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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 |
这里说的社会史，也可以理解为新社会史、新史学，所谈的也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的史料学建设问题。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素材，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这是史家共识，不必赘言，所以史料学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中国通史有不止一部史料学专著，如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
；断代史有，如笔者的《清史史料学》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史料指引》
；专史亦有，例如笔者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但是社会史尚无史料学专著，连专题论文亦难见到，这当然不是说学者对社会史史料毫无研究。钱穆在《如何研究社会史》演讲中说到，社会史的史料并不缺乏，“正史”中有关社会史的材料甚为丰富，还有保存在礼制书籍、族谱和氏姓书、方志之中的。
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一书中对社会史的史料亦予关注。
这些著述因为不是专门讨论社会史史料问题的，故未作深入具体的论述，建设社会史史料学的事不能要求这些论著做到。但是社会史研究已开展多年，学者在社会史史料的搜求与运用上成就颇为可观，这种学术研究的实践，就为进行社会史史料学的研究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我们还应看到图书文献的整理出版，特别是地方史志文献、经济史文献、敦煌文书、徽学文书、历史档案的点校及大量印行，有关载籍的研究介绍，比如家谱、文集、方志的种种目录学的提要工具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等，专题内容的资料辑录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萧一山编著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等等，为数可观。这些情形，令我们知道社会史史料学的探讨，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一些成果可以借鉴。
笔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的导言中辟有社会史史料一节，
另撰《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
《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
，我的研究实在肤浅，《略述》一文发表虽在晚近，而撰写于十年前，2001年披露后，甚为惭愧，因未对社会史之史料进行史料学的研究，未能说明那些文献对社会史的特殊价值以及利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即没有对社会史史实进行史料学的探讨。
什么是社会史史料，或者说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史料，我国有关社会史史料究竟有无、有多少，处于何种状况，如何发掘这种材料，它们的史料价值何在，收藏、保存、整理及出版情况又如何，怎样进行这类史料的利用？我尚未能作出全面的思考，现将有所思索的中国社会史史料的视野与方法、如何认识传统史料的社会史价值诸问题，依据同仁研究中使用资料的状况及个人的研究经验，提出初步见解，祈请同好指教。
我们研治政治史、经济史，容易知道到哪里去寻觅材料，因为我们有政治史、经济史的明确概念，知道哪一类书籍里可能有相关内容的素材。社会史史料到哪儿去找？道理是一样的，应有社会史的概念，明确这是研究何种事情的学问，就可以考虑哪一方面的历史文献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材料，当然，由于社会史是较新的学问，研究者还不太熟悉，寻找起来还不会顺手，不过已经有了查询的方向，事情就相对好办了。同时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宽，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不断地产生，于是就有了探索其史料的新方向。要之，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以及关于它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的提出，无不给社会史史料打开新的领域、方向。比如研究社会下层的概念被提出来，方志、族谱、家训、笔记、一般士人撰著的文集，便会成为我们查找民众社会生活史的资料对象，从中可能发现民众的社会组织、群体生活、社交关系、家庭家族生活、节日生活、宗教信仰、神鬼信仰、秘密结社、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官民关系等方面的素材。又如妇女史、性别史研究方向的出现，各种类型的列女传记，如《绘画列女传》；女性的专书，如《奁史》（系类书）；正史、方志、族谱、文集中的《列女传》《烈女传》《贞女传》《孝女传》；笔记中关于女性的载笔，均被开辟为社会史的史料。