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杜家骥

史学之根基在于求实，而关键又在史料。史料的发掘、鉴别与利用，是史料学的重要内容。先生对史料及其研究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对史料的应用上，而且对史料学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专著有《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史料学论文方面，有的收在本文集的某些卷，如《清代宗族史论》中的“族谱”、《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以下简称为《古代宗族》）中的“谱牒学”，专门对族谱、谱牒的纂修及其价值等有论述，其他卷也间有涉及。其余辑为本卷，名为《史料学研究》，内容则有综论、各种文体史料（共三大类，分见第二、三、四组文章）、视觉史料、史料解读几方面，共六组。

第一组“综论”，社会史史料的论述较多。社会史是近年兴起发展的史学领域，先生在倡导、研究社会史的同时，极为重视社会史史料的研究，诸如社会史史料的界定，其承载情况，在哪些书籍中查找，史料的来源、作者、写作的材料依据，鉴别真伪以明其可靠性、真实程度，史料的价值，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利用方法，以及资料的收藏、保管、整理、出版、工具书情况等等，都在考察范围。社会史史料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分散，《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一文，重点介绍含有社会史史料的历史文献及其价值，按文献体裁类型作说明。本“解读”对此文摘要如下，因原文于每类史料所举书名较多，故未入摘要，请读者阅读原文。

（一）“二十五史”（其具体情况，见下文介绍）。

（二）古籍中的各种体裁、各类专门内容的图籍。如方志中的户口、氏族、祠宇、风俗、杂记、下层人物传记的记载。族谱（略。详见《古代宗族》卷之“族谱”所介绍）。笔记中或有人世风情、节令习俗、生活情景、轶闻趣事等多方面具体细致的内容。游记，出游者所见他乡异俗、风土人情、各种见闻等。典制体如“十通”等典籍的礼、乐、户口、宗庙、谥法、器服、氏族、灾祥、蠲免诸类内容，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礼制专著所载古代政治、法律、伦理、观念之规范，从法令、器皿、衣着、礼仪诸方面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法律专著，对人们社会身份及家庭、宗族、社团的生活都有所反映。荒政专书，叙灾荒下的社会及赈济事业。妇女资料之专书，正史、政书、文集、方志、族谱、笔记等体裁的载籍中都有一些。此外还有专门著作，如《列女传》《女孝经》《内训》《教女遗规》，以及汇刻关于女子史事的《香艳丛书》。

（三）类书，是按事物性质分类编辑的图籍，有些失传古籍之资料保存在类书中。保存社会史资料的类书，有宋代编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清稗类钞》《格致镜原》。其内容包罗万象，可谓百科全书型。专科、专题型的，如妇女史资料的《奁史》，专从笔记中所辑的《古今笔记精华》。还有各朝“会要”如《唐会要》《宋会要辑稿》……有与制度有关的各种社会资料。

（四）社会史专书资料。如《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内容丰富，分20门类，其下为专题小目，目下又有细目。《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资料来源广泛。《孔府档案选编》，以孔府档案资料为主，补充了一些文献和碑刻材料。其他如专题性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编（1732—1949）》《道教史资料》，专类资料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等。

（五）外国人所记中国社会史资料。外国与中国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等多方面有所不同，中国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习俗、琐事等司空见惯，多不屑记述，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则对此颇感新奇，乐于记述并向本国人介绍，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而这正是今人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这方面的作品很多，著名者有《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

关于正史“二十五史”中的社会史史料，《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指出，“二十五史”含有的社会史史料是大量的、常见的、相对好寻觅的。在礼乐、舆服、仪卫、五行、官氏、部族、营卫、祭祀、食货、刑法等志比较集中；在一些类型的传记如列女、孝义、隐逸、方伎、后妃、宗室、外戚、良吏、循吏、文苑、艺术、忠义、宦官、佞幸等传中，有不少记述；本纪中也有一些。社会史的初学者，可参照吕思勉、邓之诚、杨树达的有关著作查阅。

