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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与构建视觉史料学 |
所谓视觉史料，是指依据一切历史的、现实的实物、事象所拍摄的照片、纪录片及文艺表演影像等，是理解、阐释历史的史源之一种。由于它在书中是以照片（图片）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照片就成为视觉史料分类的出发点。当前，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水准比较低，这表现在：图与文内容不相配合，图的说明质量不高，印刷不够清晰等。虽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史学工作者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忽视不无关系。基于此，我认为，构建视觉史料学是必要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予以关注。
古代的书籍，基本上是文字的表述，很少有图录出现，大多是有文无图。到了近古，一些读物中开始有了插图，这主要是教材，如张居正的《历代帝鉴图说》
，一个故事一幅图，或者一幅图一篇文字，是为教育青少年的。另有《历代名媛图说》，是向女性宣教的读物；政书、礼制书里有礼器图、演礼图，包括《皇清职贡图》《康熙南巡图》之类；地方志里有地图、衙署图和八景图，以及《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诗图》之类专书；家族谱里有祖先画像、遗墨、祠堂图、坟茔图；传记类的，如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生产技术类的，如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插图一百二十余帧，描绘生产工具名称、形状和生产工序，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的卷一《图说》，图文结合说明陶瓷器皿生产工序、景德镇市镇地图；医药类的，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余种，配图一千多幅，多为动植物图。以上是历史类图籍。除此之外，古典小说插图较多，系人物画像和故事图、房事图。由于小说传播面广，插图最为发展，故多“绣像金瓶梅”“绣像西游记”“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等之名目。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图文有所配合，“图说”“图解”专有名词出现；但很少见，只见于几类图书，即教材、政书、方志、家谱、小说，且多出现在比较通俗、浅显的读物中；图文配合的意识不强，画书是专门作画，图和文基本上分离，不是为文配图，故配合也不紧密。
近现代著述之有插图是古代传统的继承，在教科书、青少年读物里有少量插图。笔者少时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少年》，讲玄奘、黄宗羲故事，均有他们的旅行图。另外，地方史志中的图比以前增多，乃至有测绘图。有的史学著作也插入人物照片和器物照片。
在自然科学著作方面，较典型的如生物学的书籍中插入动物、植物照片、图画和标本图。工具书亦有反映，如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特别是考古发掘和研究、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多系图文结合。这是当时开辟插图的新领域。
郑振铎率先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出版），插图一百二十七幅，内含作家留影、手迹、手稿、书影、封面、版式，利用历史图画解说中国文学史，实乃丰功伟绩。当然，他能够这样做，同小说多插画不能没有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具有将图画当作历史资料来解读的意识，否则图画再多，看得再多，也会熟视无睹。郑振铎还编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6—1950），收图三千幅。说明郑振铎具有新时代的观念，尊重民众史和下层民众创作，对资料有新的理解。
此时的图文配合开始进入科学时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仁编著《中国古代史》，开始意识到插图的重要。其时，重点找考古发掘图片和文物图片，并有所选用。
就笔者而言，出于研究内容和表述的需要，搜集、研究和使用图像资料也有些年了。研讨人物传记，深感有关人物的生理和性格材料奇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图像方面。撰写《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时，述及一些图籍，深感若将作者像、书影和版权页、凡例、目录、序跋制成图，与文字搭配，效果会比仅有文字说明好，因此，便复制、拍摄五六百幅图片作为插图。我也知道，出版社一定会考虑图书成本，不会用那么多，于是选出近百幅交给编辑部，结果用了三十余帧。我同时将所有的图和正文交给美国家谱学会，由其制成缩微胶卷本，置放在盐湖城家谱图书馆，供读者查阅。