身体史研究的开展，医药类的专书，如《本草纲目》《伤寒论》等，从社会医疗史的角度加以解读，同医家当作专业理论来读不同，而会索取不同的材料，特别是那些民间验方，各种《伤寒论》《千金方》的民间注本，纪录医疗实践的经验，更是社会医疗史的宝贵材料。换句话说，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的产生，那些蕴藏在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笔记、游记、医书等文种图籍的社会史史料便可能被挖掘出来。杨念群就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谈道：“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史料来源”，“‘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
由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实践获知新概念的提出对新史料选择的方向性价值。王家范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提出对于史料讲，简直是一种革命，是将反映下层社会、基层社会的经济、社会、组织、民风、信仰等内容的资料，不论来自何种文献，皆可搜集起来。
他说得非常精彩。愚意不一定讲“史料革命”，而充分注意到社会史研究赋予历史文献新的生命，使它们本来具有的社会史史料被人们所认识，加以索取和利用。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各种文体的历史文献，蕴藏着大量的社会史史料，研究社会史，不必顾虑史料的缺乏，而在于下功夫利用新概念去寻找。
文学艺术作品，有一个时期被严格地排除在史料之外，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是真人真事，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只有极少数史家，敢于利用文学作品的材料研究历史，如陈寅恪，采取以诗证史的办法，写出《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等名著，这表明文艺作品的内在因素具有史学的史料价值。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很自然地令人们注意到文艺作品的这种价值，这是因为：第一，诗赋常常有序言，将它同诗赋本身结合观看，得以明了有关的史事；第二，诗集的编辑，通常是依写作年代进行的，时间与内容的结合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一些事情；第三，成功的文艺作品，寄托作者的情感、愿望，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助于人物行为、社会生活及传记的写作；第四，通常被人们蔑视的官方的一些赋诗活动及其纪录，能够反映缺乏史料的历史事实的某种侧面，故而也可以当作史料来运用；第五，文艺作品对事物的形象反映，可能会促进史家研究的形象思维，有助于理解历史。
具体地说，文艺作品可能提供的社会史资料，我想有以下几方面：史诗记录社会灾异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信仰中的无奈求助，如描写灾荒和瘟疫的流行，社首、地保、绅衿组织民众求神求雨禳灾消祸，为此而敛钱，往往不见效果，灾民更加痛苦，在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里收有很多首这一类的诗词。
小说反映人们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节日生活、人生喜庆（生日、乔迁、升迁）活动，比如《红楼梦》描写各种人穿着服饰，标志人的社会身份，王夫人责骂奴婢晴雯：谁许你穿红着绿，打扮得妖精似的。可知衣着是等级身份的标志。《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的情节，建议家族建立族学和义田，即使抄家，义产也不没收，而族学可以培养子弟，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是那时家族活动的写真。《红楼梦》写探春出面组织海棠诗社，小姐、少奶奶吟诗作乐，如同社会上文人雅士结社吟诗的社交活动。《红楼梦》写刘姥姥的二进大观园，被人们善意的愚弄，她也知道自己充当的角色，但乐于承担，她几乎成为“清客相公”的形象。《红楼梦》写众人凑份子给凤姐做生日，是大户人家学小户人家过生日的法子。《红楼梦》写医家用药的药方，研究者认为作者真懂医学。《红楼梦》写薛宝钗论作画，研究者谓其作者深明画理。《红楼梦》写山子野建造大观园，研究者云其反映乾隆时代的建筑艺术。如此等等，《红楼梦》成了百科全书，成为反映清代前期社会生活的艺术性资料，可供史家选取。
