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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录文章93篇，依据冯先生的分类，为九组。以下分组介绍。
这组文章较多，可以细分为写导师、上课老师、前辈学者、同事、同辈学者、编辑等不同的类型。
冯先生十分敬仰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教授，致力于恩师的研究以及往事回顾。收录的5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郑天挺先生。《探微治史 泽被学林——郑天挺先生办学、治学精神常青》一文，收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编《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总结了郑先生作为系主任办系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资培训；强调教授开课，特别是讲授基础课；创办学术研究机构，有重点地开展史学研究；积极参与历史学界的学术讨论，与国际史学同行对话；开办新专业。指出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建树和贡献：清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若干断代史和边疆史研究的贡献。认为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与强调对史料的详细占有，是探微的微观研究法。最后指出继承与发扬郑天挺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办学精神：热爱教育事业，进一步加强敬业精神；发扬朴实学风；成功地协调行政工作与教学研究工作。
《景仰历史学家、教育家郑毅生师》一文，收入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认为郑先生的学术财富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北大贯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爱国思想是时代观念的体现——爱国者的表率；学人教务、教学研究双收效的楷模。《学者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一文指出：郑天挺是现代清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是始终不渝的爱国者、敬业的教育家，处理行政与教学研究兼顾。《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收入《郑天挺学记》一书，分为问学二十五年、精读一本书——初学者的入门良方、全面占有史料与史料批判、论文选题与搜集资料、比较研究法五个部分，展示了郑先生教书育人的具体情况，弥足珍贵。
《回忆郑毅生天挺师》一文侧重谈了冯先生与恩师郑天挺先生交往的若干事情，描述了郑先生的性格、生活往事、教学态度以及治学特点。如50年代大学课堂郑先生讲课比较慎重，对于冯先生提问的涉及政治敏感的问题保持缄默。郑先生十分尊重别人的学术劳动，对于学生也是如此。郑先生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态度谦虚，治学严谨，考证精深。他备课认真，生活简朴，有收藏折扇的雅好，对爱情更是专一。冯先生的介绍，使我们看到了更多郑先生的为人处世以及生活情形。冯先生还谈到了他与恩师的因缘，因热衷实证史学，1958年末“拔白旗”运动中，在学生的批判性漫画中，师生同时出现，一个是“资产阶级”学者，一位是“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郑先生逝世之日，也正是冯先生看望病重老师之时，或是冥冥之中天意的安排吧。
纪念上课老师的有一组文章，以《我的南开老师》为题，追忆了向王玉哲、谢国桢、辜燮高、黎国彬诸位教授从学的经历，此外，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则以专文的形式另外追忆。《重温与新习伯伦师的学术宏论》收入《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纪念文集，回忆起雷海宗先生在讲课内容方面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破除欧洲中心论，二是塞其提人的生活史和服装史。并就学习雷先生《中国的家族制度》《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二文谈了对于生态环境史和家族史的理解。
《缅怀吴廷璆师》追忆了吴先生爱护学生、重视友情的往事。《缅怀勇于追求学术真理的杨志玖师》从两方面回忆了杨先生的士人风度，极其可敬的坚持追求学术真理的学风，平实中不乏风趣的授课与演讲，视杨先生为第二恩师。《缅怀生活多姿多彩的史学史大家杨翼骧师》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老师精湛教学及其方法；史学史“大师”；称我为“贤弟”；爱好广泛的有情趣的人生；历史系文献学硕士点因我而遭到周折。《缅怀杨生茂师》评价杨先生为人：“视名利如弊履，无所追求，所好者就在‘学问’二字上。”《缅怀来新夏师，学习他“不搁笔”的治学精神》一文，回顾了来新夏先生往事及与其交往，赞誉来先生勤奋的治学精神。
对于前辈学者的尊重，体现在以下两篇文章。《感念何炳棣先生》写听到何炳棣先生仙逝，感到对何先生“愧疚”，其原因一是愧对他想加入南开的托付，一是愧对他的奖掖。读后感到冯先生的君子之风。韦庆远先生与冯先生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敬悼韦庆远先生》回顾了与韦庆远先生的交往。