我写了一些社会史的书和通俗读物，更感到利用形象素材和配图的必要。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梓行我的《古人生活剪影》和《清人生活漫步》时，我分别为二书选图一百余帧和二百余帧。2005年，中华书局以《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为题再刻，我又增选四百幅图片，并各用近百幅于书中。在出版过程中，编辑提出高规格包装的设想，预计每册定价四十元。我认为书价太高，不过二十万字的书，即使插图多、印制精美，也不要超过三十元，以免读者承受不了。书出来后，定价三十六元，现在每种销售九千册。事情不仅如此，因为销路较好，2003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又一次性每种加印一万册。在近几年书价大幅度提高的情形下，此书仍然销得动，出乎我的意料。这样的经历，令我不由得生出几点感想：
一是配图书籍有其外部的客观需求。不仅出版社愿意梓行，而且读者乐意购买，说明图文配合的书籍有其市场。当然，决定性的因素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是出版社的动力。现代社会是快节奏社会，人们要“充电”——大量吸收知识，可是又不能精雕细刻式地去学，图文并茂的书就便于接受了；教育方面，尤其是婴幼儿、青少年教育的发展，图文配合的书受到青睐；再者，白领人士增多，他们压力大，喜爱休闲读物；还有某些暴富者，客厅需要用精装典籍装饰，舍得花钱购书。于是乎，精制图文配合的书就有了销路。
二是有作者主观原因，即作者认识到图文配合是提升著作学术水准的一个必由之路，必须适应社会客观需要而写作。
三是出版印刷术已经适应制作精美读物的要求。记得一个时期内，印刷厂是老大，出版社是老二，作者是老三。因为印刷力不足，印书有时要请印刷厂“帮忙”，印制不出精致之物自不必说了，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故宫博物院编辑图文并重的《紫禁城》杂志，要拿到香港地区印刷。现在，这些问题已基本不存在了。
图书事业的发展让人们懂得了图文配合的重要与必要，老照片的被看重和出版面世，算得上是一桩典型事例。
由于图文配合现已成为图书制作的大趋势，因此，表现各种内容的图书业已增添插图或准备增加。仅以2005年见到的图文配合的书籍而言，种类就有：古迹类的卢秀文著《中国石窟图文志》；文物类的周建立著《中国民间银器》；碑刻图画类的珍藏本《曲阜邹城石刻孔孟圣迹图》；碑帖书法类的《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图志》；文学类的《唐诗画谱说解》《插图本镜花缘》《戴敦邦绘红楼梦人物集》；旅游类的《中国古镇游》（内含地图170幅、古镇照片610幅）；文化史研究类如“传统文化面面观丛书”，俱有配文插图，等等。
随着配图书籍的日益增多，通俗读物有图，高雅读物也同样有图。现在不仅有一批关注这个事业的作者，而且出版界也积极性甚高，市场销路也看好。看来，图文配合的书籍在向纯文字书籍挑战，而前者是有生命力的，撰著、制作、出版图文配合的书开始成为时尚。对此，史学工作者需要调整思路，主动应对。这既是对纯文字写书的改变，对作者也是一种挑战，意味着要变革传统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从而需要相应地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
对图书本身而言，也是形象的改变。因为有了图，令人耳目一新，真正有图文并茂之感。
综观当前的图书市场，图文并茂的书比较少见，多数有插图的书还处在低层次状态。主要表现以下七方面：
第一，图文配合的书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尤其是在研究性著述方面，多数没有配图，即使偶有配图，图片也很少。
第二，有一些图片被各种文章、书籍反复使用，因而从总体上说知识信息量少，不能吸引人，甚而令多次见到者产生厌烦之感。
第三，画面内容与文字描述不相吻合，即图与文字内容无多大关系，或根本无关，不可能令读者看图而提高对文意的理解，甚至会对图片内容理解有误，乃至根本的误读。例如，一幅关于义和团的照片，画面有若干壮硕而面带笑容的人，身后若干着清军服装者，20世纪50年代被解释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团民，60年代前期郑天挺教授说解释不确，照片有假，近日请教义和团史专家陈振江教授，他亦说未见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团民有清军在场及临死者那样欢笑的。
第四，图版太小。常见一些图书的插图小得实在可怜，有的仅占三十二开本页面的八分之一，画面当然不可能清晰，有的连图的轮廓都不清楚，更不必说细部的情景了，就是有兴趣的读者利用放大镜去阅读，也无法看清。
第五，印刷质量和纸张欠佳，画面不清楚，朦朦胧胧，甚而一片模糊。80年代的图书插图，这类现象相当普遍。
第六，缺少图题及必要的说明。一张照片总得给它一个题目，而且应是准确的。现在，书中所见到的题目是有的，不过不准确，说得不到位的并非个别现象，未将所用之图片来源交代出来。一般来说，作者行文均要作资料出处的注释，而对图片的这种要求却被忽视了。
第七，黑白图片多，彩色图片少。有些彩色图片往往被置于图书的目录之前，使读者感觉与正文不搭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配图的情况是极其不完善的，还处于低层次的状态。
