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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上半年，毅生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明清部分），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的课。那时有定期答疑制度，在我听课不久，一天下午的答疑时间，我去向先生求教，其时为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大多去做体育运动了，室内只有先生和我俩人。我提的问题是：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原来是我国的领土，它的历史是怎样的？为什么看不到有关的研究文章？先生简要地解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疑点没有置答。我当时很幼稚，不知道我所提出的是个禁区范畴的问题，先生能在不成熟的学生面前说什么呢？不过这一次的答疑，大概是我们师生“缘分”的开始吧。接着，我选修了先生的史料学和明清史专题两门课。因受益良多，遂在同学中表示对先生的敬佩。1958年有“教学改革”运动，举办展览，以漫画的形式有系统地“批判”老师。毅生师在明清史专题中讲过靖难之役一题，说到建文帝的下落，有从下水道出亡的记载。因为这被批判为引导学生钻故纸堆，于是出现了先生钻狗洞的漫画，我也作为钻象牙塔的受害者、企羡者而进入了画面。今天回想起来，这场闹剧，把我们师徒搅和在一起，也是我们的“缘分”吧。
1959年秋天，先生指导的明清史研究班开业，我作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助教参加旁听，不久转为研究生，在先生指导下进行三年的学习，此后的二十年，我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问题，时时向先生求教。如在准备中国古代史课时，感到帝王庙号很重要，反映时间观念，要告诉学生记牢，但是它不好记，因此请教先生，先生随手写给我一个唐宋辽金元帝系的口诀：“唐朝，高太高武中睿，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宋朝，太太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恭端昺。辽朝，太太世穆景，圣兴道天祚。金朝，太太熙亮，世章济宣哀。元朝，太太定宪，世成武仁英，泰定天顺，明文宁顺。”这就好记忆了。到了70年代末期，先生给进修生、研究生、留学生讲课，我照旧去听。有一次先生不让我去，我说您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听了都有收益，还是允许我去吧。
先生在晚年多次批评我。198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中美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讨论会，先生原要我准备论文，争取参加学习，我竟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先生表示了不满。先生不止一次要我就专门问题进行学习，我决心从事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先生故世后，克晟兄告诉我，先生对这项写作表示满意。随后我的稿子写了出来，已经再不可能请先生批改了。问学无门，还有比这更令人苦恼的吗？如今回忆二十多年来向毅生师的学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精湛的学术见解，是那么熟悉，可是又不是很清晰的，因为自己少学无文，深恨不能全面把握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悔亦无益，仅就个人与先生的接触和学习先生论著的体会，略述数端于下。
明清史研究班开业的第一课，先生讲《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开宗明义，先生要求我们精读一本书，即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为什么精读一本书？何以选择《明史》为读本？怎样才是精读？先生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先生认为，读书有益，但书又不能尽信，所以不能乱读，看到什么就读什么，应当有选择地去读，何况古籍繁富，汗牛充栋，不选择怎么读法！1981年先生在《漫谈治史》一文中，把他的意思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当然不可能都读。为了深入系统钻研古汉语并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最好选择一部史书精读。”
精读什么古籍，先生有个拣选标准，就是要有见解，有事实，并能首尾一贯。所说有见解，并不是要求它符合于马列主义的看法，而是要有明确的观点，并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以说明的。观点不一定多，但一定要能一以贯之，不自相矛盾。先生认为在有关明朝历史的载籍中，《明史》，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夏燮的《明通鉴》，皆是好书，都值得读，不过学习明史，还是以精读《明史》最好。
如何读《明史》，先生提出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人物制度”贯穿其间的读法，要求先读“志”，次读“纪”，然后读“传”。他说：“志”叙述一个事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它的影响，它同其他事情的关系；“纪”说明诸事物的先后关系；“传”有丰富的资料，可以充实“志”的内容。以“志”为线索去读，可能收获大，见效快。如读“食货志”，了解到苏州重赋问题，它提到周忱、况钟等人，顺藤摸瓜，再去读这些人的传，就易于解决这个问题了。
怎样才能精读呢？先生解释说：精读，就是仔细地读，读不通不中辍。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不管是字义、词义、地名、官名，还是事件、制度，都要查一查，比如“行人”，是明代的一种官名，一查《明史·职官志》就知道了。如果需要查的太多，查不胜查，可以暂时放一放，等等再查，但是凡属必须了解的总要查清，避免让错误的理解或假想长期存在自己头脑中，以致将错就错。先生还说：读懂，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求其“甚解”，比如杜甫诗句有“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这“主”字、“窥”字，咬文嚼字地解释，是不以蜀国为正统的，而“幸”字、“崩”字则似是帝蜀的。实际上，杜甫是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根本没有蜀汉是否正统的意思，所以必须从他的本意来理解，才不会被他的文字所欺骗。因此，就需要对书细读，细思量。
