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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生师讲授明清史基础课，有一次答疑时间我去求教，问题是沙皇俄国强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是怎么回事，应当如何分析。因为我在中学时，听政治课老师讲到这件历史公案，说那里的人民在“老大哥”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多年，很幸福，因此我国没有必要收回那片领土，毅生师讲清史时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才提出请教。他极其简单地讲述关于领土的史实，然而未予置评。我当时政治上很幼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不便谈论的问题，后来我才懂得，苏联是继承沙俄遗产的，又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和政策，在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学习苏联时期，使得这种历史成为敏感问题，成为历史研究的禁区，毅生师当然不能讲授这个历史难题了。
在提出“双百”方针的1957年上半年，学校举行科学讨论会，毅生师报告《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我和同学们都去聆听，并作议论。毅生师劈头讲到徐一夔《织工对》的史料是吴晗先生发现的，众人是在他启发下跟着阅读和利用的。这看似平常的事情，却表现出毅生师诚实的学风，尊重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先行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工作，才能很好地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尊重别人的学术劳动，毅生师的作风对我们学生来讲一点也不陌生。他在讲授史料学选修课时说，谁要将他讲课内容记录成文，他将来发表时一定不掠人之美，即要说明记录整理者是谁。他是说到做到的，在1952年出版的、他主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言中，他将与编辑此书有关的每一位学人的姓名一一书写出来，绝不淹没他人的劳绩。我在研究生时听毅生师讲课，作有笔记，到70年代末我参考学兄彭云鹤教授的记录，整理出五六篇，毅生师让油印发给他所主持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学员，随后有的在刊物上发表。他问我如何署名，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将我作为整理者署上名，可能又考虑我这时已不是刚毕业的助教，署名不一定对我有益处，所以才提出来商议，我回答这本是毅生师的学术成果，整理算不得什么，不用署名，毅生师也就不再提了。大学者就是如此博大胸怀，不仅不淹没他人之功，尊重他人的同时，在某种情形下还有提携他人的含义。
话说回来，毅生师在《织工对》的论证中为我们树立了考订史料的楷模。《织工对》记述织工的工钱、织工与作坊主的关系，学者用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问题，毅生师报告的目标是要将徐一夔写作的时间、地点、工钱计量单位、织工是何工种考证清楚，然后用作说明生产关系才较可靠，他做的是基础研究工作。毅生师利用徐一夔的著作《始丰稿》的资料，证明徐一夔在元末至正中期生活在杭州，《织工对》就是在此写作的，写的是杭州织工。《织工对》云织工“日佣为钱二百缗”，毅生师发现“缗”之一字值得注意，经他考订，元末人俗称钱一千文为“一缗”，而明朝洪武年间人们则称作“一贯”，由“缗”“贯”的不同，毅生师得出《织工对》写于元末。至于一天的工钱二百缗是否太多，由此产生资料可信度的问题，毅生师求证的结果，知道元末的货币贬值要比明初严重得多，因可进一步说明《织工对》作于元末，不过工钱数量毕竟太高，应当怀疑，可能文字有误，或“日”字应为“月”，或“百”字系“十”字之误，毅生师因未找到证据，以存疑处之。织工的工种问题，徐一夔没有说，与他同时代到过杭州的学人、官员的著作中均未著录，毅生师只好采用黎澍提出来的织机与织工数目比例的方法来求证，用此法与史料结合获知织工是丝织工，而不是棉织工。他最终的结论是：“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徐一夔《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
