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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56年听毅生师讲课，随后从师读研究生，学习明清史，在老师指导下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直到1981年老师仙逝，历时26年，我从初学者到专业工作者，是老师看着走路的。当老师执教60年庆祝大会时，我就发了言，并写出《从学琐记——庆祝郑老任教60年》的记叙文
，老师仙逝后重写《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
，并和杨志玖师共同撰写《〈探微集〉述略——纪念郑天挺先生》
，1985年为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撰《郑天挺》一文，1988年3月于《人民日报》撰文《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次后写《关于郑天挺教授教学和研究的点滴回忆》
。毅生师不仅是我的老师，他的人品和学术成就更是我国当代史学的宝贵遗产。今天当他百年冥诞之际，我不拟再作追念式的回忆，以免重复过去的文章内容，而想在那些之外，继续思考他留给我们的学术财富，现在认识到三个方面，胪陈于后，聊表我缅怀毅生师的真挚心情于万一。
毅生师在北京大学教学、工作30年，担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同时出任北大秘书长、历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以及包括北大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总务长。在北大的历史上，他的行政工作和教学，都是有口皆碑，了解他的办学思想和为人者，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重要的负责人，非常杰出。他的行政工作是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和总务，对外代表学校与官方及社会联系。他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关心尽责的热诚，常常超出职务范围之外，如帮助学生实现半工半读，给生病而又贫穷的学生安排住院治疗，主动给学生介绍工作，写信托人关照毕业生，为教师安排住房，兴办单身教师的食堂及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的食堂。除了这类庶务，在下述一些事情上更令受惠者、与事者追忆，写出回忆文章，今就耳闻与寓目的资料列举数端：
1933年北大和北平各界市民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举行安葬仪式，毅生师参与操持，并在会上代表北大致悼词，其时为李大钊刻墓碑，毅生师同北大一些同仁都捐了款，并署了名。为安葬会顺利举行，碑石埋于地下，令当局找不到借口进行破坏。送灵车上只有数人，而毅生师为其一。
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时，北大有学生和教师五人被拘捕入狱，九人受伤，毅生师与教务长樊际昌同去协和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同时代表学校，向北平市当局提出交涉，经多方努力，当局同意无条件放人。毅生师亲自去监狱接人，被捕学生开始不知情，以为狱方叫他们出牢房是要提审，原来是让出狱，走到门口，看到毅生师在等着他们，接他们出狱，其时他们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1947年北大学生组织起来，筹建孑民（蔡元培）图书馆，收藏和借阅进步书刊，找校长胡适要求图书资助和给予必要的器具及房屋，未得允许，及至找毅生师申请，毅生师不事声张，默认学生原已借用的一间屋子，并令人去室内多安了几盏电灯，增加照明度，还送去一些书架桌椅，使孑民图书馆得以迅速开馆，供学生阅览。
1948年4月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为压抑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会议决议加强“剿总”职权，政府对大学生进行军训，以便钳制学生思想，毅生师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给在南京开会的校长胡适拍电报表示不满，实即希望胡适能在会上发表反对意见。他说北大有自由批评的传统，向为外间注意，如若用军训等措施抑制这一传统，北大将难以办好。他的这份电报内容，收于《胡适来往书信选》
，读者不难找到。
1948年夏天，北平当局以“共匪嫌疑”之罪名要逮捕北大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学生，名单为毅生师获知，他巧妙地通知名单中的学生出走，其中的史学系学生戴逸时因放假回家乡江苏，毅生师还特意写信给戴逸之父，要他注意阅读北方的报纸，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不必回校，因为北平的报纸已经刊登了通缉包括戴逸在内的新闻，毅生师的信是暗示戴逸藏匿。于是12名学生全部安然无恙，而毅生师则冒着被当局迫害的危险。
毅生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护和营救学生，反对迫害学生，为死难的教师营葬？他不是共产党人，也未表示信仰共产主义，那么他是在什么思想主导之下做的这些事情呢？戴逸教授在《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一文中作了极其中肯的说明。他说毅生师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诿的职责”。毅生师表示：“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
可知，毅生师的主导思想是保卫学术自由。这当然要从北大的自由传统说起。
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校长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胡适等校长继续执行，使北大成为充满自由思想的学校。40年代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而又回国任教职的邓嗣禹教授说“北大有民主作风”，在一些方面比美国大学还民主。他见到向达教授当着众人面责问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
