妖、信佛、佛经、观音。
观看《奁史》的门、目，不难了解它包含命妇、平民、娼妓、妻妾、女尼、道姑各个阶层女子的社会地位，女性家内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女子容貌、艺能及家政等方面资料，实乃研究女性史者必读文献。
还有专从一种文体著作中取材编辑为类书的，如上海古今图书局汇编《古今笔记精华》，于1915年梓行。编者主要从汉魏至明清的几百种笔记书中选取材料，分类成书，类目计24个：史谈，事原，古迹附游记、风俗，谚语，方言，豪杰，文士，神童，美人，妓女，优伶，方技，文艺，武术，音乐，美术，趣事，歌谣，仙佛，鬼怪，禽兽附虫鱼，琐闻。见到这种类目，研治社会史者大约就会兴奋起来，忙于查找阅读了。
在这里还要介绍“会要”体古籍，盖因它与类书有某种相近之处。会要本为修史的一种体裁，同纪传体及编年体史书鼎足而立，且多为断代史书，但会要体比编年体、纪传体晚出。其正式形成在唐宋之际，即由唐人苏勉开创，而宋初人王溥正式定例，以《唐会要》问世为标志。会要主体部分是礼、乐、舆服、仪制、选举、职官、刑法、兵、食货、方域等目，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另有帝系、后妃、蕃夷等目。所记录的主要是王朝的典章制度及政策施行的结果。会要体与编年体不同，编年体依时间先后进行叙述，将各种不同的事情混杂罗列在一起，显得凌乱；会要体是把事情按其性质加以区分，归类叙说，这样就有与类书相近之处，所以1936年北平图书馆在《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中写道：会要“就史实之性质，区别之，归纳之，不啻一史之类书耳”。
《唐会要》系根据档案资料编著，而所依据之原始文献后世多失传，这样其所保留的内容就成为第一手材料。会要体出现以后，宋人编著“宋会要”亦采集档案文书，但再往后的学者编辑《战国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明会要》，都是从传世的正史中摘编，所以史料价值远不如《唐会要》《宋会要辑稿》，但它是类书性质，分门别类，便于人们查找，仍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唐会要》100卷，分成154目。备书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记载简而赅，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如第六卷《公主》一目，先用数十字说明公主封号、命名之来由和命意，接着备载唐高祖至唐昭宗18帝王之女，每女仅书其封号，降某、后降某、三降某，或早薨，或入道。据此，读者稍作统计，即可知唐代公主的婚姻、夭亡及出家的情况。接下来，《唐会要》记录有特殊事迹的公主的历史，或其与父皇、翁姑、驸马的关系。还有《和蕃公主》一目，叙出嫁少数民族首领的公主情况。这样，令读者可以把握唐代公主基本史实。此或可表明《唐会要》史料价值之一斑。
《宋会要辑稿》，宋朝政府在秘书省设置会要所，专司会要的修纂，历经多次写作，然而今日所见，乃清人徐松的辑本，北京中华书局梓刻，16开本，上下两栏影印，精装八巨册，近8000页，可见篇幅浩繁，内容丰富。其间虽有不少重复的内容，但史料价值颇高，不可不加利用。
《西汉会要》，南宋徐天麟编撰，取材于《史记》《汉书》，仿照《唐会要》体例，分15门367事，70卷，其礼门，有15卷之多，其中“嘉礼”含“冠礼、婚礼、乡射、赐酺、赐姓氏、禁逾侈诸事”，“凶礼”“分服制、丧葬、恤死事”等目。徐天麟还编辑《东汉会要》，所采择材料不像《西汉会要》仅《史记》《汉书》，而包括《后汉书》《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东观汉纪》及华峤、司马彪、袁宏等人所著作的史书，材料较为充实，共计40卷，其第28卷至第30卷，尤反映民间生活，如“禁厚葬”条将光武帝建武、明帝永平、和帝永元、安帝永初等不同时期禁止厚葬的诏书诏制，司徒张酺、赵咨、范冉、张鱼训诫子孙薄葬的遗命，以及王符《潜夫论》主张薄葬的内容汇集在一起，便于学者了解东汉人的丧葬观念、习俗和厚葬、薄葬的斗争。
《南朝宋会要》，清人朱铭盘编辑，取材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其《选举》《民政》《兵》《刑》等类内容丰富，反映出刘宋时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特点。
类书的编辑，到20世纪有不小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编辑者按照对事物的认识先拟定一个较有系统性的详细纲目，然后实以从古籍摘录的一条条史料。古人编类书，如前面所交代过的有纲目，但今人比他们观点更鲜明、更加条理化，更注意事物的内部联系。当然，读者同意编者的观点与否，则是另一回事了。不过笔者认为今日编辑的类书，从总体上讲科学性要比古人高。今人类书的另一特点，是专题越分越细，这是今日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反映，也是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再一点是，将分类与编年结合，融为一体，即在构架中，第一级是按涉及事物性质进行分类，第二级则依时序，填入文献资料。基于这三个特点，今日的类书，是古代类书的发展和衍化，可以视之为“文摘汇编本”，简称曰“文摘汇编”。