文艺作品寄寓人们的某种理想和政治感情，如员外郎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写明清之际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妓女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藉以抨击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的腐败。此剧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京城演出，引起轰动，孔尚任也因此丢官，这本身就是生动的社会历史，而《桃花扇》的上演，正是人们欣赏表演艺术的文艺生活。文艺作品表现人们的感情生活，也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辟疆写作《影梅庵忆语》，反映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有些诗赋看似无聊的游戏之作，其实也能反映社会上层生活的某种侧面，如朝廷举行《柏梁体》赋诗会，皇帝作首句，王公大臣赓和，每人一句，不过几个字，却能反映其人的人品及对此种游戏的态度。每年开春的皇帝亲耕耤田礼，过去我们以为这是皇帝走形式，做给百姓看的，没有意思。有的皇帝确系如此，有的则不然，亲耕以前要和大臣一起演习，郑重其事，连同祭天大礼，祭前皇帝要在斋所斋戒，离开大内，不得亲近女色，这些祭祀大典和亲耕礼，有时有颂赋的创作，过往我们视之为具文，其实从中亦可窥视皇帝的另一种生活、皇帝的情趣及身体状况。
笔记体的著作，是作者随笔记录所见所闻及阅读图书、鉴赏文物心得，或者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在古代图书分类学中属于“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它的内容复杂，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学术类的笔记、怪异（志怪）类的笔记、小说类的笔记，当然学术类的最有史料价值，向来为史家所珍视，社会史的研究更使它大放异彩。对于笔记体文献，不管是哪一类的，都有社会史史料的价值，这是因为它提供的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泛、之深入细致、之生动形象，为他种文献所难企及。笔记体著述，只要作者感兴趣的，什么事情都会记录（政治上的禁忌除外），所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的生活及其观念，举凡绅衿职官的逸闻趣事，结社吟诗，九老聚会，朝廷决策的某种细节，民众运动的发生与观念，男女关系及女子的异行，优伶的演出与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僧尼道士道姑，法事道场，民间秘密结社，秘密宗教，少数民族的社会风情，民族关系，半贱民、贱民社会，贱民与平民的关系，家庭家族生活与人际关系，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人生喜庆，变性之人，风俗时尚，饮食、衣着好尚，物价与消费，天象灾异，风雷雨雹，赈灾救济，好善团体，等等。
说到细致，描述事情的细微末节，是生活本身的，没有各种官修图书的套语或语焉不详。如明末清初张岱著《陶庵梦忆》，记说书艺人柳敬亭讲述“景阳冈武松打虎”故事，说武松到店内沽酒，无人接待，恼怒得大吼一声，震动得空缸空瓮嗡嗡作响，听书人则是“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将演员的绝技及与听众交流的情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具体而又有心理活动的描写，自然将事情、人物写得生动，读起来有滋有味，常常会有会心微笑的乐趣。
志怪的内容，反对迷信的时期，视之为荒诞不经之谈。人们对一个时期的认识作出反思之后，知道迷信有之，但更多的是人类对人体自身、对自然界、对社会的某些现象缺乏认知，人体有没有特异功能，做梦是怎么回事，星座与人生有无关系，风水有没有道理，自然界的非常规现象与人间的异事有无因果关系，这等等问题都需要继续探讨，求得科学解答。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之后，人们懂得“人定胜天”的观念需要重新思考和解释了。自然科学解开酸雨之谜以后，历史文献中下红雨的记载，不能再斥之为妄说，那时虽无工业发展造成的酸雨，难道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吗？古文献记录天上掉下水牛，无知时谓为妄言，当有了龙卷风的知识，明白那是龙卷风造成的，古人不懂，以为是天意的某种表示，有迷信成分，但所反映的现象是真实的，基本上不能视之为迷信，如果我们斥之为迷信，那倒证明自家陷入了“反迷信”的迷信之中。所以对志怪小说的“怪”，不应简单斥之为迷信，而需要分析其是怎样的事情，古人对它的说明或不理解，正表明那时人们的观念、心态，正是社会史应当研究的内容。好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有待于人类去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无知下断语。有这种态度，可能会较好地认识和利用各种笔记小说的素材，令它能够说明社会生活史的每个侧面。
有些图书、文书在民间社会流传，文人雅士看不上，官方机构不收集，以致进入近代社会，公共图书馆仍不收藏。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术士的堪舆书，麻衣相士的算命书，江湖郎中的医术验方，居家生活的常用书——家庭生活手册，各种不同抄本、版本的《万宝全书》，等等。术数之士的书籍、秘密宗教的经卷，同“怪力乱神”有关，当然不能登大雅之堂。《万宝全书》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图书，也被学术界忽视。此外有许多类型的散篇文书，如地契、房契、税契、分家书、户由单、合婚书、卖身契、各种合约、过房文书，民人之间经济往来及人身关系的文书，官民之间的凭信而由民间保存的文书，皆系单篇零散之物，事主注意珍藏，因事关家事，自应秘不示人，不会在市面流传，而其所反映之事，皆很琐碎，亦不足以引发好事者的注意。但是时过境迁，即使那些文书已经失去法律上的效用，在古代也无人收集汇编，无从进入书林。20世纪，有公共图书馆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予以收集，徽州文书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如今乃产生“徽学”。在此以前，敦煌文书的被发现，出现“敦煌学”这样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及其文书、徽学及其文书的引人瞩目，是人类学、民族学、史学、文学、宗教学各尽所能的综合成果，而社会史对这两种文书的利用，可以说得到了它们的实惠，将它们用作重要的材料库了。