这样既有合理性又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责难，胡适只是作一点辩解，而没有压制向达，可见北大的民主程度。北大的学生在这种自由空气弥漫的校园里，思想活跃，关心国事，希望国家独立、富强、进步、民主，成为北平民主运动的重心。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是说学校是自由进行学术研究和学习的地方，将学校、学术与政治分开，学校不是培养官僚的处所，故学生应改变为做官而上学的目的，同样，教员是为教书，倘若想做官、经商，就不要在北大做教授。1946年6月校长蒋梦麟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北大教授以既做官就不能当校长反对他，迫使他辞职，由胡适继任。北大不培养官僚，而以培养自由进行学术、自由评论政治的人才为其特色。
毅生师担任学校主要负责人二十余年，如果同校方的这种主导方针不吻合，不可想象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这么多年。事实上，他说：“大学有其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
这是重复蔡元培的话，是讲的北大传统。他的理念，学校是学术自由的场所，学术是与政治分离的，研究学术的学校不是政治场所，也就是说，学校脱离政治，学术脱离政治，反之，政治不能干扰学校，政府不能干扰学校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教师、学生的教学和学习，以及学术研究。正因此他反对军警进入学校逮捕学生，对学生中不同信仰者和各种学术见解者，以及他们的分歧、冲突，视为“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
。他营救学生，保护学生，反对军警到学校抓人，是维护学校学术自由的天地，维护北大的办学方针，诚如北大校友吴相湘教授所说：“当时担任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禀承胡适校长意旨，冷静缜密处理一切，明确规定：绝不交出一名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充分表现出大学独立自由的尊严和郑天挺本身高度的责任感。”
因此，我认为毅生师在北大二十余年主持校务行政，是忠实地、全心全意地贯彻北大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他说如果军警真的要进入学校，他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能作这样的表示，表明北大的教授和他一样信仰学术自由，都能以不怕丢掉饭碗（辞职）捍卫北大的方针。这说明毅生师不是孤立的，他能代表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
毅生师执行北大办学方针，与自身思想认识上的认同相一致，是他高度的敬业精神，将营救、保护学生看作是作为校方负责人的责任，因为人家将子弟送进学校，就是相信学校，学校就有保护之责，如果学生被捕入狱，如何向家长交代？为了维护学生的安全，他不顾自身的安危。这种强烈的敬业精神，产生高度的责任感。营救学生，也反映毅生师是非分明。他说不满现状的人，可能“最爱国”，以奸宄视之，岂不冤枉好人。④由此可见，毅生师极具正义感，对学生充满爱心。
总之，毅生师在北大为革命者营葬，营救、保护学生，满足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是忠实执行北大“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实现他的“学术自由”的理想，反映出他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正义感。他为北大的“学术自由”尽了心、用了力，是北大的功臣。1999年9月1日，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举办毅生师百年冥诞纪念会，说明他活在人们的心中！毅生师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爱国对于毅生师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事。他有思想、有行动，体现在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和教学活动中，而且成就卓著。
1907年，8岁的毅生师在北京入小学读书，同学中有广东香山人杨健。当时由于葡萄牙侵占澳门，澳门原来是香山县辖境，两地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许多香山人印了不少的图片，反对葡萄牙侵略行径，杨健将图片给毅生师看；还有一位福建惠安人庄绍祖，他的亲友有许多华侨，传来了不少反满的言论。这两件事在毅生师“幼小的心灵中，印象很深”
。那时他虽然不可能理解多少革命道理，但是埋下爱国思想的种子。1911年，即辛亥革命这一年，12岁的毅生师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这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担心中国将被瓜分，年轻人尚武，学军事，准备保卫祖国的本领。顺天学校高年级同学发动课外军事训练，称为“兵操”，毅生师参加操练，因为年幼，背不动枪，只是随队走步。那时学生、知识青年、一部分士大夫爱国热情增长，形成某种社会气氛，年幼的毅生师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受长辈和学长的感染，自发地萌发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对16岁的毅生师刺激最大，印象最深。社会上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日货，毅生师与爱国者一样不再购买日货，他同表兄、留日归国的张耀曾一同去西郊玉泉山游玩，张耀曾在塔上题诗，谴责袁世凯卖国，他在友人的带动下，更加增强了爱国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毅生师，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和同学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表现出反帝爱国激情。