先生说明精读的另一个涵义，是把这本书前后对照着读，要善于在一本书中发现它对某一问题叙述的连贯性或矛盾性，提出新问题，并对这部书本身加以订正。譬如《明史·食货志》关于官田写道：“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先生指出这个记载不准确，因为《明史》本身还有沙田、塌江、无主荒地、绝户遗留地、逃户的空田的记载，这些田都是官田，但都没有被《明史·食货志》算在官田之内，所以它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民田之外，皆为官田。”先生又说：精读还要求反复读，常读，要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像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蛾术编》、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书，都是在熟读、多读的基础上，集小成大的。先生鼓励我们，精读一部书时，要不怕困难，坚持不懈，越是有困难，越要去攻克它。他说：封建时代的文人朱熹、王应麟尚且实行或提倡“困学”，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比他们目光远大得多，更应当刻苦地向科学文化进军，出色地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
精读一本书，是毅生师总结了学者成功的学习经验。一个初学者，在浩瀚的史籍面前，如何去学习呢？东读一本，西阅一部，虽然也会有所收获，但却会是一鳞片爪的，效益少，见功慢。精读一本书，把握它的内容，打下一个扎扎实实的基础。凡是向新的学科领域进军，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是学习明清史以外的断代史或专题史，则可以寻找那些堪作精读的典籍来阅读，以求掌握那一学科的基本知识。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就是继续前进的成功的起点。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大多经历了精读一本书的学习阶段。向毅生师求过学的杨志玖先生，青年时代精读《元史》，作出成就，后因教学任务，较多地从事隋唐史和古代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近年集中精力作元史研究，因基础雄厚，很快取得新成果，写出专著《元史三论》。也受过毅生师教诲的王玉哲先生，在研究生时代，临摹《说文解字》，奠定了坚实的古文字根基，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所以说先生精读一本书的方法，是指导史学初学者的入门良方，也是史学工作者终身受益的方法，带有普遍的意义，是科学的学习方法。
我在听毅生师讲课时，刚刚开始明清史的学习，在丰富繁杂的史籍面前正不知如何下手，毅生师精读一本书的教导，就如同给了我一把钥匙，去打开明清史料宝库的大门。对《明史》，虽然我始终没有达到精读的要求，但就读那么一些，也多少懂得一点明代的历史，知道明代重大事件、制度、人物的历史资料线索，需要用时，好去查检。对于其他朝代的历史和专门史的学习，我也准此道理，着重阅读一种基本读物。我把毅生师的方法还用到教学上。如在讲授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时，对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尚钺以及我校历史系同仁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其中的一种，其他只作泛览性的参考。常有同学告诉我，他们为研究某一问题读书时，得不到应有的资料，可是读史家的论著，发现自己见过而没有认识的材料前辈全搜集了，他们因此而苦恼。我告诉他们，应当把有关的主要史书多读几遍，也就是精读，若达到这种要求，何愁材料不为我所占有。我的话，是根据不同对象，重述毅生师精读一本书的某些教导。如果他们有所收益的话，实在是受先生之赐啊！不过他们不一定知道。
精读一本书，是否同博览群书相矛盾呢？毅生师在讲精读《明史》时，介绍了一系列有关明代历史的载籍，要求我们参照阅读，可见并不忽视广泛阅览。精读、泛览，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先生教我们史料学，在讲授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时，特别说明了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题铭学、印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谱牒学、古器物学等十几种历史科学辅助学科的内容和作用，要求我们具有这些学科的起码知识。所以精读一本书是作为深入研究一个历史领域的一种学习方法，而不是限制读书范围，把人的知识弄成很狭小的范围。至于毅生师本人，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教过大学国文、六朝文，当然是兼通文史的。在历史学中，先生以明清史专家闻名于国内外，但他关于中国古代通史、近代史的学识，不亚于在那些方面有成就的专门家。他对史料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都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的见解，是把博览与专精很好结合的典范。
毅生师教育我们做学问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地研究；教育我们向各种古文献和实物作调查，广泛搜集历史资料。他要求我们大量地读书，强调读最原始的资料，即最早的记录、当事人的记录，要求分析问题、引用资料时，尽量依据常见书籍提供的材料，而不是凭借孤本、珍本，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闻”。他说珍本、孤本大多数人见不到，只要一般书上有的，就不要以稀见书为准，这是研究工作中的群众观点。这些话使我深深感到先生讲的详细占有材料，是踏实地搞调查研究，绝不是哗众取宠。只有这样的严肃态度，才可能去下苦功夫，搜求与解释资料。先生到晚年，建议研究问题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所说的“广”，是“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又说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而“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一点一点地核实了，把事情真相反映出来”（前揭《漫谈治史》），言简意赅地把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与详细占有资料的道理说得很透彻。
毅生师的广泛搜集资料，就清史领域讲，尤其重视对档案材料的占有，相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放在历史研究的最高地位，所以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先生又看到清史研究的不发展情况，在60年代初期说：“清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专著最少，研究最少。过去研究时许多观点是跟着外国走，这部分必须重新来搞，必须加强。这与整理历史档案分不开，要用整理历史档案来带动清史研究。”他尖锐地提出根据档案改写历史的建议。
先生深知并且阐明历史档案的学术价值。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也是这样实践的。早在1922年他就参加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后来主持编辑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档案资料汇编，供给学术界利用。我在先生的教育下，逐渐认识到历史档案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如研究清代租佃关系，在政书、方志、文集、宗谱诸种类型文献中搜集资料，不甚满足，又向档案寻求，感到它的资料最具体、最生动，因而最应当受到重视。我在实践中体察到，利用档案要比读书费事得多，而且很难做到主动阅览，尽管有这样一些困难，我坚信先生的指示，今后还要继续利用档案资料。