毅生师的考证法是层层剥笋，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最后就将事物真相揭示出来了。他同时从不同的角度考订史料，比如从不同时期“缗”字的用法，从《始丰稿》各篇文章的排列法，从货币价值等多种角度观察，论定《织工对》写于元末，这样的考证，结论自然来得可靠。他在报告中用了下列一类的话：“《织工对》虽然没有标明年月，但收在前稿第一卷内，说明是元末至正年间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徐一夔“住在相安里和织工谈话是有很多可能机会的”。“说《织工对》叙述的是丝织业织工而不是棉织业织工，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使用的似乎不是很肯定的语句，其实我们看他的结论很肯定，并不含糊，这是他的习惯，即不将话说死了，说绝对了。做学问上，毅生师是实证派，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把话说满，因为还可能有新材料的发现，而新材料常常令史学家修改已经发表的意见。我们当时听讲演的感受，只是觉得毅生师尊重同行和精于考证，并没有现在写出来的这么多认识。
毅生师讲课，缓缓而谈，不急不躁，时有口语——“那个，那个”，但从来没有多余的话。他上课没有讲稿，手上拿着若干张卡片，他使用的比我们通常用的64开大小的要稍宽一些。后来听傅同钦教授（毅生师哲嗣、学长克晟教授的夫人）说，毅生师在讲课之前，反复看他的卡片，有时似作默述状，可见他的认真和下功夫，真是精益求精，非将功夫下到家不可，所以讲授的内容非常清晰，我们接受起来很快。
我在本科时，愿意多上选修课，学期开始之际，报的科目多，系里有规定的门数，故而常常要被限制减少一两门课，我只能遵守学则，少选一点，但毅生师开设的“史料学”“明史专题”我都选修了。史料学令我开阔了眼界，知道历史学有那么多辅助学科，如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印章学、目录学、钱币学，等等，获知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的极大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订方法。在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我以相当大的热忱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追本溯源，是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
明史研究的课程，毅生师讲到建文帝下落之谜，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说明其从下水道出亡的一种可能性。毅生师的课，同学们私下谈体会，我说了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并不多，由于我的木讷，也不会去渲染。1958年下半年，教育界发动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学和方法”，让同学写大字报，历史系学生写的大字报张贴在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间大屋子里，名曰“西瓜园”，意思是揭发和批判要上纲上线，要有阶级分析的高度，不要说鸡毛蒜皮的小事，否则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毅生师关于《织工对》的论文遭到了不应有的非难，大字报说文章引用了101条史料，是典型的繁琐考证，是资产阶级唯史料论的治学方法。
次年春天举办展览，用实物、图画批判老师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其中有一幅漫画，画面是老师钻狗洞，引导一学生往里钻。意思是老师讲授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钻故纸堆、钻象牙塔，把青年学生引向邪路。画面上的老师是毅生师，所谓钻狗洞者是因他讲了建文帝有从下水道出走一说，这种丑化老师，具有人身攻击性质的事，在当时认为很正常。画面上的学生就是我，显然我是被视为学生中的白专典型了。这个展览是让全校师生看的，我当然被组织去看了，不知毅生师是否也被组织去看了，看后作何感想。漫画的作者是我的好同学，是保持至今的好友，图画的命意当然不是他的，而是组织上的。这幅画想不到真把我们师徒联结在一起了。
展览不久，我就毕业了，要求分配我考研究生，系里不同意，留系做助教，没过一两个月，系里通知我做毅生师的研究生，由于是本系教师所以不必考试，毕业后仍在系里工作，并告知这是系里培养青年教师的一种方式。到了1966年“十年内乱”开始之时，有人给毅生师贴大字报，说毅生师留用走白专道路的冯某某，我因而知道我留校和上研究生，多少与作为系主任的毅生师有点关系，然而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人事方面是由组织上决定的。