冯先生为人真诚、热情，与同事相处很好。世界史专业的冯承柏教授逝世后，他写了《怀念承柏兄三事》收入《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所记三事为：商讨社会史；请教电脑问题；一起游泳。刘泽华教授与冯先生是同龄人，前后脚留校入职，长期共事，是南开中国古代史专业两位杰出的学者，他们互相尊重的君子之交，成为我们的楷模。《深情怀念好友泽华》追忆了他们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往事，还就刘先生为教师呼吁、爱护学生、遗作等事发表了看法，让读者体会到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辈人的相处之道。
同辈学者。挚友陈捷先教授逝世，冯先生不胜悲伤，《缅怀好友陈公捷先》详细追忆了二人从钦佩到成为好友的过程，和捷公的学术交流往事，捷公的勤奋治学精神和杰出成就，感情真挚，读来令人动容。
学者的交往圈中少不了编辑，冯先生著述等身，自然和编辑多有交往。冯先生非常尊重编辑，记得有一次冯先生对我讲：两位出书结识的责编都中年早逝，他们对书认真负责，行业压力大，很可惜。我感到了冯先生与编辑结下的友谊，冯先生《深切怀念张继红女士》回顾了因出版《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与责任编辑张继红交往的事情，呈现出作者与编辑的互相尊重。
师生真挚情谊。家骥兄与我是冯先生招收的首届研究生，冯先生至退休前共招收了3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师生之间情谊深厚，相处融洽。外界对此也有认可，邀请冯先生就师生关系作文，和读者分享。于是先生写作了《独立治学能力的培养——我和学生的真挚友情》一文，指出是纯正求学目标与纯正教学职责让我们师生走在一起，注重培养具有独立治学能力的人才，师生间互相尊重，结下真诚的友情。先生的行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国际著名清史学家、满学家、文献学家陈捷先教授，与冯先生结下深厚友谊，学术交流甚多。二人都是扬州人，共同在家乡举办学术活动，出版有关扬州的学术论著。《论扬州历史特点》是《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先生百龄冥诞纪念论文集》的序言，就扬州的时尚与文化发表见解：“一部扬州史，愚以为最主要的是该地商品生产、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史。”并介绍了文集组织者陈捷先教授的学术活动。《祝陈捷先教授八十大寿》是冯明珠主编《盛清社会与扬州研究》之序，盛赞陈先生退休之后仍“穿梭于海峡两岸，继续学术研究事业，进行三方面的活动：一为潜心写作；二是推动学术交流；三是办学。”特别是谈到陈教授是颇有“叱咤风云”味道的权威学者，他对于学术的事功甚多，与冯先生交往频繁，为南开历史学热情助力。书序情意满满，令人感受到学者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友谊。
冯先生热情为学界晚辈写序，予以奖掖。有关社会史的两篇，为李泉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所作的序，肯定了编著者对于中国社会史教材编写的尝试。《跨学科研究的可喜成果》是为小田著《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所作的序，认为该书成功地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法；“在神圣与凡俗之间”，这是小田对江南庙会提出的新颖、系统、可信的见解；值得倡导的“主位观”；由庙会看农村近代化之路；着力于材料的搜集和考订。冯先生特别就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谈了自己的看法：“本土化仅能将外来理论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西方理论仍然被摆在某种‘指导’位置上，不得不运用它，所以并没有彻底甩掉西方中心论的阴影。现实需要我们比本土化前进一步，我们要产生本土理论，从本土的历史、现状中找出本土文化的特质，从文化学术方面为世界多元文化做出贡献。本土文化理论的产生，当然也要参考、吸收外国的有益理论，但既不是以它为准绳，也不是必须拿它作参照系，更多地是作出比较性的研究。”这些看法我以为是很重要的。
有关明清史的也是两篇。《开启书写一日历史文体之先河》是吴十洲著《乾隆一日》之序，先生认为此书的写作是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史书体裁的尝试；内容的选择，别有情趣；利用档案史料有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该书需要改进的地方。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新版，冯先生又作“补白”，就书籍的图文视觉史料谈了看法。《历史剧创作新阶段的标志之作》系刘和平著小说《大明王朝1566》代序，特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塑造个性鲜明的各类人物、高素质的文化品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敬业精神是创作的成功之源五个方面评论该书，赞誉有加。
冯先生为学生写的序最多，除了文集其他卷收入之外，本卷收录7篇。《开人心智的高品位之作》是为孙立群著《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所作的序，肯定了该著对历史知识传播途径可喜的拓宽，及解读“政坛双星”的成功对后人的启示。《从宗族与婚姻形态理解汉代皇权》是为阎爱民著《汉晋家族研究》所作的序，认为该书立论宏博，从家与族的关系、家族发展状态、婚姻形态等方面进行了汉晋家族史的整体研究，不仅使人理解了西汉太后专权和两汉外戚擅权的历史现象，而且提出了汉晋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时代，即清除了原始婚姻习俗，取代了家族的“后氏族”特性，从而使家族制度完成重新构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宗族转型期的一种个案研究》是为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所作的序，认为该书是一部见解颇多、比较完整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史，是以个案说明中国家族史从中古向近古转型的局部过程。认为该书的学术性在于：阐述了苏氏的家族建设、苏氏的家庭家族教育、苏氏家族婚姻对象的转换、宗族与王权互动关系。肯定了该著文字表达的特点，就需要弥补的不足之处，也谈了看法。