尤为可喜的是，有学者对这类文书进行学术研究，加以评介，以便学者对它们的利用。李世瑜对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与研究，写出专著《宝卷综录》，介绍七百七十四种宝卷。
最早将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王尔敏，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
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论文，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数据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
王尔敏还撰文介绍民间日用类书《酬世锦囊》——《〈酬世锦囊〉之内涵及其适用之人际网络》。
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
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
那些未能进入学者视野的文书，被发现了，被利用了，是史料学研究的发展。杨念群著文，将那些史料称为“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
这类文书不妨名之为“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文书”。
上面说的是前近代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文书，那么近代以来的同类或类似性质的文书，也有类似的命运，即被学者发现和利用。据说美国学者贺萧研究近代上海妓女史，从导游手册、街头小报、侦讯纪录诸种文书中，获得传统资料所忽视的史料。导游手册，应当是旅游景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文明的电影院、剧院、博物馆，狎邪的色情场所）、交通图，铁路、公路、航空运行时刻表等方面的零散资料。街头小报，包括各种商业广告、传单、传播社会新闻的存世短暂的小报及杂志。这类资讯性的文书，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市民及旅游者看过或使用过之后就会将它们丢弃，很难有人保存这种失去效用的烂纸碎片，学者也不把那些东西当作正经书刊报纸，向不措加以收藏，故而难得有人了解、承认它们的学术史料价值。如今社会史的研究者有了“向下看”的视角，寻觅资料，将目光扫向这种文书角落，令它们成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真是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了。
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与视觉材料关系密切，观看电视，几乎成了每天必有的活动，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去欣赏科技、天文、绘画、摄影、雕塑、某种商品（如汽车）等专题内容的展出，到影剧院观赏电影、戏剧的放映或演出，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反映、记录现代人生活的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就进入了社会史史家的视野，把它们捕捉为研究素材，这样产生所谓“视觉材料”的史料，就是将电影、电视片、戏剧表演、图像、绘画、相片、留声机、唱片、雕塑品、建筑物、生产工具等等艺术品和实物，即文学性、艺术性、实用性的作品、物品，经过某种史料学的处理用作社会史研究的材料。文学家张爱玲利用收藏家庭及个人照片，于1993年写成《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反映其祖父张佩纶以来的家族史及其个人的经历，还涉及到乃祖堂侄清朝总督张人骏的家史，统观也是一个大家族史的片段。
她是文学家，写作《对照记》未必有人文学者将老照片当作史料来解读的兴趣，而近来似乎有了人文学者运用视觉材料进行历史研究的预兆。洪惠冠总编的《竹堑思想起老照片说故事》第一、二辑用老照片说明新竹移民史，讲到村舍、人物、居民、街道、卫生、聘金、妇人会、医疗、工厂、学校、旅行、七仙女故事、地方名士踏春，甚至还有“老婆请警察管老公”的照片与解说。
《台北市老街道》《台北市老车站》等书，也是利用老照片制作的。台北艺术大学的“台湾老照片数字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来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圆台湾：地理信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