搜集史料的同时，毅生师告诉我们要对史料进行批判，即鉴定。记得1957年他讲授史料学，我第一次听到“史料批判”一词，感到挺新鲜。那时先生在史料学中讲六个内容，“史料的批判”即为其一，主要是讲“批判地研究史料，分析史料的阶级性，推求史料的最初思想意图”
。先生的意思，一是要分析封建时代史书作者的立场和史观，二是对史料真伪进行鉴定，因为史书有曲笔，有误记，不能尽信，需要鉴别，做到去伪取真。他说：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这就是差异，差异就是矛盾，就要解决，就是“史料批判”。听了先生的说明，“史料批判”的观点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此后受益很多。
70年代前期，不断有所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文物发现，什么书稿、诗词、笔山、印章、故居，纷至沓来。我因有毅生师史料批判的思想在怀，对它们存有许多疑问，不敢贸然相信，并有一次向先生谈到这些问题。先生告诉我识别文物的一个事例。那是在解放前，一个古董商人给先生送来一颗“为君难”的印章，这是雍正的御宝，对于清史研究工作者自然是很宝贵的。先生让他留下来看看，他走后，先生取出煤油，把阴纹中的印油洗去，发现是新刻的刀痕，这样就把假古董给揭穿了，第二天把它还给了古董商人。先生说伪造文物是常有的事，不要轻信上当。我一边听，一边佩服先生的学识，一面在想，宣传这些文物的学者，如果再下一番文物鉴定的功夫，无论是肯定它们，抑或是否定它们，都会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那将是造福于学术界的。
70年代中期，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霈霖先生整理陈寿的《三国志》，在《吴志》中发现几个不好理解的问题，怀疑文字有错误，要我陪他去请教毅生师。先生首先在《三国志》的相关部分寻找那些问题的答案，没有结果。我以为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了。但是先生却说：陈寿是晋朝人，我来查查他同时代人叙述同类事情的用语，看看能不能解决。我听了豁然开朗，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路就在前头。我顿然想起先生对徐一夔《织工对》的研究，就运用了词汇学的方法。《织工对》中有“日佣为钱二百缗”一句，先生考证出“缗”字是元代人对一千钱的习惯用辞，而明初人则把一千钱称作“一贯”，所以从徐一夔用“缗”字不用“贯”字，说明他的《织工对》是在元末写的，而不是在明初。
这一首有价值的诗歌写作年代的断定，先生的研究颇具说服力。我还想到，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作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等文，利用音韵学的方法和知识，研究藏族的历史，获知发羌居地与吐蕃旧居相当，亦即康藏之地，附国的附字是发羌的发字的转音，“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
，有力地说明了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发生密切关系，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这种论证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可见毅生师利用各种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才取得历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事实表明，先生不仅提倡史料批判，更给我们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60年代初，我就写论文的问题常向毅生师请教。经先生多次指点，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是如何选题，二是怎样搜集资料。选择论文题目，首先碰到的是写这样的问题干什么，它与政治经济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用。先生说做文章，要把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当然要讲求致用，但一定要把“求真”与“求用”结合起来。他说倘若不讲求应用，即使把握了历史的真相，往往脱离实际，没有用，反之，离开历史真实，往往事与愿违，用不上，并且导致失真，所以求真与求用一定要紧密结合。先生反对片面地求用，他说赶任务，凑集各家观点，不是写文章的正确方法。假如硬写，这样的文章，不是化合物，而是混合物。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选题时切勿赶浪潮，赶潮流只能参加点意见，不能很好地独立研究，对自己、对历史科学、对社会好处都不大。经历“四人帮”时期的影射史学之后，回味先生的这些谈话，感到格外正确和亲切。我体会先生的意思，就是以求真为前提，以致用为归宿。如果割裂求真与求用，就会发生影射史学，或脱离实际的考据学，或其他错误。
先生关于论文选题引出的求真与求用综合的观点，是关系历史科学前途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时时温习。这一问题，先生在《漫谈治史》一文中又作了系统的解释：“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如研究明末农民起义时的‘荥阳大会’，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如果行就不必搞了；如果不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别的题目合并起来搞？如果认为也不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宽的题目或更细的题目取代它，从而就可以证明‘荥阳大会’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是个关键。应当广泛联系，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这就把他对如何选题的意见作了理论性的说明。提出的模式，是选题时需要认真考虑的。
然而究竟选什么论文题？上述三原则之外还要考虑什么？先生告诉我论文题目要小，不宜过大，即使大题目，也可以分析成若干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做。我想写清代租佃关系方面的文章，先生说清代时间很长，要选择一个特定时期的，清代疆域辽阔，要选择一个地区的。我表示要写清中叶江南地区，先生又说江南苏州、松江是一个经济区，南京又是一个经济区，情况不同，还应当再缩小。我于是选定了苏松地区。70年代中期先生告诉我，有个美国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觉得问题太大，把握不了，决定选择河南一个地区来研究，但还感到题目大，不好驾驭，就又缩小范围，研究这个时期的河南人物，然而又觉着人物众多，于是只研究李岩一个人。先生言谈中表示欣赏他的选题和研究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方能取得较好的成果。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选题方针，体现了他的求真思想。题目大，解决问题大，读者多，影响也大，但是大题目不好做，因为资料很难搜集齐全，把握也非易事，研究得好，固然有益，功力不够，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真实。而小题目可以做得深、做得好一些，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先生治学方法的严密周到，也体会到先生思想境界之高：他把历史科学的发展放在首位，全心全意地去促成它。