以图片为历史资料来解释历史好处甚多：一可以令史事清晰，能够起到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二可以给人形象的、立体的观感，颇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三由于图片给人印象深刻，可以有益于记忆。四可以减省文字说明，有时一大篇文字也说不清楚，而视图则一目了然。此外，它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因为图文配合的书籍能让人想象和认同，这对于知识的普及有意想不到之功效，对读者的影响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
虽然图与文的合理搭配可以起到相得益彰之功效，但现实中却是图文配合还在低层次徘徊，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症结作祟：
症结之一，即有一种思想障碍，以为插图是通俗读物的事，对于专业性强的精深著述是可有可无的。原来的插图确实多出现在普及读物中，但这不是它的专利，专深之作同样离不开图片的配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明了使用图片之真正意义和图文配合的学术价值。
症结之二，不懂得运用图片是艰苦的研究过程和结果。运用图片同文字史料的研究是一样的，需要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说明，还要考虑到与文字表述的互相配合。对运用图片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肯去下功夫，而不能是凑合的态度，认为能够使用一点就很好。
症结之三，担心增加图书成本而影响读者购买。图书成本是一个影响配图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思考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认为，讲求图文配合，首先图片质量要好，不要凑合，以效果为旨归，这是前提。其次，关于成本的事应主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对之宜予辩证地看：一是消费者的收入与支付图书消费的关系；二是消费者的求知意识与收入、图书消费三者的关系；三是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文化需求意识的关系：没有社会财富的增加，不提倡科学文化知识、公民没有像样的收入及良好素质，就不可能有高品质图书的大量需求；四是人口众多与图书需求的关系：消费群可能不大，然人口基数大，有一点需求，其绝对量就很可观。这四种关系把握得好，对图书成本问题的见解可能会实际一些。
症结之四，对图片材料底数不清，以为来源无多，缺少史源。底数不明，是因为学术界还没有从理论上明了图片系何种材料，也没有下功夫像寻求文字史源那样去寻觅图片材料；同时，我们还不知道应当如何下苦功夫，如何做起。这是视觉史料学的新学问。若有相关著述的问世，就能起到辅导作用了。
作为理解、阐释历史的史源之一，凡依据一切历史的、现实的实物、事象所拍摄的照片、纪录片及文艺表演影像，均可看作是视觉史料。所谓“一切历史的、现实的实物、事象”，系指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社会事象、生产工具及生产物、城池道路、生活用品及其使用方法、文化产品（如艺术造形、图书、字画、文房四宝、手稿、手迹，等等）、信仰意识的物质载体（如寺庙道观及神佛造像）、人物及其活动。所谓“历史的”，包括历史遗存物、历史遗迹、历史遗址、历史传承的社会风俗和人们具有历史传承性的生活方式。“纪录片”，指新闻片、人类学的社会调查纪录片（也是一种“故事片”）。“文艺表演影像”，则指电影、电视剧、戏剧片、激光视盘（VCD）与数字激光视盘（DVD）所录制的表演图像等。简单地说，视觉史料是照片、影视图像所提供的视觉材料，经过史学家的史料学处理，被用作解释历史的资料。
要了解视觉史料的究竟，我想还需要对种类繁多的视觉史料进行分类，才可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分类之后，也给了利用者一种查找线索，便利于搜集材料。
视觉史料既然是以照片（图片）表现出来的，照片是依据实物、事象拍摄的，那么，照片来源的诸种实物、事象就成为考虑分类的出发点。为此，我想根据实物形态类型、艺术形式的载体（即艺术品）形态类型、非艺术品的实物形态及其类型，以及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作为分类原则，并将视觉史料区分出造形、绘画、各种实物、遗迹遗址、古建民居、地图、历史照片（老照片）、铭刻文书、各种古代文书、古籍等十类，一一说明，同时兼及其史料价值。
1.石刻图像。说到石刻，不由得使人们想起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敦煌千佛洞、四川大足、甘肃麦积山石窟的佛家造像，这些地方都有图文并重的书籍问世。此外，杭州、济南、泉州、巩县也有不少石刻，泉州的更有其特色，即拜火教的神佛造像。与造像并存的是文字说明——造像记，数量很大，据学者统计，多达一千六百余种。这种配合的图文，是我们研究宗教史的绝好素材。造像记的书法，特别是龙门石窟的魏碑体为人们所欣赏。我这里主要是从史料的角度述说石刻造像及文字内容，而不及其美学意义，其他类型的介绍亦复如此。不谈审美，实为一种遗憾。不过，为了集中本文的论题，只好这样了。