可见老照片运用之广泛。近几年，大陆学者对20世纪的老照片分出年代，编写不同时期的历史，出版社竞相出版。如《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以约一千帧照片，反映1895—2000年苏州城市及居民生活的变化历史。
老照片是形象的、艺术的、直观的读物，它成了宝贵的史料。
史料，传统的来源是历史文献，近代发展出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口述史学的访问材料，田野调查的各种材料。社会史研究的出现，以新的概念与新的研究方向、领域，进一步扩大史料来源，将史学的边缘史料和新的视觉材料收入史料库，而对文学艺术作品、笔记小说用作历史资料，采取了大胆的态度，这都使社会史的史料来源得到大大的扩充，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素材。我们不妨将这些文艺的、视觉的材料，暂且名曰“另类”史料，说“另类”没有任何贬义，姑名而已。如若嫌其不雅，或可谓为“非传统史料”。
笔者拟从学者的具体研究及个人研究中的感受来说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从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中，感到他们有传统史料新解读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以与生态环境观念相联系的研究为例。研究宗族史的赵华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安徽黟县南屏村叶氏家族居地调查家族活动，对往日封山育林的族规及习俗大加赞扬，撰文云：“叶氏家族在老虎山有数十亩山场，古木参天，粗大合抱。山场立有界碑和禁牌，支丁只准拾枯枝、扫落叶烧火，严禁乱砍滥伐，违者罚以锡箔将砍伐树木烧化。由于对乱砍滥伐者严惩不贷，所以，山场保护良好，一片郁郁葱葱。武水横流，绕南屏村东去。西干桥和万松桥立‘养生溪’三字石碑，水中游鱼只准垂钓，不准网打，如违，罚以锡箔将鱼烧化，所以游鱼安乐，柔游水中，沿溪可见，大者一二十斤重。”
看他如此富有感情地颂扬家族保护生态环境，无疑是先自身有了这种环保意识。孙达人研究农民史，著作《中国农民变迁论》，讲中国第一代农民，即三代宗法农民，是在良好的大自然环境下建设社会，第二代战国秦汉“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精耕细作进行农业生产。他的研究，体现出重视自然环境、生产力、交通等因素的特点。
冯天瑜等撰著《中华文化史》，以大量的篇幅叙述生态环境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此书于1992年梓行，可知其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率先将环保意识贯彻于学术研究之中，
从而搜集、使用相关的史料。
笔者在二十几年前研究皖南棚民的经营方式史时，发现外省进入皖南山区的棚民与土著有冲突，官方支持土著，他们的理由，一是棚民开山种地，破坏了居民的祖坟风水；二是山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减少农田生产；三是河流因之堵塞，影响通航。那时笔者知道这是事实，有些道理，但在1977年写作《试论清代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一文时，
并没有写进这个内容，因为当时阶级论的影响很大，觉得棚民多数是穷苦劳动者，若写他们的破坏性，岂不是“诬蔑劳动人民”，害怕这顶帽子，故而回避了这种历史事实。及至有了生态环境史的概念，将棚民无序开山的事实同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起来，对事情的认识进入另一个境界。与此相类似的是，过去阅读族谱，看到一些家族的族规中，对族人到祖坟山上砍伐树竹、折取树枝，给予严厉的处罚，甚至连拣枯树枝、割茅草也严格限定日期，不许乱来，那时将家族视作是族权的组织，对这些规定以为是族长的小题大做，用以钳制族人。当有了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之后，就将那些族规条例同保护生态环境联系思考，读出一些道理。当90年代中期去江西进行家族史的田野调查，发现村民自觉保护水土，封山育林，认识到民众的自觉性同历史传统的关系，说明当初的有关族规是有其理由的，只是那时的族尊不会讲保护生态环境的道理，只知订立族规制约族人。生态环境史的概念，令笔者重新理解早期阅读过的史书，认识有所提高。
妇女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的概念和研究方向的提出，使笔者在女性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所改变。“正史”中的《列女传》，被前辈痛斥为奴役妇女的罪恶纪录，不去认真阅读，读了也是从妇女受压迫的角度去采择一些材料，当有了两性关系史的概念，笔者研究娼妓史予以运用，从男女两方面来观察娼妓出现及某些妓女受到某种尊重的原因，写出《古代著名沦落女子为何受褒扬》
；阅读《清史稿》的《列女传》，写作《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