关于选题的观点，是毅生师的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那样做的。1946年他把出版的清史论文集叫作《清史探微》，1980年又将文集取名《探微集》，他始终欣赏“探微”二字。他说用探微一词，表示“书的内容微不足道”
。这是他的谦虚，不过也表示了他以“探微”的思想进行选题与研究。翻开《探微集》，看它的目录，不难发现，许多论题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但一读原文，才知道它是联系较大历史问题的，比如《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译文，先生是甚为重视的，原因是这个碑文反映了清初张献忠大西军及其余部在四川的活动，所以他说“此碑虽微，顾有可补史籍之阙者”
。这篇文章，实同抗清斗争史的大题目关联着。先生的“探微”，是一种方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一个个地进行研究，以期对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作出说明，说起来是“微”，其实并不微末。“探微”可以说是先生研究方法的形象表述。选题也是研究法的一个内容。慎重选题，是讲究历史研究法的一种表现。
定了题目，接下来就是全面搜集资料的问题。先生告诉我，搜集材料，以日常积累为宜，切忌为找材料而找材料，那样一定陷于被动，对整个学习和研究没有好处。他还教给我，搜集资料时，以一个问题为主，围绕着它找书读，但读时，不断推广阅读面，扩大研究范围，就像投石入水，落水时是一个点，但波纹却越来越广。我按照先生的指教，读书中，不仅积累当时研究的问题资料，也采集书中其他方面的材料，有时得到意外之获，真是喜之不尽。先生搜集资料的方法，严格讲，是与为找某一材料而读书的方法相对立的。占有资料少、功底尚浅的初学者通过这个方法，积累各种问题的资料，打下坚实基础，以便将来运用。这是从长远着想。这样读书，进度一定较慢，搜集的不是眼前要用的材料，暂时只能闲置一边，因而难以迅速见到功效。为一个题目看一种书，只取有关资料，其他内容不看也不记录，从研究某一问题讲是快的，但从长远看，收效如何，就值得考虑了。若是一个成熟的学者，在已有的广博基础上，为研究某一课题而专看某一种书的相关部分，就不会有初学者顾此失彼的毛病了。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毅生师是视对象说话的。他的方法，对我求学时代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非常有效的。我想，这也许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吧！
毅生师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文中指出，要把辽金时期东北文物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况，与入关前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比证”
。使用比较研究法，是先生常用的方法。
先生讲的比证法，就是把研究对象与它前后的同类事物进行对比，把同一时期的这一历史事物与其他事物互相联系。他说研究明清史，一定要知道宋元历史，还要懂得近代史；学习中国史的，不能不了解外国史。他要我搜集外文材料时，不仅是论题那个时代的，还要寻找前后时期相关的资料；不仅找一个地区的，还要有其他地区的，以便比较。他说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互相联系，上一个历史时代的东西保留到下一个时代中来，而下一个时代的事物又是在上一个时代萌芽的、产生的。如1840年鸦片战争把中国社会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近代开始时，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它并不能斩断历史的连续性。又如俄国十月革命是现代世界史的开端，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领导革命斗争，缔造苏维埃国家后，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不能因十月革命划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忽视列宁毕生革命活动的某个阶段。他又形象地说，时代的划分，不能像快刀斩乱麻，那是割不断的。先生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历史科学就是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原因。
他说的比证，不是把历史上的事情作简单的类比，而是把某一个阶段的历史、某一个历史事件，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放到全部社会历史中，考察出它的特点，确定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从而找出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如他研究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性质，通过考索满族与明朝政府的关系，满族受先进民族汉族的影响，满族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发展变化，满族首领努尔哈赤思想意识与封建领主思想的关系等问题，即是进行了“比证”，从而对满族社会发展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作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在封建制的初期，它的封建化是以后逐步深化的，逐步上升的。唯其是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所以它在入关后，能够不同于明朝的腐朽统治，而在祖国各民族通力合作下，对祖国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它在初期，除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农奴制集体生产，还有奴隶制生产的残余；同时也还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前一历史阶段残余的存在，为后来的历史阶段所承认，它已经不同于原来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处在大国内的少数族，受到周围的影响不同，它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当然其中有一种是为主的，最后逐渐趋于划一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性质的标志。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符合多数民族的一般发展规律的。”
由此可知，先生的比较研究法，实际是对历史进行发展的辩证的研究，是科学的方法。
