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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共同举办纪念大会，令我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99年9月，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的话，他说郑天挺先生“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而他一生最精彩的岁月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对于南开大学，带来最成熟的学术，从而培养出有自家面貌的南开史学风范和传统”。两个月后，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宁可先生接着何芳川教授的话说：“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有今天的强大阵容，而且很有后劲，是出于郑天挺先生的造就。”两位史学同仁的话，可以说给郑天挺先生作出定评，那就是：郑天挺先生是杰出的史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他成就了我们今日的南开史学，我们缅怀他，就是怀念恩人，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当然，我们纪念他，更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研究、教学和办学的事业，继承和发扬他可贵的敬业精神。
郑天挺先生，1899年生于北京，字毅生，号及时学人，福建长乐人，出身教育世家，他的父亲郑叔忱先生，是晚清进士，历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即北京大学教务长），他的母亲陆嘉坤女士，是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教务主任）。1920年，郑天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次年参加厦门大学筹建工作，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毕业后在母校担任教职，一度南下，就职于浙江大学，1930年复回北京大学，直到1952年离开，先后在北京大学工作近三十年，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且自1933年起兼任秘书长，西南联大时期兼任总务长。在学校行政和教学中，他秉承自蔡元培校长以来历任校长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特别坚持“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在七七事变之际，在北平和平解放之时，北京大学校长不在学校，郑天挺先生挺身而出，与学校共存亡，被学生自治会誉为“北大舵手”。事实表明，他确实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北京大学，是北大的功臣。
1952年，郑天挺先生奉调南开大学执教，先后就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长、顾问。郑天挺先生对南开大学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希望将原来阵容并不强大的南开历史系，办成“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办成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他总结各校历史学系的特长，认为：“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西南联大录取新生是很严的，总得有一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办系以最有名的大学为追求目标，向往高品质的学系，要达到并驾齐驱的境地，既不虚夸先进，也不落后于人。抱负如此，郑天挺先生就和副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教授、党总支书记魏宏运教授等通力合作，从多方面去落实，去实践。他办系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我认识到的是：
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重在青年教师的培养，办法有三，就是老教师指导青年教师，青年教师听老教师的讲课，帮助看学生作业，进行课堂辅导；派遣青年教师到有专长的学校进修，如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高学历青年教师，鼓励他们在本校本系和外校攻读研究生课程。经过多种方式的培养，师资素质大为提高。他不仅为南开大学培养青年教师尽力，还致力于全国性的青年教师培训，如接受教育部委托，于1979年在南开大学开办明清史进修班，帮助全国各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明清史教学与研究人员成长，成为骨干力量。
强调教授开课，特别是讲授基础课。郑天挺先生本人身体力行，《中国通史·明清史》和《史料学》是他的保留课程，经常开设，直到晚年，仍以82岁高龄，坚持不懈地走上讲台，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留学生、访问学者授课，讲授《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课程。他还主编《明清史资料》上下二册，作为师资培训的教材。他要求所有教师讲课，并且他亲自去听课。“文革”前的历史系，学有专长、学术建树颇富的教师上基础课，他们编著教材，正式出版，如王玉哲教授的《中国上古史纲要》，杨翼骧教授的《秦汉史》，杨志玖教授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等。
创办学术研究机构，有重点地开展史学研究。早在1957年，郑天挺先生创办明清史研究室，成为高等学校最早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之一。在“文革”前，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加强世界史的研究，成立由吴廷璆教授主持的日本史研究室、杨生茂教授主持的美国史研究室，以及拉丁美洲史研究室。郑天挺先生逝世前一个月，为成立明清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与教育部蒋南翔部长面谈，得到支持，即写信让历史系迅速向教育部打报告，惜于他的仙逝而未能如愿。郑天挺先生为反映南开同仁的史学研究成果，倡议创办《南开史学》，亲自题写刊名。1980年创办后，声誉甚好，反映南开同仁研究水平。现在以书代刊，出版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创办十年来，得到学术界认可。办学刊，不仅使本系同仁有发表论文的场所，还吸收外稿，使得南开历史学科在社会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积极参与历史学界的学术讨论，与世界史学同行对话。