《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认为，首先应对社会史的概念、研究对象有明确系统的认识，随着研究领域的日益拓宽，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不断产生，才能使史料的探索扩大，社会史史料学的建设不断发展。应注意把被排除的、不在视野范围的图籍、文书纳入社会史史料库，如以下多种：文学艺术作品，如带有现实性内容的小说《红楼梦》等，编入史诗性内容的《清诗铎》（张应昌）；笔记体著作，反映的社会生活之广泛、深入细致、生动形象，为他种文献所难企及；术士的堪舆书，麻衣相士的算命书，江湖郎中的医术验方，居家生活的常用手册如《万宝全书》；散篇文书，如地契、房契、税契、分家书、户由单、合婚书、卖身契、各种合约、过房文书，其著名者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近当代的散篇文书，如导游手册、街头小报、侦讯纪录；“视觉材料”参见下文较详细的叙述。

以上诸方面的认识，将使社会史的史料来源得到大大的扩充。另外，还应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已知的传统史料进行新的挖掘与诠释，比如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认识历史上的生产活动，用妇女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的概念重新认识古史《列女传》的内容，用身体史的概念审视医疗事件等。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也就可以注意某类性质的史事在其他传统史料载体中的存在，而有目的地去发掘、诠释。对传统史书的社会史史料，不仅要重视，还应作汇编，如丛书、类书、专题史料汇编，以方便、满足研究的需要。

《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与构建视觉史料学》则专门阐述视觉史料学的构建及照片（图片）的利用问题。文章指出，视觉史料，是指将实物、事象拍摄的照片、纪录片及文艺表演影像，经过史学家的史料学处理，被用作解释历史的资料。这类资料很多，如造型资料中的石刻、画像砖、画像石、雕塑的图像；绘画类的壁画、岩画、山水画、人物画、风俗画、书中插图、画报、古画临摹品；器物图片；遗迹遗址图片；老照片；地图；古建、民居之图；铭刻文书之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的资料图集；各种古代文书照片；古籍图等等。图像、绘画、照片等若用于社会史著作中，有助于对所描述的对象作形象的说明，如果再配以图片说明更好。但图片的取用应审慎，注意配合准确及图说的质量，还要注意知识产权问题。

第二组的《中医药界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来源与搜集》一文，也谈到扩大史料线索、发掘史料的问题，可参阅。

第二组文章，叙人物传记、年谱、日记、书信、文编等5种史料。

综合《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古代传记史籍的分类与利用》两文，其阐述了以下内容。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可分成六种类型：1.官修正史列传“列传”，还有名为“世家”（特殊地位者及其家族史）、载记（正史对僭伪政权执掌者及其家族的记述）、附传、合传、家传（若干个家族成员的传记）者。2.名为行状、行述、行实、事迹、遗事、故实、别录、别传、故事、逸事、本末、政事录、传略、新传、赞传（评传）、家传等等人物传记资料。3.碑传文方面的墓志铭、墓版文、墓碣（神道碑）、圹铭、生圹铭、墓表、阡表、权厝志、塔铭、祭文、哀辞、挽词、诔文、祠堂碑文。4.零星传记资料文书，如寿序、书序、赠送序、传后序、叙传、题名录、缙绅录、人名录、职官表、年表、记事、琐记、纪事、画像和像赞。5.基本上是自撰的传记文献，如日记、尺牍、语录、谈录、言行录、年谱、履历、注色、脚色状（官员考核、选任时官员自写的个人简历或主管衙门据此所写的文书）、京察时官员自陈履职情况的题本，卷头、亲供（参加科举者填写的个人年貌、三代尊亲情况），手泽、遗墨（某人字、画的遗存）。6.其他，如某些著作的注释，“诗话”“词话”等评论诗词时讲述作者的为人行事。还有内传、外传（真实性较差）等。

总的来看，官修史书和方志，立传的上层社会成员较多，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在查找人物资料方面，指出应注意以下几点：分清人物传和事传、书传，因为带“传”字者不都是人物传记；把握传记史籍的分类；另外，着眼点不要仅在传主本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将传主的活动与当时社会联系起来，以认清传主历史；努力发现人物个性，把握人物特点；考辨材料的真实性；利用工具书和有关研究成果。