毅生师教给我们学习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更给出许多历史见解、对历史事象的具体观点。他对明清两代的历史地位，这个时期的若干重要事件、人物、制度，作了精辟的论证，至今影响着历史学界。对我个人的教益之大，以致一时很难说清，这里仅仅提及印象最深的几点。
60年代初，毅生师给我们讲《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特辟一节讲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问题，发表了我在标题中所表现的观点。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为见先生的完整观点，特录他的讲话如下：
1840年以前的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可以叫作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社会因素尽管很微弱、散碎、细小，但它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挑战，一定程度上冲击它、分解它，因而引起封建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乃至上层建筑的某些变化。这就不同于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了，可以说这是旧制度缓慢地向一个新制度蠕动的历史时期。根据这种社会状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作封建社会晚期。还应看到，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封建社会的矛盾虽然越来越尖锐，封建制的危机很严重，但还没有到行将瓦解的程度，还不可能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恰在这时外国资本主义横闯进来，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社会没有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仅仅是在孕育之中，还没有到诞生的时候，更说不上取代封建制的时候，这个时期的社会，不能叫作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封建社会也没有一个叫作“末期”的时期，晚期和末期，不是两个词的差异问题。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这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时代的特征，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才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在习惯上也可以称之为后期。盖后期一词，包含封建制从衰败走向灭亡的全过程。中国封建制的后期只有它衰落的一段，而这一段与我们所说的晚期相一致，在这里它们成了同义词，反映同一历史实际。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末期”，有的学者不赞成这个说法。他们甚至说这种观点是封建社会万古长青论。这是一种误解，也是曲解。人类的社会历史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本身的历史特点，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或者没有经历社会发展史上的某一个阶段，要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实际中寻找答案，而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史的模子去衡量它、塑造它，以至制造违背历史真实的假说。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有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径直进入封建社会，而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有的国家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个别民族（主要指一个多民族国家内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跳跃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至于某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发展阶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进程不尽相同，也都各具特色。以封建社会史而言，西欧诸国领主制时间很长，领主制一经破坏，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不然，地主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两者差异甚大。因此，既不能以中国封建制的模式去勾勒西方封建制，同样也不可以西方封建制的进程，要求中国封建制与它有相同的步伐。中国封建社会尚未发展到末期阶段，我们就如实地说没有末期，何必非要按模式去臆造末期！说没有封建社会末期，同封建社会万古长青论毫不相干。万古长青论是说这种社会制度优越，没有内在矛盾，或没有不可自行克服的矛盾，因而赞美这种制度可以万古长存。说没有发展到末期，只是说这个社会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这个社会行将崩溃的程度，即还没有走到它的最后阶段。这是对历史作科学的分析。与美化和宣扬封建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
先生主张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力辟末期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立一家之言，是一种创见。先生的观点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把明清史放在全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来考察，抓住这个时期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观察到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某些变化，即看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同时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是极其微小的，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动，更谈不到封建制的解体。这个论点的提出很重要，这是对一个时代的总观点，由此影响到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所以说它是一个基本观点，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1840年以前的明清时代的特点，在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纯粹的封建制时代就结束了，因此1840年以前的清代，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封建末世，如讲到顾、黄、王，有人就说是封建末世天崩地解时代的思想家，讲到《红楼梦》，就有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之说，如此等等。