以上是三篇宋以前专著的序言，下面还有四篇明清时期专著之序。《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中朝关系史专著》是韩国学者吴一焕著《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的序言，认为该书具有“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两大特点，令这部著作成为高品位的学术专著。《执着追求与严谨治学之作》是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一书的代序，肯定了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代帝王陵墓的学术专著，论述了明代皇陵、王陵的陵园制度、玄宫制度及其特征与演变，并通过纵通、横通的比较研究，首创性地提出明代皇陵制度与前代相比是创新多而继承少的见解，是一部结合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颇具学术建树的陵墓史专著。认为作者能写出这样的好书，在于他的勤奋和知识结构较为完善，以及他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和严谨的学风。
《糖史研究新方向之作》是周正庆著《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之序，文中饶有兴趣地回顾了20世纪有关糖与人们生活的故事，认为该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糖文化理念及其三层面观点的提出，对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的糖业商品生产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首次将糖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段，对糖业物流情况作了初步系统的清理。《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基础性专著》是为李庆新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专著《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所作的序，认为该书“比较完整地论述了明代海外贸易体制及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某种趋势，对明代海外贸易史提出诸多原创性见解，成为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在举出具体的创见后，也提出：“令我不能满足的是关于明代海外贸易主客体的客体那一方历史的交待。”同时认为，庆新做的是制度史的学问，“制度史是史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其相关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它，都要以它为基础，在它的上面去作深入的探讨”。
著述后记有两篇。《高兴、不安与困惑：写作心态》是《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之后记，谈到处理工作与生活关系的感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后记》记载了在陈捷先教授的倡导下，成立彭炳进教授学术讲座的情形，该书是讲座学术成果的第一辑。
为前辈学者傅安华、梁方仲所写书评，自谦为读后感。《〈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读后》一文，系应出版社之约所写，认为梁先生率先研究苏松田赋之重，是明代户口户籍史的早期考察者之一，肯定梁先生对于明代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指出梁先生研究制度不局限于制度本身，还追踪制度的实践。《易知由单的研究》洋洋八九万言，在“正史”、政书之外，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等发掘材料。赞誉梁先生求实的学风，从梁先生多次在论文的正文、附白中感谢他的友人，赞誉梁先生尊重他人劳动的学风和史德。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冯先生在赞誉梁先生求实学风的同时，批评有些学者并自我检讨：“进行微观研究，资料占有不足，得出的却是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当然这类结论也就似是而非了，或不着边际，令人不得要领。个人也常犯这个毛病。今日研读梁先生的论著，时而因发现这种毛病内心不安，更认识到科学研究法的重要，端正学风的重要。”这样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风令我感动！二是呼吁继续梁先生的研究工作，“融会明代土地制度史、赋役制度和人口史于一个整体，作有体系的说明”。《20世纪30年代史学研究的硕果》是为《傅安华史学论文集》写的读后感，认为傅先生的史学：“一是主张宏观史学，对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论刻意追求，从而留给后学丰富的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素材；二是对社会史、对历史细部（具体史事）的深入研究，对今日的研讨仍有学术参考价值，有一些篇章是后人绕不过去的成果。”
为老师所写的书评有《读来新夏师〈清人笔记随录〉的随笔》，评价该书是：信手拈来与长期丰厚积累的物化；重视序跋与解题，金针度人；信息量宏富，研究性的体现；以荦荦大者，为读者醒目；赞扬来先生锲而不舍，具有无穷的学术生命力。最后也就屈大均与清朝的关系、《永宪录》的作者萧奭，作了补充说明。