文摘汇编图书中，有的涉及内容较广，如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按断代史分册，计分八册，每册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部分，辑录一个断代的各方面史料。但是这一类的书较少，而多的是专题文献摘编。就此，笔者选择有关社会史的专题文献摘编数种，以明了其史料意义。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瞿宣颖纂辑，1937年商务印书馆枣梨，是近人重视社会史史料开风气之先的作品。编辑者阅读史书，见到有关制度风俗方面的内容，就摘录下来，积十余年的功夫，汇编成书。编辑方法是按照史料性质区分成20门类，大类之下为专题小目，目下又有细目，细目内实以各条史料，兼有编者的简短说明。其20门类为：衣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经济、民族、信仰、传说、婚姻制度、丧纪、社会制度、娱乐、社交、交通、仪物、艺术、职业、语文、杂风俗制度。读者一眼即可看出这是社会史内容的一种分类，而类下之目是同样的，甚至更为明显，如第13目“娱乐”内分：汉代之令节、汉代之游戏、汉代博戏、魏晋间倡优、魏晋间游戏、祓禊、南朝时令风俗、南朝之伎乐、南朝之胡伎、戏马、拍张跳刀、南朝杂戏剧、樗蒲、投壶、藏钩、六朝娼妓、六朝之社会娱乐、唐代之倡伎、唐代之舞、唐代之杂戏、唐代之赌博、唐代令节、裸女戏、酒令、宋之官妓、宋之说书、宋上元放灯、唐宋伎妾、苏州戏馆亲历、河市、升官图、妆域、教坊之罢革、扬州鼓吹、评话、苏扬杂戏、杂耍。其“拍张跳刀”目又分两个细目：其一“拍张盖武戏之一”，下录《南史·曹武传》《齐书·王敬则传》《南史·王昙首传》之资料；其二“跳刀”亦然，内含《齐书·王敬则传》《通典》卷一四六、《资治通鉴》卷八五的有关内容。这种类目的编排，初步汇集了中国社会史资料，其功甚巨。说它是初步，因其所集中的材料远不丰富，门类远不齐全，这是有待后来者补充的。其实瞿宣颖本人也不以此为满足，其书名中标出“甲集”，就是还要续编，并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题语》中表示：“更假岁月，当仿‘容斋’续成五笔，补其阙失。”其愿未偿。不过这是众人的事业，正有望于今日之同好来完成。
俗谚“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苏州洞庭商人），遍地徽（徽州商人）”。徽商无处不至，他们不仅在商品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影响着人们的群体（如家族、绅衿、慈善团体）生活、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文化娱乐生活。关于徽商历史的文摘汇编，有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由黄山书社于1985年出版。这部书的编者从230余种史籍、方志、笔记、文集、小说、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特别是近百种家谱中，提取资料1513条，近40万言，依其内容，分成章节，拟出标题，节下又区分为若干组，并在每一条资料前面编上顺序号。有的一条资料，反映多方面的内容，不便反复出现，遂编排于一个章节内，另在相关节目后面注出其他有关条目的顺序号，以便于读者参阅而不致遗漏。全书分为七章，章节标题摘录于下：
第一章 明清时代的徽州社会 第一节 自然环境 第二节 风俗习惯
第二章 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
第三章 徽商经营的行业
笫四章 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 第一节 活动范围 第二节 经营方式 第三节 商业道德
第五章 徽商资本的出路 第一节 购置土地 第二节 助修祠堂书院 第三节 助饷助赈 第四节 兴水利筑道路 第五节 抚孤恤贫 第六节 奢侈性消费 第七节 投资产业
第六章 徽商的政治态度 第一节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 第二节 徽商与农民起义 第三节 徽商与倭寇
第七章 徽商与学术文化 第一节 贾而好儒 第二节 徽商子弟的业儒与仕进
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经济和士绅史，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大问题，为研究者提供资料的有洪焕椿编辑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梓刻），汇集官修史书、政书、方志及文集、笔记、档案、碑刻、谱牒、契约、簿册等有关资料340条，51万字，依内容分出章和目。同时编者对文献资料作出不同的编辑加工，一种是照录原文；二是与主题无关的部分予以删除，并以删节号表示出来；三是对零星资料加以综合整理，但仍用原文，且注明所依据的资料名称；四是为便于检阅，对数字材料，如人口、田亩、税粮等统计数字，改变为表格式。全书八章，前七章涉及自然环境、人口土地资源、占有形态、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副业生产、农村市镇、物资交流等项内容，第八章为《租佃关系和农民生活》，内含：“地租剥削与租佃关系”“抗租和争粮”“农村习俗和农民生活”，集中反映明清时期苏州民风和生活状况。
曲阜衍圣公孔府是中国唯一的世代承袭贵族，就凭这一点，该族历史就值得很好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曲阜文管会合编《孔府档案选编》，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方便。孔府档案经过整理的有8900余卷，它形成在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记录三百年间孔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