在这里，“封建末世”，如果作为文学的语言，虽然不见得是科学的，用之亦未为不可，若以之论断历史，就值得讨论了。我认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人接受毅生师的观点，晚期说日益深入人心了。我自己坚信先生的论点。我想，直到清代前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可以作局部调整的，封建制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如果不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它还会延长一个时期，才会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壮大的条件下发生巨大变化，才会进入它的末期，我也以此观点，形成对清代农村阶级关系史的研究论文。
毅生师在前述《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分期》和《清史简述》中，都把本标题作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加以描述。他认为明成祖为巩固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朝首次把贵州划为行省，在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巩固多民族国家是有成效的。但明朝的成就比起清朝就相差得很多。他高度评价清代在这方面的建树，在《清史简述》中写道：“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固有疆域的奠定；第二，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第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密切和巩固，特别是边疆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对中央的向心力比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他着力说明我国疆域的明确和巩固是清代的事情，清朝的政策使边疆少数民族向心力加强，因之值得肯定。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遭到汉人持续不断的、时隐时现的反对，它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没有被正确地理解，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毅生师就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对清朝的肯定，是符合于历史实际的，是科学的观点。
辛亥革命是以反满为号召的，清朝后期的反动统治也应该被推翻。清朝灭亡后，人们从清朝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痛斥它，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也是很自然的。那些迎合小市民口味，专以满族某些民族习俗诋毁清朝的人，甚至不惜捏造历史的人，虽情有可原，但他们的观点是不对的，总不应该让它泛滥。孟森先生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个别问题上作了辨析。毅生师在清朝灭亡半个世纪之后，比较客观地评定清朝的历史地位，指出它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贡献，是把握了清史的基本特点。我听先生的讲课，学习先生的著作，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认为应当高度评价清朝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中的作用，要对与此有关的制度、事件、人物作相应的评价。我甚至想，清代历史的分期，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关系，尤其要考虑北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忽视这一点，将很难说清清朝历史。
毅生师在《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中，列举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摊丁入亩的实行和军机处的设立，即属于雍正朝的两件事。在《清史简述》中开出清史上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朝的也是两件，一是与前相同的摊丁入亩，再一则为严禁天主教士活动，驱逐他们于澳门。雍正时期在1368—1840年的近五百年中只占十三年，却有两三件要事，从而引起毅生师对它的高度关注。先生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取消了人口税，也反映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从而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于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他还以这一事件，作为划分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线。先生对雍正本人也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认为雍正和康熙、乾隆“是三个好皇帝”，他在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都是他亲手批的，没有印行的还很多。他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作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先生对雍正时代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我从听基础课时就接受了先生的分析，此后随着对清史了解的增多，愈益认识到对雍正时代历史深入研究的必要，因而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没有毅生师的启蒙，我大概不会在这方面下功夫。
毅生师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教学和科研方法，其丰富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些科研的题目。我的回忆是琐碎的，认识是零散的，而且主要是从初学者的感受来写的，尚不能反映先生的卓越成就于万一，心惭而惶恐。不过它能表示我继续学习先生的著作、吸收先生学术遗产的愿望，并以此就教于了解先生的学者、同窗、朋友。
（原载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另收入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