为同辈学者朋友陈捷先、阎崇年二位先生所写的书评，有《评介陈捷先著康雍乾三帝〈写真〉》，认为这三部书讲故事、解疑惑、正视听、创新体例，“是力求向读者介绍历史的真相，让康雍乾三帝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纠正了影视剧编造的剧情、虚构的故事给历史制造的混乱”。《话说〈康熙写真〉》称赞陈捷先先生“把康熙个人的禀赋、性格、理政、生活几乎全面展现出来，并且透过他的活动，将康熙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重大政治事件表现出来……岂不是康熙时代的缩影！”《融格物求真与大众普及于一炉的〈阎崇年集〉》，认为阎崇年先生的文集反映了作者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的四大特点：研究领域广泛；具有开创性；致力于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敬畏历史的态度与敬业求真的勤学精神。
评论清史研究的书评较多。《读〈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就如何写好历史传记展开讨论，认为该书所收传记的作者洞悉传主，写出其人的基本面貌；内容翔实；寓论于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的增减，文字的锤炼，引文的多少，观点的问题。《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史专著——〈清初学术思辨录〉读后》认为，陈祖武先生的《清初学术思辨录》一书，“把清初学术界状态以清晰的图案呈献给读者，令读者明了清初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的发展水平，诸家学派的产生及其斗争，清初学术的历史特点和地位”。《开启清人诗文集宝藏的一把钥匙》是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书评，赞扬柯先生为学术事业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真实性，成为学术界开启清人诗文集宝藏的一把钥匙。
评论社会史研究的书评也有三篇。《张瑞德、卢惠芬著〈中华民国史社会志·社会阶层与流动〉评介》认为该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有着较强的综合性和吸纳性；观点鲜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特征；作者的求真态度令人起敬，主要体现在史料鉴别方面。也指出该书有着值得讨论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修饰完善之处。文章还思考了若干历史和现实问题：低水平的生产力和生活，何言世界中心；变革与进化如何不是同意语；天津人应去点虚骄之心；说到南开大学的历史地位，最不能忘记的是严修和张伯苓。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成功之作》是为沈阳出版社的系列生活史丛书“生活掠影”所作序言，认为“生活掠影”广泛介绍历史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致具体；对一些作者将精力放在具体事象的说明上深表赞同；每一册都配有数十帧图像，反映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内容；告诉读者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过某些生活的，从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2007年11月16日为郭玉峰博士论文《明清以来湖南家族人口研究（1368—1949）——以婚姻行为、生育行为为中心》所作评论，肯定论文的研究方向、方法和新鲜见解，提出存在的问题，建议了修改之处。
评论诗歌、小说文学性作品的也有。《五十年的社会掠影——评介冯尔健著〈沧波掠迹五十秋〉》，讲述了冯尔健先生在20世纪的五十年中，动荡的学习研究与工作生活的沉浮，赞扬其才华出众，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
这部分的7篇短文，构成了古代的婚姻史话。《古代女子的择偶》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女子的婚姻。根据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南朝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二是在家长主持下的一定程度的自主婚姻；三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西晋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先生进而提出，从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可知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
综论之外，论述两汉南北朝婚姻的文章有4篇之多。《汉家童养皇后》指出，汉朝皇家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文中强调：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全部青年男女都起作用的，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晋武帝的择婚原则》讲述晋武帝为皇太子选妃，他看中卫瓘的女儿并否定贾充女儿的原因：“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先生认为“五可”与“五不可”，虽说是五项内容，实际上可归并为三条，就是人品的好坏，生育子嗣的能力强弱，长相俊丑。其中贯穿着一个精神，是看对方的家风，即以家风的好坏作为选择媳妇的一个条件。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不仅谈到东汉宋弘拒绝皇帝刘秀为湖阳公主提婚之事，还讲述了同时代的其他事例，以及南宋国戚夏执中以宋弘为楷模与糟糠之妻永为夫妇，认为他是“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应当获得赞扬。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谈到一些人休妻的绝情无理之状，令人同情被遗弃的妻子。男子休妻主要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