郑天挺先生为了提高南开史学的素质，也为展示南开史学的实力和提升南开历史系在全国的地位，强烈主张教师参与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并且主办学术研讨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清官、曹操、土地制度等问题，他带领南开史学同仁参加，写作《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关于曹操》等文；倡导举办学术研讨会，如1960年举行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会，邀请北京学者与会，会后由杨志玖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始，首倡召开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于1980年8月主持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中国香港学者三十余人，内地学者九十余人，何柄棣、傅衣凌、王钟翰、王赓武、王德昭、谢国桢、陈国符、刘大年、任继愈、蔡尚思、戴逸、许大龄、商鸿逵、李洵、章开沅、林增平、岩见宏、傅吾康、范德、铃木中正等国内外一大批顶级学者参加盛会。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改革开放之初最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开风气之先的会议。可以设想，假若不是郑天挺先生的大气魄，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次研讨会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史学家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在学术界推动了改革开放方针的实现。研讨会也大大提升了南开史学的地位，我系同仁都是受益者。
开办新专业。1958年，郑天挺先生和同仁倡议开办博物馆学专业，派遣三名教师到北京进修，随即因国内形势的变化，兴办专业的计划搁浅，至1980年，条件相对成熟，再度兴办，由王玉哲教授出任博物馆专业主任，郑天挺先生亲自为专业拟制开设课程计划。这是新时期大学里最早开办的文博专业。今日博物馆专业已经发展为博物馆学系，撰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并且在青铜器、陶瓷史领域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早在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就指出，郑天挺先生继孟森之后，“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而更发扬光大之，其后，毅生师移帐到南开任教，中国明清史研究的重镇也遂移到南开”。他虽说的是明清史研究，其实今日南开大学之中国通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均成为重镇，中国史教学成为教育部的一级学科，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博士点，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有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国别史的博士点，此外，建成教育部与学校共管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这些无不表明南开大学史学阵容的可观和在国内史学界的地位。
下面，我想谈谈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建树和贡献。限于学识，仅考虑了学术研究成就、研究法两个方面的部分内容。
清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郑天挺先生以力作《清史探微》奠定他在清史研究中的开创者地位。他对清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在：（1）清代制度史研究的开启，即对奏章、宦官、包衣、兵制、科举考试、职官、幕府、礼俗等制度开展研讨。（2）清朝开国史和清初史研究，讨论的问题有清朝皇族姓氏源流、皇族血系、满洲统一、开国重要人物多尔衮、清入关前社会性质、清初三大疑案等。（3）强调对清代通史的研治。由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造成清史研究的割裂，郑天挺先生强烈主张对清代历史进行整体的研究。（4）清代历史定位，流行的说法是“封建末世”，郑天挺先生提出“晚期说”，与末世说形成对峙。清朝开国史和初期史，是研究一个王朝兴起的重大问题，制度史涉及到一个时代的基本制度，是基础性研究，从而能够理解一代历史的基本面貌。总之，郑天挺先生的清史研究，是开拓者的原创性研究。可以说孟森、萧一山和郑天挺先生三人是使用近代方法研治清史的第一代学者，是清史学的开创者。郑天挺先生的著作一再重新梓行：《清史探微》，有台湾大立出版社1983年重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本；《清史简述》，有中华书局1980年、2005年两种刻本，对后世影响深远。郑天挺先生关于清代幕客的论文面世后，引发许多学者对这一史事的关注。学者研究到郑天挺先生论证过的论题，必然会引证郑天挺先生的见解。当今学者讲到清史学，必云“孟郑”，总是以崇敬的心情，继承郑天挺先生的学术遗产。
若干断代史和边疆史研究的贡献。郑天挺先生治史主张“博”“精”“深”“求真”“求新”“求用”博通古今，在中国古代史的若干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中都有精深的见解，本次会议赠送的《元史讲义》，以及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隋唐史讲义》《明清史讲义》等，总计约百万字，表明他在这些领域有精湛的研究，是专家。郑天挺先生对古代边疆史地多有研究，如对西南羌族、藏族；东北边疆，特别是努儿干都司、黑龙江、柳条边；西北丝绸之路等。郑天挺先生边疆史地的研讨重在说明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所以他的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的，还能体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我以为主要是实证方法与强调对史料的详细占有，用他的话来讲，是探微的微观研究法。他研讨的问题大多是具体的、细小的，但他绝对不是到此为止，而是“以小见大”，如《“黄马褂”是什么？》一文，通过赏赐黄马褂制度，说明清朝服饰制度和政治制度；又如论述徐一夔作的《织工对》，是关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问题；再如关于清代幕客的研究，开展对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阶层人群的研讨，涉猎的同样是政治史的大题目。讨论的问题虽小，涉及的历史问题可不小。