毅生师生活俭朴，1963年以前只身在南开大学，住在东村教工宿舍，与陈楠老师同住一个单元，毅生师不起火，在职工食堂就餐，陈老师有时帮他烧开水，他的生活可以想象是很简单的。读研究生时有时在他家听课，见书桌上放置着师母遗像的一个小镜框，那时人们不讲私人关系和感情，所以从来没有问过毅生师的家事，但看到师母遗像，知道毅生师怀念师母，终身不渝。其时听王玉哲师讲过，西南联大时期，有某某女讲师（后赴美成名教授）追毅生师，毅生师没有接受。多少年以后看到毅生师写的《自传》，知道他和师母“感情极好，从未吵过嘴”，师母仙逝，毅生师“痛苦万分”，决意不再结婚。
至于老师有什么饮食嗜好更是一点不知道，只有一次，晚上去看他，见他在敲核桃，似乎陈楠老师说过毅生师爱吃核桃，然而一点也记不真切了。毅生师不吸烟，不沾酒，生活简朴，这是那时多数学者的本色。毅生师喜藏折扇，有一个很小的梯柜，约有六层，每层很薄，专门置放折扇，有的扇面有胡适等人题字，“文革”中被大字报揭发出来，抄家时成为重点搜查物件，后来落实政策时全无下落了。毅生师的书桌上放着几方大印，不知是否他休闲时欣赏的闲章。
毅生师诲人不倦，真是老而弥笃。“文革”结束，人们思想解放，思考各种问题，这时我汇总多年的学术疑问，归纳了大大小小四十个问题，一天去向毅生师汇报请教。没想到过后听学长克晟、同钦夫妇讲，毅生师在闲谈时赞扬我思考那些问题，是学术研究前进的基础，我听了受到很大鼓舞。毅生师晚年更加热衷于教学，分别给本科生、留学生、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研究生开课，讲授历史研究法、明史研究、清史研究等课，1980年以81岁的高龄，带领研究生到清西陵和北京作学术考察，据参加者说，他在西陵还给同学讲课。
对于教学和社会活动非常繁忙的毅生师，1981年春天历史系向教工作了一条规定，没有要事不要去打扰他。有了这个“纪律”，我自觉地遵守，由于我从来不担任行政工作，自然没有事情要去汇报，有学术请教的事就压下了，请安的事也基本上免了。毅生师身体素质历来受人称赞，众口一词地说他会活过百岁。他每日下午工作之后必定做散步活动，走得比较快，以此健身，因此南开人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有一天，中文系刘毓忱先生（今已作古有年）对我说，怎么看郑先生走路没有以前那样利索，不久师姐孙香兰教授问我注意到没有，郑先生走路脚好像抬不起来。我那时住房少，并且早已养成在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总是不闭馆时不离开，所以极难见到毅生师散步，自然不会知道毅生师走路状态的某种变形，更严重的是当时不懂得“老年人迈不开脚步是身体状况不佳的反映”的常识，所以没有引起注意，也就没有向克晟兄夫妇提起，后来深自愧悔。
1981年12月，毅生师从北京开会回来，在那里宾馆有暖气，而家里是平房，生煤炉，气温低，加之劳累过度，患了感冒，很快病情加重，送天津市总医院住院治疗。身为南开大学顾问、原副校长、一级教授的毅生师，在医院论级别的规定下，不能住单身病房，只好移住另一家医院，在他住院的三天期间，校系负责人去看望他，我想去探视，又碍于规定，不便前往，只有通过克晟兄夫妇关注毅生师健康的恢复。20日是星期天，我知道不会有负责人去医院，预定在这天去，并事前同克晟兄夫妇联系好，上午九点多钟到了医院，见毅生师处于昏迷状态，大感惊愕，不敢惊动，遂由同钦教授禀告：“冯尔康看您来啦”，似无反应。这时克晟兄说刚才值班医生说是酸中毒。“酸中毒”，我的医学知识太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克晟说，医生讲这种病严重，可以致命，于是我们二人去值班室询问医生，医生稍微作了讲解。因为是周末，医院又不大，这个科室除一位值班医生外再无大夫，更不可能进行会诊。当时在病房有克晟夫妇及他们的二公子和我四人，见毅生师总是在昏沉中，遂去找医生来看视，医生看后，即招来医护数人进行抢救，毅生师终无反应，医生宣布抢救无效。从我进入病房，到医生宣布毅生师仙逝，这几个小时中，毅生师始终安祥静卧。如果是佛家信徒见此情景，会说毅生师修成正果，到极乐世界去了。
师徒如父子，我能为毅生师送终，尽了孝，这是我们师生的缘分，因为在1981年的后半年我能见毅生师的机会并不多，而这一天让我赶上了，冥冥中有如天意所定。
关于毅生师的道德文章，我还可以写出许多，不过以前已经写了不少，还参与编辑纪念毅生师的文集三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吴廷璆师领导师兄陈生玺、克晟和我编辑《郑天挺纪念文集》一书，他非常认真，召集我们开会，商定邀请写作人的名单，亲自书写该书《前言》，反映出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约在1963年（或1964年），毅生师住在北村八楼，吴廷璆师是他紧邻，那时毅生师常在北京，指导“二十四史”的标校工作，时或回津，一次我去看望他，正要出门，见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吴廷璆师进门，他说有事要向郑先生汇报，他们老一代之间的关系我知道的很少，但我的直觉是毅生师与吴廷璆师以及其他老师相处均很亲密。
（本文原为《我的南开老师》文中一部分，收入本卷时单独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