《历史人物传记史料及其读法——以〈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为中心》还提示：1.全面了解人物，警惕先入为主，若陷入盲目状态，则影响知识的获取。2.全面把握历史人物，爱其该爱，憎其该憎，并了解其产生的原因，以得到经验教训。3.关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人物传记的别体——年谱》认为，年谱以编年形式记述人物一生经历及相关的人与事，属资料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年谱之作始于宋元，明代有所发展，清代形成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人年谱有八百余种，加上前代的，当在千部以上。年谱除了以文字记述外，还有以表格或图画形式表达的。年谱逐年记载谱主生平，不像传记那样有重点地编写，因而可补传记内容之不足。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情形，传记文很少涉及，年谱可能会有相关记录。如果年谱是自撰的，其数据还是第一手的，就更加宝贵了。要之，年谱为研究历史人物所不可缺少。年谱不仅提供谱主个人资料，还连带反映多方面内容，如制度、教育、文化学术、风俗以及各种事件等。

《学术研究基础上形成的〈阮元年谱〉——王章涛编著〈阮元年谱〉序》又讲到，年谱之作，体例日臻完善，如写作方法上纲目体和注疏相结合的运用，叙事以年为纲，以月日为目，每年有概述，月日有提要，并以注释方式表达具体的或详细的内容。另外，写作的内容也出现由简略到详明的趋势，如谱主史事的背景资料的融入，谱主诗文、有关的官文书大量采用，以及附录的增入，因而部头越来越大，由几千、上万字而到一二十、数十万，多者一百多万字。年谱附录，多系辑录谱主较完整而又简单的传记资料。

《南开“校父”是怎样炼成的——〈严修日记〉（一）读后感》，绍述光绪二年（1876）至二十年（1894）之《严修日记》所记录的严修其人的方方面面，如怎样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学习西洋近世科技知识、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及任官经历与履职情况、自身修养等等，可窥日记体裁、所纳内容之一斑。

书简有书翰、书信、书札、尺牍、尺素等等多种称谓，《清人书简的史料价值》特别提到，清人书信甚多，其资料价值体现在：传记资料价值，如人物生年和生平中的重要年代、人生重大关节的资料、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家世或家人关系的史料、女性资料；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写信与收信人双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社会关系，书札也供人们了解收信人的历史，信中常常会述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及收信人所要了解的事物等等，都有资料价值；书翰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信札提供的资料也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么。

《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是先生根据清代幕师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勾稽他的生平，用年谱的形式呈现，并说明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所引用的尺牍资料，皆作出处，读者可对照品读，体会该尺牍的价值。

《文编中的清史史料》，是分类说明各种文编及其内容，要点如下（以下只是摘要列举原文，每类下的篇文名、书名较多，从略，读者欲详细了解，请查阅原文）。一、综合类文编。如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及此后的多种“经世文编”，汇集了清人大量的具有经邦济世意义的文章，内容广博，分类编辑。与此类似的，还有为了研究时查找方便而汇编的资料，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近代史的几个大事件为专题，分别选编，除中文外，也选择西文著作。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全100册，收石刻资料43000多种，104000多件，清代的最多，反映历史事件、人物、宗族、宗教、祭祀、节日等方面的社会历史。二、地区类文编，为某地区的综合性文编。如《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皆属此类。三、专题类文编。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分地区编集风俗，所录以方志尤其是清代方志为主。《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分七小类：一般、军事、外交、法政、财经、社会、学艺，是一部汇纂道光以后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清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的材料。四、朝代断限文编。如《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四朝奏议》（道光至光绪止）等。再如摘录《清实录》中经济方面、东北少数民族、藏族、东北地区、朝鲜等等类别性资料的选编。

第三组方志类。方志，是大类性的文献，容纳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资料，为地方史志。读者若想了解方志的种类及其名称，清代方志的纂修情况，方志的体裁、史料价值、收藏情况、利用方法，以及清人在边疆史地方面的著述，请阅读先生《清史史料学》一书关于方志阐述的专章（第五章）。本组所收，只是关于方志某个问题论述的文字（其中两篇书评，没有先生自己对方志的论述，不作解读）。

《方志定位与自然生态环境史——由清人方志理论谈起》认为，方志关涉到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应定位于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之学。研究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现状与治理，是对“地理沿革”论的发展，应将生态环境史意识运用于方志研究中，赋予方志学以新内容，以利其发展，同时促进生态环境史的研究。