，希望深入女子的精神世界，去认识她们的守节行为，对《列女传》作出另一种解读。身体史概念的获得，也令我在重新理解史料方面受益。80年代前期笔者研究雍正皇帝的历史，对他处理方士贾士芳一事颇为疑惑不解，因为他刚刚说贾士芳是异人，能治愈朕躬之病，不几天又宣布其为左道妖人而予斩首，贾士芳的治病，用史料记载的雍正帝的话说是：“口颂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笔者在《雍正传》书中叙述了这些史料，对贾士芳究竟如何治疗雍正帝疾病，未能作出任何说明，及至有了社会医疗史的概念，从引导术、安眠术、按摩术、人体特异功能的学术探讨中获取知识，猜测贾士芳试图用这些方法给雍正帝治病，并要求患者的配合，可是皇帝哪能被人诱导，心理上承受不了，加之贾士芳可能功力有限，不能在短期内使雍正帝痊愈，因而遭到杀身之祸，遂将这种看法写在一篇文章中
。笔者自知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总算有了一种说法，比以前茫然不解要心安一点。
笔者观察当前学术研究动向，加之个人的体会，深知因为运用者的新视角，不仅会发现新的史料领域，同时会对原先的史料产生新的领悟，进入新的意境，会凸显史料内涵的另一个侧面，做到较全面地理解，能够用以解读历史现象，这同样是挖掘新史料。
对非传统史料，不能拿过来就用，必须进行史料学的处理、史料学的研究，以便提高对它的利用质量；同样，对传统史料作出社会史史料的解读，也要进行史料学的研究。笔者目前所能认识的，在下述几方面：
掌握大背景下的利用。所谓把握大背景，有两重含义：对所研究的具体史事的历史背景要非常熟悉，对来自史书的有关材料要充分掌握，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会胸有成竹地恰当地安排文艺的、史学边缘材料的用场。为此需要先行阅读、钻研史书的材料，与此同时或稍后搜集这些“另类”资料；对这种材料本身进行研究，明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创作的意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这些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与史书史料进行比照研究，解读它的史学研究价值，然后用作史料，可能会较为恰当。需要防止误读，使用不当不仅不能支持作者的论点，反而会产生负面作用。非传统的史料零散在各种文献、文书之中，具有零散性；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的内容，又多是琐碎的、片断的，具有琐碎性。这两种特性决定了研究工作不能单纯从搜集、阅读这类资料开始，通常的情形还是以先掌握传统史料为好。
有限度的、审慎的利用。使用非传统史料不可过多，一般不宜作为主要史料，史学论著的主体史料最好出自历史编纂学的产物，再以非传统史料与之配合，将两种史料结合起来，以丰富的资料支持著作的论点论据。这里说一般不宜作为主要史料，不是说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不可以把非传统史料当作主要史料来用，要视著作的内容来定，比如研究民众的居家生活，民居实物照片、建筑遗址照片自然就会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即使如此，仍应与文献记载进行结合研究。非传统史料尤其不能作孤证使用，因为正规史料都不允许，这类史料的利用更宜审慎了。有限度的、审慎的使用，还包含不宜直接引用的意思，就是要对所引用的材料作出相应的说明。比如一度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咱老百姓》《东北一家人》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自然不能作为真人真事，直接用作说明当前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用作形象的说明，或研究过程的形象思维。阅读非传统史料，很能丰富研究者的形象思维能力，令研究者产生一些联想，从而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文学作品、影视、照片、雕塑，是以造型感染读者、观众，将它们用于社会史的著作中，会有助于对所描述的对象作出形象的说明，设若在著作中配上适量的各种类型的图片，当能提高图书的质量，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不过在利用图片时，一定要做到图片与文字的紧密配合，天衣无缝，不能因图片难找，勉强使用，反而会产生负面作用。
用新社会史的概念去搜集、解释材料，必须力求准确，在“准确”上面多下些功夫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材料依然要考订，解释依然要反复斟酌，尤其不可以新概念为满足，以为已经跟上时代潮流，论著材料本身就很新鲜，就有成绩可言。要求要比这个标准高才好。
成功地利用非传统史料，要求学者具备较高的学养。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是史学大家的手法，一般的研究者难以文史兼通，因之难以胜任。然而史学研究者需要知难而进，去改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尤其是青年学者，更宜无所畏惧，要以敏感及锐气去尝试、从事这类史料的运用。
从非传统文献中发掘社会史史料，固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传统历史文献中的社会史史料同样不能忽视，要认识它作为社会史史料的特点与价值，以更有效地使用。对此笔者拟先说明各种文体载籍的社会史史料特色，然后综述它们的社会史史料价值。