。《选编》是以孔府档案资料为主，补充了一些文献和碑刻材料。其中大量有关孔府贵族及其属下的佃户、庙户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材料，无疑有助于弄清衍圣公贵族及其宗族史。
以上几部文编摘录，有个共同特点，即纲目详明，很像是学术研究专著，因此便于读者迅速找到所需要利用的资料。
四川井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频见于载籍之中。盐业部门本身形成了许多文件，并被保存下来。吴天颖等查阅盐都自贡市有关部门所收藏的盐业档案3万余卷，选出1732年至1949年间形成的契约文书850件，约60万字，编辑成《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编（1732—1949）》，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印行。该书分辑、目编排，共有六辑。资料反映井盐业生产经营各方面的关系和特点，井盐业中出现“客人”（投资者）与地主（土地主人）关系，又有“上节”与“中节”与“下节”的关系（原投资人“上节”无力承佃，将承租权转让给新承租人“下节”；及至“下节”又出售其承租权，自身成为“中节”，而新承租人则为“下节”），可知生产关系的复杂以及人们在其中相应的社会地位。
《道教史资料》，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剞劂。素材选自“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及文集、笔记、道教碑文，依照王朝和帝王纪年顺序排列。
上述文献摘编多选材于载籍，偶录碑刻文献，而碑刻文献反映社会生活的资料甚多，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里亦应有所交代。
与《明清农村苏州经济资料》相映的是洪焕椿编辑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于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不拟作出介绍。我要讲的是《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江苏省博物馆编，三联书店1959年梓刻，收有碑刻370通，分类有：纺织、染坊、揣坊、布坊、纸作坊、书坊、水木作、石作、木行、冶坊、刺绣、珠宝玉器、硝皮、百货、南北货、粮食、猪行、府厨、菜业、药业、关卡、码头、交通、民间戏剧、弹词、会馆事务等类。反映明清时代苏州、南京、无锡等地手工业、商业各行业生产、经营及民间生活的情形。《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印行，收有碑文245通，分成五编：一、沿革和名胜古迹类，二、社会经济类，三、会馆公所类，四、社会治安类，五、学校类。碑文形成于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选辑》反映这个时段上海社会经济历史，是上海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系中国“四大镇”之一的广东佛山镇社会史的珍贵资料汇集。
古代、近代历史上外国人来到中国，以与中国人迥异的文化形态来观察中国社会，常能敏锐地发现中国人社会生活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既新鲜又奇怪，于是书于笔端，无意中保存了古代和近代中国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资料。还须指出，有些生活习俗，乃至制度、观念，在某一个特定时代，为当时人所熟知，当时人认为那是常识，不足成其为学问，往往加以忽略，不屑笔录。可是时过境迁，失去传承，后人反而不能知晓。外国人进入中国时间短，只要同他的民族相异的，什么现象都是新奇的，故而有可能就自身的感受予以记载。这样一来，倒替中国人保存了一些中国人漏载的社会生活现象，因而外国人的笔录又有特殊意义，即不仅是对事物看法的差异，还有补充空白资料的作用。
早期来华的东、西方人士记叙中国历史的文献，笔者愚陋寡识，所知大约唐时有一点，元朝以降逐渐增多，而以《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为最著名，下面以文献作者的地域或国别作分别的说明。
《苏烈曼游记》，是今知最早的中亚人中国游记，时在唐朝后期。苏烈曼，阿拉伯商人，到中国、印度经商，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用阿拉伯文撰成东方见闻录，1845年法国人莱奴德将它及阿曼人阿布赛德哈散的著作合译出版，并附《游记》阿拉伯原文，书名《耶稣纪元第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闻》。《苏烈曼游记》记载唐代中国一些生活现象，如官员等级鲜明，常平仓灾年放粮施药，死者停尸不葬，饮酒、饮茶习惯，崇拜佛教习俗等。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波斯王米尔咱·沙哈鲁于1419年派遣使团到中国访问，团员火者盖耶速丁在旅行中书写日记，同时期宫廷史家哈菲兹阿不鲁将它润色，收入《历史精华》一书。1934年拉合尔的辛格学院波斯语教授麦特列将它译成英文，同时刊出波斯原文。何高济据此译成中文，北京中华书局将之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与《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记》合为一册，于1981年刊行。该书另有张星烺据英文翻译的本子，载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此书对明代中国城市建设、宫廷典仪、警报制度、佛教、音乐、舞蹈、杂技、饮食、使节待遇等方面均有涉及，如写在肃州受到官方宴请，边吃饭边欣赏杂技演出：“演员奉命表演多种无法形容的杂技，其中一个是，他们用纸板制成世上各种野兽的面具，并把面具戴在他们的脸上，从耳边看不到其中缝隙，有如这跟他们扮演的野兽连成一体，然后按中国音乐的拍子起舞，使人眼花缭乱。”