《同治〈嘉定府志〉简述》指出，同治《嘉定府志》有以下优点：体例严整；内容丰富；主编对修志有识见过人之处。该志体现了乾嘉考据学风，值得称道。从目录、内容，可见体例详瞻和具有强烈的乾嘉考据遗风。体例完整，才有可能内容丰满。此志的编纂者们极认真，细致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编写出来，使得府志内涵丰富，也使其方志体兼具史书体。文章特别引述编纂者朱庆镛之序言关于修志应避免的五弊：“就前人之书，略为增减，遂谓远迈前人”；“攘窃前人，遂为己有”；“矜奇立异，炫己之长，诋毁前人”；“有可疑之处，或偏袒一方，或任意删削，昧圣人阙如之意”；“掠美市恩，瞻徇情面，于职官则滥称名宦，于人物则谬赞贤良，弄月吟风之句辄入艺文，索引行怪之谈诧为仙释”。指出朱庆镛的这五弊抓住了志书修纂成功与否的要害，所讲修志者的观念、品德，也是今天应警戒的重要问题。

以下三篇，则是对江苏一些方志之述评。《乾嘉以来的江都乡镇志和专志》介绍这一时期江都、甘泉二县的乡镇志和专志，如山水志、名胜志、风土志等志书，指出：乡镇志几乎是一方全史，而名胜志更是著述客体的全史。江都的乡镇志和专志的内容甚为丰富，如：记录康熙帝、乾隆帝南巡在扬州的活动，及其导致的扬州繁荣；当地乡镇民间的生活状况和地方的兴衰；某些重要事件的反映，如康熙时当地文人对抗清的史可法之景仰纪念，表现出他们在清朝民族高压政策下潜在的强烈的汉民族气节观念。《黄卬和他的〈锡金识小录〉》认为：黄卬这部志书，是他有感于官修《无锡县志》之搜集材料有限，乃穷搜文献，广为采访而撰成，其对无锡、金匮二县之记载，资料新鲜、见解独到，有特色且价值较高。文章论述黄卬主张秉笔直书、资料充实、反对公式套语及重视记述国计民生大事的写作观念，及其在这部志书中的反映，如对官僚、缙绅、衿士的恶行与时政、风俗弊端及陋行的揭露，对当地经济、文化及风尚习俗较详细的记述。因而是研究无锡地方史及清史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一部内容充实的现代方志——〈仪征市志〉》，叙述的则是今修《仪征市志》的内容及特点，如规模恢宏，达120万言，有27个专志，叙事翔实、重点突出，且订正了古文献的某些误失。最后指出此书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四组专论“档案”。档案是价值最高的史料，先生不仅重视它的利用与编辑，而且有不少关于档案的论述。《清史史料学》之专章——第四章“档案史料”，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此馆以外的清代档案有系统介绍，并述及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可供了解。本组所收多为某种档案的价值及其利用的专论。

《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指出，“一史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中的《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这种刑事档案，往往把涉及诉讼双方以及见证人的身份和职业（诸如功名、官职、平民、佃户、雇工、贱民、旗民、僧道、民族等），土地占有状况（数量、买卖、典当、找赎、田价），土地经营方式和租佃关系（自营或出租、租佃双方身份、地租形态及地租量、平常相处关系），雇佣关系（东仆双方身份、雇工类型、工价、日常关系），主奴关系（家主身份、奴婢类型、身价、来源），借贷关系，官民关系，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反抗意识、活动和结局，等等，交待得比较清楚，给后人留下了关于清人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等级结构的丰富资料，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提供清代司法史的资料。而且“一史馆”所藏这种档案，数量大，内容丰富，应重视利用。