2.画像砖、画像石。此类以汉墓出土的多而有名，汇集的图书有《南阳汉画像集》《汉武梁祠画像录》《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还有对此专门研究的作品——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如书题所示，砖石的画像颇能反映其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陕北画像石有二牛抬杠犁田的画面，表明东汉有套两只牛犁田的耕种技术；20世纪80年代初，中古史学者进行丝绸之路访古，在河西走廊仍然发现二牛抬杠犁田的现象，
由此可以想见东汉的农夫生产、生活状况。
3.雕塑。古代明器多，其雕塑造形以及批量生产的产品，几乎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模型。汉墓出土的陶楼，令人想象时人的庄园生活；唐墓出土的三彩西域人带货骑骆驼的瓷俑，是唐代丝绸之路繁华的真实写照。雕塑品，作为雅玩之物，透露出人们的情趣、性格和社会时尚。故宫藏有清朝雍正皇帝塑像，造形并不雅，以后人的观念想象皇帝的威严，怎么会容忍那种小玩意儿，可是雍正帝接受了。我想，他是把它作玩赏之物来对待的。
1.壁画。石窟、墓葬、寺院多有壁画，而以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其内容除了反映宗教生活外，也有人们各种生活的写真。如陕西榆林二十五窟壁画《农耕图》、甘肃敦煌莫高窟四四五窟壁画《剃度图》，以及陕西乾县唐麟德太子墓壁画《马俅（球）图》、张家口宣化辽墓壁画《男童碾茶图》、河南禹县白沙镇宋墓壁画《宴乐图》，等等，莫不如此。这些图画在相关图书和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找到。
2.山水画。山水是中国画的重大题材，寄寓作者的理想和情趣。
3.人物画和人物写真。人物画与山水画并多。写真是为皇帝、后妃、功臣而作，如云台二十八将画像、凌烟阁功臣画像。今存《历代帝王像》。北京故宫存清宫后妃画像、皇帝游乐图甚多。
4.风情画。风情画反映了古人各种生活情景，如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南唐社会上层的夜生活及韩熙载的为人，反映其时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观念，韩熙载本人则因“开放”意识，遭致官场的失利。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绘出北宋东京汴梁的居民生活百态。清代的《耕织图》《乾隆南巡图》《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插图资源。
5.书画。较著名者如《女孝经图》《阴骘文图解》等。
6.岩画。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发现了远古时代人们采集、狩猎的岩画。
7.画报。近代出现之刊物，如上海《申报》副刊之《点石斋画报》，北京《旧京醒世画报》等。
8.后世临摹。临摹古画，和据之绘制粗线条图案，如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壁画、图画、各种器皿图画的人物形象临摹或素描出服饰图，据以研究、写作服饰史，经过临摹、素描之后，画面清晰，给人的印象更突出、更深刻。
这些器物图片包括各种陶瓷器图画、漆器图画、文房四宝字画等等。陶瓷器、漆器多有成为艺术品者，甚为名贵，器物上的图画同样有价值，不可忽视。《湖南汉代漆器图录》《中国瓷器鉴定和欣赏》，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比较有代表性的生活遗址，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长城和柳条边遗址、运河古道，等等。
它既包括一些千年古刹，也包括明长城、北京的明清故宫、西安的明城墙，还包括山西、徽州的明清民居，更包括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霍去病陵，礼泉唐太宗陵、乾县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等。这些著名古建筑，多有专门研究和介绍的著作，如《徽州明代住宅》《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中就有反映。
这里所说的地图，是指经过实测的地图，如康熙年间制成的《皇舆全览图》，雍正年间出版的《皇舆图》，乾隆间梓刻的《内府舆图》，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坤舆全图》，等等。
老照片的学术与观赏价值，新近大为人们赞叹。山东画报出版社发行的《老照片》系列，我在2005年上半年已见到三十六辑。以老照片为主的图文配合的书籍也相继问世，如张爱玲的《对照记——看老照相簿》《百年老照片》《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帝京旧影》《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竹堑思想起·老照片说故事》《台北市老车站》等。