《鲁布鲁克东行记》，著者威廉，法国鲁布鲁克村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1253年5月至1255年8月有东方之行，在和林受到元朝宪宗（蒙哥汗）接见，事后写成此书。中译本由何高济翻译，主要根据1900年伦敦出版的柔克义的《鲁布鲁克的威廉行纪》英译和注释本译成汉文，北京中华书局将之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合刻于1985年。书中保存了一些元代蒙古人和畏兀儿人生活习惯的资料。
《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来到中国，可能在元朝政府任过职，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此书有很多版本，中译本有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印行；张星烺译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发行；陈开俊等译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梓刻。全书四卷，第一卷叙述蒙元西征及政治，第二卷记录忽必烈的事业及中国各地历史、现状、居民生产及生活，多方面保留了南宋、元代交替时期中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史资料。如记叙契丹人祭拜神灵仪式：“其人是偶像教徒……各人置牌位一方于房壁高处，牌上写一名，代表最高天地，每日焚香礼拜，合手向天，扣齿三次，求天保佑安宁。”又写云南永昌人男子“坐月”习俗：“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40日。卧床期间，受诸亲友贺。其行为如此者，据云：（妇）素任大劳，夫当代其受苦也。”还写永昌地区没有文字，以刻符记事：“土人缔约，取一木枝，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划二三符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即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又记淮安及其邻近地区火葬习俗：“居民是偶像教徒，焚死者之尸骸。”该书叙述到镇江基督教堂：“居民是偶像教徒……且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两所”，建于1278年，系信仰聂斯脱里派的地方官马薛里奇思所建置。该书对宋元之际临安城记述尤多，又讲家庭人口与成分结构：“每户至少有10人，中有若干户多至20人、40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然亦有仆役不少，以供主人指示之用。”记载浴池的情形：“城中有浴所三千，水由清泉供给，人们常乐浴其中，有时足容百余人同浴而有余。”叙述出生记录与用途：“此地之人有下述之风习，若有胎儿之产生，即记其出生之日时生肖，由是每人知其生辰。如有一人欲旅行时，则往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于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则罢其行，待至适应之日。”记述在户门上面书写人口财产的事：“当有一事须言及者，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牲畜之数亦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此也。”记丧葬情景：“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
《鄂多立克东游记》。鄂多立克，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会士，约在1322年至1328年间在中国旅行，1331年初亡故。《东游记》系其在病中口授，由他人笔录而成。该书有几十种版本，何高济根据玉尔英译本译成汉文，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剞劂。此书涉猎元代中国政治和民风，如今人说“吃在广州”，《东游记》则讲到广州人吃蛇肉的情形：“很多蛇被提来当作美味食用。这些蛇很有香味，并且被视作为如此时髦的盘肴，以至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又记泉州佛寺及香火：“我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多偶像。……（偶像前）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气上升到偶像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品。”记福州，“已婚妇女都在头上戴一个大角筒，表示已婚”