奏折，是官员直接向皇帝奏报政事、皇帝于折上作朱批谕旨的公文，属于档案，将其编辑出版则为档案出版物，雍正十年编成的雍正帝在官员奏折上所作批示的《朱批谕旨》，就属此类。《朱批谕旨》收当时223名官员的约7000余件有朱批谕旨的奏折。《朱批奏折制度、〈朱批谕旨〉及其政治功能》一文，阐述了朱批奏折制度作为推行朝政之有力工具的功能，从以下方面予以说明：讨论并决定新政策；皇帝制御地方官、直接处理庶务；考察整饬地方吏治，如上司考核属员、官员间互相监察、讨论官员的选用，及皇帝教导官员、了解地方绅民社会等。从中也可见此书的内容及价值。文章最后评价：《朱批谕旨》留给研究者一幅雍正时代社会全貌的图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素材，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是内容具体、细致、生动，由于记录的是君臣讨论政事，所以提供的还是动态的史料；那些材料不仅反映事物的表象，更可见皇帝、臣工乃至部分绅衿、平民的观念及心态变化，便于多维观察、立体地认识雍正朝社会历史，因而是雍正朝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典籍，也是清史、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最后说明：此书收官员奏折及皇帝批示，只名为《朱批谕旨》而不言官员的奏折，是突出皇帝的朱批。另外，其编入的内容与原来的奏折及朱批不尽相同，是经过雍正帝和编辑者加工了的。

《〈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资料的异同》，通过这三种资料对所记史事的取舍，以及同一事件记述之详略、关键细节的取舍、用词之不同等方面的对比，指出：这三部资料中，档案性质的《起居注》记事最接近历史真相，虽然文字不够通达，但史料价值最高，是三部书中最好的一部；《上谕》前七年部分叙述的真实性，不如《起居注》，却比《实录》强，是次好的书；《实录》篡改历史较多，尽管文字流畅，但不能弥补它的过失，是最差的一部书。说《实录》差，仅就上述三书比较而言，单讲《实录》，它还是提供了大量史料的载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内务府庄丁家谱，也可视为档案。《光绪宣统朝内务府庄丁家谱简介》介绍，这种家谱，是按照内务府的规定、以固定的格式写作，用谱图表示世系关系，以文字说明家谱的主人及其身份，经主管部门审核，钤盖印鉴，内容应当属实。从中可见，所记谱主身份非常明确，还有庄丁居地、庄丁人口繁衍状况的记述，有的家谱图还反映宗族观念与房份观念。此类档案对研究庄头与庄丁关系、其人口与家庭史的关系，有一定价值。

《阅读“一史馆”清代档案的过程与体会》，叙述先生多次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的过程，以及因阅档而与档案馆工作人员结成的友谊。读者可从“查阅雍正帝及雍正朝档案的收获”“阅览嘉庆朝刑科题本”“查找人物传记档案”几节中，得到一些查档知识。最后向读者介绍自己利用档案史料的几点体会：首先，需要懂得档案分类法。它同图书分类完全不同，通常是以档案的形成和收藏单位（衙门）命名，建立全宗，下面按文书的体裁（文种）分类，再次则以朝年区分，如“一史馆”的土地债务类档案，分类层次为：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其次，要懂得清代职官制度。档案分类既然是按衙门划分的，这就必须明了中央和地方衙署的设置及其职掌。第三，明了清代文书体裁的知识，对同类档案的不同称谓应了解，比如同是皇帝的指令，就有以下称谓：诏书、誊黄、敕命、敕谕、朱谕、谕旨、朱批谕旨、明发、寄信、廷寄等，只有弄清其异同，才可能正常地检阅与利用。第四，须知档案资料也有其局限性。成为档案的公文是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决定了它叙述事情的零散性和琐碎性，也就是说它反映的事实比较具体，而缺乏概括性，因此不要指望档案能给我们一切材料。第五，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也需要鉴别。档案是第一手史料中的第一手材料，一般是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有一些档案是有意歪曲事实的，切勿相信所有档案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因而需要做史料真实性的鉴别。第六，利用档案史料应同其他文献资料相结合。档案资料对一个大事件的交待，常常是不完整的，单依靠它，好多事情不会研究清楚，需要结合其他文献以互相补充。第七，背景知识的先期把握。阅读档案之前或同时，要对清代，特别是研究的课题有所了解，有了背景知识，就容易理解档案所描述的内容了。最后一点，是利用相关工具书。

第五组“视觉史料”。

第一组的《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构建视觉史料学》一文，已对视觉史料学的建构，视觉史料的定义、种类，以及照片、图片的利用等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本组以下两篇文章，是对两种视觉史料的具体介绍。