这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又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福州的学生游行抗议，北京的福建籍学生起而响应，组织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毅生师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到街头演说，宣传不买日货，并举办游艺会，学生联合会进行募捐筹款。在该会《闽潮周刊》上，毅生师用“攫日”的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毅生师结束学生生活以后，当然不再直接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但改换方式，拿起笔来进行。1922年他在法权委员会工作，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对帝国主义在我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侵略行径予以揭露和谴责，主张撤废这一权力。这是毅生师第一部学术著作，恰是反帝爱国的内容。这自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他自幼即具有爱国思想的必然表现。
在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抗战，那时日本在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制造“满洲独立论”的谬论，毅生师为了驳斥敌人，写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年）、《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年）等论文，用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三族的血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指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
给敌伪制造的谬论以狠狠的抨击。
毅生师不仅在学术上批判敌伪谬论，更以民族气节作为衡量人物的基本标准，哪怕他是师生朋友，也不例外。七七事变后，北大的一位学生因肺病不能追随毅生师南下，毅生师要他病好后赶快去内地复学，特别告诫他：“要注意出处大节，不要当汉奸！”
可以设想，他是怕年轻的学生一时糊涂给敌伪做事，而预先加以教导。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文化汉奸周作人，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向南京政府高等法院上书，为其说情，有人要毅生师签名，毅生师认为：周作人虽然是我的老师，过去亦时有联系，但“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遂拒绝签名。
于此可见毅生师是多么看重民族气节，对丧失气节者绝不宽恕，是非分明，大义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毅生师的爱国精神继续发展，深入到教学和研究领域，“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向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53年，他根据古代史籍中有关石油的记载，批评中国无石油的说法，为我国发展石油工业提供一些历史根据。
毅生师的爱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更是亿万爱国者中的一个典型。爱国观念、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两宋以来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为两宋，是热爱以汉族为中心的爱国观念的真正形成期，明清之际使这一观念有所发展，这时主要是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维护汉人建立的王朝，热爱汉人君主的国家；二是清朝末期19、20世纪之交的年代，以反对满人君主为主、兼顾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潮大兴，因中国受列强侵略，清朝政府屡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面临灭亡或被瓜分的危险，爱国的人们既痛恨外国强盗的侵凌，又愤懑于以满人为主体的清朝政府的无能，于是进行反清革命，提出爱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即以汉人反对满人的清朝统治，在推翻清朝之后，建立民主国家，全力对付外国强盗。辛亥革命理论家章太炎是此种论点的倡导者之一，他说：不打倒清朝统治，中国就不能独立，“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而推翻清朝，建设民主政体的国家——“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
三是20世纪10—4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人的共识，将爱国发展到新的高峰。清朝灭亡之后，时代的任务，不少人说是两个，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消除军阀割据统一全国；或者说是三条，就是加上一个革命。无论是两点、三点，反帝是首要任务。这时人们对国家的认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明得多。过往爱国基本上是爱汉人之国，而且是君主之国，这时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爱国是爱多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比古代范围广阔得多，内涵深刻得多，换句话说，这是以中华民族的团结号召国人爱国，去对付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比我们文明先进的帝国主义强盗。
但是，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革命先驱对民众的爱国表现常常是不满意的，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因此中国人愿意为家族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