。
元代中后期至明代中叶前的一段时间，少有西方关于中国的记载。然在利玛窦来中国之际，1583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拉丁文《大中华帝国史》
，门多萨虽未到过中国，但综合西文文献，使该书成为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述，颇有价值。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资料占有相当部分，如第一卷第八章、第九章谈到城市布局、建筑风格，第二卷第七章集中讲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婚丧习惯，第三卷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谈到宴会、寒暄礼节，第二十章专门说到妇女生活。
意大利人利玛窦于1582年踏入中国大门，1610年死于北京，在华近三十年，足迹遍布我国重要地方，晚年用意大利文撰著《利玛窦中国札记》，原意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情况和在华传教事迹。《札记》的整理者及拉丁文翻译者、比利时人金尼阁于1615年出版该书时在封面题字有云：“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
明确指出该书特点之一是记录中国社会风情。利玛窦本人在书的开头就说，“中国和欧洲在风俗习惯上差别之大，正如在地理位置一样”，他“亲身研究过他们（指中国人）的习惯和法律”。
利玛窦在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章全写的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状况，第七章《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讲到人们相见时的作揖、跪拜礼仪，拜访的程式、名片、手折的形式和内容，馈赠金钱，见客的礼服，待客中的就座、上茶、送客，宴会的仪式，请客中的请柬及反复递送、客厅陈设、敬酒礼节、餐具质料、座次的安排、主人的入席、饮酒姿态、开始就餐的举箸、席间的交谈和欣赏音乐戏剧、菜肴与上菜、行酒令、换杯。这一章还讲到君臣礼仪，过元旦、拜龙亭、朝贺，皇家服饰，器具的颜色，纪年，封赠，进贡，谒陵，尊贵长吏礼仪，官员离任仪式，父子关系与礼节，丧礼、停丧不葬习俗，祭仪，婚姻仪式，过生日，行冠礼，拜年，灯节习俗，将君臣、官民、父子、友朋各种交往关系的礼仪都进行了说明，而且交代得特别详细。
如讲请客要下三次请帖：“当一个人被邀请去参加一次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前一天或前几天，他就收到一本我们已经讲过的那种小册子（指手折），那里面署有主人的姓名，还有一种简短的套语，很客气而又文雅地说明他已将银餐具擦拭干净，并在一个预定的日子和钟点准备下菲薄的便餐，通常宴会在晚间举行。……同样的请帖送给每个被邀请的人。在预定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又给每个人送一份请帖，格式简短一些，请他务必准时到来。就在规定的宴会开始不久前，又送出第三份请帖，照他们的说法是，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三次请柬的内容不同，各有用意，作用则一，总之，不嫌麻烦，要恭恭敬敬地将客人迎到府中。
接下去的入席节目又是一番繁琐举动。且看利玛窦的描写：“主人为客人安排好在桌子前就座之后（前？），就给他摆一把椅子，用袖子掸一掸土，走回到房间中间再次鞠躬行礼，并把第二位安置在最重要的客人的右边，第三位在他左边。所有的椅子都放好之后，主客就从仆人的托盘里接一个酒杯，这是给主人的；主客叫仆人斟满了酒，然后和所有的客人一起行通常的鞠躬礼，并把放着酒杯的托盘摆在主人的桌上。这张桌子放在房间的下首，因此主人背向房门和南方，面对着主客席位。这位荣誉的客人也替主人摆好椅子和筷子，和主人为客人安排时的方式一样。……大家都摆好椅子和筷子之后，这位主客就站在主人旁边，很文雅地重复缩着手的动作，并推辞在首位入席的荣誉，同时在入席时还很文雅地表示感谢。”
这样就把主客一一入席的顺序座次，坐席方向，主客又是如何谦让，一项项写出来。读者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想象出主次客、主人与客人的一一神态。这么细致入微的描写，笔者在中文文献中尚未见过。很可能明朝人以为他们都习惯于那种仪式和动作，不需要记载，因此倒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现在只有利用利玛窦的材料来补充了。
《札记》第八章“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以及奇风异俗”、第十章“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具体讲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生活和服饰习惯，与前引资料一样生动，这里不事征引，以免太占篇幅。明清之际天主教东来传教士写了许多书信，汇集为《耶稣会传教士关于国外传教的有教诲性的和有趣的书简集》（《耶稣会士书简集》），1780—1783年巴黎新版为26卷，其中第16卷至第24卷是有关中国的书信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等计划把这部分译成日文，取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970年出版了第一卷。日本学者认为该书“直接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即清朝初期的宫廷、政治、社会、文物、民俗、工艺以及一切其他情况，是在中国（本国）的书写所不能见到的”