郑天挺先生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掌握与运用，常说：“详细地占有史料，从中得出固有的结论。”他希望习史、治史者认真研读史书，不可不掌握原始资料，不能空发议论。为此他系统讲授史料学，说明其研究对象、方法、功用，尤其是强调史料评判，去伪存真。他是明清档案的最早整理者之一，他指出档案是第一手史料中之第一手史料。他为档案史料和其他历史文献的整理，真正是不遗余力，主编出版两种档案资料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952年）、《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年）；他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2、3、4、5、6、8册和近代史册，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五种，都是为大学生基础教育、领进门、打基础制作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郑天挺先生主持点校的。在郑天挺先生指导下，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编辑出版了《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
郑天挺先生的重视史料，为他的同事和学生所继承，新成果不断问世，如享誉学林的杨翼骧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编年》；魏宏运教授主持华北农村调查，出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等书；陈振江教授参与义和团运动史料调查，出版《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与日本学者合作调查，出版《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文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集》；杜家骥教授和我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编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等。我还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的史料学专著。历史是不能重新实践的，历史资料是记录其轨迹的，所以说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郑天挺先生正是以这种认知，强调搜集历史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处理，从而叙述历史，去接近真实的历史。所以搜集与研究历史记载，就如同历史实践，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可靠方法，郑天挺先生的研究之路，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总之，郑天挺先生是清史学创立者之一，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杰出贡献的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
最后，我想谈谈对郑天挺先生的纪念与继承的关系。
我们经常纪念郑天挺先生，缅怀分两个方面，即召开纪念会和编辑出版有关他的图书。1981年12月底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追悼会，1982年初中国社科院和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同年天津市社联与南开大学联合举行郑天挺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1989年南开大学纪念他九十诞辰，1999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郑天挺教授雕像揭幕仪式暨纪念郑天挺（1899—1999）诞辰百年座谈会，并出版《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此外编辑出版的有：《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0年），《郑天挺学记》（1991年），《郑天挺先生学行录》（2009年）等。
今天纪念郑天挺先生，继承与发扬他的治学精神和办学精神，我以为要点在于：
第一，热爱教育事业，进一步加强敬业精神。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办好历史学院，不自满，不能停留在现有成绩上，不进则退，时时刻刻要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如何保持我们的优势学科点，如何改变我们在一些学科点上的后进状态；二是教师以兢兢业业态度、爱护学生的精神，认真教学，上好基础课，像郑天挺先生那样言传身教。
第二，发扬朴实学风。南开历史学毕业生，被外界评论为知识扎实，我们南开人深受鼓舞。扎实，是说知识量大，知识掌握牢固，做学问实在，这是郑天挺先生和系院教师共同努力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学风不能散失，需要在基础知识方面加强对学生的训练、引导，学历史，如果不像郑天挺先生教导的那样认真阅读原始史料，则不可能将专业知识真正学到手，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史学工作者。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一旦丢失这种学风，南开史学将名存实亡。加强基础知识的教育，想方设法让学生大量阅读原始史料，掌握史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出合格的史学人才。
第三，成功地协调行政工作与教学研究工作。郑天挺先生身兼秘书长、总务长、系主任、副校长等行政工作，而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行政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科学地支配时间，挤出时间，坚持教学，坚持研究。当任继愈教授就此赞扬郑天挺先生之时，郑天挺先生认为是知己之谈，欣然接受，他不是自满，是因繁忙的行政工作没有太影响他的教学与研究，而感到欣慰，为友人、学生能够理解而欣慰。他的行政工作、教学研究齐头并进的经验，值得有同样情形的学者借鉴。
（本文系2009年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的主题演讲词，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郑克晟、李治安、常建华、孙卫国等教授的帮助，特志，以表谢忱，2009年9月9日。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编《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