梁漱溟甚至认为：“在中国宁为众多家族和合相处的一大社会，而不真正是一个国家。”
孙中山是就辛亥革命前后的历次革命事件中的民众表现讲的，梁漱溟则是就近代国家的水准论述的，他们要求甚高，但是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爱国认识大为提高，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才能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内涵的深刻、热情的高涨是前所未有的。
前述毅生师的爱国是与生俱来，就是指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笼罩在爱国气氛当中，给人以爱国思想和感情，而帝国主义的每一个侵略行为，都刺激中国人爱国热情的高涨。毅生师从小耳濡目染外国的欺凌，通过一个个事件，提高了认识，积聚了丰厚的民族感情，立志为民族的解放与兴盛而奋斗，这才有他的走上街头，参加五四运动和“闽案”斗争等等活动，因此说他的爱国与时代的爱国精神相一致，是时代的产物，同样，从他身上体现了时代的爱国精神。如果仅仅说到这里，是只看到事情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表象，因为毅生师的爱国有着他的特点：第一是持续性和一贯性，他的爱国是始终不渝的，终其一生，即在先追求民族解放，其后期望国家富强；第二是务实性，不仅表现出爱国激情，一时的示威游行和拒买日货，而且进行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撰写《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著作，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及为其辩护的谬论；第三是传播爱国思想，他不仅自身倾力爱国，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的教育，他富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文论，无疑还会感染他的读者。正因为他有着这些特点和业绩，说他是爱国者的表率，是不过分的。
毅生师是教育家、历史学家，一般说来，一个人身兼二任是很难样样都做好的，因为做教育行政工作，占去了精力时间，势必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成绩，因此一般人很难兼具这两个头衔，毅生师做到了，而且还达到楷模的境地，对今天大量的“双肩挑”教师或其他类似的工作者来讲，不无可借鉴之处。
在北京大学时期毅生师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前已说到，在南开大学，他出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其他社会兼职甚多，不必胪列。北大、西南联大、南开的行政事务，特别是北大事务的殷繁，耗费毅生师的精力太多，可是他一样教课，而且所开设的课程门数相当多，前后计有：国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清代史料、历史研究法、元明清史、中国近代史、隋唐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20余门，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以中国古代史为多，在这个范围内，上起魏晋，下至明清、近代，旁及专题史；再一个领域姑名之为文献学，包括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此外是历史研究法，古代地理学，文字学。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专职教师，恐怕也不容易开设出这么多领域的这么多课程。
教学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挤”，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一分一秒地争，用到备课和学术研究上。毅生师讲到抗战前的备课情形：“当时每天行政事务冗杂，占去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只好利用晚上从事备课和进行科研工作。”这时他讲授古地理学，在晚上编写出《古地理学讲义》；讲授校勘学，为配合课程实习，“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假日亦不间断”。他在教学的同时，还使用校勘学的方法，写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张穆〈鞨斋集〉稿本》等论文。
真是行政事务、教学、科学研究三不误。作为毅生师的学生，每次去他那里请教，都见他或伏案写作，或读书查阅资料，或排比资料卡片，无有闲时。有一次见他在复写论文，我看着费劲，问他为什么不让别人抄写，他说为的是边抄边作修改，还是自己复写好。他是挤时间，力求提高科研质量。
毅生师为了教学与学术，宁肯不续弦。毅生师38岁时，师母仙逝，他痛苦万分，难以解脱。后来友人多次劝他续娶，他因见一些朋友重建家庭后带来的矛盾和不安，影响精力，决定不再结婚。为此他说：“一定要以学业为重，决不以家事干扰自己的事业。”
学业、事业为重，生活为次，牺牲了许多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从而赢得一些时间，从事教学和研究。我们今天拜读毅生师的著作，就是他这种牺牲精神所得的成果，从中我们也感到他牺牲的代价太大，令我们对他的敬仰来得更加浓烈。记得在1981年的一天晚间，我去看望刚从北京回来的毅生师，他说任继愈先生对他说，他有两件事做得对，一是行政事务无论怎么忙，都能坚持教学与研究，二是中年丧偶不再续弦。在言谈中我感到，毅生师有一种知己之感、欣慰之感。就我的记忆，毅生师从未在我们学生面前谈自己的家事，特别是私生活，这是唯一的一次。任继愈先生所说极是，他是非常理解老师的，毅生师的知己感大约也正在这里。任继愈所说的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唯因生活上的牺牲，有益于赢得时间、精力去进行教学与研究。当然，在做行政工作时，要能教学，得有从事教学的强烈愿望和毅力，没有这种意识和毅力，就会在琐务缠身中不去捕捉可能利用的时间，就难得有学术的成就，特别是像毅生师那样的卓越成就了。行政事务与教学研究双收获，这是毅生师留给后人的一项宝贵遗产，对“双肩挑”者尤其如此。
（1999年8月29日写于顾真斋，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