“二十五史”作为正史，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它缺乏社会史的史料，恰恰相反，拥有社会史史料，为其应有之义，因其“纪传”体体例，以“纪”为本，纪录和颂扬皇帝的政治，以政事为主线，同时围绕政事记载有关的经济、文化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即用“传”“志”说明“纪”，这样传、志中必然会有大量的社会史史料。
“二十五史”社会史史料丰富，以社会史的概念去阅读，会唾手可得，假如我们研究商人的社会身份，在《史记》《汉书》中不难找到限制他们衣着、乘车及违反加税的法规。前辈史学大家的社会史著作，给后学树立了运用“二十五史”史料的典范，如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
，其史料基本上选自“两汉书”，而此书被誉为给史学开辟新途径，即开创社会史研究。吕思勉的《中国婚姻制度小史》（1929）、《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中的大量社会史内容，其基本史料，无不出自“二十五史”。由此可见，研究社会史，“二十五史”仍为重要史源，岂可忽视。
古人生活在等级制度中，礼制是这种制度的伦理、观念、生活行为准则的具体规范，礼制图籍则是它的记录，它的这种性质，已将其社会史史料价值表露出来。
重要的礼制书籍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汉人应劭《汉官仪》，唐人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宋人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元人李好文《太常集礼》，明人宋濂等《洪武集礼》，清初官修《大清通礼》《皇朝礼仪图式》，光绪《大清会典图》。清代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为在民间实现礼制，特地依据民情，著作《吾学录初编》，以为民间遵行的规范。《会典图》有礼仪、服饰图式，有“形象的史料”参考价值。
与礼制相配合的法律、法令，是对人们社会生活、行为准则的强制性规定。作为社会史史料运用的法制图籍有两大类：一是法律、法令本身的文献，如《唐大诏令》《宋大诏令》《大明律》等，另一类是解释法律的著作（包括案例汇编），主要的有《唐律疏议》《通制条格》《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大诰三编》《大清律例统纂集成》《驳案汇编》《读例存疑》等。
主要典籍为《十通》（“前三通”“续三通”“清三通”及《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通》中的礼、乐、户口、宗庙、谥法、器服、氏族、灾祥、蠲免诸类目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
荒政，系社会救济事业的一种，荒政书反映各种灾害降临时的政府对策和社会对策以及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荒政书有宋人的《救荒活民书》，元人的《拯荒事略》，明人的《救荒事宜》，清人的《钦定康济录》《荒政丛书》等。
方志，记载一方自然环境（自然现象、地面概貌、河流山脉、地下矿藏、气候地震）、生产交换和人文历史，体例包含志、传、表、图，与“二十五史”相近，可知为研究一个地方的全史资料，同样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极为可观的素材，就从它重视自然环境的交待可以知道了。
地方史书，专记某一事物或某一类事物，如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清代潘容陛《帝京岁时纪胜》，纪录人们的衣食住行及节日、娱乐、社群生活，社会的风尚以及民谚俚语，还有专门的寺庙、道观志书，反映僧道及信众的生活。
族谱，被梁启超誉为“重要史料之一”，“我国家家乡乡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
数量可观，以万计数，可见梁启超所言不虚。
族谱是宗族、家庭及其与社会、政权关系的专门载籍，宗族史、家庭史的绝好史料集；是地方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宗族与政权的互动关系史料。这些材料具有生动性、具体性的特点。
家训是人生规范，有的被编入文集，而收入族谱的更是数量浩繁。规范，是一种理想的体现，也是生活的写照，研治社会生活史于此取材，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笔记种类多，仅《笔记小说大观》一部丛书，收有笔记二百二十余种。早期的有《博物志》《世说新语》《隋唐嘉话》《鸡肋篇》《辍耕录》，明清时代更多，如《万历野获编》《履园丛话》，不胜枚举。史料生动、具体、细致，常常为其它载籍所不能及。
会要体包含礼、乐、舆服、仪制、刑法、食货、方域等类目，拥有社会史资料，主要作品有《唐会要》《宋会要辑稿》《明会要》等。
文集数量巨大，今存元人文集约五百种，明人二三千种，清人数万种。文集内容无所不包，社会史的史料自然丰富。
档案文书主要是官文书，原本具有实践价值，成为历史文献之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也有很多的社会生活史资料，即如“朱批谕旨”，除了政事内容，也有官员、民间生活的资料。刑事、民事案件的审判纪录，现在已为学者用作法律社会史的史料。许多记录社会生活的零散文书，有的已被档案馆、图书馆收藏，成为富有价值的社会史史料。
正史、政书、文集、方志、族谱、笔记各类图书皆有妇女史料。专门书籍，有出自妇女之手的，如班昭《列女传》，唐人侯莫陈邈妻郑氏《女孝经》，明成祖皇后徐氏《内训》；出自男性手笔的有《御定内则衍义》《胜朝彤史拾遗记》《教女遗规》；还有汇编关于女子史事的丛书，如《香艳丛书》；类书，如《奁史》。