还有2篇介绍宋代婚姻的文章。《宋初的政治联姻》指出，宋太祖采用皇室子女与功臣子女联姻的办法，以制驭大臣，稳定赵宋政权。在论述了贵胄青年男女的家庭生活后，先生强调：“皇室与贵胄联姻，也是一种门第婚，即是在社会最高层次进行的，它任何时候都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北宋初年，它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巩固皇室政权的作用，关系着政局的安危，成为政治联姻。”
《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开篇说道：“在程颐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反对寡妇再嫁的同时，却有几位再婚的孀妇，生活没有受什么‘失节’的影响，相反过得还不错。”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先生特别提出：“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比起婚姻来说，古代家庭的研究较少，这部分的7篇文章反映了多个社会阶层的家庭生活。
皇家的文章3篇，《窦太后与汉景帝的家庭生活》指出，窦后如同吕后一样预政。汉代太后在家庭中地位高，实能主持家政，对皇帝的婚姻、皇太子的确立与婚配，有相当的决定权。先生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西汉太后预政出现在君主专制社会的前期，后世在汉人政权中越来越少，这同当时皇帝制度不完善是否有关？二是这一变化同女子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否是同步进行的？先生还认为“透过皇室的家庭生活，看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失为研究生活史的课题之一”。
《唐代帝王生活杂谈》讨论了帝王的排行、寿命、生育、晚景与归宿，得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如嫡长制在唐代未能完全实行；唐代20个皇帝善终的与歹死的大约相当；平均每个皇帝生有23.1个子女，其中儿子12.2人，女儿10.9人。皇帝的多子女，实因妃嫔多造成的。
《明初马皇后的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指出，马皇后帮助丈夫朱元璋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营造出家庭和睦的局面，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做出了贡献。传统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
上述汉、唐、明的文章，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帝后的生活以及同政治的关系。
古代官府要求士大夫践行儒家伦理治家，家国一体，进而治国。有3篇文章涉及这一问题，《北宋不能治家的官员》指出，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端正己身为根本，北宋就有几位官员因不能治家而遭到谴责，甚至降职。先生认为治国与理家是两种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古人把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有一定道理，不会理家的官员遭到惩处也不为冤枉。
《杨继盛的家庭生活》指出，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杨继盛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不过这种“兄友弟恭”有可能是表面现象，有学者指出，杨继盛自书《椒山年谱》手稿中，反映出杨继盛与长兄杨继昌的相处矛盾丛生，甚而发生激烈冲突。通过杨继盛笔下的兄弟相处可发现，家产的处置直接影响兄弟相处的状况，同时家庭的规模，个人的品行、教养、性情也与兄弟相处融洽与否密切相关。
《明季一位塾师的惨淡生涯》通过对王命岳一段时间生活状况的揭示，了解明末一个普通人家的艰难生活。文中对王命岳每月三斗米报酬的消费安排，可以具体入微地认识当时的生活水平。
宋明官员、士人的上述家庭生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
《古人的分家》纵论古人分家财产处理方式以及养老问题，一种方式是老人在世分家产，由家长主持。这种分法给家长也留一份养老财产，包括殡葬费也留足了。另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分家方法，是兄弟们在父亲故世后自行分家，不过要请至亲长辈来主持，或做证人。以上两种分家法，都是诸子平均分配家产。这种诸子平均继承制使财产不断分散，使小生产者增多。女儿没有资格继承娘家财产，娘家给女儿财产，是在出嫁的时候给嫁妆。寡妇对丈夫遗产的继承问题比较复杂，要区别情况处理。冯先生提示我们，古人分家问题，涉及如何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