。笔者虽无缘见到《书简集》，书此似备有心者查找利用。但其关于华人社会生活的记载，想来会像《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样精彩。
法国人樊国梁于清末为北京教区主教，撰著《北京考略》一书，“专记北京佚事，而于中国历代之兴亡、民情之变迁等事，亦莫不旁涉一二”
。又以中国还没有教会史，遂从中摘出有关内容，译成汉文，取名《燕京开教略》，由救世堂于1905年刻印，部分反映华人教徒的宗教生活。
俄文里也有一些中国社会史资料，是到过中国的俄国官员、教士和学者写的。如《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工作报告第一卷就有中国人信教的“骗局”：“在中国，曾见在北京，只有几十个中国人受过俄国教士的洗礼。大部分是挑水夫，他们是奉命给特使寓中挑水的，在俄国人逗留期间，他们自称是基督信徒。但是，谁看见或听见有人带着十字架，确无一人，这只是骗局。”在维谢洛夫斯基辑《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1900年彼得堡出版）、马克著《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出版）、阿尔谢尼耶夫撰《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1914年巴哈罗夫斯克印行）等书，当能找到俄国人眼里中国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素材。
朝鲜与中国相邻，自古以来两国交往频繁，互有对方的文字记载。宋人徐兢著有《奉使高丽图经》，流传后世。朝鲜来华的文人很多，回国后也有其旅行纪录，或关于中国的文字，其中可能最早的一部是崔溥作的《漂海录》。崔溥任职弘文馆副校理，1485年正月因在济州岛遭强风漂流到中国浙江台州，被地方官送到杭州，经由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停留月余，出山海关经辽东于同年六月返回朝鲜，立即写出《漂海录》三卷，上报国王。崔溥在书中叙述在华经历和中国交通、地理、物产、文物、名胜古迹、民风、饮食习惯等事。关于明人服饰风俗是这样写的：“其服饰，则江南人皆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
，或着皮鞋、芒鞵，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则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其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贫匮悬鹑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啄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山海关以东，其人皆粗鄙。衣冠褴褛。……人心风俗，则江南和顺，或兄弟、或堂兄弟、再从堂兄弟有同居一屋，自吴江县以北间有父子异居者，人皆非之。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闾童稚，推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舟等事，皆自服劳。……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庙旌门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埋。江北如扬州等地起坟茔，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闾之中。”
早在唐代，日本来华之留学生、僧，不少人汉学水平很高，与中国学士、诗人为友，想来会笔述中国历史和社会情景，唯笔者尚未请教有关专家，并不知情，然知清朝时期日本两部著作，颇有中国社会内容。一是《鞑靼漂流记》，日本商人国田兵右卫门等人于1644年夏天在海上遭风暴袭击，漂流到中国东北，被送至北京，转年冬天离开京城，取道朝鲜返国，于1646年8月写出此行经过，即为是书。刘星昌译成汉文，辽宁大学历史系于1977年出版《清初史料丛刊》，将之收入。著作者就亲身见闻记载中国人、尤其是满人生活和风俗习惯，如饮食方式、衣着装饰、过节、庙会、主仆关系等。另一部是《东鞑纪行》，作者间宫林藏于1808年两次到库页岛，一次到黑龙江下游，写出见闻，而成此书。《黑龙江日报》及黑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74年译成汉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梓行。该书记叙了中国清代东北少数民族鄂伦春、费雅喀、山旦、赫哲人的生产、生活和贸易，其资料可供社会史研究采择。
（写于2002年，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此系原文之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