类书采集各种图书文献的资料，包括社会史的材料，分类汇集，故各种资料较为集中，便于阅览，且因其将相关资料加以集中，阅读时能收到便于思考的意外收获。然而类书所收集的资料，均为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利用时必须核对原书。
重要的类书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最后一书的《明伦编》尤多社会史资料。
近人较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史或社会史专题资料的汇编，采集历史文献的相关内容，分出纲目，编辑成册。因为编辑目标明确，选择的史料较为丰富，又较集中，颇便研究者的利用。古人语录式类书的发展，编辑水平大大前进了。这一类的图书尚少，有待有心人费心去作，而其学术之功不亚于研究性著作。
重要的图籍有：徐珂辑《清稗类钞》
，瞿宣颖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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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国人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往往能够捕捉到某种特点，国人对自身生活的某些方面或细节习以为常，不予记录，外国人的笔录，倒能弥补这种缺憾。当然，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之有可能的曲解，会影响其真实性。外国人关于中国的纪录，内容广泛，不会是专门社会史的，只是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外国人著作，有中亚人、西方人、东北亚人，影响较大的有《马可波罗游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尚无中文译本，日文译出一部分；法人樊国梁《燕京开教略》
；李氏朝鲜人的《漂海录》，系用汉文撰写；《李朝实录》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很多，吴晗辑成《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日人《鞑靼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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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运用社会史，或者说用新社会史、新史学的眼光，看待上述各种类型的载籍，便会发现：
第一，社会史史料非常丰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研究素材，虽然不是应有尽有，但是多少都能提供像样的素材。以为某个研究课题完全没有材料，那是不会的。
第二，社会史史料蕴藏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里，每种文书有其特点，需要按照其特点去寻觅资料；每种文献的特定体例，给我们认识的方便，换句话说，各种文献的特定类目里保存特定内容的资料，如族谱体例，往往有“恩纶录”，记录宗族成员所获得的皇家、官府文书——敕书、诰命、御制碑文等；“像赞”，收集先人遗物——画像与赞词、墨宝等；“宗规家训”，辑录家族的各种规章及对族人的要求，有族约、宗禁、家范、祖训、谱例等；“世系”，家族成员的血缘世系关系，以图表的形式说明；“世系录”，记载族人履历；“派语”，载入家族排行字语；“传记”，反映族人的一言一行，形式有传记、墓志铭、祭文、行述、寿序、年谱；“祠堂”，记载家庙的建筑及其房地契；“坟茔”，纪录祖坟状况，兼及祠堂，往往配有图画；“祠产”，宗族共有资产的纪录；“先世考辨”，对宗族渊源、得姓始末的考证；“著述”，系先人著作的登录；等等。“二十五史”中的《食货志》《刑法志》《礼志》《五行志》及人物传记，各自记有社会生活的规制及人生行为的资料，其中《五行志》的写作，受儒家“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写了一些不好理解的东西，但是不乏反映人们社会生活的史料，如《晋书》的《五行志》说西晋女子穿鞋的样式，由圆头改为方头，表示女子由柔顺变为刚暴，预示惠帝贾皇后的专擅及西晋的灭亡。作者的寓意且不去管它，但这材料能够说明女性鞋子式样的变化和生活趣味。方志中的“祥异”“灾异”“杂志”（多排列在书的末尾），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尤有史料价值。总之，研究者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应到相关文种的相应类别中去寻找。
第三，社会史的材料分散在各类文书中，不像政治史相对地集中，其资料极其零散、琐碎，这就给搜集资料带来困难，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要有思想准备，去进行艰苦的搜集，乃至不怕大海捞针。当然，由此想到社会史史料的汇编是极待进行的事情，现有的汇编太少，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汇编可以有多种类型，如社会史史料丛书、类书、专题史料汇编。
（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