古人在动物肩胛骨、青铜器、竹、木、石等类材料上刻字或铸字，形成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等类文书，数量很大，史料价值极高。已有许多各种类型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成果产生，较著名者有《甲骨文合集》，朱凤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劳干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简帛研究》（不定期文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等。
因为有敦煌文书、徽州文书而产生敦煌学、徽学，可见其文书数量的丰富和学术价值之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省区市的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收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文书，资料汇编和研究著述甚富。这些均系史学研究的宝藏。
古籍除文字记载的价值外，其外部形式，其装潢，皆可为插图资料。
我在这里粗枝大叶式地“乱弹”，无非是朝着构建视觉史料学目标思考问题，表达将视觉史料引进史学研究的愿望。
犹如著书要有学术规范一样，图书的图文配合也需要有学术规则。就其内容来讲，有些与平常撰文的规矩相同，也有些不甚相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有其复杂性。而且，学术与效果要求很高，是不可以马虎的。我开始在书、文中配图时，起初并不在意它的效果，今日再审视那些插图，就感到了不安，因为在选图、说明和印刷方面发现有不少毛病。故而在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生活在清朝的人们》“叙说”中讲到史学著作的插图时认为，“最重要的自然是选图与内容配合的得当，说明文字的确切和交代图片的出处，印刷的清晰美观，此三项缺一不可”。这就关涉学术规范的事情了。今天正式提出来，并谈一点关于配图学术规范的初步意见。
第一是选图。如同选择文献史料一样，选图应当是严谨的。首先，选图目的性要很强，是做史料用，还是辅助材料用，抑或其他用途（如从美学角度考虑，做审美之用），所以，要从行文的需要去选材。其次，要留意到图片内涵的多样性，从哪一个方面去择取它，用在什么地方最恰当。再次，材料应有典型性，不宜乱选乱用，因为一个文献材料所占篇幅少，而一个图片占据的篇幅会较大。最后，注意图片画面的静态性或动态性。比如，我在选择北京白云观山门图片，画面同时有旅行轿和游人，我是想表现白云观道教建筑风貌，当然愿意用素净的纯建筑物的原貌，而不是想说明白云观成为旅游景点，因此就不能要这种动态性的画面；同样，我拍摄清雍正帝泰陵神道及其后部的建筑群照片，意图反映泰陵的雄伟气势，然而游人络绎不绝，拍不到静态的场面，甚为遗憾。图是“死”的，用得要活。至于图与文具有内在联系，忌讳乱用、凑合使用，自是在不言中的规矩了。
第二是命题。命题是给一个图片定一个题。如同文章的题目，字虽不多，可是要做到画龙点睛，文约而内容涵盖量大，很不容易。它需要回答使用那个图片的目的，与文字叙述是怎样配合的。关键是要能表明作者为什么用这个图，用得是否恰到好处。
第三是出处。图书、论文的注释早已形成规范，包含作者（编者、译者）、书名、出版机构、版本、年代等要素，以及需要特别指明的版本、转引、前人使用状况等。图片来源的注释，除了这类内容外，还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常常不是出在某部书中，比如，应有收藏一项。如果是未被图书、文章利用的单幅照片，是依据考古发掘或传世文物拍摄的，就需要注明发掘者（单位）、摄制者、保存者（单位、个人）。
第四是考证。对照片本身而言，有的需要作出考察，如同史料考证一样。像拍摄年代，有的记录得很好，没有记载的就需要考订出来。图片内容的真伪，有时也需要考校一番。我们都知道，“文革”时期“换头术”的故事（将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中的某一领导人换为另一个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图，在“文革”期间对画中的刘少奇像作了模糊性的技术处理，令人看不出刘少奇来。古代名家的书画作伪甚多，用作史料常常需要考证，否则容易上当。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故而辨别真伪实乃要务。
第五是尊重知识产权。在当今剽窃屡屡出现且不以为怪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的意识与道德必须明确和确立。图片的知识产权比起书籍来，应该说要复杂得多。它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多样化，发现者、收藏者、摄影者、编辑者、出版者均可能是产权拥有者，以致加工的人也可能与产权有关。比如，古代壁画的临摹人依据实物画出线条图，有无知识产权，怎样界定，图片资料已经成为公共财富的与尚属私人的如何利用，实在是大学问。有了知识产权意识，在利用图片、说明出处时才会处理得好一些。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