这部分的5篇文章饶有趣味。《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谈到，齐桓公时齐国人一度爱穿紫色的衣服；楚文王熊赀喜欢戴獬冠，楚人学戴以为时髦；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汉灵帝尤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冯先生指出：“这几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服饰爱好方面上行下效，国君嗜好的，贵族首先跟着学，贵族喜爱的，他的奴仆、他的同类和官僚也爱好上了，民间也随之时兴了。”“在下的人向比自身阶层高的人学习衣着方式，首先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
《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指出，各个朝代服饰制度表明，各种身份的人都有特定的衣服及其装饰品。商人、工匠不同于贵族官僚，也不同于有功名的读书人；有的朝代中工商虽在庶人范畴内，似乎与农民相同，但多数情况下又不能服农民之服，所以就总的情形讲，有异于农民且不及农民，与士兵、奴隶、贱民等类人也不一样。商人服饰的特点主要有三条：一是只能用低质量的衣料和其它原料，二是只能是素服不能有花纹图案，三是衣服颜色必须是白色、黑色两种。总起来讲衣服质量是低的。
《晋唐间流行的发式和衣帽》认为，我国古人在服饰上求同的力量大于求异的力量，求同的审美观大于求异的审美观。衣饰求同的原因，一是长期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使人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都要统一，不许有差异，反映到服饰上就是追求一致；二是民众的认同是受社会上层的影响。
《会稽公主与刘裕纳衣》一文，讲述了刘裕青年时家境清贫，穿的是妻子臧氏做的“纳布袄”。他在东晋富贵并做了皇帝后，生活上仍然清简寡欲。刘裕怕后人不知省俭和谨慎，特意把旧的纳布衫袄交给会稽公主保存，并以往日的贫苦作为家训的资料。刘裕“纳布衫袄”的“纳布”，有两种解释，一是纳布的衫袄，二是打了补钉的衫袄，先生以为后一种理解或许是正确的，更符合刘裕当年的衣着情况。
《女扮男装的风尚》指出，记载中最早好穿男服的女子是夏桀的宠妃末喜。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作男子装扮，于是媵妾侍婢穿男人服装，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于是他又看不顺眼，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唯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唐朝前期是妇女着男装的盛行时代，唐玄宗时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女子服装男性化了。古人的传统观念，把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逾越，否则将要遭到谴责。君主专制时代，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是制驭女子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敢于女扮男装的女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抗的行动，绝不能以“服妖”视之。
上述关于服饰的文章，论述了制度尚同、生活趋异、制度与生活互动，以及服饰在传承与变异中发展等问题。
这一部分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以应电台邀请演讲所写的清代人物的通俗稿件为主，另一组则是近乎论文的学术札记。
清史学术札记有4篇，《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析疑》原题《关于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探讨了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认为把正常的工商视作本业，已构成一种传统的观念。黄宗羲作为王符的后辈，从先辈那里吸取思想养料，形成共同的本末观。黄宗羲不只是继承，他对先辈思想还进行了提炼和提高。王符区分工商中的本与末，目的在于反对其中的末，而对它们本质上是本业强调不够。黄宗羲反对工商中的末，还直截了当地讲工商“皆本”，观念明确，叙述简练，是先辈工商皆本思想的升华和准确描述。该文对于认识古代“四民”特别是工商问题，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考辨。
《清代帝王的生育》一文统计，清代皇帝共有子女146位，殇亡数是出生数的一半，其中皇女60人中竟夭亡37人，夭亡率高达61.7%。冯先生讨论了高死亡率的问题，对于皇帝未有生育以及生育率低的问题也有所探讨。这篇文章既有助于人口史研究，对于认识清朝宫廷政治也颇为有益。
《清代的救荒粥厂》原题《清代的粥厂》，具体考察的内容有：赈济类型之一是设置粥厂；开办粥厂事例；粥厂的实行办法；打粥的惨状与官贪吏蚀；粥厂的利弊得失。该文事例丰富，论述细腻。《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一文，把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归类如下：醉心撰述；优游林下；致力族务家政；坚持修身养性；不得卸肩；安排后事。
关于清代人物的通俗稿件有5篇，论述人物为顾炎武、于成龙、徐元梦、李塨、严修、梁章钜，写于2014—2015年，主要是2015年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出。《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顾炎武》介绍顾炎武刻苦掌握书本知识，不辞辛劳地从事实地、实际考察，积累了丰富知识，晚年撰著出《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名著。《死于任所的廉洁总督于成龙》一文的结尾处，提醒听众：“百姓盼望清官，颂扬清官，有时代原因，即君主专制政体需要。论及此事，需要察明。”