《〈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是一篇对具体的视觉史料——“图咏”之内容与价值作分析的文字，文章叙述道，康熙帝为承德避暑山庄的36所建筑群，每处皆作诗词、小叙，并撰《避暑山庄记》，还有官员为诗作注释，每一处建筑绘成图画，成《御制避暑山庄诗》。后来乾隆帝依韵唱和，成诗词36首，也有官员注解，成为《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其史料价值体现在：1.为热河行宫建设的原因、行宫的自然环境、行宫的建筑物及其特点、建筑群的寓意，提供了直接的、具有视觉形象的资料。2.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及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以及他好运动、动静结合的性格。3.乾隆帝的和诗，对其效法康熙帝行政有不少表述，为乾隆帝与康熙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史料。

《“像传体”定位之作》是为何奕恺著《清代学者像传研究》所做序，其中也有关于视觉史料看法的内容，此文同意何奕恺这部著作的以下看法：《清代学者像传》是像传体发展的标志，对后世起一定的模范作用；现今的学术研究已从图像入手拓展新领域，图文体的图文结合互补不足、互证所有，使作品所传达之整体信息更趋完整。以上也表达了先生对“像传体”史料的看法。

第六组是关于“史料解读”的篇章。

据《阅读断代史史部重要著作的津梁——郑鹤声著〈正史汇目〉评介》介绍，《正史汇目》是20世纪有着中国历史文献学“巨匠”之誉的郑鹤声的作品。此书以“正史”二十四史为题目，列举各断代史之史籍，既有史籍，又有研究性作品，而又较少涉及“正史”之“二十四史”。如“《明史》部”所介绍的史书，既有明代的历朝《实录》《明会典》及王鸿绪的《明史稿》、傅维鳞的《明书》、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又有潘永孝的《读明史札记》、夏燮的《明史考异》等，约四十种，却没有张廷玉的《明史》。所以这部《正史汇目》并非平常所说之“正史”的列述汇集。其所介绍的每一部书，首列作者、书名、卷数，次及前人的议论，间有郑氏自己的理解。这部书为研习中国通史及断代史提供史籍目录和说明，书目详备，介绍详明，甚为实用，对于初学者或治史已入门径的学子，可起津梁作用，是习史治史的导读之作。

此组关于某方面史料的介绍，有《有关清初吉林满族的汉文史料文献》。文章认为，吉林是清代第一大面积的省区级行政单位，而且是满族发展变化的重要地区，清初吉林满族史值得很好地研究，因此，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就需要认真搜集、整理、保存和评介，以便研究。此文列举主要汉文文献及其类型，如流人笔记体专著的《绝域纪略》《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流人诗文集的《域外集》《秋笳集》《何陋居集》，方志之《吉林志书》《吉林外纪》等数种，官修之《满洲源流考》，辽、黑地方文献中有关吉林的《盛京通志》《黑龙江外纪》《龙城旧闻》，等等，从满族构成、宗教信仰、祭祀、婚姻、丧葬、娱乐、生产、衣食住行、与汉人关系等方面，介绍了这些文献中的满族社会历史内容。

本组对具体史籍的解析，有《〈中国近事〉的史源与史料价值——将清代前期中国天主教史放在世界历史中研究的切入点》，此文阐述，莱布尼茨之《中国近事》，收录康熙时来华耶稣会士之书信、俄国访华使团人员见闻所反映的清朝史事，并说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及编辑处理，是研讨清代前期中国天主教史的重要文献，是中西关系史（如中俄、中法关系）、政治史、民族史、科技史和康熙帝传记的第一手史料。它还提供了清廷官修史书讳隐的某些史事，如清朝皇帝的天主教政策、满汉矛盾、康熙帝生理缺陷和以渔猎娱乐之事，以及其他文献少见的史事，验证了中西史料对某些史事记载的准确性。文章最后指出，作者莱布尼茨的史学认识论，比同时期的中国史官高明，比如对当时世界基督教三大派的了解、与中国天主教关系的认识，以及从国际关系看待中俄关系的视野，因而，将清代中国天主教史放在世界历史中研究，《中国近事》可视为一个突破点。

《意外的学术收获——郑州观光四题》是记述在郑州康百万庄园、少林寺观光时，所见文物、碑刻、楹联而得到有关中医药史、商人意识以及雍正帝、万历帝与少林寺的关系等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