《三朝皇子师傅徐元梦》为演讲《清人晚年生活》的摘讲稿，说到徐元梦耄耋之年活跃于讲坛，坚持不懈地教学、书写，在古人中亦不多见。“业师郑毅生天挺教授年逾八十亦活跃于讲坛，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班教师、访问学者传道解惑，仙逝后，笔者即意欲从历史上寻觅一位有影响的同类型人物为之作传，实亦为彰显吾师也。”《终生反省的学者李塨、严修》关注李塨的两件事情：终身自责自勉不辍，劝谏友人不交权贵。严修终生写日记，满篇自省自谴的内容。严修把惰性、爱看戏与饮醉酒当作克服对象。《休致督抚梁章钜的“浪游”生活》认为：“梁章钜晚年的生活，以享乐为主，著述为辅。他在游山玩水中享受人生，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得新知识。”
研究及编书的设想收入三个。《乾嘉之际农村社会研究的设想》作于2003年，主要是依据清朝刑科题本探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农村、小城镇居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二是社会结构，特别是下层社会结构的状况；三是司法制度和行为（法律社会史）。前两方面的内容是连为一体的，第三个内容有附带性质，或许另作专题研究。此项目属于基础性研究与深入性研究的结合。其特色在于：此项目的主旨是考察社会生活基本的、具体的面貌；研讨将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有别于大而化之或概念化的研讨；基本上为他人所未进行；要关注18世纪中国历史特点以及与世界历史特点的关系。
《关于编辑〈清代人物传记索引〉的设想》，这是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之初，先生产生的设想。
《“望族家族教育丛书”编辑设想》一文，是先生对编纂一套带有研究性而且深入浅出的图书想法的记录。冯先生认为，望族依靠教育、文化的兴旺而形成与延续。这套丛书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家族、家庭重视教育的实践和精神。
本组文章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会议发言稿，如《新概念与新史料关系有待深入研讨》作于2009年，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新观念新视角取得新成果，二是全面地、高水平地利用新史料。《瑷珲的历史需要深入研讨》是在黑龙江的瑷珲历史文化论坛的讲话，首先归纳学者在论坛发表的学术观点和建设性意见，然后发表两个想法：一是清朝实行一国六种管理体制的正确性在黑龙江、在瑷珲的验证；二是真正进行地方文化建设。
二是思考性笔札。如2008年3月15日所写《历史人物评价中如何分析个人与当世、后世的关系》认为：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主要看其对当时、当世社会的作用；后世反响的社会作用，也需要适当考虑；个人应为国家做贡献，个人不是国家的附属品。2006年9月3日记载思考所得，写了《分析孝道的孝与顺》，论述有二题：区别孝与顺，认为传统社会的孝养观念应肯定，孝顺应作两分法，基本上予以否定；孝道实行的范围：家与族。《移民为什么宣称来自同一地区》是先生为江苏大丰《西团陈氏族谱》所作的序，认为：“不是同时同地来的人，就借用那些同时同地来的家族的时间和地点，也以某地为原籍，某时为迁徙时间，以便和别人一致，以免被歧视，受欺凌，这实在是为在新区生存、立足的需要。”
三是萍踪臆语。有3篇，《海外之旅拾零·交通、宾馆、餐饮篇》，谈到两点旅游的感受：“既不要否认共性观念，也不要忽视各国文化的特征和差异。”《中文在海外从罕见到常见》一文，介绍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日本公共场所所见中文及其内容，如旅游产品、餐饮食品和保健品、医疗文化教育的介绍，房地产及金融信贷业等行业广告，还介绍了中文学校的文字教育。最后对于中文常见谈了随想八则：其反映海外华人事业、生活比较全面地开展；能够常见中文的原因，经济法则是关键；消费者来路宽广，旅行者、移民及其迅速增多；当地“土人”（无论是白人或其他肤色者）商业意识强，为开辟华人市场而使用中文；新行业的兴起；为什么在华人频繁出没的某些地方罕见中文；海外华人尚需提升品位。
写于2015年冬初的《出国游的文化省思》，记载了笔者在英、法、意、瑞士、摩洛哥诸国之游的感想，对比了20世纪80年代初与2015年前后两个层次的“穷旅游”，说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当代“孝子贤孙”与亲情为题，述说海外老人的生活状况；呼吁要正确对待欧行中看到的西欧衰落的迹象。
《学习中文的趣味》是一篇为小学生所作的演讲稿，告诉小朋友中文的特点：是世界上各种语种中运用的人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通用的四种语言里的一种；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丰富的中文图书，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学习中文的用处是：中文是世界各国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必备工具；增加文化品味，丰富人生经历，学中文是掌握工具；从中国历史学习智慧和人伦法则。
《庆幸有这样好的图书馆》收入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80周年纪念集》，就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馆方的良好服务，谈了自己的感受。《一个有荣誉感的历史系所——四个月所感受的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所》一文，指出该系的办学特色：将好学生输送出去，老师们的主人翁意识，密切的师生关系。文中还比较了两岸大学生的异同。《写作与“三多”》是南京《时代学习报》2007年3月16日刊出的应约之文，与青年同学谈写作的提高要多读书，多练习，多写熟悉的事情。
此部分还收入了先生为三本杂志题的词。